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海:一生的全人教育导师｜忆恩师葛家澍教授

我1985年9月进入厦门大学会计系进修，1986年9月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9月提前转读博士研究生，1991年5月结婚成家，1991年7月博士毕业之后就到了中山大学工作。从我结缘厦门大学开始，敬爱的导师葛家澍教授就成为我的全人教育导师，一直在教育我、引导我、帮助我、支持我和眷顾我。先生不仅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学业导师，也还是我的家庭导师、工作导师和事业发展导师，更是我的精神导师。值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特追忆记下六件先生眷顾我、对我人生影响极大的事件，以缅怀老师、感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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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转读博士研究生

我是1985年9月最初以江西财经学院教师的身份到厦门大学会计系进修的。因为先生与江西财经大学裘宗舜老院长的深厚情谊，先生对来自江西财经学院的学子特别留心，总是给予特别关照，厚爱有加。在进修期间，我聆听了先生讲授的“西方财务会计理论”课程，细读了先生的文章和著作，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学术大门。1986年9月，我正式入读厦门大学会计系的硕士研究生，先生成为我的指导老师。今天我还能清晰地记忆起先生给我们讲授“财务会计理论”课程，以及先生在他家给我们上小课，先生和师母给我们开小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88年的4、5月间，那时我读了还不到两年的硕士研究生，学校传出信息，计划第一次挑选部分硕士生提前攻博，我也很渴望能在学业上有新的机会和提升。有一个傍晚，我下到我所居住的凌云一宿舍一楼的传达室，虽诚惶诚恐，但还是鼓起勇气给先生家拨了电话，向先生表达了希望有机会提前攻读他的博士生，继续在他的指导下精进学业的愿望。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先生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在先生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我顺利获取了提前攻读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我那时长得瘦小，也不善言辞，比我聪颖和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很多，提前攻博还不需要考试，但先生却细心地留意到了我的心静、我的科研兴趣、我的刻苦和用功。先生的慧眼和厚爱之心，以及后来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为我未来的学术之路、成长发展打开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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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答辩后我与先生的合影

受指导并合作撰写第一篇长文

在我进入博士生阶段学习不久，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划举办首届科学讨论会。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名师汇聚，政治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统计学等学科基础好、水平高，这次讨论会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带着我合作撰写了《联系环境、更新观念，研究深化我国会计改革的问题》的长文。该文收录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首届科学讨论会论文集》（1988年10月）。由于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首届科学讨论会，在论文集中还收录了钱伯海、邓子基、王洛林、常勋、张亦春等著名教授撰写的论文。

《联系环境、更新观念，研究深化我国会计改革的问题》一文尽管后来没有拿出去公开发表，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生的受益、荣幸和自豪。这是先生手把手教我学做研究、学写论文的训练之作，受教和受益比发再多的论文都大。有关先生对我参与这篇论文撰写的具体指导，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做研究需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即选题。选题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先生一直提倡关注学术前沿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要关注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中的会计改革问题。联系环境、更新观念可能是研究和深化我国会计改革的一条可取之路。正是因为论文有这样的立意，所以通篇论文都关注现实问题，都根植于中国经济和会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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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思考问题即论述。先生是一位既思维敏捷又科学严谨的学术大师，对于每一项研究，他都非常注重逻辑体系，非常注重构思、分析与论述。这篇论文的题目尽管比较大，但在先生的指导下，一层一层的论述还是比较清晰，也比较深入。在此之后，我无论是自己做研究还是指导研究生，总喜欢画逻辑框架图。若不能清晰地画出逻辑框架图，心里总感觉很不踏实。

如何把握文字即文笔。先生对论文的文字使用要求极高。他曾指出：写论文不是写随笔，也不是写散文，论文的文字和文风就应该按论文的要求，应该严谨、严肃和严格。在撰写这篇论文时，先生对每一稿、每一部分都改得特别多，有时候他改的文字比我写的还要多，总是留下密密麻麻的文字修改。这篇论文尽管篇幅较长，文字较多，先生手把手教我改、示范改、亲自改，让我这位刚刚进入博士生阶段学习的学生得到了一次很好的训练。自此之后，在写论文或指导学生时，甚至是在准备管理工作中的文件材料上，我都对文字、文风比较敏感，也都尽可能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自己动手写和修改成为一种习惯。

如何进行学术交流即学品。在我的记忆中，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做学术报告，并且第一次就是在厦门大学的师生面前，在不同学科的教授和同学们面前做学术报告，紧张的心情自然少不了。先生嘱咐我学术交流要平等尊重，学术交流不是吵架，要心平气和、要讲理，不要口出狂言，千万不能伤人。平等尊重一直是先生教导我的在学术交流和人际交往时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一次学习并参加全国统编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

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和理论研究外，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还有幸加入由先生和余绪缨教授作为主编的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会计学》和教材《会计学》的编写组，第一次学习并参加全国统编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这是先生亲自带我进入的另一扇大门。

先生开始带我参与编写《会计学》全国统编教学大纲和教材时，我还是一位博士生，对实际教学、教材编写没有一点概念，更没任何经验。我想先生之所以带我参与这样一项重要的工作，可能是知道我未来一辈子会从教，给我一个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的学习和锻炼机会。这套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是由当时的国家教委组织的，一大批老一辈的杰出学者担任主编。在参与讨论和编写的过程中，我聆听到的不仅仅是会计领域的，还有许多其他财经领域的老一辈杰出学者的教导，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有关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的经验，为我后来独立从教甚至编写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回忆起来，当时我主要是帮先生整理了部分资料，参与讨论，还撰写了一些初步的内容和素材，但先生却在出版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署名上给了我特别的关照，有三章内容把我作为先生的合作者。我名不副实，我知道这是先生对我的鼓励、厚爱和提携，也是先生希望我以此作为新起点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加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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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高规格的全国会计学术研讨会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我国会计改革风起云涌大潮的时期。大约是在 1989 年的冬天，中国会计学会在上海金山举办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先生带着苏锡嘉、林燕和我三位博士生参加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规格的全国会计学术研讨会，也是第一次去上海，第一次乘飞机。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会计原则理论、中国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出席研讨会的除了先生外，还有杨纪琬教授、娄尔行教授、阎达五教授等一批会计学界的杰出教授。在研讨会期间，我听取了财政部领导对中国会计改革的部署，聆听到了先生和其他教授对会计原则理论、中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改革的前瞻性高见。这次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学习并进入了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新领域。这次研讨会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了上海金山石化总厂、秦山核电站，这也是我第一次亲身见到了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企业。

在那个经费紧张、管理条条框框很多的年代，学生能乘飞机去参加这样高规格的学术会议确实难得。先生特意安排我们博士生参会，真是用心良苦。我想先生是希望我们接近大师，了解前沿动态，更希望我们能进入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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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夫人的“结婚宴”

1991年5月下旬，先生到南昌，主持江西财经学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先生这次去南昌，我是编外陪同。在逗留南昌期间，先生特别过问我的婚事，专门安排时间出席我与夫人的“结婚宴”。

说起这个“结婚宴”，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我和刚刚在南昌领结婚证的夫人，在一家很普通的餐馆摆了一桌酒席，不仅仅先生出席了，先生还特别帮我张罗，把这次同时出席江西财经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的厦门大学余绪缨教授、湖北财经学院的杨时展教授、上海财经学院的徐政旦教授、江西财经学院的裘宗舜教授都请来了。先生亲自帮我张罗并出席我与夫人的“结婚宴”，规格之高，荣幸程度，会计学界可能很少有人可企及。在席上，先生不断夸奖我夫人，希望她继续支持我，更叮嘱我们未来共同经营好家庭和事业发展。

先生在世时，一直关心我们家。每次见到他，他都要夸赞我夫人，问候我女儿。先生总是叮嘱我，闯事业需要家庭的支持；总是讲，小余（我夫人的姓）如何如何关顾我的弟妹，怎样支持我的事业。先生不仅仅是我的学业导师，也是我们家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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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指导

先生胸怀国家的会计教育事业。我1991年7月从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后就去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当老师。记得早在1991年初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面临工作选择。我希望到中山大学任教，老师专门接待了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领导，深入了解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发展会计学科的愿景与决心，最终支持我选择中山大学。临离开厦门大学时，先生提醒我要谦虚谨慎，要尽快融入中山大学的团队中去。

我到中山大学工作之后，先生两次亲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指导。第一次大约是1993年的春末夏初。那时我刚担任会计审计系的主任，开始肩负着学科建设的责任。学院也在规划学科建设，同时希望申报企业管理的博士点、会计学的硕士点，想邀请一些专业的资深教授来指导。我向先生汇报后，先生不仅自己答应前来指导，还协助我们联系了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多位资深教授一同来到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指导我们制定学科建设规划。尤其是结合国家对外开放和广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需要，指导我们凝练中山大学会计学科的发展方向、发展特色和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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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在 1996 年初冬。那时我也刚刚担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扩大学术交流和提高研究水平成为我们的紧迫任务，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大，欣然接受担任客座教授。通过与教师的座谈交流，先生建议我们要更加注重培育学术氛围，关注新兴经济、新型企业与资本市场的会计研究。他还提醒我，要多请教余绪缨、杨时展、阎达五和徐政旦等前辈，希望中大尽快融入国内主流的会计学术圈。同时，他建议我们广开人才引进渠道，不仅要从厦门大学，更要从其他海内外高校引进人才。在先生的支持下，不仅像林斌、刘峰和刘运国等厦门大学毕业的博士先后来到中山大学，张立民教授等多位其他高校的优秀学者也先后加盟中山大学会计学系。

据我所知，不仅仅是中山大学，国内还有许多其他高校会计学科的发展都与先生的长期支持密不可分。先生以其宽广胸怀、远见卓识和卓越工作，支撑着我们国家的会计教育事业发展！

学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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