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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新加坡的危机意识和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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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邓小平开启了一次对亚洲的全方位访问。这一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这一系列的访问成为邓小平准确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确定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重要参照。
这一年的11月，邓小平刚刚访问新加坡。这个小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美国学者傅高义的叙述，李光耀告诉他，邓小平惊叹于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意识到这一定是中国的体制出了问题。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今天，在曾是孤岛的这个城市国家，每两三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李光耀与他的新加坡既是传奇，也难以复制。
如何了解新加坡的成功？而我们必须回归历史，在历史的俯瞰之下，了解更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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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缘格局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一个马来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着约三四百人，以捕鱼、采野果、当海盗为生。人们告诉莱佛士：“没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和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
▲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了新加坡
对于在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英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赋重要。
▲新加坡周边地理地形图
▲南洋诸岛地缘结构图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块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东临中国海，与加里曼丹岛遥望，是东南亚的心脏地带。
从海路上，马六甲海峡是贯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桥梁。
▲世界主要航道及关键卡口
从陆上看，新加坡通过1056米的大桥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亚洲公路陆路交通的南端门户，经过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可直达西亚，并与欧洲的公路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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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区位
史丹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新加坡最重要角色是马来亚的海外贸易出口通道。20世纪上半期，国际市场对橡胶、锡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马来亚在1900年的锡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919年橡胶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
二战结束后，西方殖民者的殖民体系迅速崩塌，那些摆脱了桎梏的国家，如新加坡，必须得独自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
英国人曾经认为：“新加坡迟早必须与马来亚合并，除非我们准备看到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处于东南亚战略核心区的海外中国。”作为东南亚唯一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怀疑为“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集结地。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是“马来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他感慨：“对国家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邻居。他们离得很近，你邻居的树篱长高侵害你花园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树的树枝遮住了你的草地，这样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于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要看我们被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功，他们把它解释为是对他们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种威胁。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所以从诞生之日起，新加坡就有着很强的危机感，也正是这种小国寡民资源贫乏的形态，造成了新加坡以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形态。
3
新加坡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强国之路的？
1959年,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李光耀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两国合并，但蜜月期不到两年，双方就产生巨大分歧。1965年8月，正当新加坡面临与马来西亚联邦决裂的边缘时，李光耀在一次有关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的电视采访中，穿着白色衬衣，不断用手帕擦拭眼泪。
▲1965年，马来西亚国会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李光耀记者会上流下泪水。
“一直以来,我始终相信新加坡能并入马来西亚联邦,结合这两片领土,让两边的人民在地理上、经济上、血缘上相连接,”李光耀在采访中泣不成声,几度哽咽中断讲话,最后用一句“可以暂停拍摄吗?”结束了这段历史性的镜头。
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42岁的李光耀开始独立承担起治国重任。
李光耀的独立宣言只有90个字，颇具悲壮色彩：“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
从这一刻开始，新加坡就开始了自己的建国图存之路！
▲1965年，新加坡河全景
1965年独立时，李光耀和他的人民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却又蕴藏无限机遇的时代。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剑拔弩张，持续100多年的转口贸易模式无以为继，200多万新加坡人恍若处于孤岛之中，遭遇最直接的饭碗危机。新加坡就像一颗失去躯体的心脏，空留有英国人的遗产：在整个亚洲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及最重要的自由港原则。
李光耀清晰地认识到，新加坡的生存方式必须改变，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将国家重新嵌入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中——新加坡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生产平台，而跨国公司把这种平台的作用延伸为一个强大的地区生产和销售的指挥中心，一种新的国家经济模式就此诞生。
新加坡搭上了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世界贸易年增长8%～10％的高速列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称李光耀为狐狸型政治家——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着的世界。
新加坡作家兼社会批评家林宝音这样说李光耀：“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林宝音的描述并不讨喜，但或接近李光耀作为新加坡舵手的现实需求。新加坡必须以最快速度吸纳外国资本，全球化经济瞬息万变，且不论“冷战”中的东南亚如何波谲云诡——所有这一切挑战，都需要迅速的判断，果断的行动。对于李光耀而言，所谓威权政治，基于对效率和稳定的渴求。
也正是在威权政治之下，李光耀开始了自己充满实用主义的新加坡之路。
4
寻找生存之路
最早发现新加坡的莱佛士为这座小岛订立了一个发展原则：“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视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
李光耀从未想过把这扇门关上。早在1962年，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色列在敌视环境中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直接同欧美进行贸易。
李光耀也准备这样做，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么去做贸易呢？
1961年，新加坡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开拓沼泽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业区。
▲裕廊工业区
最初，政府从低端制造业入手，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后来吸引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来设厂。但这些尝试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败了：新加坡的国内市场太小，根本没有办法使国内企业有效地成长起来。
裕廊工业区空空一片。1986年秋天，李光耀又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参与欧洲和国际经济重建，为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144家，占70%以上。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李光耀回忆。
当时，欧洲和日本是跨国资本的主要东道国。尽管亚洲市场极为诱人，但东南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水平普遍较差，而且正好位于“冷战”争夺的核心区域，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极不稳定。
▲裕廊工业区
李光耀为新加坡指明了历史角色：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一个生产平台。为此，他“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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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新加坡
李光耀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计划，要让新加坡迅速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数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为了生存，新加坡倾力将自己打造成了花园城市。
政府的殷勤令前来考察的企业大吃一惊。惠普在建厂谈判期间，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但大厦内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板体利特来访的时候，为免让贵客爬六层楼梯，为经济发展，不惜从相邻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最终惠普成功入驻。惠普的决定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
李光耀回忆：“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跨国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的高速列车。70年代，《时代》周刊等美国最著名的媒体都开始讨论新加坡，热切赞扬它的辉煌成就。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电动机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
▲新加坡金融中心。2015年，新加坡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海事工业主要靠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继在新加坡设厂从事造船事业。炼油工业得益于壳牌、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的投资。
70年代，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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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踩对了节点
从1965年独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加坡经济跨越了数个节点。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改造了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结构。70年代末，新加坡出现劳动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着手经济调整，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出口产品升级，集中发展电子、电脑、精密仪器加工、机械、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的未来在于我们的脑子，而不仅在于我们的手。”
1985年，新加坡经历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增长下降到了1.7%。情况来得出人意料，这年3月，政府官员还预测能有5%的增长。政府迅速分析问题出现的内部原因：新加坡营业成本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高启，削弱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随即采纳经济委员会开出的药方，实行弹性工资计划等措施，很快扭转了局面。
▲70年代，新加坡开始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也是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
这次经济低迷还让李光耀认识到过度依赖部分出口工业的弊端，他将经济发展重点转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技能发展空运、通信、物流、航运和货运设备等服务业，由此带动了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
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惊叹。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经验：“1965到1981年的这十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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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国家的未来
媒体形容新加坡是保姆国家，实际是对李光耀巨细靡遗治国作风的讽刺。大到经济建设，小到个人卫生习惯和婚嫁生育问题，到处都有李光耀的意志和身影。
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李光耀政府发起了大大小小200多个公共教育活动，教育公民应该有优雅行为，他的做法是先教育和规劝人民，待到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之后，就通过立法惩罚叛逆的少数人。
▲新加坡政府用“惩罚教育”来规范国民的行为。大街上的警告牌旁边，都标有罚款的价码。如上图：禁止公众场合吸烟，违者罚款1000新元；禁止公共场合饮食，违者罚款500新元；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违者罚款5000新元；禁止携带榴莲。
2011年，一场李光耀与南洋理工大学学生的对话会中，他询问一位女博士的年龄、是否有男朋友等状况，又劝她不要浪费时间，应该早日结婚生子，因为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
在作家李慧敏看来，这一幕其实很能代表李光耀一代政府的做派：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人，文化水平都还不够高，非常依赖从英国学成归来的精英领导人。“政府很厉害，凡事交给政府就行了。”这是李惠敏从小被灌输的观念。
就像一篇英文课文，叫作《爸爸无所不知》（Father Knows Best），听了爸爸话的孩子幸免了一场海难，没听话的则葬身海上。李光耀不就好像课文中神人父亲的形象吗？
而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司新加坡，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成功的。但是在缺少了强人李光耀的今天，新加坡还能像以往一样，在世界众多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吗？新加坡的过往严重依赖于李氏的危机意识和和治国能力，而在未来，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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