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泉教授：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 ——南怀瑾先生文化史观述略（四）

编者

作者简介

王雷泉教授：1952年生，上海人，无党派人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宗教学系主任。中国佛教协会汉语系教材编审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闽南佛学院客座教授。代表作：《摩诃止观释译》《中国文化辞典·宗教编》《中国思想家传记汇诠》《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禅与西方思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宗教卷、《中国佛教的复兴》。个人研究风格：不尚空谈，不作违心之论，力图以史料和事实表达对中国佛教的反省与前瞻。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高高山顶立 深深海底行

——南怀瑾先生文化史观述略（四）

王雷泉

不变之经与必变之史

无论是出世做宗师，还是入世当英雄，关键皆在于把握时节。时节未至，鸣不当时，是无智；时节若至，不应时度众，是谓无悲。中国文化的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总之，事无巨细，学无古今，人无老少，一切都在求变、待变、必变的巨变过程中：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制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26]

在“变”的世态中，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永远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道德和善恶意识。“它是人性中自然具有的一种功能，它只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作用，转变形态。”[27]时有常、变，势有顺、逆，事有经、权。南怀瑾常说的“经史合参”，并非狭义的历史研究方法。经即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事物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28]正如前引袁焕仙所说的，“非离真而有妄，实藉妄以诠真。”真与妄、体与用、经与史，皆为一体二面、二而不二的统一体。故能圆融无碍地出入经史诸子百家，以孔孟之学的王道德政作为治事与立身、立国的中心。而以《战国策》、《孙子兵法》等作为权变、应变、拨乱反正的运用之学。[29]纵然是谋略之术，“倘能以德为基，具出尘之胸襟而致力乎入世之事业，因时顺易，功德岂可限量哉！”[30]

两千年来，推行王道政治的儒家，虽然秉持师道的原则，但事实上始终是走“依草附木”式的臣道路线。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尧为舜，只是希望已经在位的帝王，能够变成尧、变成舜。而一部中国历史，却记载着大部分帝王不但并非尧舜的根株，而且都是以征服起家的草昧英雄。到了成功以后，使四海讴歌赞颂，认为天命有归。因此，那些坐而论道，拼命讲述“致君尧舜”的儒生，往往在帝王专制政体中，变为博取功名，“致身富贵”而已。[31]

在儒家的影响下，轻视货利，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致使工商业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相反，偏爱黄老道家思想的司马迁，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他推崇的经济专家，第一位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南怀瑾指出，从“待农而食之”的农业经济，发展到“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经济形态，是顺着人类社会的需要，自然演变出来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由法律或命令规定而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人提倡或教育而成的。因此，最高明的为政方法是“因之”，依着百姓的本质和禀赋，在立法和行政上很自然地把他们引导到好的方向。只有等而下之者，才与百姓对立相争。[32]

由此，南怀瑾揭示了每一个朝代共同的秘诀，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内在真正的领导思想，是黄老之学，而在外面宣传教育上所标榜的，则是孔孟的思想。“我们看中国历史，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而且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33]儒道都是救世的良医，而老子可谓是“医生的医生”，即强调要因应自然，对症下药。老子所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即把握了易的变通思想。易有“理、象、数、通、变”五种学问，必须“样样深入，全部融会贯通，方能达‘变’，方能洞烛机先，随时知变、适变、应变。知道变，而能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先天下的将变时先变。”[34]

真正的智者，就在于洞穿世事聚散无常而因应自然规律，把握进退存亡之机。这个“机”，可以“功遂，身退，天之道”的七字真言概括之。无论是自然界的日月经天、寒来暑往，还是人间的道德学问事功，都是功成身退而不居。此即老子“曲则全”的大道，这才是人生的最高艺术。

腊月在东西协会办事处讲易学有感

一念难将愿力空

但凭赤手辟鸿蒙

慧光照耀三千界

心海交流七佛同

知命尼山非自了

微明李耳得圜中

平怀动静希夷境

举步截流是大雄

 [35]

由此诗可见南怀瑾对儒释道三教的总体把握。自唐宋以后，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的学问偏重入世，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佛家的学问偏重出世，从心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道。道家的学问，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介于出世入世之间。“道家如良医诊疾，谈兵与谋略，亦其处方去病之药剂，故世当衰变，拨乱反正，舍之不为功。儒者如农之种植，春耕秋割，时播百谷而务期滋养生息，故止戈而后修齐以致治平，舍此而莫由。”(《〈正统谋略学汇编初辑〉前言》)[36]

知权达变的有道者，外表上“和光同尘”，混混沌沌，内心则清明洒脱，“遗世独立”，胸襟“澹兮其若海”，像大海一样，宽阔无际，容纳一切细流，容纳一切尘垢。身处高山夜静时分，倾听人间不及的“天籁”，却游戏人间，只是同流而不下流。此即老子所云：“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对这种人格的描绘，还可见诸在《禅话》序言中所引刘悟元一诗：

勘破浮生一也无

单身只影走江湖

鸢飞鱼跃藏真趣

绿水青山是道图

大梦场中谁觉我

千峰顶上视迷徒

终朝睡在鸿蒙窍

一任时人牛马呼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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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5]南怀瑾:《金粟轩纪年诗初集》，繁体1987年12月版，第128页。

[27][38]南怀瑾:《亦新亦旧的一代》，简体1995年12月版，第5、1页。

[26][28]南怀瑾:《论语别裁》，简体1990年9月版，第74、772、65页。

[36][37]南怀瑾:《中国文化泛言》，简体1995年12月版，第96、205页。

[29][31][32]南怀瑾:《孟子旁通》，繁体1987年12月版，第20、198 — 200、265页。

[30]南怀瑾:《历史上的智谋》，简体1991年3月版，第162页。

[33][34]南怀瑾:《老子他说》，繁体1988年11月第2版，第6、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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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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