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六 上） 在国外出生的外交部子女及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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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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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成立之初，开始在全国的军队系统调集干部，因为毛主席说了，所以外派到各个国家使馆、领事馆的干部大都来自军队，也有一部分翻译人员是非军队人士。

当时来自军队的干部能够有资格出任大使的人，基本上都是正军以上，兵团级的一大堆。从年龄上看，大都是40岁出头。耿飚、黄镇、姬鹏飞、王幼平、韩念龙，这些干部都才将将四十挂零。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不过是45岁。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都才35岁。参赞、一秘也就30多岁。50年代初期、中期，派驻国外的干部除了未婚的以外，都是夫妇二人同时出国工作的。

首任总理吴努接见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及使馆人员。

前座左一为中国大使姚仲明，前排两侧站立者是缅甸总理的侍卫官。

二排左二谢黎，左三宫达非，左五孟英。

三排左二肖岗。

缅甸首任总统苏瑞泰（前排左二着西装者）接见中国使馆全体外交官。站在右侧戴大壳帽的是中国武官、副武官。那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军衔制。

缅甸使馆外事活动。左一肖岗，中为大使姚仲明，右为李萍。

注意他们的着装，已经换成西装了。之前中国外交官上任时，总统、总理接见都穿中山装，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西装。我爸上任时没有西装，只做了两身中山装。以前的衣服统统不能穿了。我妈是山东农民家庭出身，一辈子没有穿过裙子，出国也不得不穿中国旗袍，开始学着在外交场合涂口红，牢记周总理的要求，女同志在外交场合化妆是外交工作的需要。

我爸所在的缅甸使馆，李萍和我爸都是37岁，宫达非33岁，谢黎28岁，肖岗还没有结婚呢。

以前军旅生活流动性大，这些干部跟着大军南征北战，夫妻聚少离多。到了使馆，和平安逸，夫妻同在，生育率极高。

我家老三、老四于1951年、1952年在缅甸使馆出生。李萍家有两个，宫达非家有两个——海燕和鸣宪。姚仲明、谢黎家都有孩子出生。

缅甸的邻国印度也差不多。袁仲贤老五在印度出生，取名袁印生。

参赞申健添了儿子，取名克印。

参赞符浩夫人焦玲生了儿子，取名符天竺。天竺国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

康矛召家1952年也生了儿子，取名康德里，直接用印度首都命名。

袁对松马引璋的大女儿袁安姑1952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弟弟袁克西1955年也在加尔各答出生。小妹妹马兰是在锡兰出生的，原来叫马兰华，取锡兰的“兰”字，“华”字代表中国，又是马兰花的谐音。一家三个孩子都是在国外出生的，这在外交部子女中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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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照片

左一为袁对松夫人马引璋

袁对松的小女儿马兰在锡兰出生后，不到一岁时的照片。旁边的是当地的保姆阿姨在照看。

袁安姑幼年照片

陈鲁直和成幼殊的小女儿陈香隶也是印度出生的。

也有年轻的外交官在国外结婚生子。印度是邻居大国，中印建交后中国在孟买开设了总领馆。据马孟玲讲述，她父母在孟买总领馆工作，在那里相识结婚，生下了她。因此，她名字中间的“孟”字是取孟买之意，“玲”的意思是生她那天总领馆放新来的电影《山间玲响马帮来》，于是取了“玲”字为名。

1959年，在中国驻孟买总领馆，印度保姆抱着马孟玲和大人们合影。中间是马孟玲的母亲陈治文，左二是黎岭（指挥家李德伦的妹妹）。

驻印度的使馆是大馆，主要下辖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领事馆。外交干部比较多。印度这个国家当时很重要，主要是西藏问题摆在那里，又是新兴的不结盟国家当中挑头的。当时西藏还没有和平解放，中央派张经武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就是从孟买这条通道赴藏的。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是所有外驻的军队干部中级别最高的——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之前任三野八兵团政委，是兵团正职。1955年，袁仲贤调回国内任外交部副部长，因为身体不好，不幸于1957年去世了。

1950年9月，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与中国大使馆人合影。前排左五为中国大使袁仲贤，左六印度总统普拉沙德，左八申健。

参赞申健，不是军队干部。申健是我党出色的地下情报工作人员，与熊向晖、陈忠经三人被周总理称为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后三杰”。这是荣誉极高的头衔。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申健离开西北后，到美国留学，能讲英语，建国初始就派到印度去给袁仲贤当副手。建国之初，建交的国家有邻居印度和缅甸，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官方上层讲英语。越南、老挝、柬埔寨讲法语。

1951年7月，印度，左起：张经武（中央代表）、袁仲贤（大使）、申健（参赞）、姚仲康（加尔各答总领事）。

外交部干部及子女见过袁仲贤的人不多。这张照片是张经武奉中央之命赴藏，走的是印度这条路。张经武到印度与袁大使及使领馆外交官合影，背景意义深刻。（照片由申健之女申明燕提供）

申健在印度任职时，受周总理指示到新加坡处理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失事的善后事宜，因为我国是从印度租借的该飞机。周总理于1955年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国民党特务在香港机场暗藏了定时炸弹。飞机从香港飞往印尼时失事。幸亏周总理临时更换了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机上十几个人全部殉难，其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一些记者，还有周总理的司机兼卫士老红军钟步云。钟步云跟随总理很多年了，不幸遇难。钟步云的女儿钟丽丽是我育英学校入学时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幼年丧父，可怜！其父为国捐躯，英雄！

建国初期，中国驻苏联使馆是驻外使馆中最大的，人数最多，级别也最高。大使王稼祥红军时期就是中央领导，遵义会议当选为党的政治局委员，“七大”的中央委员。王稼祥是新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那时新中国还没有护照，手拿毛主席的任命书就上任去了。王稼祥同时还是中共中央驻苏联的代表。一年多以后，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当驻苏大使。

王稼祥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后，要求找一个能干且俄语好的助手，亲自点将，要曾涌泉当副手，任公使衔参赞。曾涌泉也是外交部的老资格，1925年的党员，曾经多次在苏联工作，俄语极好。曾涌泉的儿子曾建实是在苏联出生的。曾涌泉1952年接替彭明治出任驻波兰大使。彭明治调回国，离开外交部回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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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照片

第二任驻波兰大使曾涌泉的儿子1952年在苏联出生，女儿1953年在波兰出生，哥哥建实，妹妹敏实。

曾涌泉徐沛如夫妇与两个孩子在使馆内外，摄于1955年。

据我了解，邵天任家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是在苏联出生的。大姐叫妞妮亚，回国后不能用，改成邵妞妞，再往后改成邵文虹。二姐邵卡佳，这个名字回国后用了很长时间，文革伊始改为邵文霞。我们都在湖南五七干校待过。弟弟阿壮从小就认识，以前的苏联名字叫斯拉瓦，回国后改名为邵小壮（邵文光）。一家子女全部在国外出生的家庭在外交部还真不多。

邵天任女儿妞尼娅（邵妞妞）、二女儿邵卡佳、儿子斯拉瓦（邵小壮）合影。一家三个子女都在国外出生，真不多。

邵天任回来后一直在条法司工作，做到条法司司长，是中国国际法律方面的顶级专家，是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的重要成员。香港回归时，邵天任虽已退下，但仍被邀请出席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

我们十号楼的邻居施谷的二女儿丹丹是在苏联出生的。姐姐施瓦瓦，名字也有强烈的苏联人的味道。

50年代是中苏两国的“蜜月期”，什么都是苏联的好，大大小小的方面都学习苏联。当时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天堂。新中国出生的孩子们很多都有时代色彩。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对苏联老大哥的敬仰和崇拜是真诚的，因为人们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新中国的明天。中学大部分外语课是俄语，英语极少。1961年，我这一拨孩子上育英小学实验班，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俄语。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就不学俄语了。

十号楼的另一家邻居胡健的女儿胡丽丽也是在莫斯科出生的（1953年），不过没有起苏联名字。

1953年，十号楼邻居胡健女儿胡丽丽在苏联与照看她的苏联保姆合影。

李汇川有个女儿也是同一时期在苏联出生的。取名时因为斯大林名字中有一“维”字，故起名李维维。李家与我家同住东交民巷一个院，但我跟他家的人不熟。

李则望的大儿子王东出生在苏联赤塔。当时中国在赤塔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李则望夫妇在总领馆任职。儿子王东1951年出生，因为是在苏联远东出生，故起名字“王东”，有远东之意。

还有黄文友的儿子黄加林，为了纪念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季托夫首次出外空，取名加林。

十号楼邻居的孩子高如东、高如宁兄妹，名字之意是高如毛泽东、高如列宁。

在苏联出生的还有新闻司副司长陈维凡的儿子陈小刚（1955年）。据陈小刚回国后同一班的发小回忆，小刚穿着料子衣服，小分头梳得溜光，整个一个外国孩子。

其实这种情况在外交部子女中并不少见。从国外回来的小孩子基本上都是穿国外买的衣服。建国初，国内还实行供给制，衣服鞋帽、吃喝拉撒都由公家提供。那时刚刚解放，又在经历抗美援朝，国家很困难。1952-1953年开始实行工资制了，与之相适应的是计划供给制。要吃饭就得有粮票，要穿衣就得用布票。

外交部驻外干部在1950-1952年实行的是工资制，工资特别高，是效仿苏联外交官的标准（以后另文讲）。那时驻外人员在国外购买的“大件儿”，主要是手表、照相机什么的，其次就是衣物和食品类的东西，还没有什么冰箱、彩电、录音机之类的洋货。

中国首批出国任职的外交官，上任时都是穿着中山装式的服装上任的，大使、参赞、翻译、随员都一样。基本上大家都是出国后置办西装、领带什么的。1950年时，北京还没有能制作像样西装的专业店铺。不仅仅是手艺的问题，主要是西装面料无法解决。只有上海这种大都市才能制作西装，面料通常是英国毛呢。

这里说说外交部当时对出国人员的规定。

刚刚建国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并不多，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近邻国家，如朝鲜、蒙古、印度、缅甸、印尼等国。非洲大陆还是列强的殖民地。1950年建交的只有十几个国家，以后陆续有其他建交国家，如丹麦、芬兰、挪威、英国等。

当时中国首批外交人员出国时，结婚的基本上都是两口子一起出国任职，还没有直接带孩子上任的。不过立住脚后，很快就有人连孩子带保姆一起接到使馆来。在使馆工作的夫妇很快就有子女出生，而且是连续出生。各个驻外使领馆都一样。

50年代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宣扬新中国新政权，让世界知道我们、了解我们，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抗美援朝开始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对新中国进行围堵、封锁、禁运，中国需要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朋友，这是大背景。

首批驻外人员大都是从军队或外地调入北京的，学习培训几个月就走马上任了。这些人在北京还没有自己的家，有小孩子的，由公家负责或交亲戚、战友抚养。

就我家来讲吧，我父母于1950年1月接到调令，要求春节后到外交部报到。我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没有住房。我父母带着孩子临时住在前门饭店。7月份离京出国时，将大哥寄托在六一幼儿园，二哥寄养在原来的山东战友家。这家刚刚调入北京。

这不是什么特例，家家都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家出国后又把子女接到身边的原因，有些人还把保姆也带来了。子女和保姆的费用都是由个人自己担负的。

徐中夫是我家的邻居，出任过驻智利、阿根廷、巴西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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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照片

全家福 前排左母亲段爱生，中为徐家孙女，前右父亲徐中夫，二排左起老三徐东曙、老二徐小东、老四徐同同，后排左起大儿媳、老大徐东明。

徐同同一岁时与母亲在巴基斯坦使馆

徐中夫段爱生夫妇在使馆门前

徐中夫与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在使馆的合影

徐中夫大使与荣毅仁合影

徐中夫在家中与来访的杨洁篪交谈

（鸣谢徐中夫之子徐同同提供照片）

他的儿子徐同同给我讲述了他家的故事：

我爸爸徐中夫是在1955年从山东奉调进京的。那时我才出生两个月。因为太小，父母决定带着我出国上任。离开山东前，经组织批准，从山东带了一个阿姨进京并出国。这个阿姨是组织上千挑万选找来的，她全家都是党员，政治上绝对可靠。

我三个哥哥因无人照顾就送到徐州我姑姑家。我姑父是31军的，打到福建被调到徐州做军事检察工作，职务不详。我爸妈到北京后不久就去了巴基斯坦使馆任职。阿姨带着我就跟着去了。

后来约莫一年左右，政策变了，不允许带孩子出国了，阿姨带着我就回来了。那时我姑父已调入总政工作了，住小西天1号。我家四兄弟就在我姑姑家寄养。三个哥哥在育才上小学，我被送到万寿寺总政幼儿园，都是寄宿制。一大家子人，九口挤在三间房子里住，好在我们兄弟周六才回来。那时我家没有房子住，父母进京是集体户口，登记是东四三条14号。直到1962年，我爸我妈回国才分配了住房，户口才从集体户转出来。

事情还没完。我家安顿下来后，阿姨失业了，就找我爸哭，要求安排工作。当初来的时候是组织上调派的，现在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成家，也不算外交部的人。我爸就找部里，要求解决，先把我孔阿姨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孔阿姨在后圆恩寺外交部招待所门前留影

（徐同同供图）

后来部里安排孔阿姨在部里电话总机班，部里有关部门还动员大家帮助她找对象，最后找了驻法国使馆的一个会计——我赵叔叔，结婚成家生了一儿一女。我爸如释重负，说你孔阿姨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不然对不起人家。有困难能自己克服就自己克服，实在不行还是得依靠组织。

孔阿姨于2022年12月去世，享年93岁。

徐同同的描述是中国第一代外交人员实际情况和想法的真实表述，极具代表性。

在东欧其他国家出生的孩子也不少。豫王坟宿舍8号楼就有好几个捷克斯洛伐克出生的。

刘耕园叶苏的两个儿子刘捷宇、刘捷西兄弟俩个。

我的同班同学金捷也是捷克出生的。他爸金君辉在国际关系研究所搞研究，后来带了个学生是现在经常在网络上讲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金灿荣。

申志伟的儿子申捷、女儿申华兄妹两个都是在捷克出生的。有个小妹妹申燕，不知道何地出生。

1959年，申志伟的儿子申捷和妹妹申华兄妹在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留影，兄妹俩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生的。

首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谭希林是军队来的老资格，黄埔五期毕业，叶挺独立团排长，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一直在军队中担任军事主官。调入外交部的军队干部大都是政工干部，一直在主力部队担任军事主官的极少。谭希林调入外交部之前，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临行前政委康生告诉他：“周总理打算调15名兵团级干部出国当大使，你好歹上过军校，比土包子强，是山东军区的光荣。”

与谭希林同时调入的彭明治、倪志亮都是军事干部，也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共产党将领。三人在外交部都干的时间不长，两三年后就回军队了。1955年军队授衔，三人都评为中将军衔。在军队工作比在外交部的待遇要高很多。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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