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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樂《飞马不是马，也不会飞 | 有关浮雕动物、人物纹鎏金青铜腰牌饰》

找樂乐艺会 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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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从诺颜乌拉巨冢说起》一文中就上图腰牌饰牦牛纹源于匈奴风格野牦牛纹牌饰有过粗浅的论述，现就其具体年代以及产生的时代背景试做简要的探讨。

关于此腰牌饰之年代，首先看一下诺音乌拉巨冢M6（即6号墓葬）。

《从诺颜乌拉巨冢说起》一文中提到M6出土毡毯上描绘有与腰牌饰相同的野牦牛形象，该毡毯为墓葬同期遗物。诺音乌拉M6曾被苏联考古学家、《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作者鲁坚科先生认为是乌珠留单于的墓葬。该墓葬年代笔者在《汉新帝国祥瑞之光——有关浮雕动物纹之马饰篇（五）》一文中已指出为公元3年至公元23年，故此野牦牛纹流行之年代可初步认定在此时间范围左右。

诺音乌拉M6出土之毡毯上的野牦牛形象图片源自冬宫博物馆官网和《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

已知的官方公开资料中，笔者未曾见过相同工艺特征及母题的牦牛纹腰牌饰，但同类型（“浮雕+动物人物纹+鎏金青铜”）腰牌饰国内外均有一定的收藏与出土，国外包括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以及蒙古国青铜器时代匈奴文物博物馆三处，国内包括扎赉诺尔墓群、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两处，共计五处，牦牛纹腰牌饰的年代无疑与如上同类型牌饰相当。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欧亚草原东部的游牧艺术》一书将此对牌饰之动物纹命名为“wingerd horse” 。图片源自盛世收藏。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诸藏品来自于图瓦地区Aimyrlyg（艾米尔雷格） 31号墓地。

图瓦地区艾米尔雷格墓地31-57号墓出土，图片源自冬宫官网，冬宫官网资料中没有记载诸腰饰牌的名称。

蒙古国青铜器时代匈奴文物博物馆藏品，图片源自《culture of bronze artefacts of the bronze age and hunnu empire》

蒙古国青铜器时代匈奴文物博物馆藏品，图片源自《culture of bronze artefacts of the bronze age and hunnu empire》，该书中将此对牌饰中动物纹命名为“mythical horse with wings and horned nose”。

扎赉诺尔墓群出土，图片源自《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中将如上牌饰自上至下、自左至右命名为“飞马纹铜牌、马纹铜牌、人物纹铜牌”。

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出土，图片源自《榆树老河深》，该书将图中篮框中牌饰命名为“鎏金神兽铜牌饰”。

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出土，图片依次源自吉林省博物院官网、国家博物馆官网。

如上资料可知，此类腰牌饰的流行年代国内外相关文博机构看法各一，综合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无疑过于宽泛。因扎赉诺尔墓群、蒙古国、大都会博物馆之腰带扣均为采集品，图瓦艾米尔雷格31号墓地相关诸墓葬材料笔者了解到的十分有限，且以上诸腰牌饰之母题纹饰风格、制作工艺均与老河深腰牌饰相同，故其制作及流行年代范围也应与老河深腰牌饰相当，且老河深墓群为官方组织发掘的较完好遗存，就此笔者下文将着重考察老河深墓群中层墓群之M56和M105之年代。

老河深中层墓群共有129座墓葬，除个别墓葬早期被盗及一部分墓葬有扰动情况外，大多数墓葬发掘前保存完整。出土浮雕动物纹腰饰牌之M56和M105均为保存完好、随葬品丰富且等级较高的大中型墓葬。M56和M105出土之腰牌饰母题除外形不同外均表现了制作工艺和美术风格上的高度一致，应为同期产品。报告发表者认为中层墓葬为西汉末、东汉初的鲜卑人墓葬（目前学术界多认为为夫余人墓葬），即老河深腰牌饰之年代在西汉末、东汉初，笔者认为结合M56、M105之具体出土器物年代判断和腰牌饰纹饰分析，可将老河深腰牌饰和对应墓葬之年代进一步精确。

一、蒙古国诺音乌拉M6出土的铜鍑残边与M56出土的一件高圈足铜鍑风格类似，M6年代为公元3年至公元23年之间，两墓年代应相当。

M56出土之圈足铜鍑图片源自《榆树老河深》

二、M56出有1面七乳七兽纹铜镜，有学者认为此类镜流行于新莽至东汉初，但具体到此镜纹饰简单、呆板，应是此镜式衰落的体现，其年代应晚于新莽,即为东汉初年。

M56出土之七乳七兽纹铜镜图片源自《吉林出土铜镜》

三、老河深M56和M105腰牌饰动物纹尾部与匈奴马饰之麒麟纹、奔马纹尾部美术风格相似、动物纹动态风格与诺音乌拉M22奔马纹相近，匈奴马饰年代为公元3年至公元23年{具体内容参见：《汉新帝国的祥瑞之光——有关浮雕动物纹之马饰篇（一）》，二者制作年代应相当。

综上可知，老河深中层墓葬M56、M105出土腰牌饰之年代应在公元3年至公元23年之间，墓葬年代在公元23年至公元1世纪中期。

老河深腰牌饰之纹饰母题为一“犀头、马身、龙尾状翼兽”，该母题在游牧族群腰牌饰或其他艺术品中至今从未出现过，其周身环绕以山水云气纹，“兽纹+山水云气纹”组合属于典型的汉式祥瑞造型风格，腰牌饰也并非典型的“透雕”风格，结合如上制作年代推断及对应年代史料记载，笔者认为老河深腰牌饰之动物纹应为王莽专政时期“黄支自三万里”所贡“生犀”之神瑞化形象，其产生之背景与匈奴马饰相同，具体内容参见：《汉新帝国祥瑞之光——有关浮雕动物纹之马饰篇（五）》，即为王莽祥瑞思想的物质载体，这一形象的演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史料记载阶段，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AD 2）春，黄支国献犀牛。"

2、太平之瑞阶段，元始五年(AD 5)：“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东致海外，南怀黄支”,“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至此黄支国所献犀牛已成为与“周公白雉之瑞”并列的天下怀化之太平瑞象，其瑞化形象很可能形成于此时。

3、帝王之瑞阶段，新莽建国元年秋（AD9）王莽遣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以强调其“符应迫著，命不可辞”，“当代汉有天下”，其中“受瑞于黄支”已成为彰显王莽“受命于天”的“德祥之符瑞”，其神瑞化形象至晚此时形成。

故可将这一“犀头、马身、龙尾状翼兽”统一命名为神犀瑞兽，简称神犀，此母题腰牌饰更名为“浮雕神犀瑞兽纹鎏金青铜腰牌饰”，简称为神犀纹腰牌饰。

陈直先生认为：“传世王莽备器，皆元年（新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所作为多。”老河深腰牌饰墓主为夫余男性贵族，墓葬所处历史地理位置为夫余国范畴，扎赉诺尔、图瓦腰牌饰均为匈奴控制下的土著族群墓葬出土，墓葬历史地理位置均为匈奴势力控制范围，结合史料中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北出者，至匈奴庭。” 的记载，笔者认为老河深、扎赉诺尔、图瓦、大都会博物馆、蒙古国之神犀纹和其他浮雕动物人物纹腰牌饰很可能为公元9年五威将所出时携带的符瑞赏赐用器之一种，即为王莽“以协瑞祉”命工官统一制作的高等级赏赐用器，其年代可能在公元9年至公元23年。

结合野牦牛纹的流行年代和同类型浮雕动物人物纹腰牌饰的年代分析，可知浮雕野牦牛纹鎏金腰牌饰的年代可能为公元9年至公元23年，即新莽时期始终。

至于此类牌饰母题中既有王莽创造之神犀祥瑞，亦有草原风格野牦牛、鹿、马母题存在的原因，应与匈奴浮雕动物纹马饰母题之源起相同，即王莽为“北化匈奴”，很可能针对匈奴或其他北方族群的赏赐器物以北族之畜为祥瑞，以示“百蛮率服”、“万国和协”之意。

至此，浮雕野牦牛纹鎏金青铜腰牌饰亦可命名为“浮雕野牦牛祥瑞纹鎏金青铜腰牌饰”，简称牦牛祥瑞纹腰牌饰。

小结：

1、浮雕动物人物纹鎏金青铜腰牌饰的年代应在新莽时期，即约在公元9年至公元23年。

2、浮雕动物人物纹鎏金青铜腰牌饰为王莽“以协瑞祉”命工官统一制作的高等级赏赐用器。

另外，已知资料中将神犀瑞兽视为引导拓跋鲜卑南下之鲜卑神兽、将此类浮雕动物人物纹鎏金青铜腰牌饰视为北族作品之论断流布甚广、影响甚大，至此可知至少神犀瑞兽的初始意义绝非鲜卑神兽，此类牌饰也并非北族作品而为中原王朝官制......

新莽为中国历史上公元后的首个王朝，其国祚仅有短短的十五年，于中国历史长河中，恰如元旦为新旧年之更替，疏忽而过，其对中国后世之影响，是极为深远而忽略太多的。

参考致谢

《汉书》

《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年代》

《欧亚草原东部的游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