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校准你?》读后
(本文转自:太虚之光)
反理性的神棍思想,等于开历史的倒车,相对于现代社会,就像张督军后脑勺上的辫子给人的观感。《拿什么校准你?》是对最近一篇网文《校准人间佛教、重建中国佛学——写在王雷泉教授玉佛禅寺讲座之后》的感触,让人想到“中正”制度的出现到被取代的历史。
中国古代有三大选官制度,一是两汉的“察举制”,一是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另一个是夹在二者之间的“九品中正制”,从魏文帝开始实行。
前任察举制,贯穿两汉三、四百年,肯定非常好用过。但到东汉末,终于被门阀士族给玩坏了,他们左右乡闾舆论,导致腐败丛生,和想参政的知识分子矛盾尖锐。曹丕想缓解矛盾,九品中正制就这样诞生了。
新制度主要有三条:一、设置中正:此制度的关键环节。中正即中正官,负责对某一地区人物品评的官员。二、品第人物:中正从家世、行状(品行才能)等方面对本州郡的士人给予品评;三、定品:确定士人的品级。
刚开始,家世、品德、才能等并重,真能选拔人才。逐渐地,选拔标准变为仅重门第出身。也就是所谓的“中正”不中正了,如何还能客观品评士人?即便有品评的形式,也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品评结果。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后果,如左思所揭露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最终,到隋代为科举制所替。
从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初期发挥积极作用,及其逐渐变质,终为科举制所替的过程可知:同一制度,因执行人的品质和存心,会出现利国利民和祸国殃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此前的察举制、之后的科举制,莫不皆然。正应了佛门里那句:“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说正法,正法亦邪。”不是法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不妨把目光投向欧洲。十六世纪,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贸易,必须打破封建制下的地域界限。而当资本主义出现弊端时,欧洲人会不会站出来说,应该用封建主义来校准资本主义?不会!疫苗制服了病毒,当疫苗不好用的时候,会不会有医务人员站出来说,应该用病毒来校准疫苗?不会!当九品中正制出现问题时,会不会有哪个皇帝或宰相站出来说,应该用察举制校准九品中正制?不会!
事实是,校准的九品中正制的,是科举制;校准资本主义的,是社会主义。
同理,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和印顺导师“悲天悯人,有着强烈的时代关怀和使命感,和同时代以天下为已任的有识之士一样,在中华民族危难蹇剥时期,欲借佛教探求拯救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探求佛教真理,适应时机,求治人心,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促进佛教的转型”之历史背景下,通过对社会、人群的观察,对传统佛教审慎地反思和校准,得出的新成果:
“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而且契合佛法真理,是对时代处境强有力的回应,不仅对台湾佛教界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与大陆佛教界积极提倡、政府积极支持人间佛教的实践相呼应和相印证。”
在全球的背景下,在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国佛教要出一条怎样的路,才能更好地为人心的净化、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印顺法师留下来的洋洋七百余万言的著述,是现代佛教思想的一座丰碑,其人间佛教思想是中国现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座标,是发展当代佛教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参照,是指引进一步思考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的一盏明灯(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在印顺导师舍利回归迎奉法会上致辞》)。
最后,借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要是‘和’。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如果只要求同,不能容异,只会一步步重返“仇必仇到底”的道路。”奉劝那些名为反思,实则批斗谩骂者:“‘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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