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命工作却依旧无法脱贫：日本穷忙族的今天，是否会是我们的明天?
山川网：在经济圈中，一直都有一个逢“8”水逆的说法。今年是2018年，整体经济的压力大家有目共睹，股市不振，楼市不振，实体经济不振，企业信心不振。往前倒推十年到2008年，是众所周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外贸企业同样饱受摧残，但是后来因为上层大手笔的刺激经济手段，用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十年大幅上涨为代价，为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杀出一条血路。
1998年呢？首先是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是外界的大背景。其次，就是中国内部为了应对危机，进行了国有体制改革，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下岗工人数量阶段性剧增。1988年，可能距离多数80后、90后而言，有点遥远了，当时中国经济同样发生了比较大的问题——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通货膨胀形势严峻。
再往前推到1978年，这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今天谈到1978年时，更多是骄傲和自豪。但事实上，当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百废待兴。改革，从来都是在迫不得已中进行的。
回顾这过往四十年中国经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人始终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体验过经济危机的实质磨练。每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来临，都有国家层面出面进行强干预或阻碍，使得危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普通中国百姓的生活。
这样的好处不言而喻，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过往四十年长期保持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提升。但凡事均有利弊，从未经历过经济挫折的中国人，不能像几经经济危机的成熟发达国家国民那样，辩证冷静看待经济形势。对于未来经济盲目乐观，投机炒作心态浓厚，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最大潜在隐患。
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日本有关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后，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状态下，底层百姓的生活实录——日本NHK在2006年推出的纪录片《穷忙族》。
穷忙族来自英文单词“working poor”，原指那些薪水不多，整日奔波劳动，却始终无法摆脱贫穷的人。但是随着逐渐壮大的“穷忙一族”队伍，主要界定为每周工时低于平均工时的三分之二、收入低于全体平均60%者。这个定义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为了填补空虚生活，而不得不连续消费，之后继续投入忙碌的工作中，而在消费过后最终又重返空虚的“穷忙”。
本片以微观的社会底层个体命运为基础关怀，揭示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NP、GDP都位居世界前列的日本繁华盛景下的另一面，也为观众提供了一扇更为全面、直观、形象地观察日本社会现实的窗口。
日本的经济，在二战之后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战后经济恢复阶段（1945-1955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55-1972年）、经济低速增长阶段（1973-1990年）。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自广场协议签订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即“失落十年”。此后，日本经济由于种种原因，继续延续颓势，延续成为“失落二十年”。
从高速增长到长期停滞，日本的发展经历为那些雄心勃勃致力于经济起飞的新兴国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为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
2018年，来自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闻报道保持高频状态，美国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诉求，使人不得不将其与三十年前的广场协议事件联系起来。
以上，我们花费如此大篇幅介绍当前的中国经济背景。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日本两国历史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更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们在介绍解读这不纪录片时，日本底层社会的现状。他们不是和我们毫无关系，而是和我们只有一线之隔。
当然，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山川网而言，我们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主要是以国家经济危机后的“区域经济”问题，窥一斑而观全豹。
行政区划方面，和中国采取省、地（市）、县、乡（镇）四级行政区划不同。日本的行政区划制度，随明治政府于1871年实施的废藩置县政策而建立，一般分为都、道、府、县（广域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市、町、村（基础地方公共团体）两级。
简单来说，日本的“县”，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省”；日本的“町”，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镇”。其余的市、村，两国基本是差不太多的。
日本的分县地方区划（北海道、东北地方、关东地方、中部地方、近畿地方、中国地方、 四国地方、九州地方、冲绳）。对应的其实是中国的大区规划（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西南）。
毫无疑问，日本整体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自然就是东京都所在的关东地方和大阪府、京都府所在的近畿地方。两地分布拥有东京湾和大阪湾两大湾区，地理条件优越。
对于非专业人士的话，能够简单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对于下文中会出现的日本行政区划名称，可以更好地进行理解。
地域社会的崩溃
在纪录片《穷忙族》第一集“日本社会的贫困阶层中”，秋田县被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秋田县，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部。东邻南北走向的奥羽山脉、岩手县，南接山形县和宫城县，北靠青森县，西邻日本海，拥有日本最深的湖泊田泽湖，有水量丰富的河川和平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地势东高西低，是日本不多见的多雪地区；人口稀少，几乎没有工业，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稻米种植非常发达。
秋田县地处日本东京正北面450公里，与中国北京几乎同纬度。从宜居角度看，该地区温度整体偏低，并不是最适宜人类生活和进行商业行为的最佳地点。
从秋田县继续往北，就到了日本的“东北”北海道地区。按照GDP总量来看 ，日本的北海道作为“省一级”行政单位，其体量可以排在日本同级别行政区的中游位置，并不算最差。
在纪录片中，使用了“地域社会的崩溃”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当地所处的实际境况。大量破败的房屋，早已没有了人居住。部分村庄，甚至已经出现了全村空无一人的极端情况。
而按照片方的统计，单是秋田一县，这样的村庄就超过一百个。大量原本在当地从事农业经营的居民，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同样生活得十分艰难。
日益增多的荒村、无人村，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国土面积约为日本25倍的中国，显然村落的减少速度，要远超日本。
关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到底消失了多少村落，各方数据不一。有人认为平均每天减少80个，也有人认为平均每天减少近100个。
有媒体统计：近十年有近90万个中国村落消失，从2000年的360万个村落到现只剩不到200万个。几乎每天都有100个村落正在消失。
但不同于日本的是，2000年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6.22%，而日本当年已经高达78.68%。到了2015年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上升至56.1%，日本则达到了91.38%。
也就是说，在十五年间，日本的城镇化率提高了12.7%，中国的城镇化率则提高了19.88%。但是考虑到中日两国的人口基量差距悬殊（日本1亿+，中国13亿+）。所以在这十五年间，中国有2~3亿人进城，而日本则大致有1千余万人进城。
所以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看，大量村级最低行政区划级别的消失的同时，是高级别行政区划（市一级）人口和资源的加速聚集。这样的“地域社会的崩溃”，事实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区域经济的坍塌
上文中的“地域社会的崩溃”，更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口的流失；紧接着，纪录片中则继续延伸出“区域经济的坍塌”，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口大幅流失之后，区域经济的大幅衰退。
片中，镜头记录了曾经热闹的四十家餐饮店鳞次栉比的商业街，如今一斤个沦落到只剩下十一家。按照比例来看，几乎可以算作是“十去其七八”，早已是无力回天。
那么这些离开了乡村、县城的商家们，去了哪里呢？纪录片中也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秋田市和东京都。对标到中国，就是去了省会城市和首都。
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呢？因为继续留在乡村、县城里，已经没有消费者来支撑他们的正常运营了。按照片中提供的数据，一位在当地经营了近五十年的裁缝店老板，每年的净利润已经低于了2万元（单位为人民币，纪录片拍摄时间的日本人均年平均收入水平10万+）。
不同于中国所处的发展中国家阶段，日本早已于二十年前就进入发达国家状态。同样的2万元人民币，在中日两国的购买力是截然不同的。片中同样显示了，裁缝店老板吃饭时选择价格最低的一罐纳豆（一种低廉的豆制品），都要7元人民币。而同期中国最廉价的咸菜，只需要不到1元。
上文中我们讲到了日本的城镇化率，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且不说当下日本超越90%的惊人城镇化水平。即使我们倒退十年、二十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处于70%~80%阶段时，片中纪录的日本也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为什么日本，没有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呢？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对生活环境自然化倾向的追求、大城市工业向外寻找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
按理说，当城镇化进行到较高阶段，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会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日本在城镇化率达到70%~80%时，非但没有出现逆城市化进程，反而乡镇、村落的经济进一步衰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逆城市化本身，在城镇化率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确会发生。但是其发生形式，却并不如一些人理解的那样。以中国为例，当上海的城镇化率达到80%、90%时，一定会有相应的人口，进行逆城市化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并不是从上海直接逆回遥远的东北农村，而是就近逆回相邻的江苏昆山、浙江嘉兴等地。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很早就已经在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广深逆向周边佛山、东莞、中山、珠海的人流。
相比日本，中国区域经济的最大优势，其实同样还是在于人口。以上文中我们提到的日本一级行政区秋田县为例，虽然在行政级别上与中国省份相同（1982年8月，秋田县曾与甘肃省建立友好省县关系）。但是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上，都远无法与中国相比。
秋田县面积1.16万平立公里，这只与中国面积较大的城市相似（成都1.19万平方公里、青岛1.1万平方公里、天津1.1万平方公里）；而人口方面，更是只有100万左右。这样的人口体量，只能是五线城市甚至中国县城的规模。
经济是消费的产物，进而是人的产物。所以中国的超级城市人口体量，是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也就是说，未来2000万人口门槛高的一线城市，1000万人口门槛的二线城市，其汇聚的资源和财富也是要远胜于日本的“大城市”的。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未来中国偏远地区的县城、乡镇、农村的破败程度，一定会比纪录片中日本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断被压榨的工作时间
所谓的“穷忙族”的概念，其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现在还年轻，所以你工作很拼命，收入暂时还不高，你就是穷忙族。而是当整个社会经济形势衰退，无论你个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贫困现实的困境。
这个概念，其实和汉字中的“贫穷”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这两个汉字我们经常联合使用，但是两个字的意思是并不相同的。所谓的“贫”，指的是收入低，生活困难，与“富”对应。而所谓的“穷”，有“尽”的意思，不仅指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很贫瘠，还有已经到了极致，无力回天。
所以如果我们纵观中日两国的“穷忙族”，其实就会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穷忙族其实更多是“贫”的状态，也就是由于刚参加工作不久，收入暂时还处于较低的一个阶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收入还存在不断提升的乐观期许。
而在日本的穷忙族，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基本上是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因为经济形势恶化，所以被原来的长期雇佣企业辞退。为了生计，只能寻找临时工获得收入。但是由于一份临时工收入过低，无法保证生活，进而再寻找第二、第三、第四份临时工作。
这是你就会发现，工作占用的生命时间越来越长，从八小时变成十二小时，再变成十六小时，甚至更多。但是与此同时的，却是时间的单价越来越低，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能够获得的收入，也是越来越低。从投入产出比来看，无疑是非常不划算的。
纪录片中，再次出现的一个案例，是生活在北海道的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曾经被录用为乡临时职员，前年开始成为了临时工。因为乡上把烹饪工作，委托给了民营企业。再到后来，邱小姐在镇医院为住院病人做饭菜。
事实上，在镇医院食堂工作的，还远不止邱小姐一人，还有她的妹妹。按照片方的介绍称，两人每人每月有几千块的收入。而按照当时日本的物价，两人想要维持现状，能够租的起房子住而不露宿街头，两人就必须保持同时工作，否则就将入不敷出。
“涨工资根本不可能，只有再去找工作（新的临时工）”、“可是在当地，实在想不出有比这里工资更高的工作”，这是邱小姐对于自己当下生活的无奈认知。
事实上，片中的邱小姐并非不够努力。为了提升收入，她还自学考取了烹饪相关证书。但是这一纸证书，只为她的时薪增加了不到1块钱人民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她也向往生活在札幌城里，从事白领工作的同学。但是了解到在札幌城市生活的成本之后，邱小姐同样感觉到无力承担。
在从事烹饪工作之前，邱小姐本身有很好的绘画天赋，为企业设计的会徽（LOGO）还曾在比赛中获奖。原本是打算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平面设计，并且到城市里从事相关工作的邱小姐，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最终也只能宣告放弃。
其实片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片方并没有深入解析的。就是邱小姐所处的这个镇，经济萧条情况同样非常严重，和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区域经济坍塌区，并无不同。
这也就意味着，伴随着镇上人口的不断流失和减少，医院的病人数量也会越来越少，未来镇医院存在的价值也就会不复存在。换而言之，邱小姐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同样是在未来很快将再次失业的衰败岗位。
毋庸置疑，邱小姐的情况，就是典型的“穷”的状态。她不仅是当下收入无力提升，而且即使是当下的低收入，未来也同样必然不能保证长期获取。更糟糕的，显然还在后面。
经济增速全面放缓之后
在纪录片中，对于为什么日本会存在“穷忙族”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自平成七年（1995年）至平成十七年（2005年）十年中，日本的非正规雇佣（合同工、临时工）比例大幅提升。客观背景众所周知，由于整体国家经济的不景气，企业的营收逐年下滑，只能通过缩减人力成本的方式，将原本的长期雇佣关系，纷纷转变成为短期零工方式。
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日本底层的穷忙族，往往每天需要打2~3份零工，每天工作16小时甚至更多，但是依旧无法获得成为“普通”家庭的经济水平。
片中，一位生活在农村的二十多年的年轻日本姑娘，表示“身在乡村，去职安所（职业介绍单位）也没工作介绍”，并且发出了“（企业）只肯雇佣我做零工，难道我们是一次性用品吗”这样的悲惨呐喊。
当话题聊到这里时，我们不得不老生常谈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就是当下的中国，我们就以电商为例，由于相对还算比较充足的内需条件，在阿里之外还能产生京东，在京东之外还能产生拼多多。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可以长期保持对未来经济乐观发展高枕无忧的理由。
一方面，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让中国经济总体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的位置，未来增速逐渐下降是这必然。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诸多的问题，都会一件件爆发出来，需要我们为曾经埋下的诸多隐患进行买单。
另一方面，永远别忘了支撑了所谓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奇迹”的根本，是在于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口红利”。但是这个红利，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节节攀升和老龄化，同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中国，我们既看到大量的外资制造业已经大批转移向了东南亚等人口红利正盛的国家；同时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也已经远不如当年。而技术强国，目前也远没有到来，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我们拥有的数量也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感到长期雇佣制的方式无法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时，一方面企业业务外包范围会越来越大（事实上，业务外包的互联网平台近几年发展迅速程度超出你想象）；一方面企业社保、税务监管全面从严后，也更会倾向于通过零工的方式更有效降低用工成本。
这一情况，在低线城市会愈演愈烈。对于职场人本身而言，如果做不到一定体量的储蓄或主动收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被动收入傍身，那么随着经济形势的严峻，一旦失去工作，纪录片中日本穷忙族的今天，便极易成为我们的明天。
在纪录片中，“三十岁”同样是个非常高频的关键词。很多的案例主角，在二十多岁时尚且可以找到多个临时工作；但是一旦超过了三十岁，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也会骤减。
更为令人忧虑的，是许多的穷忙族对自己下一代的忧虑。由于自身的经济压力，导致他们可以用于下一代教育的资金捉襟见肘。能否支撑到孩子顺利大学毕业，是很多穷忙族最为担心的事情。
相比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中国的公立大学学费成本，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依旧还有很多的中国学生，无法进入高校就读。这对于十年之后、二十年后，大学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中国市场环境而言，无疑将是面临巨大被淘汰风险的隐患。
1、一周工作超过54小时，但是看不到前途
2、一年内未曾加薪
3、三年内未曾升职
4、薪水很低，到月底总是很艰难
5、积蓄少，无力置产
6、工资不低，但花钱很大手笔
7、收入不低，但内心没有安全感
以上七项，如果你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就要警惕自己与"穷忙族"很接近了！
注：《穷忙族》纪录片完整版，可于优酷视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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