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为零”？《欢乐颂》里的婚恋观过时一百年

最近，热播剧《欢乐颂》第二部开播。“五美”里的安迪在剧中遇到了点麻烦，她被亲生父亲魏国强的太太误以为是“小三”而纠缠不休：先是结结实实被打了一巴掌，又被拉去做DNA鉴定，最后还险些丧命……而魏太种种失控行为的根源，就在于魏国强要和她离婚。

剧中对魏太的评价是：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为零”，她们只会到处找小三、找假想敌，谁惹到谁倒霉。

在当今社会，女人离婚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虽然如魏太一般疯狂失常的不多见，但剧中人的评价还是流露出了对离婚女性浓浓的歧视，让人觉得仿佛活在旧社会。

《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人们总以为古人几乎是不离婚的。其实，事实远非如此。

一．无离婚权

中国古代离婚的核心精神，是崇尚男子的专权离婚。依这一精神的要求，男子有离婚的权利，女性则无离婚的自由。《仪礼》载：“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即丈夫可以离婚再娶，而妻子则要“从一而终”，亡夫为寡者应当守节，不应再嫁他人。

倘若女性离开丈夫，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不仅为社会所不齿，而且为律令严格禁止。

例如明清律令就规定：若妻背夫在逃去者，杖八十；擅改嫁者，杖一百。

从古人对离婚一事的说法上，也可看出女性离婚权的缺位。

春秋时期，称离婚为“绝婚”“决”“决绝”，三国时期仍然沿用。后来，“出妻”成为主要的离婚说法。

出妻，又称七出，即弃妻的七种理由，今人称之为单意离婚。《大戴礼记·本命》中详细记述了出妻的七种情况，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根据七出，妻子在家中只能逆来顺受，任凭欺凌，稍有差错，即有被出的危险。

唐宋之际称离婚为“休离”“休妻”，元代称为“休弃”“休妻”。明清以来，“休妻”二字逐渐成为民间代之离婚的通用语言。

二．随意“被离婚”

春秋战国时期，从诸侯到百姓，离婚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没有礼法和社会舆论的约束，男性往往因为一些小事就随意出妻离婚。

一代儒学宗室孟子，一日入内室，看到妻子在卧室休息时裸睡，气愤不已，打算出妻离婚，后经母亲劝阻才作罢。

《诗经·卫风》中说，卫宣公时期，淫风大行，男女交往也不避嫌，竞相私奔。等到女子年龄稍长不再漂亮，就被男方随意抛弃。

《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卫国人嫁女儿时，常常告诫女儿要攒私房钱，因为当时结婚后又离婚是常事，所以要时时为自己做好“被出”的打算。赵太后把女儿嫁到了燕国，祭祀的时候总是祈祷，求神灵保佑女儿千万不要被送回赵国。

为了对离婚泛滥的现象稍加遏制，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管子·小匡篇》中记载，士大夫离婚三次以上，要被驱逐出境。

两汉及魏晋时期，人们对离婚之事也没有太多的顾忌。《后汉书》中记载，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丧夫，光武帝想把姐姐嫁与宋弘，就招来宋弘试探：俗话说人显贵了要换朋友，有钱了要换老婆，如今你富贵均有，是不是该考虑考虑把黄脸婆换成美娇娘呀？尽管最后宋弘以“糟糠之妻不下堂”为由坚决拒绝了，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男子稍微富贵就随意出妻的现象已成风气。

三．畏离婚、耻离婚

到了唐朝，离婚之事虽然仍很常见，甚至有公主三嫁、四嫁，但是人们对待离婚一事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时期，曾写下传世名作《黄鹤楼》的崔颢娶妻就看漂亮与否，稍不如意就出妻另娶，先后换了三四个老婆。时人对他这种行径很不屑，认为这样做太缺德了。可见唐朝人已经开始认为离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多次离婚更是说明当事人的道德有问题。

宋朝以后，世人也普遍认为离婚是丑事，士大夫都不敢轻易离婚。如有离婚的，大家就会议论纷纷，耻笑当事人，甚至有的士大夫因为离婚被罢免了官职。当时陆游在母亲的逼迫下休弃了唐婉，人们也无不哀叹婉儿遭遇了人伦之变。

明清时期，畏惧离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时人视离婚为大恶，“非有大故，不得出妻”。士大夫即使娶了悍妻妒妇，也只有忍气吞声，不敢轻言离婚。官员在审理夫妻离婚的案件时，或是多方调解，或是逼迫使之和好。《明书·耿九畴传》中记载，明景帝时期的刑部右侍郎耿九畴，一次在审理一桩妻子起诉丈夫想离婚的案件时，坚决不同意当事人的离婚请求，最后是杖打了妻子二十下，让丈夫领回了家。

四．情义既绝，虽生可离

近代对传统婚姻陋俗的批判始于维新时期。维新派认为封建婚姻“与人道自由逆背”，提出婚姻自主、离异自由的变革主张。“夫妇不合，辄自离异，夫无河东狮吼之患，妻无中庭相哭之忧，得人道自立之宜，无终身相缠之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能有如此见地，确已属不易。

清末民初，一大批以救国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推动婚姻制度变革的行列，并提出了一系列与旧制度完全对立的婚姻观念。对待离婚，他们认为“夫妇以情交，以义合，情义未绝，虽死可守，而情义既绝，虽生可离”。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婚姻问题开始普遍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对婚姻陋俗的批判，在内容上较之戊戌、辛亥和民初要全面得多，不仅涉及到婚姻自由，而且还涵盖租妻、同性恋、多妻式恋爱等多重问题。

在离婚方面，主张离婚自由，夫妇间没有爱情，当然可以离婚，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是非做不可的事；主张寡妇有再嫁的自由，认为寡妇再嫁完全是“一个个人问题”，社会不应横加阻扰。

思想上的普遍进步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用。在浙江镇海，“离婚之案，自民国以来，数见不鲜”。河北雄县“近年以来，离婚之诉，日有所闻”。另外，女子再嫁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再娶之风通行”。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由女性发起的离婚诉讼也出现在这一时期。1906年，天津一女子与一名叫李九的男子结婚，婚后发现李九为“天阉”（没有性功能）。若在过去，只得自认倒霉。但该女子在经人指点后，到县里去打离婚官司，并赢得了官司。李九不服，上诉天津知府，天津知府宣布维持原判。

从妻子随意被抛弃，到忍气吞声不敢离婚，再到夫妻双方均可提出离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离婚制度逐步人道化、开明化，也可看到女性地位的不断上升。

在安迪看来，“时代发展这么多年，女人面对离婚却只有‘忍’和‘闹’两条路可以走，好像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一样”。了解完离婚制度的历史演化，再回过头来看剧中人物的言论，不免觉得可笑，“离了婚的女人智商基本为零”、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要受到贬斥……这些尴尬剧情都忍不住让人怀疑自己活在什么时代。

从第一部起，《欢乐颂》就以“话题剧”、“正能量都市剧”为标榜，第二部依然在努力制造热点。但是，如果不顾社会现状，单单依靠蹩脚的台词强行无病呻吟，那就是拿观众当傻子了，再华丽的时装也无法美化落后的价值观。

撰文 | 于欣宜  编辑 | 陈雪

主编 | 周立文  副主编 | 殷燕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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