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国扩张的通道
楚人来自中原腹地，受周室册封。楚被分封的目的在于镇抚江汉间的蛮族。蛮族被周人及其中原封国称为南蛮。楚人不仅成功地在南蛮中生存下来，而且征服南蛮，与南蛮最终同化和融合。所以楚人对周人而言又成了南蛮的一部分，被称为荆蛮或楚蛮。在种族上，楚人是炎黄华夏部落的一个分支，但是由于与江汉间的蛮族共生，也吸收了众多的蛮族文化。这是楚文化大体上同于中原文化同时又具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可以解释楚辞的特色。很明显，楚辞也是古汉语的一部分，也提到三代的政治演变，同时又有完全不同于《诗经》的语言特色，地方性明显。
楚人在江陵强大起来后，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扩张。我们现代人比较习惯于看平面地图，但对古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扩张的通道。江汉平原在地理上是独立成域的，它的扩张通道有这样几条：
一是北进通道。由江陵出发向北，渡过汉水，可至南阳盆地。沿汉水谷地可至汉中，沿丹水谷地可至商洛。南阳盆地是楚人北进的一个枢纽，由南阳盆地东北出至方城，叶县，沿古汝水和颖水流域上溯可至伊洛河流域和新郑，威胁周室和郑、卫等国，顺流则至淮上与淮阳之地，势压陈、宋等国。北进通道是楚人扩张的主要通道。北进中原也是春秋时代楚人扩张的一个主要方向，因为中原有密集的人口，发达的经济。
二是东出通道。江汉平原的东面，大别山脉将湖北与安徽分隔开来，山间并无可以有效通行的通道，且大别山一直沿伸到长江北岸的临江地带。楚人从长江乘船可扩张至长江下游地区。这一通道在先秦时代开发的不够充分，水泽较多，人口较少，相关的据点较少，是楚人扩张的次要通道。
三是向西和向南通道。向西可溯江而上或沿长江三峡北岸向西伸展，向南则由长江过城陵矶入湘水，进而扩张至今天湖南全境。江汉平原以西以及长江南部，在先秦时代，这些地域生活着众多的蛮族，面积虽然广阔，但人口较少，经济落后。蛮族彪悍耐劳，可以为楚军提供一些战斗人员。总体上说，这相当于楚国的后院，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个地区没有新的强大力量崛起。
四是桐柏山隘口通道。江汉平原的北部通向中原一般要经过南阳盆地，因为桐柏山和大别山横亘在北部，将湖北省与河南省隔开。但在两山的交界地带，有三个重要的隘口可以通过，《左传·鲁定公四年》提到这三个隘口：大隧、直辕、冥厄，大隧在东，冥厄在西。在后世，它们由东至西分别叫做九里关、武胜关、平靖关。吴王阖庐入郢应该是从这三关通过，以奇兵突然突入楚国的本土，是战国时代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之前，楚本土所遭受的最大劫难。但山道通过能力有限，不可能是楚人扩张的主要通道。在现代，京广铁路从武胜关通过，彻底改变了江汉平原历史上的交通格局。
二、顷襄王东迁的文化意义
《左传·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很详细地记述了楚昭王逃亡以及吴人追索的情况。楚昭王避难在随，吴人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希望随人念及周室同姓之义，交出楚昭王。但随人遵守了与楚国的盟誓，使楚国生存下来，并最终得到复兴。比较一下，二百二十余年之后的公元前278年，关于顷襄王东迁的历史记载则只有片言只语。《史记·楚世家》说：“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这是战国史记录荒疏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这里不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但顷襄王东迁还是应该说一说。
首先，楚国的核心地带江陵一带受到了巨大的破坏，秦人摧毁了楚国的根基，烧毁了城市，驱逐了人口。之后，江陵一带再也没有成为过江汉平原的核心。在劫后的废墟上，秦人设置南郡。
其次，陈城即今河南的淮阳，处于淮河的支流古沙水（今已不存）河畔，春秋时代是陈国的都城。陈城处于楚夏之交的地带，是中原诸夏的边缘。但是陈地在文化上并不是边缘地带，而是中原诸夏的一个重要发展地点。陈城是太昊伏羲氏之墟。控制陈地，东北可进逼郑、卫、齐、鲁，东向可进逼宋与淮夷。控制陈地，是楚国几百年的国策，春秋时代楚国是让陈国成为自己的附庸。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辞世的那一年，楚灭陈，陈地成为楚国版图的一部分，是楚国挺进中原和淮夷的一个重要据点。在地理上，陈地与江汉平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
再次，顷襄王东迁的路线。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推测。白起从西来，顷襄王北过汉阳，经南阳（当时叫宛），出方城，转东方到陈地的可能性最大，这也是陈楚交通的传统路线。
再次，顷襄王东迁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以楚辞为代表的楚国文化原在江汉平原发展，与中原的距离较远。但楚国东迁于陈城之后，则处于中原文化的南缘，加速了楚文化的传播，并促进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楚国晚期在中国的东部又开始了一轮规模中等的扩张，楚国据有陈、苦、彭城、沛、兰陵、薛、滕、邹等地。史书所说的泗上十二诸候的大部分领地都纳入到了楚国的版图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256年，楚灭鲁，周公故国，孔子旧邦亦成为楚地。
上述所说的这些地区，苦县是《史记》记载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故里；彭城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兰陵是伟大的儒学宗师荀子最后的传道和生活之地。
《荀子》中收有他创作的几段小赋。荀子是中国历史上将那种文体叫做赋的第一人，因此他也被称为辞赋之祖。《荀子》一书对《诗经》的引述随处可见，儒宗本色之鲜明令人叹为观止，他也是战国晚期传播诗学的重要宗师，汉初以诗为教的大儒基本上都是荀门后学。但荀子也接触和接受了辞赋，受到明显的楚文化的影响，这是荆楚文化与周鲁文化在战国晚期的交汇和融和，对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产生了很不一般的影响。显然，顷襄王东迁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三、楚国最后的余响
楚怀王客死于秦，秦让其归葬于楚。我还记得，在高中时代，第一次读到关于屈原的故事的时候，对楚怀王的客死，忍不住说，不听屈原的话，活该。这是我们现代人的感受，因为楚怀王同我们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纠葛。但是在二千年前，对楚人来说，楚怀王是君父。《礼记》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但是楚人在同秦人的竞争中完全处于下风，无法伸张正义。楚人邑邑为孝，户户悲声。他们都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六国有罪，秦伐灭之，秦国有罪，谁去伐灭它呢？于是楚南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在这场合纵连横的大戏中，秦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得到了具体的实惠，但是却付出了道德的代价。《史记》说“诸侯由是不直秦。”意思是从此之后诸侯没有人认为秦国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秦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原诸夏，实行彻底的郡县制。十五年后，这个帝国土崩瓦解。在秦帝国的废墟上，认同楚国的各地楚人纷纷起来复国。“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成为现实。斩木为旗、揭竿而起，首为天下倡义的陈胜是楚人； 战巨鹿、焚咸阳、灭秦宗室的项羽是楚人；践帝祚、开创汉家四百年基业的刘邦也是楚人。
项羽主盟，在关中分封诸侯，他将楚地分成了这样几个部分，以江陵为中心的楚本土封临江王，江汉平原东部以邾（今湖北黄冈）为中心封衡山王，大别山东部的淮南地区，以六安为中心封九江王，此三王之地及其以南地区是谓南楚（我的观点，与《史记·货殖列传》小有差异）。吴越之地，乃至江苏、山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是谓东楚，而陈地、彭城、鲁地，也就是顷襄王东迁后的楚国核心区域，在东楚的西边，是谓西楚。项羽同时占有东楚和西楚，还占有紧挨着西楚的梁地。《史记·项羽本纪》说“王九郡”之地，其统治中心是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故自称西楚霸王。
历史上，所有过分的暴行都会留下报应的反作用力。当白起焚郢都、屠驱楚民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七十年后，这一幕在咸阳得到了重演。项羽尽情地宣泄了怀王客死以来楚人对秦人的仇恨。同刘邦比起来，世世楚将的项羽的楚人身份似乎更为正宗，他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楚人无可置疑的领袖。留下的反作用力是，在楚汉战争中，秦人坚定地站在刘邦一边，加速了项羽的败亡。项羽最后以鲁公礼下葬。因为他和刘邦都在义帝帐下的时候，刘邦封为沛公，他封为鲁公，都是西楚之地。楚终于结束了自己在先秦（先汉）时代的历史存在。
刘邦受楚文化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喜欢楚服，改制楚冠，喜跳楚舞，大唱楚歌。“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是楚声。汉代的时代精神是魏氏交游之风，楚人衣舞之风和秦人施政之风的三元结合。汉承秦制，是指汉中央朝廷继承了秦人中央朝廷的官制，而在文化方面，楚风则有鲜明的重要地位，楚辞、汉赋的历史承继就是一个明证。而屈原，也因为汉人对楚辞的喜爱和承继而拥有了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影响。
四、诗声与楚声
无论《诗经》还是《楚辞》，他们与音乐的结合都是十分紧密的，这与后世纯粹的文人诗歌是有所区别的。《诗经》的音乐叫做诗声，大概有重要的两类，一类是所谓雅乐，一类是所谓郑卫之音。《楚辞》呢，它的音乐就是所谓楚声，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果以今天的音乐类比，郑卫之音相当于受众广大的流行音乐，雅乐相当于受众较小的官方高雅音乐，而楚辞则相当于东北风、西北风等地方特色鲜明的音乐，实质上也是流行音乐。
诗声流行于西周和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开始衰败。由于《诗经》是儒家经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诗声也是汉代硕儒极力保护、大力弘扬的文化经典。但是这一切收效甚微。到东汉时代，《诗经》的音乐已经绝响，连最后一个音符也没有人知道了。《诗经》变成纯粹的文本，它的经学地位仍然没有改变，但它确实退出了在音乐史上的影响。
战国晚期，楚声逆袭中原大地，从江淮一直流行到燕赵。“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荆轲送行的这一曲壮歌毫无疑问是楚声，这是楚声广泛流行的重要证据。刘邦的《大风歌》也毫无疑问是楚声，在整个汉代流行。据《史记·乐书》与《汉书·礼乐志》，此歌叫三侯之章，由120个童男组成庞大的合唱团队进行演出。楚式音乐、美妙的童声和伟人的壮词结合在一起，成为汉代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混响。
我认为，《汉乐府》的音乐综合诗声、楚声以及汉代最新的音乐发展，最终形成新的音乐形式，它的歌词是一种新的诗体。所以音乐风格的变换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发生的，也是重要的文化变迁。由于音乐不像文字可以记录流传，所以后人对相关情况也就不那么明了。但在中国的诗歌史上，诗体变迁的背后也有音乐风格变迁的原因。
依照我研读古代语言背景所得到的理解，有几个名词需要说明一下，在秦汉以前，所谓“音”一般指乐器演奏的声音；所谓“声”是有伴奏的人声演唱；所谓“乐”是包含音乐伴奏、演员演唱、舞蹈、乃至于演出服装、戏剧情节的综合舞台艺术，类似于现代大型歌舞《东方红》的那种艺术形式。伴音可歌谓之诗，不歌而诵谓之赋。这里的诗就是歌词，赋则相当于现代的配乐诗朗诵。
那么，屈原的作品是伴音而歌呢，还是不歌而诵呢？我认为，《九歌》是歌诗无疑，《离骚》则可能是诵体，《楚辞》大概是歌诗与赋诵的汇编集。
儒家提倡礼乐治国，要求官方对民间音乐进行主导。六经中有《乐经》，音乐形式的变换一直受到正统儒家的重视。但是有一点应该重申，顺应历史潮流和音乐发展规律的提倡者是真儒、鸿儒，阻逆历史潮流和音乐发展规律的是迂儒、腐儒。儒家不可一概而论。
五、风雅与楚骚的纷争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连昌宫里桃应在，华萼楼前鹊定惊。但说帝心怜赤子，须知天意念苍生。圣君大信明如日，长乱何须在屡盟。”这是李清照的七律诗《上枢密韩肖胄》，在诗的序言中，李清照说“以待采诗者云”。那么，什么是采诗者呢？
在周代，歌诗不仅是一种礼乐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带有开明民主色彩的政治制度。周天子设置采诗官，采集民间的歌诗俗谣，特别是有怨刺内容的篇章，以便朝廷能够了解民间的情况，体察施政的得失。周衰之后，这一制度荒废。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以诗在中国，古来的传统，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艺术。古人对《诗经》的解释与政治理念很鲜明地结合在一起。
在汉代，儒家经学逐渐取得了在学术方面的主导地位，《诗经》是最重要的经学分支。经学家认为，《诗经》的艺术表达符合中庸之旨，即《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既有充分表达，又有明确的底线。这就是所谓风雅之正。那么，屈原的作品也有这种充分的表达吗？也有这种明确的底线吗？于是，风雅与楚骚，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争论。
班固说：“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也就是说，班固认为屈原作品不是明哲，没有风雅之正。而王逸却说：“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有风雅之正。
为此，《文心雕龙·卷五》特写“辨骚”一文，认为“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也就是说，《文心雕龙》的作者不太赞成班固的苛评，但是也修正了王逸的评价。
在现代，我们对屈原作品的评价高于古代的这些评价，屈原作品以高度的形象思维、高妙的美学特色表现了完美独立的个体人格和高洁的志向，还有爱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和战斗的精神。
六、湘累
风雅与楚骚的纷争其实也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屈原绝对是汉代人的明星，著名的贾谊曾作《吊屈原赋》，司马迁曾为屈原作传并汇入《史记》。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扬雄，他悲伤屈原的文笔，每读屈原的作品都泪流满面。他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故扬雄作《反离骚》以吊屈原，有句曰：“因江潭而往（加三点水）记兮，钦吊楚之湘累。”所以，屈原又被古人称为“湘累”，累者，非罪而死之谓也。湘累之称，见之于古人所写的许多诗词。
金元时代的元好问有一首诗叫《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人生定能几，肺肝日相仇。井蛙奚足论？裈虱良足羞。正有一朝乐，不偿百年忧。古来帝王师，或从赤松游。大笑人间世，起灭真浮沤。曾是万户封，不博一掉头。有来且当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复悠悠，大川日东流。红颜不暇惜，素发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挥杯劝浮丘。因之两黄鹄，浩荡观齐州。”其中的“长沙一湘累”说的是屈原。
著名的元曲作家白朴把元好问的这首五古改写成一首《水调歌头》词：“韩非死孤愤，虞叟坐穷愁。怀沙千古遗恨，郊岛两诗囚。堪笑井蛙裈虱，不道人生能几，肝肺自相仇。政有一朝乐，不抵百年忧。叹悠悠，江上水，自东流。红颜不暇一惜，白鬓忽盈头。我欲拂衣远行，直上崧山绝顶，把酒劝浮丘。藉此两黄鹄，浩荡看齐州。”
清代的著名诗人龚自珍有七律诗《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殒少微星。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从来不蓄湘累问”一句诗用典，屈原的作品有《天问》。
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有一首七律诗：“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妨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这首诗是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其中的湘累指屈原，灵均是屈原的名字。
七、人性对神性的解放
读《汉书·地理志》对楚地的总结性概述，有这样一句话“信巫鬼，重淫祀。”班固并没有详细论述这六个字的具体所指。但是二千年后，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诗经·周颂》和屈原的作品《楚辞·九歌》，或许我们能够明白一些东西。
同样是祭祀用的颂歌，《周颂》庄严肃穆，所祭祀的对象为祖先以及上帝，所用的词汇充满敬意，所表达的心意是希望祖先神灵的保佑，保佑人间福寿绵长，保佑子孙繁盛。对《周颂》来说，祭祀者是完全拜倒在神灵的脚下的，而且相关的神灵绝对是中性的，不会有人类两性关系方面的联想。在《论语·颜渊》篇中，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祭，所强调的是敬重之义。
如《雝》诗：“有来雝雝，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於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这样的诗就是《周颂》的风格。
但同样是祭歌的《楚辞·九歌》与此完全不同。《九歌》的祭祀对象具有明显的泛神主义特征，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等等，与《周颂》的祭祀对象明显不同。
最不同的还是祭祀的表现方式。《东皇太一》写道：“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简直就是一个歌舞大会。在最后的《礼魂》中，屈原写道：“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这是在强调不仅是一个歌舞大会，而且是一个尽情的歌舞大会，所以楚人的祭祀不是庄严肃穆的。参与祭祀者不是拜倒在神灵的脚下，而是与扮演巫鬼的美男一起娱神，做出人性而不是神性的表达。
最重要的，对《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祭祀对象的歌词，描写了他们外表状态的美丽，描写了他们与美人相恋爱的两性相吸的情节。
《湘君》中说：“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湘夫人》中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河伯》中说：“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
《山鬼》中说：“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这大概就是班固所说的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原义所在。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九歌》几乎就是人性对神性的解放。
八、衣披千秋的屈辞意象
屈原的艺术影响力巨大，许多的诗句意象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惯用意象，历二千余年而不衰。本文以下述的六个意象为例，来展示屈诗的开拓性影响。
1、木落的诗词意象
屈原在《湘夫人》一诗中写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是说“木叶”而不是“树叶”。于是“木落”或“落木”也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经典意象，出现在许多传世的名篇之中。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
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第三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是从屈原的诗句中化出。
刘长卿《江州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江上月明胡雁过，淮南木落楚山多。寄身且喜沧洲近，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
黄庭坚《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第二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笔力极壮，是从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意中再度化出。
2、江南的诗词意象
先秦时代的江南，通常指江汉平原的长江以南，与我们今天的江南概念有所差别。我们今天，湘沅流域当然是江南，但江南更多的是指江苏一带的长江以南。这是因为六朝之后，这一带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成为中国新的经济产出中心，拥有众多的人口和灿烂的文化。而在先秦时代，长江下游入海附近的江苏一带成陆较晚，水泽遍布，人口较少，开发较为困难。苏州一带的吴国旧域与北方的联系通道是向西从安徽芜湖至马鞍山之间的一段南北走向的长江流段通过，再向北到达淮河流域，越过淮河再走向中原。所以，那一带的江南那时候不叫江南，而叫江东，是在联系通道的那段长江的东面的意思。秦朝末年，项梁与项羽率领八千子弟兵从这一段长江渡江而西，争霸中原。
对中国文化来说，江南既是一个地理名词，也是一个文化名词，实现这种转化是因为屈原。《楚辞·招魂》的最后一句写道：“魂兮归来，哀江南！”从此，“江南”一词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重要词汇。屈原沉江在江南，另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故而，江南一词充满了某种忧伤。
南北朝时代的庾信作《哀江南赋》，伤悼梁朝灭亡和个人身世的曲折，而后世诗词中的江南就更多了。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有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也有江南。
欧阳修《望江南》：“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
晏几道《蝶恋花》：“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沈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
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最后一句“杏花春雨江南”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当代诗人曾峥有绝句《烟花》：“看了烟花不看灯，十年一爱信无能。仍凭旧伞圆初境，持向江南听雨声。”这里的江南是梦里的水乡，是初境的温馨。江南的意象既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它永不过时。
显然，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南一词从长江中游慢慢下移到长江下游，从地理名词逐渐变化成文化名词，又渐渐转变为情感名词。
3、南浦的诗词意象
南浦，意思是南面的水边，在古典诗词的意象中是属于送别之地，出自屈原的作品《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邻邻兮媵予。”南北朝时江淹作《别赋》有这样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于是南浦这一送别的意象又得到了强化。从此，不管你的送别是不是在“南浦”，你都有可能提到这个地方。
王勃《滕王阁诗》：“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诗里面提到南浦。
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词里面提到南浦。
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春去。最谁苦。但箭雁沈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度。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二人皆北去。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词句“谁遣风沙暗南浦”提到南浦。
4、枫的诗词意象
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它的第二句提到了“枫”的意象，但是您不要认为这仅仅是生活经验的复写，恰恰相反，这个意象有着自己伤感的来源。
《楚辞·招魂》的最后几句写道：“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里面就提到“枫”。从此，中国古典诗词中深沉一些的或是忧愁一些的或是伤感一些的境界都有“枫”的参与。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郎士元《送李敖湖南书记》：“怜君才与阮家同，掌记能资亚相雄。入楚岂忘看泪竹，泊舟应自爱江枫。诚知客梦烟波里，肯厌猿鸣夜雨中。莫信衡湘书不到，年年秋雁过巴东。”
杜甫《秋兴》：“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刘禹锡七律：“分忧馀刃又从公，白羽胡床啸咏中。彩笔谕戎矜倚马，华堂留客看惊鸿。渚宫油幕方高步，澧浦甘棠有几丛。若问骚人何处所，门临寒水落江枫。”
陆游《秋兴》：“流光冉冉迫崦嵫，常抱秋风宋玉悲。才尽已无枫落句，身存又见雁来时。自怜闭户庞眉叟，初对还家大耳儿。一盏青灯照寒影，不妨细举别来诗。”
5、毅魄的诗词意象
李清照的《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几乎妇孺皆知，诗句与现代汉语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鬼雄”一词是有出处的，出自屈原的作品《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你不从这个出处出发也可以理解这首绝句，但是如果从这个出处出发，可能相关的理解更有历史的厚度。看屈原的辞章，不仅“鬼雄”一词成为重要的意象，“毅魄”一词也是如此。
金代邓千江《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命，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明代夏完淳《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任何国家都要有承担武备职责的人，屈原的这首颂歌引起了二千余年的共鸣。
6、白日的诗词意象
屈原在作品《九章·思美人》中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又说“命则处幽吾将罢兮，愿及白日之未暮也。”这里的“白日”又成为后世惯用的一个重要的诗词意象。
古典诗词的许多意象都是带颜色的，比如“黄云”，比如“红尘”，比如“青琐”，比如“绿鬓”等等，但“日”为什么是“白”的呢？楚人管蓝天上的烈日就叫做白日吗？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这个问题也许不好回答，但是“白日”逐渐成了诗人的习语。
王粲《登楼赋》：“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
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韩愈《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子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相去不容步，险如碍山丘。清谈可以饱，梦想接无由。男女喧左右，饥啼但啾啾。非怀北归兴，何用胜羁愁？云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暂开霁，过是吾无求。”
出自《楚辞》的意象还有很多，香草、美人、仙游，这些都是。但我们难以一一列举了。古典诗词什么最难，自作语最难。看起来并不神秘的语言也许是有故事的，而屈原是这个故事的绝对的源头。至于屈原自己，他是自作语还是另有所本，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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