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专栏|灾难社会学分析:《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

1995 年7 月中旬,一场高温热浪袭击了芝加哥。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7 月14 日至20 日) ,有700 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芝加哥一度成为“死亡城市”(the city of death) 。下面是芝加哥居民惊心动魄生死经历的几个镜头: 玛格丽特·奥蒂茨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星期五,她开着自己福特大客车带着十个孩子去一个有着空调的电影院。看完电影后奥蒂茨带着孩子们回到幼儿园。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孩子们很快就午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回到她的福特车准备去接其他孩子。当她打开车门时才发现,有两个男孩被遗忘在车上,他们已经死于高温。(Klinenberg , 2002 :6)

星期六,停尸房的222个床位已经全部占满,但仍有数百具尸体无处安放。刚刚运来的尸体散放在办公室的各处,许多尸体已经做了死亡诊断,但因为找不到亲属而无人认领。当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自愿提供他的冷藏车队来暂时存放尸体。星期五第一批红黄相间长达48 英尺的车辆到达,它们很快就装满了;但仍然有许多尸体没有地方安置。周末又调来了更多的车辆,最后共有9辆大冷藏车。这些车辆停放在停尸房的车场,被警车、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车、殡车、私人车所簇拥着。这些情景出现在电视画面和报纸图片上,传遍了世界。(Klinenberg ,2002 :8 - 9)

以上两个片断摘自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 Eric Klinenberg)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之作《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注1）在医学上,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常常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分析。而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书中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切,社会学的审视目光,学术的严谨思路,扣人心弦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对芝加哥热浪这样一个重大灾难事件,社会学可以提供怎样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系列有关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我们从组织学角度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这两个问题是我写这篇书评的着眼点。

一

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有好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克兰纳伯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出发。在芝加哥的热浪事件中,为什么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 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差别巨大? 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联想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著作《自杀论》。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应该从社会群体层次进行研究解释这一社会学基本思路。围绕着这些问题, 《热浪》对这一灾难的多方原因从不同层次——从个人的生活环境、都市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市政府,直至公共领域中新闻媒介机构——进行了逐步分析。

这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共有5 章。第一章以“在孤独中死亡”这一观察开始,从受难者个人层次的生活环境入手讨论。在热浪中死亡的人们大多是老人。他们年迈体弱,难以承受自然灾难的肆虐,这仿佛是人们易于接受的常识性事实。但是,克兰纳伯格追问:为什么这些老人会在孤独中死亡而无人过问? 为什么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寻找更为凉爽的空间,或者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 为什么许多人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中仍然门窗紧闭,甚至严封重锁,以致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运用社会学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人口的变化。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独身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第二、文化的演变。由于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恐惧的文化悄然滋生,使得人们趋于闭门自守。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私生活的价值概念在老人中尤为盛行,更加剧了这种孤立独处的趋势。第三、在贫穷、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共场所消失,从而剥夺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特别是没有子女的男性老人,更易于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

在克兰纳伯格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孤独无奈的老人,没有社会资本、没有社区、没有社会关系,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回自己惟一所有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例如,一位老人在访谈中告诉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自己的公寓6 次,其中3 次是因为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时节组织的关怀老人的活动(第51 页) 。当一个社会如此抛弃老人时,我们也可以质问这个社会是否也抛弃了人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过着如此的孤独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经历了如此的暴力和衰落,也不是所有的社区在热浪中都经历了同样的高死亡率。在第二章,作者从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以解剖分析。他首先用统计资料说明,在芝加哥的不同地区,热浪中的死亡率与种族构成、年龄构成、社区兴衰以及犯罪率有着明显关系。随后,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两个地域邻近但种族不同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在热浪中,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一个以拉美种族为主的社区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黑人社区的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5 倍,而拉美族社区的死亡率仅有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的一半左右。为什么这两个社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 有人从这两个种族的不同文化来解释,认为拉美族文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从而得到更多的亲情支持;有人从两个种族对高温适应的身体素质来解释,认为拉美族人以前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对高温气候比其他种族更有适应能力。

克兰纳伯格认为这些解释都经不起推敲: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 %) 高于黑人社区(24%) ;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不是导致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芝加哥城市自50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过程,导致这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原本扮演了加强社会关系的重要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当地老人的关怀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的重要渊源。与此相比,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从书中的照片我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繁忙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有着极大权力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为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包括独居老人)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袭击灾难中得到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助。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分别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过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准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市政紧急事件反应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任在第一线发回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第133 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决策。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调集周边地区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间。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措施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 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却更不利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

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他对当时以戴利(Daley) 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他这样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现在的市政府并不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ity) 。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认政府决策的失误。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重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逐盈利,在热浪灾难过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当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助这一城市重新思考反省这一事件。但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收集好时已经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经理们认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愿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过程。

二

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推诿责任,为了维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应对措施严重失误的反省还可以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度。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进组织设计的可能性。

各种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种紧急事件,这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例如,关于1986 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甚至歪曲,等等。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改进。但是,时隔17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2003 年失事的调查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组织失败原因。有关美国911 事件、2004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注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这些因素时,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现这些导致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过程?

我以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反映了科层制正式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这些矛盾,那么组织设计上的改进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防患于未然。我的基本命题是,正式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这种常态运行的状态在本质上无法(也不可能) 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科层制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等级结构。在“理想模式”中,组织内部由上至下有着明确的上下级职责管理,在同一层次上,各个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责。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是充分利用分工所产生的效率。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由于关注的对象事务单一化,管理人员的技能也可以相应地专业化,效率化。例如,芝加哥市把高温救助的责任放在消防部门,即是这样一种组织安排。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正式组织常常采取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使各个部门之间或部门与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给予下属部门更大的处理问题的权限,使它们更好地适应当地情况。在克兰纳伯格笔下的芝加哥市社区管理上,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市政府将公共机构权限下放,给各个社区及其公共管理机构更大的灵活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管理上,这种分权自理的结构可以针对当地的情形进行有效的处理。

与此相应,随着分工的专业化,正式组织中的日常工作大多在规章制度的轨道上运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式组织的结构可以说正是将行政事务处理加以规章制度化的程序。而稳定的组织规章制度进一步保证了组织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在常态状况下的关联和合作。

分工精细、松散联接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化一方面促使不同部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况;而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结构特点同时导致了信息的部门化,利益的部门化,组织行为的程序化,增加了部门间在非常态状况下协调的困难,使这类组织难以适应与常态状况不同的突发事件。换言之,一个组织越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条件的同时,它就越难以适应突发的事件。

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所产生的习惯和期待也是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组织反应能力。组织学家魏克对一次火灾应对措施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Weick ,2001 :100 - 124) 。1949 年的夏天,美国Mann Gulch 森林地区发生火灾,在救火过程中,当大火向16 个消防队员袭来时,当时的领队、一位经验丰富的消防队员道奇“向其他的消防队员呼喊让他们扔掉工具。随后更使大家吃惊的是,他在他们面前点燃火,然后命令大家在燃过的地方趴下。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都向山梁上跑去。道奇伏在自己燃烧后的灰烬中生存下来,另外两个人跑过山梁得以生存,而其他13 人没有来得及跑过去就被大火吞噬”(Weick ,2001 :101) 。这个事件恰恰反映了组织常态运作与紧急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

当这些消防队员空投在火灾地区时,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次习以为常的小规模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组织的常态,在正常程序的规范中行事。但是,当火势后来的发展超出原来的预想,突然出现紧急状态时,常态基础上的组织便发生了危机。常态状况下的组织结构和规范随之解体,团体内部的“意义系统”崩溃。例如,当领队道奇命令大家“扔掉工具”时,队员们都惊讶了。如果没有了救火工具,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的“身份”(identity) 是什么呢? 而当道奇在他们逃命的通道上燃火时,他们更是对领队本身产生了怀疑。所以,当副队长招呼大家向山梁撤退时,大家放弃了道奇的权威地位,不听从他的指挥,导致了巨大的灾难。魏克指出,突发事件使得建筑在常态运行状态上的“意义系统”瘫痪,使得组织成员之间难以沟通协调,导致组织失败。

简言之,我们不应该期待正式组织同时拥有常态状况下的效率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芝加哥热浪中政府的诸多失误反映了为常态运行而设计的正式组织结构难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根本矛盾。如果提高应对紧急状态的能力是组织设计的目标,那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从组织设计上,需要考虑如何在突发事件出现时从常态到紧急状况的转化机制,例如如何将原来的常态机制暂停,如何启动紧急运行机制,以及建立预警系统、多重决策程序等等一系列课题。这都有待于组织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探索。

三

我是在一个个静谧的深冬清晨陆续读完《热浪》的。拂晓前的书房窗外还是一片夜色,只有远处几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室内柔和的灯光投在书房一角,安静平和;而我的心却紧紧地系在热浪期间的芝加哥:那些惊心动魄的死亡事件、至今无人认领的遗物、囚房般的生活环境、孤独无助的老人封门闭窗艰难喘息,一幕幕情形令人窒息。

与许多自然灾难一样,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当时占据了电视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介的头版头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后,针对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的应对表现,官方或非官方的调查和各种社会群体的评价也纷纷出笼。官方调查的结论是:“这次热浪是一些关键的自然因素罕见地聚合在一起所导致的气象事件”(第16 页) ,这些死亡事件反映了“人类在自然肆虐下的脆弱”(第15 页) 。简言之,这是一场自然灾害,超越了公共机构力所能及的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注意力移向新的事件,这个热浪灾难也渐渐地被抛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了。

我们应该感谢作者克兰纳伯格,1995 年他只有24 岁,刚刚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生长在芝加哥,对这个城市中发生的热浪事件有着执着的关切,所以把这个事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当时有关这一事件的事态发展和有关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应对行为的大量新闻报道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研究过程中,他历时16个月在芝加哥实地收集资料,使用多方资料对芝加哥热浪的情形进行阐述分析。为此,他参与了社会福利机构帮助老人的活动,与老人交往做朋友,从而近距离观察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他走访警察局、电视台、社会福利组织收集有关资料,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人士访谈;为了了解社会生态环境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他选择了两个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在其中居住了6 个月,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进行了连续的参与观察。

当然,有力的分析还须建筑在有力的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基础之上。克兰纳伯格说：“来到伯克利后,我就开始询问怎样使用社会学研究的工具——田野调查、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图表和统计手段——来分析说明自然、人文和政治诸方面的都市现象是怎样集中体现在芝加哥1995 年夏天这一事件上的。不久,我确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其他调查研究所没有回答的有关芝加哥热浪事件的困惑。自此,我开始了这项历时5 年的研究项目。”(第13 页)

从该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正是社会学的训练使作者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路观点和严谨的分析解释。例如,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分层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角度是对社会群体层次上的差异的关注和分析。这一思路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克兰纳伯格从性别、种族、阶层、社区等一系列群体特征着眼分析了人们在热浪中的不同遭遇,从社会学的角度发掘这些群体差异背后的社会分层机制。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生态学对他的影响。这一理论角度帮助克兰纳伯格对社会群体与所在社会环境特别是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体现在他对两个社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帮助作者收集、把握和应用各种实证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克兰纳伯格运用了大量数据来说明或验证他的观点。从死亡人口的年龄性别分类,到“孤独生活”的人口在全国和芝加哥市的状况,到犯罪率、不同社区的人口分类,等等,加上各种图表、照片,可谓林林总总、丰富翔实。当然,为了书中叙述的流畅和相应的读者群,这些资料大多是以直观、非技术性的方式呈现的,与学术论文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在研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定性资料(如访谈、观察) 。

值得一提的是,量化的方法和指标本身为这一事件的分析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在热浪的初始阶段,医务工作者对“中暑”死亡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方法,而政府官员为了淡化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力图缩小中暑死亡的数字。在这种情形下, 首席医务检查官多诺霍(Donoghue) 顶住政治压力,提出了“中暑死亡”的诊断标准,为准确地统计死亡原因和数目,检测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提供了基础(第24 - 32页) 。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计量手段的应用,才使得芝加哥热浪事件成为一个可供分析研究的“社会事实”。

一个好的学术作品的产生,也得益于一个好的学术生态环境。《热浪》一书的社会学分析得益于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的成果积累。这一点我们在作者旁征博引的行文中不难看出。例如,作者有关老人“孤独”生活方式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学在这一领域中的已有研究成果之上。另外,社会学中有关性别、种族、人口结构、家庭构成、犯罪学、社区发展等诸多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分层、社会资本等一系列分析工具也为这本书中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项研究中还引用了联邦政府统计资料、当地社区的研究资料、社会服务机构的资料、当地警察机构的犯罪统计资料,等等。这些机构接纳了作者的访谈、参与观察。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如果没有各个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开放与合作,很难想象这本书会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分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始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写作,历时数年。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灵活的研究环境和研究生训练项目的支持,使得作者可以从事耐心的长时间的深入观察,这项研究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深度和力度。

作为社会学的学者,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社会学的研究与其他学科有什么不同之处? 克兰纳伯格在这本书里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我们看到社会学着眼在群体层次上分析社会中资源分配机制、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文化环境对不同群体差异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社会学发展起了收集与分析系统资料的研究方法和统计手段。而且,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相互竞争、共同生存,为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克兰纳伯格的研究得益于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社会分层、社区研究、性别研究、老年学、犯罪学,等等;他的研究汲取了芝加哥学派、批判理论等不同理论思路;另外,他的研究工作使用了量化分析、深入访谈、档案研究、参与观察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正是社会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的宽阔舞台使得作者有了充分发挥学术能力的天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社区在研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热浪》出版后,公共卫生界、公共政策界、社会学界、公共舆论界有着诸多评论,大多是褒奖之词。但是也有一些书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为尖锐的批评来自社会学界的同行。例如,在《当代社会学》(美国社会学会的书评杂志) 讨论该书的专栏中,米切尔·丹尼尔(Mitchell Duneier) 对这本书从研究方法到统计数字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Mcleod ,2004 ;Duneier ,2004 ;Klinenbeog ,2004) 。作为这一领域的外行,我不能对争论双方孰是孰非有一个肯定的评论。但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学术批评的氛围使得学者在理论思辩和实证研究中不敢有所懈怠,推动着研究活动向更为严谨更为深入的方向走下去。

《热浪》的研究工作使得我们没有轻易地遗忘芝加哥热浪中的遇难者。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他们的不幸遭遇帮助人们认识、改进与发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也希望这本书对推动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特别是关于突发事件的组织应对机制的研究和反思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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