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德：印顺佛学与大乘是佛说——惠山会议之回应

 台湾学者林建德教授（图片来源：资料图）

编者按：印顺法师是现代最著名的僧人学者，著述浩繁影响深远，在两岸佛教学术界、思想界堪称泰斗，共尊为导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为福建佛学院系统学习印顺导师《妙云集》结集成果《妙云法雨沐人间》作序时强调，要更有力地推动人间佛教及印顺导师佛学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弘扬，以“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菩萨精神服务当代社会人群，用文字般若启发闻思修慧，证悟人生实相,自利利他，护持正法。

2016年秋冬之际，凤凰佛教观察家栏目陆续发表了周贵华教授《深度解读：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的特质》、蒋劲松教授“一场延续了60年的争论：太虚大师评议《印度之佛教》”等文章，文章对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解读。佛教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林建德教授曾受邀出席《第二届佛教义学研讨会暨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为更好的推动印顺佛学思想研究，凤凰佛教特别刊发台湾学者林建德教授的回应文章，全文如下：

去年（2016）十月底本人参加江苏无锡惠山寺为期两天的佛教义学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印顺法师佛学思想研讨”；我是极少数“躬逢其盛”而与主办单位持相对立场的学者，不少人问起我这次的会议，在此简短表示一些看法如下。

推动印顺思想深入探讨？

该研讨会“邀请函＂表示：印顺法师是现代最著名的僧人学者，著述浩繁影响深远，在两岸佛教学术界、思想界堪称泰斗，共尊为导师；在印顺法师诞生110周年的纪念年，为了推动其思想的深入探讨，以及现代佛教义学研究的全面开展，所以举办此研讨会。

虽然邀请函写得很中性乃至含蓄，仅说“推动对印顺法师思想的深入探讨”，但其实来者不善，而是为质疑、批判乃至于否定印老思想。

如论文中几乎一面倒不友善的批评，“反思”已成“反对”，会外有人以“批斗大会”说之，此虽言重，但多少有几分感觉。如表面上虽推崇印老是“导师”，但亦暗指他是“邪师”，乃大乘佛法的“失道者”、“弃道者”，甚至以“狮子虫”形容之；“俗化”、“矮化”、“异化”等评语也时而可见。

然而，绝大多数论文写得很粗糙，看不到深刻的思想批评，也未必真正了解印老思想所在，犯了严重的“稻草人谬误”（strawman fallacy）。意即，印老实际上所说，以及批评者所理解的，有相当的落差，这若是无意可视为误解或不了解，若是恶意则为曲解了。

事实上，对印老思想的“反思”是我们所乐见的，这也意味着他思想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存在；但我们乐于看到批判，却不能接受粗糙的批判。很遗憾的，这次的会议不能看到公允、深入的“反思”，而却尽是草率、随性居多。

“佛法本位＂vs“信徒本位＂

这次在无锡举办的印顺思想论坛，乃是由“佛教义学会”发起；其佛教义学主张“佛教本位”的研究，有别于现今学界之“学术本位”，而与之互别苗头。这样的立意自是良好，但在我看来，他们所谓的“佛教本位”，或可说是“信仰本位”，甚至是“信徒本位”，当是“学术本位”另一极端。

现今学术研究不少结论，乃是虔诚佛弟子所难以接受的，动辄判某一部经为“伪经”，或者声称“大乘非佛说”、“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等，这在虔信者的心灵里，有相当大的杀伤力，难以接受自身的信仰传统，确如他们所判定的那样，试图以另一种研究进路，另一种史观来反扑，于是有佛教义学研究之呼声。

然而，他们所谓的“佛教本位”，如何和“信仰本位”、“信徒本位”作区分，看不到进一步说明，或只是同一立场的不同表达而已。

我认为，真正的“佛教（或佛法）本位”、“义学本位”乃是印顺导师所持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场，在他的著作中，兼可看到学术性和信仰性；一来他以理性、中立、超然的探究方式，对佛教历史和思想进行客观研究，二来他接纳乃至肯定所有信仰传统的价值，认为当以同情的理解来看待信仰，重视各种经论和法门在利益众生的实效性。

换言之，印顺法师不因信仰而失去学术的“求真”精神，也不因学术而否定信仰的“神圣”关怀；学术性和信仰性不偏一边，兼而有之，是我认为印顺思想最大特色（之一），而多数的学者或信众往往顾此而失彼。

如此，即便学术方法研究所得，迥异于传统信仰的认知，但印顺法师仍承认该信仰的重要意义，不轻易抹煞，甚至大力推扬之；如此“综贯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才代表着大乘佛法的开阔格局，既不像一般学者激进的破坏信仰，也不像一般信徒保守的故步自封。只不过，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中道立场，在学者看来过于信仰，在信徒看来过于学术，两边人马都未必接受，这次的佛教义学会可说属于后者。

总之，三种佛学探究立场──“学术／学究本位”、“信仰／信徒本位”和“佛法／佛教本位”，印顺法师属于第三者；“真金不怕火炼”，我相信这样的立场经得起千锤百炼，可以历久弥新、弥坚。

“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说”vs“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

会议发起人中国社科院周贵华先生在他的著述、发言中，屡屡表示印顺法师所持是“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既然是温和版，相对于此则有激烈、激进或极端版的“大乘非佛说”。

但是这样的定位大有问题，毕竟印老从未主张任何形式的“大乘非佛说”，反而斩钉截铁表示“大乘是佛说”，并在著作中再三强调。如此强说老人家主张“大乘非佛说”，即便是一种“温和版”，仍是相当错谬的，如此的曲解可说是“稻草人谬误”实例之一。

相对于把“大乘非佛说”分为激烈版和温和版，而把印老归为“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之主张者，我倒是认为有信仰版或理性版两种不同的“大乘是佛说”，印老明显支持的是“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说”，而这样的“大乘是佛说”，和传统“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说”之理解方式大异其趣。

如此，印顺法师绝非倡议“温和版的大乘非佛说”，却是提出“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说”；而如果认为“大乘是佛说”只能采信仰观点来理解，径行认为印老否定“大乘是佛说”，贴上“大乘非佛说”的标签，实在是不厚道的。

总之，既然印顺法师明确表示“大乘是佛说”，就不应该硬以“大乘非佛说”扣帽；这次的“批印”义学研讨会，我即明确表达此一立场。这阵子网上传来相关的响应和讨论，可知余波荡漾，不少教界、学界人士难以接受，其一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当的责难和评断。

何谓“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说”？

印顺法师认为大乘佛法兴起的推动力，是“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这样的怀念是通过情感的，如此就有想象的成分，而且离佛陀的时代越远，想象也越多；换言之，大乘佛法一定比例是经由理想投射而成的信仰产物。

然而这样的观点是周贵华等人所碍难接受的，认为印顺法师仅着重于“人”的“世俗浅智”来推想大乘佛法的成因，包括他的“人间佛教”之强调“人”，都是“俗智”的显示，减损了大乘佛法中的神圣性、超越性；相对的，他们坚持大乘佛法、大乘佛典乃是佛所亲说，不接受学术进路上的理解可能。

相关问题早在十多年前，昭慧法师等人已作过回应（如《方法学上的恶劣示范——评如石法师〈大乘起源与开展之心理动力〉》），这里仅就“理性版”的大乘是佛说简短表达看法。 

印老探讨“大乘佛法”兴起，主要是指“大乘佛法信仰”的兴起，谈的是“信仰”之发展源流，此固然可以从信仰观点来解释，但亦可从学术立场来考究，然两者的理解路径自是大不相同。

“大乘佛法信仰”一定程度带有想象成份，未必等同于虚构，却依旧是世谛流布下因缘所生而成。而印顺法师认定大乘佛法兴起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可知他并不完全从史料遗迹来论述或推断大乘起源，而是就一原理、原则总括而论；即大乘兴起与佛弟子的信仰心理密切相关，致使佛法从理性、实证的义理与修行风格，进展到重感性、重玄想的倾向，不断扩大崇仰面向，包括景仰佛陀智慧圆满（智增上）及崇敬佛陀悲济众生的伟大（悲增上），进而推动大乘佛教的开展。

如此，印老以“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来说明大乘兴起的主要动力，此观点可说是更高一层次的推断，乃是哲学或宗教哲学之后设（meta）观照，而教界、学界似忽略此一向度，印顺导师却强调这面向的重要。

事实上，非但大乘佛法是佛弟子（在情感上）对佛陀的永恒怀念而发展出来，诸多宗教的形成亦然；例如闽南地区妈祖信仰兴起之动力，也可说是群众对林默娘永恒的追思、怀念，一样涉及到人性复杂心理面向的运作。

此外，儒家孔孟、道家老庄，也从哲学思想走向宗教信仰，而有儒教、道教的产生。包括耶稣原是一历史人物，但他在世时的伟大事迹，逝世后引起世人无限思慕，亦透过怀念生起种种想象（乃至于渲染），集体建构成一特定宗教信仰。

然而，原始佛法以“灭苦”为核心关怀，“苦”是一种确切的身心体验，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或想象；既要超越痛苦，即要回归身心（五蕴）观照，这和（他力）宗教未必有直接关系。但进入到大乘佛法，可说是走向“宗教化”的运动，此时不再只是“自力”，到了后期大乘更强调“他力”，可知（大乘）佛教和多数宗教发展历程是很接近的。

如此，大乘佛法兴起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虽然有违虔信者的信仰直觉，但却是理智上站得住脚的一个宣称。

“信仰版的大乘是佛说”之困局

印顺导师虽是佛教僧人，但他试着跳脱信仰者的主观立场，以学术的手法进行理性分析和客观考察，认为“佛法”发展至“大乘佛法”信仰，乃在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也因为这样的“永恒怀念”，印老认为“大乘佛法”（之信仰）带有理想化、神化等特性。

但是，就信仰者而言，“大乘佛法”自是佛口亲说的，不容许任何讨论，不只可信仰之，也必须信仰之，然以信仰观点解释“大乘佛法”的信仰，不免有循环论证（circular argument）之限制。

例如问说：“大乘佛法”的信仰为什么是可信的？某人回答说：因为是佛陀所说之法；倘若续问：为什么佛陀所说之法就是可信的呢？某人续答言：因为“大乘佛法”的信仰说佛说的都是可信的。──可知犯了循环论证或乞求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之失，仍是信仰者的自说自话，难以经得起客观严正检视。

如此，以信仰者的观点来解释信仰，即陷入自圆其说或自说自话的困局，难以说服信仰圈以外的人。相对的，作一名理性的宗教徒，从情感的盲信走出，不在信仰的环圈中自我陶醉、乃至于麻醉，此会是佛陀所鼓励的。

所以相对于信仰者从信仰观点解释自身信仰，流于独断、本位主义，印老就一个信仰形成的心理过程来如实解释之，更容易让“圈外人”信服，毕竟他所说的是宗教信仰的共通特质，乃是一普遍的心理反应。

如前所述，妈祖信仰之形成，乃林默娘逝世后历代子孙对她的“永恒怀念”。同样的，中国儒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之兴起，某种角度亦可言是对孔子、耶稣、穆罕默德等之“永恒怀念”。

在印顺导师看来，“佛法”（或所谓“原始／初期佛教”）虽也是宗教，但情感层面较为淡薄，反而理智的实践多过于信仰、想象；相对的，发展至“大乘佛法”，愈是到后期愈是以情感、感性之信行为主调，除强调菩萨的慈悲行愿，也深化了宗教意识，展现在净土思想、佛身观（佛的形象）、不可思议的功德、神秘护佑和加持力等面向上。

可知一“宗教”的诞生，背后都有一定的情感作用，把历史上真实人物给“神格化”；这不独是某一特定宗教如此，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共性、通性，所以印老以“永恒怀念”来说明“大乘佛法”信仰之展开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若以“信徒本位”理解事实暨史实问题，最后只能自己说服自己，仅是一种“自我催眠”，难以经得起外界的考验与挑战。

佛教重视理性

佛教中宝贵的质素，可说都是人类理性可思维理解的，例如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三学、八正道、四无量心、六度等核心教法。可知佛陀并不刻意标榜玄虚之理，也不诉诸神秘感应，而重其平实平常的特质，迥然不同于其它宗教之强调灵异神迹，乃至以威胁、恫吓作为“入信”的手法。

佛法重视人类理性的运作，不会视为仅是世俗浅智。如在龙树著作中，诸如《中论》、《回诤论》、《七十空性论》、《广破论》等，都具有深刻的论证、论议风格，可透过分析去掌握道理；其它佛教思想家亦复如此。

就像龙树《中论》卷4〈观四谛品24〉中著名的“二谛偈”，诸佛说法度众所依有真、俗二谛两种，如果不能区分这两层道理的不同，就难以在甚深佛法中领略真实法义；最后龙树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可知若不重视世间能知能见的道理，合乎常识常理的认知，则不能得到第一义谛，意即俗谛是真谛的“必要条件”，或可说俗谛是工具（means），而真谛是目的（end），没有俗谛则真谛亦到达不了，更侈谈涅槃的实现。这也相应于般若经教之“不坏假名而说法性”、“不坏假名而说实义”、“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等意义。

如此，理性的析辨、思择，犹如世俗谛道理的通达。若不重视人类理智的功能及其所成之共识，甚至轻视、轻忽之，仅视为凡夫俗智，已然违反《般若经》及龙树强调二谛暨世俗谛的本意。在佛法修证中，亦是以“闻思”作基础的，确立好修行的知见，才能迈向正确的修证道路，此强调“闻思”工夫，亦可说是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肯定和重视，这可说是印顺佛学的特色。

然而，着重世俗谛不意味仅停留世俗谛，而是有更高远、超拔的关切（即解脱或成佛）。如此，我们当保持一种“中道”、不即不离的态度，一方面不能不重视、尊重理性，但也不能太偏靠、迷信理性；如果单依一边都易于划地自限，甚至陷于顽固的意识型态当中。

尽信经不如无经

“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果类似精神应用到佛教中，或可说“尽信经不如无经”，即佛陀未必认为一切经都必须无条件完全接受，不容任何质疑。

对于知识乃至智能的取得，佛教分有现量、比量和圣言量（又称至教量）三种，其中又以现量为优先，比量次之，圣言量又次之。

这样的顺序说明佛教重经验及理智的特性，而非以信仰为唯一准据。相对于多数宗教都强调经的绝对权威（如《圣经》等），佛教未必奉经典为唯一权威，如佛陀对婆罗门教传统的反动，其一在于否定“吠陀天启”（《吠陀经》）的崇高性、神圣性。

现量实证最为重要、也是最可靠的智识进路，其次是比量的类推，再来是圣言量的权威，此似如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的优先级，实修暨亲自体验始终摆在第一顺位。而经典所述，若未经行者现观实相，仍是文字概念层次，存在一定的限制，或只能视为是工具而不能作为目的。

一如《葛拉玛经》的“十事勿着”──不可因为传说、传统、众所相信、经典、推测、常识、模拟、偏好、机率、老师等所说，就信以为真。可知佛陀未必要人不加怀疑、全盘相信经典所说，除非是亲身经验（现量），否则仍要有一定的保留。

这也相应于般若经教（如《金刚经》）之“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等，以及龙树菩萨《中论》之“诸法不可得”、“佛亦无所说”等意涵，避免制式而独断的去执着一部经、一个说法便是如此，且只能如此；而要知道不同经典乃因应众生不同根性之施设，既有究竟的真实教，亦有权巧的方便法。

如此，把著名的“犹希佛两难”（Euthyphro dilemma）转思为“佛法所说的真理，是因为佛说才为真？还是因为其本身为真，佛才说呢？”或者，换个方式问，佛法所说的真理是佛教内部的真理，只限于佛教徒的理解与实践？还是佛陀说出宇宙的真理，具必然性和普遍性（“法尔如是”），一切佛教徒、非佛教徒当要理解和实践？其间涉及佛法主要是信仰（或情感）的真理抑或是理性的真理之分辨抉择。

信仰虔诚固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理智思择的过程，信仰易成了顽固的偏见、成见，不只无法面对根本性问题，当然也谈不上解决，最多只是转移注意力或饮鸩止渴而已；反之，信仰的本身也是要超越的，在般若经教中即反复传达了这样的讯息。

总之，佛陀要人在不疑处有疑（当然也要信所当信），而以此来思考大乘经是否为佛说，将有更宽阔的视域，意即大乘经不一定是要佛亲说，一样也可以是佛法（作者注释：如龙树菩萨所言，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自口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说、五者化人说。）

悲愿为判准

“法无定法”是佛门常用词汇，在大乘般若经教中即反对佛陀形象之制式认定，以破除众生之惯性执着。然而，大乘佛法又屡屡强调“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说法”，如此多元的佛教信仰产生似不可避免。在法无定法、应机得度的原则下，可知“法法平等”，都是利益众生的方便，而无高下对错之分，也因此不应批判、排挤不同型态的佛教发展。

相对的，我们当着眼于悲济众生的观点来衡量法义，不管禅宗、净土、密宗、南传佛教、人间佛教等，甚至不管是不是佛教或其它宗教，只要能利乐有情，裨益于安身立命或拔除世间苦难，指引人走向光明、宁静和喜乐，都值得我们的尊重乃至于支持，不应以个人信仰、思想的出入，而轻视（乃至敌视）异于己者。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人的佛教观念暨义理上的诠释，但仍要敬重他们的正面贡献。而如果只因“判教”之不同，佛教史认知以及法义诠解的差异，动辄以“相似佛教”说之，乃至斥为谤佛、谤法，破坏佛教、狮子虫等，已然是仰天吐唾还堕己面。

一如印顺导师之于太虚大师，他们的佛教思想明显不同，甚至形成对立、打起笔战来，但如果问说印老一生中最推崇的老师，除太虚外不做第二人想。同样的，在印老著述中，不管是禅宗的虚云老和尚，还是净土宗的印光大师等，凡是悲心殷切、献身佛教，有着深远佛教理想的祖师大德，他皆是高度肯定、敬仰，即便彼此思想大有差别（注释1）。然而，令人遗憾的，在这次“批印”的研讨会中却看不到这样的格局心量。

总之，法义抉择其次，道心、人格和愿力才是优先，这是印顺导师面对历代祖师惯有的立场与态度；毕竟大乘菩萨道重于精神上的传承，而未必是思想上的认同，反而在思想上主张包容异己、尊重多元。因此，佛学见解固然重要，但道心和悲愿更可以被看重，凡对佛教、对众生有开创性贡献，即便法门不同、思想互异，都值得我们的高度礼敬；也愿以此与“佛教义学会”僧信大德共勉！

注释1：对于近代中国佛教的高僧大德，印老曾表达他的推崇和尊敬，除太虚大师外，禅宗虚云老和尚、净宗印光大师等，印老在著作中数度表示了他内心的感佩。如虚云老和尚舍报之际，他写有《怀念长老‧想起佛教》（收在《华雨香云》，赞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在《佛在人间》一书也表示，印光大师是老实念佛的净宗大德，为无数的信众所崇敬，他之所以能发挥广大的教化力量，在于他不但切实履践，而又有对儒学及佛教的深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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