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出版于2008年，可以算一本“老”书了，其中收录了梁鹤年先生十多年前关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分为经济、土地、城市三个专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考虑；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与国土开发：几个政策上的意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城市理想与理想城市等，共32篇文章。本系列将分享李媛、韩汉白两位青年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想阅读本书的读者，可在文后评论区留下邮箱地址，我们将寄去电子资源。在此特别感谢梁鹤年先生慷慨惠赠版权。《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
梁鹤年
商务印书馆，2008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城乡统筹、推进“四化同步”，即“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强调“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也就是说，城乡统筹是推动新型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要求，而它也恰好反映出“城乡割裂”和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实难题。
1 如何破题？
笔者认为，本篇提出的“三农之困，系于城乡相争，解于城乡相辅”[1]，精辟地指出了问题症结和破题之策——所谓城乡相争的“病症”，主要是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资本集中的城市压倒资本分散的农村，农业产品的价格与城市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价格相差越来越大，城市与农村争夺劳动力等发展要素的态势愈演愈烈（如农村劳动力流失）；所谓城乡相辅的“解药”，与其说是解药，不如说是城乡良性关系的一种回归。历史地看，城市与乡村两种聚居形态长期以来都呈现出要素互动、功能互补的状态。比如城市提供商品交换的场所，农村则是农产品的主要来源地。然而，这种相辅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步走向相争关系后，城乡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衡。
2 如何回归“相辅”的城乡关系？
相辅的城乡关系要得到回归，需要重新使城乡优势互补，尤其是提升当代农村的比较优势。（1）环境优势。相较城市的繁华和热闹，农村的环境优势是自然和清幽。因此，在具有特色乡村环境的地区应着力突出这种环境优势，切忌开发中过度模仿城市所致的“城不城、乡不乡”现象。（2）旅游特色。尽管当下乡村旅游已经如火如荼，但旅游开发更多聚焦于湖光山色、名胜古迹，很多偏远村庄可能并不具备以上这些旅游资源。对此，本篇提供了拓展“特色旅游”的思路，如攀峭壁、闯激流、探深洞等极限运动旅游，或追踪生态演变、观察原始民族等益智旅游项目，以使偏远山区化劣势为优势。（3）农业特色。文中指出，“农业工业化、农民工人化是必然走势”[1]，但如果可以挖潜“特色农业”，将有机会使农业这个“不赚钱的买卖”成为“香饽饽”。例如可采用中国特色合作社的模式，使农民“结社”生产城市居民需要的原生态、定制式的农产品，这将有机会发展出新型农业经济模式，以实现城乡互惠【详见第5章读书心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比较》】。综上，城乡统筹绝不是简单地城市反哺农村的“输血”过程，而是提升农村比较优势，回归与城市之间互动互补的良性循环关系，从“输血”到“造血”的过程。本质上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人类聚居的形态。正如梁先生创立的“城市人”理论所述，人通过聚居追求空间接触机会，以实现美好生活[2]。发挥城乡各自的人居环境优势，创造更多数量、更高质量、更多选择的空间接触机会，这将有助于以人为本规划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地理与规划系，博士研究生三农问题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农业史的视角看，在大约一万年前，农业这一生计模式就已经出现，随之出现了农民和农村（定居点，相对于游牧的居无定所）。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文字被发明后，人类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就出现在记载中。在古代中国，“三农”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天官·太宰》中：“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穀。”《周礼》论述了儒家对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书中关于职业的规划有九类，第一类就是三农——“三农”指定居在平原、山区、水泽地区的农民；“九穀”指他们种植的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这九类作物。当然，不同朝代对“三农”的解释各有不同。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正式见诸报刊是1996年，作者温铁军将“三农”定义为农业、农村、农民[1]。通过温铁军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三农问题”逐渐被媒体和官方了解。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信中写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三农问题”一词。梁鹤年教授认为，“三农之困，系于城乡相争，解于城乡相辅。关键在农村”。城乡相争缘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已受资本垄断，导致农村的农业产品与城市的工业品之间的交易不公平。因此关键在于打破在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垄断，恢复资本、劳动力和天然资源在“平坦的球场”上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城与乡的合理分工，从而实现城乡相辅[3]。具体而言，需要发挥农村的比较优势，在农村的“衣食住行”问题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人既得温饱，就会追求享受——衣不单是护体，是穿的享受；食不单是济饥，是吃的享受；住不单是栖息，是居的享受；行不但是交通，是游的享受”[3]。通过发挥农村的特性工艺、特性农业、特性环境和特性旅游的优势，实现城乡相辅的目标，尽量避免西方农业工业化的缺陷。最后，开发特性化的农村经济，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应发展到国家土地政策由保护转向利用的阶段；“地利”可理解为约束一窝蜂或一刀切的农村开发，因地制宜地鼓励以“土”和“地”的特色去开发农村经济；“人和”指鼓励农村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农村经济，提供管理和科技援助，推动人才培训，组织信息网络，鼓励城乡合作[3]。2003年至今，国家已经发布了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包括2021年2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梁鹤年教授的这篇文章发表于2005年初。从今天来看，文中许多建议与当今农村发展方向和部分三农政策方向是不谋而合的。
[1] 温铁军. “三农”问题是怎样提出的[J]. 学理论, 2004(9):8.[2] 李昌平. 我向总理说实话[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20.[3] 梁鹤年. 经济·土地·城市——研究思路与方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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