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蓬：外番巧艺夺天工 笔底丹青智莫穷—明人眼中的日本纸摺扇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外番巧艺夺天工 笔底丹青智莫穷
——明人眼中的日本纸摺扇
文/图 刘明杉
摺扇在明初中日关系中担任的角色
入明以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曾数次遣使赴日通好，并以入贡的倭扇赏赐群臣。张羽是“吴中四杰”和“北郭十才子”之一，有三首受赏倭扇诗传世。“赐从天苑秘，来涉云涛远。入握体还藏，向风机自展。岂无白团扇？能舒不能卷。洗马手中持，终朝陪凤辇。”“万国扶桑外，年年贡扇来。皇都无酷暑，赐与拂尘埃。”“小国贡来东海外，尚方分给午门前。终身永宝君王宠，总遇秋风莫弃捐。青宫甲观倚云开，侍从如云总俊才。昨暮传宣容握扇，丹墀清晓谢恩来。”从诗中可知，受赏倭扇的地点设在午门前，持之上殿面君是一种荣宠。而吴中毕竟是朱元璋死敌——张士诚的故地，所以不论张羽如何表忠，也难逃被多疑的朱元璋处置的命运。洪武十八年，他因“坐事”贬谪岭南，行至半途又急被召回，自知凶多吉少的张羽投龙江而死。
朱元璋与日本的关系也好景不长，在“胡惟庸案”中，因林贤通倭一事，使他对日本的态度大变。据万历时人何乔远《闽书》卷146 “岛夷志·日本”所载：“丞相胡惟庸得罪惧诛，欲借倭人为不轨。惟庸已败，又久之，事觉。上追怒，于是名日本曰倭，下诏切责其君臣，暴其过恶天下，著《宝训》绝之。而命信国公和、江夏侯德兴经略海上郡。”清人陈鹤在《明纪》卷5中，对此事更有详尽记述：“（洪武十九年）冬十月……胡惟庸之未败也，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指挥林贤，阳奏贤罪，谪居日本，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日本王，借兵助。已贤还，日本遣僧如瑶帅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至是事露，乃族贤而恶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图1 武士护身用铁扇
因林贤通倭之事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在朱元璋御制诗《倭扇行》中也有表达。诗云：“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国王无道民为贼，櫌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浮辞尝云卉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王无辩，褶袴笼松诚难验。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千天宪。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此处的倭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阵中缴获的战利品，应是摺扇中的军扇，也称“修罗扇”。
在嘉万时期抗倭名将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寇术”和同时代人李言恭、郝杰《日本考》中，都有倭寇以扇指挥军阵的记载。“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在《日本考》卷1“寇术”标题之后，还指出我方须通晓此术，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倭奴之胜我兵，专以术也。即以其术还治其人，不必用古兵法，蔑不胜矣。”据日本《和汉三才图会》卷26 “服玩具·扇”：“今军中所用扇，大抵一尺二寸，片面纸金色，以朱画日轮，片面纸朱色，以金画月轮，其竹骨八枚或十六枚，有纽，长可六寸，随家传有小异。”
军扇是一面涂金地绘红色日轮，另一面涂红地绘金色月轮。日据时期的朝鲜总督府中枢院编过一本《朝鮮风俗资料集说》，作者是日本人今村鞆。在书中“朝鲜和扇”第五章“日本扇ノ总记”第二节“日本扇名略考·日丸扇”中称：“日丸扇，扇面上画一日轮，多作军扇使用。”“武者扇，军士指挥等所用，多画一日轮。”“铁扇，扇骨用铁制成，从战国时代起，作武士护身之用，德川时代武艺者多用之。”实物可见这柄铁骨扇（图1），黑色扇面上绘一红色日轮。指挥蝴蝶阵所用和明军献给朱元璋的战利品，应是此类绘有日轮的军扇。
日本军阵主帅还使用一种摺扇式马标，如日本静冈县久能山东照宮博物馆藏一面长约2.2米的金扇马标，为德川家康指挥关原之战时所用。实战图证见于现藏大阪历史博物馆、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关原合战图屏风》上。这是一幅纪实性漆画作品，绘于战后当年的庆长五年（1600年），这幅漆画曾作过德川家康侄女松平满天姬的陪嫁。右侧第二块屏风下方，绘一高悬旗杆上的金地日轮摺扇马标（图2），示意此处为主帅指挥之所。明人常有抗倭之役，对日本军扇较为熟悉。
图2 关原合战屏风局部
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1368-1394年在位)结束南北朝分裂状态之后，积极改善与明朝的关系，但在明太祖时期未能如愿。惠帝朱允炆继位之后，当时已逊位的足利义满于日本应永八年（建文三年）派同朋众（作者注：同朋众是室町以后在将军身边处理杂务、有艺能的文化侍从。他们担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管和清点室町将军家族收藏的唐物，为它们题写物品名称标签、标注作者“外题”和记录唐物估价的“代付折纸”， 并为将军挑选用于各种场合的唐物，是室町将军家族的策展担当。
所谓“唐物”,最初仅指从唐朝输入的物品，后来宋元明时期输入的中国舶来品也称“唐物”,近世时甚至把西洋舶来品也称“唐物”。它们不只是将军的个人赏玩品，也用作仪式道具、殿堂装饰等。）祖阿为正使、博多商人肥富为副使的遣明船来华。据瑞溪周凤所著《善邻国宝记》卷中记载，足利义满以“日本准三后某”的名义递呈国书:“日本准三后某，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合、同文台一个。搜寻海岛漂寄者几许人还之焉。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该国书在中原英隆等人所著《康富记》“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辛丑”一节中也有记载，除文中的“某”均换成“道义”等小异之外，末尾还有日期“应永八年五月十三日”。惠帝朱允炆对日本使臣优待有加，赐赏极丰。据《善邻国宝记》卷中记载，“建文四年（应永九年）二月初六日”，足利义满又以“日本国王臣源”之名，派遣“使僧圭密、梵云、明空、通㕝徐本元仰观清光，伏献方物。生马贰拾匹、硫磺壹万斤、马脑大小叁拾贰块计贰百斤、金屏风三副，枪壹千柄、太刀壹佰把、铠壹领、匣砚一面并匣、扇壹佰把，为此谨具。”
综上所述，在明初波动的中日关系中，日本摺扇伴随其间。两国交恶时，它曾作为战利品被送到朱元璋面前；改善关系后，又成了入贡明廷的“方物”国礼。
两位风雅皇帝在扇画审美上的不谋而合
据大江匡房口述、藤原实兼笔录的《江谈抄》第二，将纸摺扇作为书画载体、赋予其艺术欣赏功能的记述，见于平安时代藤原道纲之母从天历八年（954年）起，用21年所写的《蜻蛉日记》中。“在为宫中服侍天皇的官员制作各种扇时，于扇骨上进行蒔绘，或在金、银、沉香、紫檀等材质的扇骨上镶嵌金银并雕刻。
与写在华丽纸张的画上不为普通人所知的诗歌相比，或以六十余曲歌枕（作者注：和歌的修辞方式）而闻名的名胜而言，通常大人（指藤原行成）的扇子，扇骨涂华丽的漆，同时在黄色的唐纸那若隐若现的地子正面，以端庄秀丽的楷书书写乐府，背面则书写笔势舒缓的草书，呈送于帝。帝反复观赏扇子正反面，爱不释手，将之视如珍宝放入御匣。而其它扇子，帝仅仅是觉得不错便没了下文。
无论如何，这都体现出帝对这把扇十分满意。”藤原行成是日本书法的集大成者，创立了书道世尊寺流。后世称其书法为“权迹”（作者注：因他官居权大纳言的高位，意为“权大纳言的笔迹”。）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藤原行成作品《白氏诗卷》（图3）可以看出，其书法具有洗练均衡、内含筋骨，于纤细处又显笔致精到的高古格调。他侍奉的一条天皇，文学和艺术造诣极高，所以看到纸扇正反面写了行成不同书体的作品，自然爱不释手。
图3 藤原行成《白氏诗卷》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四百多年以后,中国明朝也出现了一位深解纸扇妙趣的风雅皇帝，就是宣宗朱瞻基。他曾作一首《咏撒扇》诗：“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炎暑，招回人间清凉。”其实，宣宗皇帝不仅重视纸摺扇的实用功能，与一条天皇相比，他对扇画艺术倾注了更多心思。
1949年10月，故宫养心殿南库发现一柄明宣宗御笔双面设色《高士图》纸摺扇，扇骨为梅鹿竹质地，是迄今已知传世品中的最大尺寸。骨长82厘米、扇面纵59.5厘米、横152厘米。大骨上宽0.8厘米，下宽1.4厘米。梅鹿竹属于斑竹的一种，斑竹并非品种名，而是细菌侵蚀竹身后，表面形成的菌斑竹纹。按形态分为凤眼、梅鹿和湘妃三种。凤眼竹纹长圆；梅鹿竹纹像梅花鹿斑，多趋椭圆、扁圆且颜色较深；湘妃竹纹圆润丰满，以紫花腊底为上品。该扇一面绘春日里高士携童仆踏青景象（图4），正中石台上站立着高士、童仆二人，高士以网巾束发，其上戴幞头，身穿右衽蓝边黄色道袍；左边侧身的粉袍童仆手捧瓶花，正向主人走来。
图4 宣德御笔网巾高士
高士右侧绘随风摇曳的垂柳，远处青山叠嶂，近处矮石嶙峋。左边留白处钤“武英殿宝”朱文方印，右边留白处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另一面绘盛夏时节高士在松下纳凉情景（图5），正中石台上的高士斜倚青松，双腿随意交叉。头系方巾，身穿蓝边米色道袍，袒胸露腹，面前放一手卷，正在悠然阅读，一名侧身的红衣童仆侍立其右。左上留白处题写“宣德二年春日武英殿御笔”，在“春日”和“武英”两字上钤“武英殿宝”朱文方印。
图5 宣德御笔 高士消夏图
宣宗皇帝是一位审美高妙的艺术品设计师，如宣德三年他参与设计监造的铜香炉成为后世追慕的典范。在宣宗引领下，此时无论书画还是其他宫廷艺术品的水平都达到高峰。朱瞻基看重纸扇的艺术承载功能，为充分使用扇面空间，授意内府制成这柄双面纸插骨扇。改造后的纸摺扇承重增大一倍，扇骨数量也随之增加一倍。
此扇大骨2根，中骨13根，共15根，数量是蝙蝠扇的两倍多。这是一种从日本蝙蝠扇向中国书画摺扇过渡的形制，中骨虽已插入两个扇面之间，而安置大骨的方式却采用“一根葱”式。因这种过渡型扇式出自大内，式样甚雅，所以在明清两代文人中一直流行。清以后为美观起见，压大骨的扇边往往贴宋锦、云锦、绫、缂丝或包边（图6），不使纸面外露。
图6
宣宗皇帝对书画摺扇的审美定位，不但影响到晚明乃至后世书画扇的艺术风格，还对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年）仿华“唐扇”产生影响。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松下人物图》泥金扇（图7），就是中日摺扇技艺互学的产物。该扇与宣宗御笔大扇形制相同，题材接近。而泥金是日本工艺，先将金箔剪碎，反复揉成泥状，与骨胶按一定比例调和成颜料。
图7
金箔有“大赤”、“佛赤”、“田赤”三种不同色金，泥金多用前两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26“玩具·折扇”中提到：“今日本国所用乌木柄泥金面者颇精丽，亦本朝始通中华，此其贡物中之一也。”泥金面泛金属光泽，能呈现出明快华丽的质感，这种技法很快被苏扇吸收。
图8 重金雅扇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一个挂有“重金雅扇”招幌的作坊式商铺（图8），这类店铺由匠人开设，自产自销。后方货架顶层都是浆糊未干，正在晾晒的新裱扇面。第二层只有右侧一件新裱品，左侧都已晒干折合。匠人店主站在门脸柜台内干活。从画面情节来看，这是套矾或糊面的工序。他手持棕刷，正为扇面上胶矾水或上浆。从门口竖挂的“重金雅扇”招幌来看，他家善治金扇。然而中国文人喜爱的是清雅的竹质骨扇，认为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怀袖雅物”。沈德符在该书中又说：“今吴中摺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即使是金扇，也贵骨不贵金，这是当时中日两国在摺扇审美价值观上的差异。
朝贡贸易与中日纸摺扇的互学
明代海外贡舶须持明廷颁发的“勘合”（执照签证）才可入华从事朝贡贸易。据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2“珍宝附言土产”：“勘合洪武永乐两给赐，凡入贡，必以勘合为凭，夷中列国请求奉使，必纳钱一千贯，价值白金四千两，其一余关节费余万金，乃给勘合遣使入朝。”
明中期东南沿海厉行海禁，只有广东一地的私商贸易获得了官方默许，而浙、闽两省也希望朝廷能够开放两地的通商诉求，据明人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倭利·论海市”记载，“邓钟曰：市舶海禁之开，惟可行于闽、广，何也？广东去西南诸番不远，其货物皆足资中国之用，非若日本惟一刀一扇耳。且南方风气柔弱，非倭奴剽悍之比，故香山之抽税，凡以收诸夷之利也。福建阻山负海，旁旅病于跋涉，民多贩海为生，禁之太严，奸民势穷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例开，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若行之于他省，则如王直构祸，遂使倭乱侵寻，可为殷鉴矣。然海禁开于福建为无弊者，在中国往诸夷，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倘严其违禁之物，重其勾引之罪，则夷夏有无可以相通，恣其所往，亦何害哉！”广东离西南诸国不远，番货丰富；而福建开海则可解决民生，令社会稳定。
另据明人张燮《东西洋考》卷 7“饷税考”：“隆庆改元，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列。”不过到了万历时期，随着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不断取得战绩，福建倭患有所缓解，受利益驱动海禁开始弛懈，日本货物也得以贩卖。
据时人何乔远《闽书》卷146 “岛夷志·日本”记载：“贡物曰马、曰盔、曰铠、曰剑、曰腰刀、曰枪、曰涂金装彩屏风、曰洒金厨子、曰洒金文台、曰洒金手箱、曰描金粉匣、曰描金笔匣、曰抹金铜提铫、曰洒金木铫角盥、曰贴金扇、曰玛瑙、曰水晶数珠、曰硫黄、曰苏木、曰牛皮。”日本货物品种丰富，并非如邓钟所言只有刀和扇。此时日本技艺也从各种渠道传入我国，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卷45《事物类》“倭国物”中云：“古有戗金而无泥金, 有贴金而无描金、洒金，有铁铳而无木铳，有硬屏风而无软屏风，有剔红而无缥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宁波多倭国通史，因与情熟言话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圆，故假倭扇亦宁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缥霞, 宣德间遣人至彼，传其法，软屏，今围屏也，弘治间入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即古步障）。乌嘴木铳，嘉靖间日本犯渐，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物焉。”浙江宁波设有市舶司，与日人有交情并能与之对话的“倭国通史”也较多，他们容易得到正宗倭扇。宁波人为了逐利，也制造假倭扇，然而洒金却做不到真品那样完美。
图9 《南都繁会图》局部
国家博物馆藏《南都繁会图》描绘了晚明留都南京元宵节时繁华的街景，其中绘一处（图9）两层的大型货栈，门口挤满观看节庆表演的人，楼上也有观众。货栈门口写有“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两个长条幅十分抢眼。南市街牌楼下，是扮演外邦进贡使团的一群演员，牌楼底下是人扮的两头狮子，前方一引球人平举绣球，正逗引两头“狮子”前行；跟在后面的演员举着三块牌子，上写“走海倭子进宝”，演员手持硕大的红珊瑚道具。从扮演日本使团的阵容来看，规模不小。由此图证可知，开海后不仅东西两洋的货物丰富，日本也派出庞大的朝贡使团前来贸易。
在《善邻国宝记》卷下可见宣德八年、正统元年、成化十九年等日本贡品单中，都有扇一百把的记载。弘治年间进士、山西提学佥事陈霆在《两山墨谈》卷18中写道：“至倭国以充贡，朝廷以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以供赐予，于是天下遂遍用之。而古团扇则惟江南之妇人犹存其旧，今持者亦鲜矣。”可知自从日本摺扇进入明朝，这种扇式就逐渐取代了古团扇，被国人普遍接受。正宗倭扇是高档礼品，据冯可时《蓬窗续录》载：“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马窦，赠予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轻而有风，又坚致。”利玛窦每年都进宫调试自鸣钟，所以他赠给冯可时的四把倭扇，很可能来自万历皇帝的赏赐。
随着日本贡扇和内府仿品遍赏群臣，摺扇的制作技艺在民间也普及起来，逐渐出现苏扇、杭扇、宁扇、川扇、京扇等流派。苏扇更是名家辈出，竞价难求。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 ：“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明中期以后，持用摺扇成为精雅生活的流行时尚。
苏扇中有一种吸收了中日两国治扇技法的款式，譬如苏州虎丘山西南枫桥凤凰墩王锡爵墓中，出土的一柄二十二方寸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图10）。纵29.2厘米，现藏苏州博物馆。
图10 明 圆头雨金乌漆竹骨洒金扇
黑色纸面和扇骨上均匀洒金，正中贴菱形大金片，周围贴有规律的小金片，保存完好。王锡爵是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榜眼、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此扇借鉴了同时代两款香炉的装饰技法，如王世襄旧藏冲天耳贴金片三足炉（图11）， “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款识。这种金片贴缀均匀，大小不一的装饰技法叫“雨点金”。
图11 “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点金冲耳炉
王老还有一件金带围鱼耳炉（图12），“大明宣德年制”款识，双耳贴金片，炉身中腰贴一周波浪形大金片。王锡爵扇纸面打底和扇骨装饰吸收了日本洒金工艺，而扇面几何形主纹则借鉴、移植了明朝香炉的装饰技法。这类扇在苏州、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明墓中多有出土，而日本馆藏文物和其他收藏机构的传世品中却鲜见，说明它是我国苏扇创制的本土款式。
图12 金带围鱼耳炉
室町时代晚期（作者注：相当于中国明代中后期），日本开始制作插骨的双面“唐扇”，在此基础上又创新出中启（末广）、雪洞、镇折三种形制（图13）。右边中启（末广）的大骨从中腰呈放射状翘曲，这种扇式在上流社会、寺庙僧侣和神社的神职人员中流行。
图13 中启 雪洞 镇折
在藏于京都若宫八幡宫社的《足利将军若宫八幡宫参旨绘卷》中，有一段表现足利将军参拜若宫八幡宫，举行宗教仪式的场面（图14）。其中方毯上做仪式的神职人员和右侧一位高官，都手持着泥金的中启（末广）。因上流社会对豢养的能艺人也赏赐这种扇，所以能扇至今仍用中启。中间的“镇折”中骨削得很细，大骨进行了调整，与现代普通的夏扇类似。相对于此，被称作“浮折”的不整形的扇就是左边的“雪洞”，主要为宫中所用。此时在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中，日本入贡的主要是唐扇改制后的摺扇，它们也成为室町以后日本扇的主流。
图14 足利将军若宫八幡宫参旨绘卷局部，若宫八幡宫社藏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曾经发表于《中国收藏》2018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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