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许昌战役与吕公良将军殉国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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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的日军坦克集群。

民国时期，许昌县为河南省仅次于省会开封的第二行政区。

许昌县地处伏牛山余脉丘陵山地向豫东平原过渡地带，扼制郑州至汉口段平汉铁路，具有非常重要的区域性战略价值，因而，在抗战期间，为争夺、控制许昌及周边地区，国共抗日军队与日军数次展开激战。

其中，许昌战役就是许昌在抗战时期的最具影响、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事。

抗战后期，日军纠集、扩编军队，孤注一掷，发起一号作战，欲图打通、控制平汉、粤汉铁路线，以维持日军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的联系。

1944年4月，侵华日军6万余人由豫东、晋南、皖西等地分路进攻豫中。

4月23日，日军重兵压进，从东方外围开始进攻许昌。

当时，为反制日军攻势，守卫许昌的中国军队以少敌多，血拼日军。

1944年5月1日，守备许昌的国军新29师在鏖战10日，完成阻敌、滞敌任务以后，分路突围。

然而，因为双方兵力太过悬殊，国军突围受挫。除却零星官兵侥幸突围，国军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第85团团长杨尚武、第87团团长杨培芹等将领殉国，官兵伤亡极大，新29师几乎全师被灭。

77年，弹指挥间，以为诸多历史原因，许昌战役少为人知。

那么，国军新29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淮血战许昌之战略前因后果究竟如何？

许昌战役及豫中会战是否如是现在很多文人想当然地判断，这场战败，纯属国军无能，战略有误，指挥失当，军政腐败，最终酿成河南大片国土沦丧，影响极为负面？

战争失败原因诸多，真的要回望、看清这段往事，就需要从1943年开罗会议说起。

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英、美三国首脑召开了开罗会议。

会上，中、英、美三国签署并发表了《开罗宣言》，明确三国联盟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而后，美、英、中国等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向日军发起了战略反攻。

抗战后期，中国抗战情况相比抗战初期同样困难。因为大片国土沦丧，外援杯水车薪，中国被压制大西南、大西北地区，兵员衰竭，物资匮缺，并非如后人认为那样，对日作战已经占据了优势。

战至1944年2月，美军摧毁了日军的马绍尔防线，兵锋直指日本“绝对国防圈” 。

这时，迫于盟军反攻压力，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中国东北等战略后方地区与日军重兵云集的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的海洋运输线变得日趋脆弱、紧张、不堪重负。

因此，日军迫切重新开辟一条稳定、通畅的运输线保障其南方战场的正常维持。

于是，日本天皇及军政高层策划决定“进行一场纵贯中国大陆南北、 接连法属印度支那的大规模野战”，以打通自中国东北、朝鲜半岛而经过北宁铁路入关，再通过平汉铁路、粤汉铁路、桂柳铁路等，向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物资、兵力输送的路线。

日军将之称为大陆交通线。

这是日军要维持太平洋战争的最重要的命脉线。

为此，日军炮制一号作战计划，意图连续作战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几乎同时，通过军统情报，重庆方面得悉了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的零星消息。也就开始调整部署，预备应战日军攻势。

其中，重庆最高统帅部将正在云南编练的军队，作为应变日军这次攻势的战略预备队。

然而，日军狡猾，其意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第一阶段作战，却并非在中国境内进行。

1944年3月，日军出其不意调兵，往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地带及缅甸增加了第31、第32军。

而后，日军抽调、集中3个野战师团，对缅甸英帕尔、称希马地区的英、印军持续发起猛烈攻势。

战至3、4月间，英、印军屡战屡败，缅甸局势紧张，危机波及印度。

日本所谓太平洋“绝对国防圈”。

罗斯福、丘吉尔等心急如焚。

丘吉尔甚至向罗斯福提出，英国必须调动军队应变印度、缅甸危机，因而要滞后对欧洲发起反攻的“霸王行动”。

4月3日，罗斯福急电重庆，强调美国以新式武器军援中国事实，要求中国尽快派出云南远征军进缅助战。

这时，日军正在往黄河以北晋南地区集结兵力。

重庆方面在预判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势，正在计划调动云南军队应对日军攻势。因而拒绝并抗议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要求。

罗斯福为此勃然大怒。

4日4日，他再次致电，以停止军援为筹码，强硬要求重庆方面履行同盟国义务，派出云南军队进缅助战。

4日10日，罗斯福得不到重庆回音，当即命令史迪威将军即刻停止了对云南方面的物资供应。

美国压力极大，重庆前后为难。

4日14日，受美国政治、外交压力逼迫，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只得奉命签署了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的命令。

中国远征军全军出征，如是重剑出鞘。

在云南编练的中国军队，是由美国提供一定量的武器支援，军费支援，由重庆从中国军队抽调精兵强将，在美军顾问帮助编练的一支精锐之师。

这支部队虽然在通讯、火炮方面尚未得到美国军援，但是，其战术、战法训练，常规武器装备，官兵身体素质等方面，都较国内战场部队优异。

因而，这支部队深为重庆和蒋介石倚重，既将之视为策应国内战场变局的战略预备队，更将之预作为未来战略大反攻的主力战略集群。

然而，天不遂人愿。

这支部队重剑出鞘，兵锋所向，却是中国境外的滇缅战场。

4月中旬，在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下，霍揆彰指挥第20集团军的2个军，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的3个军，以及何绍周第8军等国军精锐主力，强渡怒江，快速攻入了缅甸。

中国为尽国际义务，以驻滇的战略预备队，向缅甸发起了战略大反攻。

中国远征军出缅参战，使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军再无强大战略预备队。

中国远征军兵员、装备虽远逊中国驻印军，但是相比国内部队，确实优出许多。在1944年，这支部队也是事实上的中国抗战的总的战略预备队。

如此一来，在日军渐薄西山的1944年，国军几乎无法抵挡日军发起的强大攻势。同时，中国军队在国内战场的大反攻，也整整推迟到了1年以后的湘西会战。

如今，拆开这段历史与事件，那些相关零星故事，人人皆知。

然而，如是将这些历史与事件连贯一起，则不难理解到中国何以在1944年、1945年日本崩溃的前夜，依然被动应付日军强大攻势，以及迟到1945年春夏，这才迟迟发起战略大反攻的主要原因。

当时，中国远征军全军出征缅甸，战略预备队抽调一空。

日军的一号作战攻势也就有了极好的战机。

再说华北方面。

日军制订一号作战的第一期作战目标，即为打通平汉线南段及围歼中原国军主力汤恩伯集群。

就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平汉线南段战区总指挥，以第12军之步兵37师团、步兵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7旅团、独立步兵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驻晋治安第62师团等部，以及原冯玉祥西北军投敌之张岚峰、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等部，预备于郑州以东地区，强度黄河，闪袭豫中。

为保障日军攻略平汉铁路南段战区，日军预备以驻晋日军、驻皖日军在西北、东南两个方向，发起牵制性进攻，同时，日军还预备以华中日军第11军横山勇部的7个大队兵力，从信阳北进，策应冈村宁次部的攻势。

同时，日军第5航空军调集主要航空力量，配合地面部队，尤其保障战车第3师团的进攻。

然而，因中条山会战以来3年期间，国军第一战区与黄河以北日军形成隔河对峙态势，两军几无大战。再加上当时日军行动保密，因而临近大战之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等在洛阳召开本战区的高级将领作战会议上，对日军行动也无清晰判断。

为此，第一战区会议无果，只得沿袭对峙作战经验，仅作战前预警，并无作战计划。

蒋鼎文在对日军作战计划、兵力全无了解的情况下，凭借经验、感觉、想当然决策，不仅将自己的战区司令长官总部设在靠近前线的洛阳，更将其麾下孙蔚如第4集团军驻守郑州地区，刘茂恩第14集团军驻守洛阳地区，李家珏第36集团军驻守新安地区，高树勋第39集团军驻守渑池、陕县地区。

如此一来，第1战区司令长官总部和第1战区最大的方面军集群25万大军，作为应对华北日军集群的主力部队，成线型防御态势，全部一线部署在约200公里的黄河南岸。

如此设防，看似森严壁垒，寸土寸血，颇具胆气。

但是，在现代化战争中，日军有地空远程火力优势，如是日军集中机动部队，在200公里防线任意攻破一点，那么，国军防线之后广袤纵深却再无机动兵团，前置一线的第1战区总部遇险，4个集团军及其配属部队应声崩溃，当为必然之后果。

大战在即，得知蒋鼎文布防一线，纵深空虚，重庆方面和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都是十分震惊。

彼时，第一战区主力分为两个方面作战集群。

以北线蒋鼎文集群4个集团军及其配属部队主要对峙华北日军，以南线汤恩伯集群3个集团军及其配属部队主要对华中日军。

而这次日军在豫中会战的预设作战目标，就是打通平汉路南段，以北、东、南三路围歼汤恩伯集群。

当时，汤恩伯集群王仲谦第31集团军驻防郑州以南，何柱国第15集团军和陈大庆第19集团军，以及贺粹之第12军、刘昌义暂15军和豫皖边区配属部队，则依地利分驻平汉线南段两侧。

为此，鉴于日军预备发起大规模攻势，第一战区纵深空虚，重庆方面在蒋鼎文无法调整战略部署之下，既无兵可调，遂急令汤恩伯抽调7个师的兵力部署郑州以南不过90公里的许昌、禹县一带，预作蒋鼎文集群纵深区域的应急部队。

同时，重庆方面及汤恩伯同样没有准确估计日军强大攻势，还在希望“守许昌之师，应尽力支持，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以实现汤恩伯主力兵团侧击日军，化解日军攻势。

汤恩伯决意以刘昌义暂15军许昌、禹县一带。

之所以如此部署，有三个军事上的原因。

其一，许昌、禹县一带地势平缓，铁路、道路方便，为日军强度黄河受邀攻击目标，尤其便于日军大兵团机械化行动，不利于国军集结重兵防御。

其二，日军攻击方向不明确。国军需以主力机动，用运动战后发制敌。

其三，刘昌义暂15军相对战力薄弱，不擅长运动作战，可以拉长防线作为整个南线国军的预警作战部队。

因而，汤恩伯亲自点名命令，要暂15军新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亲率该师新86团进驻许昌，出任许昌警备司令，统一指挥许昌地方警备部队、许昌专署自卫中队、警察等，以约3600人的总兵力，防守许昌县城。

暂15军新29师是以周家口警备团等地方部队新编建成，因为编练期间尚未更换武器，被认为是第1战区装备最差部队。临战之时，全师不仅武器简陋，没有火炮，单兵武器更是奇缺，唯仅有新86团稍有战力。

不过，新29师虽为新编部队，战力较差，却有两位极有胆略、名声的师长和副师长。

豫中会战期间，围歼或重创汤恩伯兵团，成为日军会战主要目标。

抗战期间，重庆街头的壮丁。抗战后期，中国兵员紧张为抗战困难主要原因之一。

师长吕公良，黄埔六期生，为汤恩伯执教黄埔最器重的学生。

1928年，吕公良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即分往汤恩伯第89师任排长，到了1936年11月绥远抗战之时，吕公望在第89师已经升任第13军第89师师长王仲谦的参谋处长。

1937年8月2日，吕公望随第13军第89师参加南口会战。

当时，第89师为最早赶至南口战长部队，吕公良随师部乘火车先抵张家口下花园车站，正在通报部队进入战区之时，适逢9架日机狂轰滥炸，轰炸持续约半小时，等到日机飞离，烟幕稀薄，王仲廉等人转视线吕公良，却发现吕公良不为轰炸所动，正在向诸位参谋交代工作，语气一如往常。

吕公良如此临危不惧，深得汤恩伯、王仲廉等高层将领欣赏。战后不久，吕公良即升任第89师少将参谋长。

1939年秋，吕公良作为汤恩伯系核心干部，升任汤恩伯主要部队第13军参谋长。

而后，吕公良一路升迁，在1941年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高参任上，就任华中抗日总队第5纵队司令及安徽界首、河南周口地区的警备司令。

周口为豫皖交通咽喉，为日占区与第1战区主要商道，每日过往各类商人及日谍、伪奸、毒贩极多，为第1战区最出名的肥缺。

吕公良驻防周口，每天勤于巡营查哨，监督销毁缴获毒品，亲临军法处听审每一个被捕罪犯，为官颇有清廉名声，深得当地军民好评。

1942年12月，第1战区以周口警卫团与其他地方部队新编第29师，吕公良因而出任中将师长。

1943年11月，新29师划归第28集团军刘昌义暂第15军序列。

再说新编第29师副师长黄永淮。

黄永淮为四川省内江安岳人，黄埔五期。毕业即分往国军精锐第88师，在抗战前夜升任第88师第524团团附。

淞沪会战期间，第88师师长孙元良原计划预派黄永淮率部驻守四行仓库，不料黄永淮率队在前敌作战，身负重伤。

就此，他被急速送入上海租界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抢救，而后由第262旅中校参谋主任谢晋元继任，率部进驻四行仓库，也就有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壮举。

后来，黄永淮伤愈，却受身体康复限制无法返回前线，遂留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直到1942年，黄永淮这才重返前线，就任王仲廉第31集团军司令部高参。

而后，在新编第29师编成之时，受王仲廉、吕公良等邀请，出任该师副师长。

就此可见，因为师长资格既老，又都富有对日作战经验。

因而，两人领军，率新29师新86团进驻许昌，即时，许昌军政、官兵便投入紧张备战。

豫中会战要图。

吕公良夫妇与子女。

吕公良、黄永淮两人更是昃食宵衣，前线后方四方奔忙。

当时，适逢吕公良夫人携子到了许昌探亲，吕公良却深知日军进攻在即，连日奔波，与妻子也无一餐一宿相聚。

后来，直至夫人准备携子离开许昌，吕公良这才催马城门，与妻儿匆匆见面。

然而，纵算吕公良、黄永淮两位师长勤勉备战，以许昌弹丸之地，兵少将寡，又无地利所用，确实很难抵挡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最大规模的战略攻势。

后记：最近几天忙于更新，频繁熬夜写作，偶感小恙。

本文近6000字，预估本文又是超过万字文章，体能欠佳无法一口气写完本文。

无奈，只好分为上下两篇，敬请朋友关注更新。

近期，我将在朝战、抗战和怀旧八零年代三个主题切换，感谢好友们的支持与理解。

橡树问好。

2021年12月23日，笔于广都铭贤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