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程千帆古诗讲录》的诗学史贡献和意义
“二十二年没上过课了。我喜欢上课！”这是程千帆先生1978年从武汉市的一位街道居民被聘为南京大学教授、重新登上讲台时的一句话（程先生1978年8月至南大，次年为本科生开课）。话语中充满了太多的情感和内容。今天，当我们翻开这本程先生当年讲课的记录时，不免为之动容，而对先生所做出的文学教育和诗学史贡献与意义，尤不能不服膺和赞叹。
1981年，程千帆先生在南宁讲学时的风采
一、以作品为中心：大学中文系教学的主旨
程千帆先生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早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他就一心想做一名好学生，将来做一位大学教授。这个理想没有多久就实现了。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中期，他先后在播迁四川的金陵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1947年他34岁时，已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得不离开了他所热爱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养猪、放牛，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倔强的程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让一位大学教授去养猪放牛的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本来是一位教授应做的事情，却不能做了，甚至连最起码的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机会也被剥夺了，这对程先生的打击无疑是很残酷的。所以，当一旦拨云见日，国家重又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先生也终于重新登上大学讲台时，他内心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一位纯粹的学者，程先生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理念。他认为：“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略）由感动而理解，由理解而判断，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恐怕不能把感动这个环节取消掉。‘为文造情’不但不适宜于创作，恐怕对于诗歌研究也不完全适合。”因此，他主张“通过创作、阅读、欣赏、批评、考证等一系列方法”来研究文学。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方法”，必然会反映到他的教学理念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功绩，自然无可怀疑，然在1949年以前的大学讲堂上，新文学却从不是主课，白话文也不独尊。师生们看重的还是“学问”或“学术”。胡适在提倡文学革命的同时，就又提出“整理国故”。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盛行的也是顶着“科学”之名的考据之风，“师生授受，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反倒被忽略了。
对此，程先生批评道：“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方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详此二蔽之所由兴，则实皆缘近代学风之一于考据。”程先生这里的批评，当然不是要对考据一概否定，而是认为“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需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那便是无法获得真赏，也就是没有达到欣赏的最终目的。”程先生的意见很明白，那就是要以文学作品的赏鉴和批评为主要讲授内容和目的，而考据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他进一步论述道：“研究期新异，而教学必须平正通达”；“研究伤烦碎，而教学必须提纲絜要”；“考据重知，而词章重能”；“考据贵实证，而词章贵领悟”。因此，大学中文系教学的目标，应“以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详所当详，略所当略，提纲絜要”，教授给学生，并使其“于古人经心用意处能得较分明之了解，亦于历代源流同异能得较了澈之领会”。否则，“其所受读，既不能得平正通达之基础知识及提纲絜要之一贯知识，以资进修；又不能受前（人）文（章）之沾溉及赏前文之神妙，以资借镜，则其所畜，不问可知。”要做到对“古人经心用意处能得较分明之了解”，自是要以文学作品的讲解、赏鉴和批评为中心。八十年前的程先生的这些看法，不但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文学门”的学习科目有“中国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等，在“历代文章流别”下注曰：“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自此，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遂逐渐进入大学中文系课程建设的中心。特别是1949年以后，各种文学史著作层出不穷。从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于四十年代），到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再到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两先生所撰《中国文学史》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史教材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当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地位不断上升，至于一家独大之时，“所谓的‘文学史’，很容易就变成了长时段、系统性、四平八稳、以‘综论’为特征的教科书”。事实上在今天的全国的大学中文系中，作为主干课程的中国文学史，早已把文学作品选等课程的内容归并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了，绝大多数的大学中文系，课表上都只有文学史，而没有了作品选之类的课程。
程先生未必会预见到今天的大学中文系的教学现状，然当他被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重新走上讲台的时候，首先为学生开设的课程，却正是 “历代诗选”课，讲授内容为汉至宋代的古近体诗歌，讲授时间一年。次年（1980年9月），再开“古代诗选”课，内容与“历代诗选”相近，然按题材和主题分专题讲授，讲授时间一个学期。1981年9月，他又为研究生开设“杜诗”专题研究课程，时间也是一个学期。程先生来到南大后，连续三年为学生开设的课程，都是中国古代诗歌作品选（包括通代和专家诗），这突出地表现了他一贯的教学理念，那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一样，都应以文学作品为中心。
二、“以诗证诗”：比较的诗学
程先生学术研究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然而中国古典诗歌无疑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著的一个领域。从早年的《古典诗歌论丛》，到《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程千帆诗论选集》《宋诗精选》，程先生在诗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既为学界所瞩目，其以作品为中心的研究，也已为许多学者所熟知。那么，这种研究给他的古典诗歌教学带来了什么特色呢？这就是：“以诗证诗”。
“以诗证诗”的含义，程先生在课堂上作过明确解释。他说：
这学期（指1979年秋季学期）讲诗的方法，基本上是以诗论诗。最好是以本人的诗证本人的诗。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他忧什么呢？《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用后“忧”解前“忧”最准确。陆游（《草书歌》）：“闲愁万斛酒不敌。”《送范舍人还朝》：“平生嗜酒不为味，聊欲醉中遗万事。”可见他闲愁什么。
所谓“以诗证诗”或“以诗论诗”，就是以诗人的其它作品对所论之诗进行阐释和解读，或以他人之作与所论作品相互比较、印证与疏通，以深化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这种方法，可称为比较的诗学。其例在书中比比皆是。如，程先生讲王维的诗，将《终南山》与《汉江临眺》并读，虽一写山，一写水，然“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与“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形容山势的高峻与水流的浩大，却是相同的，二者都表现了“非常宏伟的壮丽的景象”，风格雄浑。这与前引程先生所举之例相同，正属于以诗人自己的诗歌进行相互印证的方法。
当然，《古诗讲录》中更常见的还是以他人之诗对所论之诗进行的释读、疏证。比如程先生讲汉乐府《陌上桑》对罗敷美貌的描写，便举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贺知章《咏柳》、刘禹锡《杨柳枝》、苏轼《续丽人行》等作品来比较。指出《陌上桑》中“对罗敷的美貌采取虚写（描写风神），给读者留下丰富想象的广阔余地”，而像苏轼诗中所描绘的画中人物，“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这就不仅使学生对《陌上桑》中的描写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虚与实、里与外、张与弛，有了真切的感受。再如，程先生讲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一诗首联：“今年二月冻初融，睡起苕溪绿向东。”既指出它是从谢灵运的名作《登池上楼》来的，又举出《西洲曲》（“海水摇空绿”）、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甚至今人艾青的诗《绿》，来互相印证。“睡起苕溪绿向东”一句中，“绿”复指苕溪之水，形容词用作名词，出人意料。而王安石《寄吴氏女子》诗中的“除却春风沙际绿”，以“绿”字形容春风，尤为新奇。所以程先生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是用如动词，这里的‘绿’也是动词，但却是春风变成了绿色，这个想法更新奇一些。”“‘绿向东’的‘绿’是可以和上面比美的”。像这样的比较，学生从中所得亦多矣。
既作比较，必有同有异，由二者之同，可见其承继；二者之异，又可见其发展，而无论同异，都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程先生讲《古诗十九首》中的“孟冬寒气至”一篇，特别称道“愁多知夜长”一句，认为这“是一句很浑朴、直率的情语”，然随即又指出，到了唐代，“这方面的诗就写得有‘着色’”了。他举出王昌龄的诗句：“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长信秋词五首》其一）李益的诗句：“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宫怨》）甚而还举出戴望舒的诗：“明天会有太淡的烟和太淡的酒，和磨不损的太坚固的时间。”（《前夜》）说明同是写离别相思，东汉末的文人诗朴素，而唐代以后的诗就多了一层修饰，两相比较，古今贯通，从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诗十九首》的认识。
有时候，程先生还会现身说法，把自己的诗作拿来作比较。例如，他讲刘禹锡的组诗《金陵五题》的构思，分析道：“（第一首）总貌，写六朝的衰亡。底下四首讲每一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贵族、帝王、高僧、文士，分咏。《江令宅》故意用古绝句，用仄韵。（略）刘禹锡故意把弦放松一点。萧伯纳警句太多，没有起伏。一般地讲，写组诗，不要雷同，要相互衔接，要有首尾，要有变化。”并举出自己的一组诗：《饶固庵宗颐为詹无庵安泰刊行遗集，无庵哲嗣伯慧索题，因书五首》，详细说明自己的构思，以相参证。像这样的分析比较，已不只是对读诗有帮助，还有益于学生的习作。
以诗证诗方法更深度的运用，是程先生的《杜诗讲录》。在课前印发的讲义中，选编了数十首杜诗，分组编排，曰《杜诗会通》。前有程先生对所选诗歌的说明，曰：“一、每组以杜诗为首，下列与之相关的诗（有的组中也有杜诗）。二、各组的诗，可见借鉴、继承与突破的关系，故称‘会通’。可参阅讲录中相关部分的分析。”如，第一组所选五首：《望岳》《青阳峡》《凤凰台》《万丈潭》和《剑门》，皆为杜诗。此之谓以杜证杜。第二组选入杜诗三首：《饮中八仙歌》和组诗《曲江三章章五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后附张衡《四愁诗》、文天祥《六歌》，以资比较。是以他人之诗证杜。这些比较，所涉更广，所论也更加深入，事实上已是对杜诗的专题研究，故课堂上的很多讲授，后来都形成了学术论文。
“以诗证诗”，这个“诗”是广义的，它还包括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其它样式，或小说戏曲，或书法绘画，程先生总能信手拈来，举以论诗。像讲解《焦仲卿妻》中刘氏被遣还家与小姑相别的情节，“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这几句显与刘氏嫁来焦家仅两三年的实际不相符合，它只是诗人为了更好地描写刘氏姑嫂间的感情和刘氏对小姑的关怀，而特意变更的。为了学生明白这一艺术手法，程先生便举出王维《袁安卧雪图》中，于雪地上画一芭蕉，《红楼梦》中贾宝玉折红梅赠妙玉，高尔基小说《阿尔塔莫诺夫的一家四口的事业》中，既写娜塔利亚前一天晚上因疲劳和衣而卧，又有次日早晨为迎接母亲，来不及穿衣穿鞋就匆忙下床的情节，指出这都属于“文学中常有的‘好而不通’和‘通而不好’的例子”。再像程先生讲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一首，指出暗示是这首诗的特色，并举《红楼梦》王熙凤的登场和美国电影中的故事情节相参证。讲《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认为在欢快的诗歌韵律中，深蕴着“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自然景物与诗人的情感“达到了巧妙的平衡”，这与“《牡丹亭》中杜丽娘游园，汤显祖笔下自然之美与杜丽娘的内心活动取得了巧妙的平衡”，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其例。
三、“能者必知”：诗人的会心
程先生出身于诗学世家，诗本是他的家学。其伯祖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颂万，字子大，光绪间与易顺鼎、曾广钧，称“湖南三诗人”，有《十发居士全集》。父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外祖父车赓，字伯夔，以书法知名。堂伯父君硕，有《曼殊沙馆初集》。程先生自幼随堂伯父读书，早通声律，故子大先生称其“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伯夔先生则以为他“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程先生与汪铭竹、滕刚、常任侠、孙望等还结成“土星笔会”诗社，创办《诗帆》新诗半月刊。其后，在旧体诗的创作上，亦始终不辍，自成一格。钱仲联先生称其诗：“神思之窎远，藻采之芊绵，不懈而及于古。空堂独坐，嗣宗抚琴之怀也；天地扁舟，玉溪远游之心也。时复阑入宋人，运宛陵、半山、涪皤于一手。（略）谓为并世一家之《离骚》可也。”所论甚切。
知能并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对程先生来说，诗歌创作不仅是他自道哀乐、抒发情感的重要途径，而且通过创作，使他更深入地走进了古代诗人的心灵世界。程先生曾论及知与能的关系，他说：“从研究角度来说，创作实践愈丰富，愈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理解他人的作品也就愈加深刻。”“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其独特的感发；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单靠理性思维，不但无法作诗，也难以对诗有真知灼见。”皆是经验之谈。
知能并重，影响到程先生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教学，便是对作家作品的细读。唐代诗人宋之问以事贬泷州参军，度大庾岭，有《题大庾岭北驿》诗。诗曰：“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此诗不难理解，然程先生的讲解极细。他从大庾岭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入手，指出这是逐臣南贬的必经之地。大庾岭山势高峻，岭的南北两边气候差异很大，岭北梅花开时，岭南的梅花已经谢了。南方湿热，沼泽、蚊虫多，北方人到了南方难以适应，往往水土不服，以致生病。把大庾岭的特殊环境讲清楚了，贬谪岭南、行走至此的诗人的哀婉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传闻”的主语，一般读此诗不会细究，然程先生却指出“传闻”的主语多半是逐臣，而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就极为细致。“我行殊未已”一联，写人不如雁，然程先生又进而分析此两句，隐含着诗人“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刻的惊惧”，手法上“双句单意，使动荡的感情得到更充分的表现”，“平淡而深刻”。亦细致入微。而尾联用“陇头”一词代“岭上”，程先生指出这是诗人为了避重复所作的拟代，是律诗写作必须讲究的规则，并引苏轼诗补证，对此诗的理解就更进了一步，体会深细。
一个诗人怎样对待生活，表现生活，固然取决于其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然在创作中，还要善于观察生活，反映生活，才能很好地传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写出独特的“这一个”。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作，都是古人善于观察、反映生活的结果。程先生是诗人，他对生活的观察既敏锐、细致，也就更能体会古人观察和表现生活的用心。比如，李贺诗歌的选材和表现角度往往比较特别，这与他独特的思想性格和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密切相关。程先生讲解李贺的《老夫采玉歌》，就特别指出他在题材选择上的独特性，即选择辛勤劳作的采玉工人为表现对象。李贺选择“斜山柏风雨如啸”的阴雨环境，而不是晴好天气，来表现采玉人的劳苦，尤能打动读者。至于诗中“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之句，写水恨人，人恨水，想象也是十分奇异的。这些解读，不但细致，而且观察角度也很特别。程先生在分析李贺诗时曾举己作《寄刘生》一诗参证。诗曰：“白头师弟正相望，新岁驰书到武昌。老去辛勤赴沟洫，少来诗笔压钱郎。三年赤脚生重茧，万亩春风动绿芒。蜀道山川行踏遍，羡君忧乐系农桑。”诗中写他1977年初刚从武汉大学退休，收到一位从事水利工作的老学生的来信，心情很复杂，于是便在诗中表达了既惋惜这位老学生不能搞文学，又羡慕他还能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的实事，而自己却不能做想做的工作的复杂情绪（其诗选材，不可用于寄“张生”、“李生”），对李贺诗的细致分析，是寓含了先生自身的创作经验和体会的。
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为了更好地表现其思想情感，在诗歌中运用了多种创作手法和技巧，程先生既长期涵咏其中，自己又有创作经验，故每每能在教学中对这些方法和技巧多所揭示。像他讲曹丕《燕歌行》中的两句：“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指出“这是同情牵牛织女，实质是同情自己，在思想上，是同情的伸展；在艺术上叫透过一层想，通过自己想到天上。这样两者结合，可以由此及彼，由物及人，由现在、过去及将来，充分发挥联想的作用”，使内容更丰满、深刻。同时，他又举出张祜《咏内人》、雍陶《和孙明府怀旧山》、杜甫《月夜》、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周邦彦〔大酺〕“对宿烟收”等诗词作品，进行对读，使学生对这种手法有较深刻的了解。所谓透过一层，正是古人习用的创作手法之一。其它像比兴寄托、遗貌取神、虚与实、朴拙与工巧，乃至结构的匀称与不匀称、用典的古今之分、对偶的平衡、字词的避忌等具体手法技巧，亦皆随手拈出，示人以法。如分析陈子昂的《感遇》诗，连带着讲解唐人兴寄观念的内涵。讨论苏轼《凤翔八观》，提出诗歌创作中形、神之间的关系问题。谈《古诗十九首》“结发为夫妻”一首，指出“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的用笔之“拙”。讲鲍照《拟行路难》“春燕参差风散梅”，则解释“散”字用得如何奇特巧妙。讲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又指出琴声与瑟瑟秋叶的情调相合。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他早年撰写的一些文章，如《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陶诗“少无适俗韵”的“韵”字说》《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跋》《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等，亦皆“剖析入微，心细如发”，若非有创作经验，恐亦难细入毫芒，揭示出个中如许意蕴。
曹虹先生《古代诗选听课笔记》
四、理论自觉：文艺学的进境
程先生不但有深厚的家学渊源，而且在金陵中学、金陵大学读书时，又接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和熏陶。故其治学既主张知能并重，又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早有自觉，并将其很好地运用到研究实践中。1949年后，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的程先生，除了给学生讲授文学史之外，还承担着文艺学课程的教学。这使他较之同时代的许多研究者，更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于是，我们在《古诗讲录》中，便时时看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对作品所作的恰如其分的分析，看到对古典诗歌创作艺术手法的揭示和对艺术规律的归纳，显示出鲜明的理论色彩。
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在人们头脑中形象的反映。这种反映应当真实，同时又应当是以作家自己的独特方式加以反映的。这一文学的基本原理，始终贯穿在程先生古代诗歌的讲授过程中。譬如他讲白居易《长恨歌》，指出诗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由谴责到同情，他为什么不能控制住自己”，就是因为“作家只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于送别这样一个习见的主题，作出了与众不同的处理。他指出前途的希望应当而且可以克服现在的离愁，从而对远行人起了一种鼓舞作用。”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百万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苏轼〔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也“都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来表现人生”、或表达“对生活有独特的认识”的成功例证。程先生的这些分析，皆确然不移。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文艺学上的重要问题。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的真实，然艺术又并非自然和历史、社会的机械的翻版，它不可能也没必要一点一滴地都符合生活的真实及科学要求。唐代边塞诗中的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李白的《战城南》、高适的《燕歌行》、王昌龄《从军行》、王之涣《凉州词》等作品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边塞地名的方位、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历来众说纷纭。程先生则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去解读这些诗歌，指出诗人将现实生活中本不在一处的条支与桑乾河、狼山与榆关、黄河与玉门关等放在一起，实际上“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记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古代诗人们既然不一定要负担提供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由此去解读古典诗词中的同类现象，无不通达平正，怡然理顺。
徐有富先生《古诗今选听课笔记》
五、“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晚年学术的结晶
“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上课看到你们的眼睛中闪出的是饥饿的光芒，我心里很不好受。”渴望重新登上讲台的先生，面对同样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进入大学课堂的那一张张求知若渴的年轻的面孔，他几乎是在倾尽全力想把自己平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侧重的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传授。“研究期新异，而教学必须平正通达”；“研究伤烦碎，而教学必须提纲挈领”。系统、完整、平正通达，而又要提纲絜领，程先生对大学中文系教学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先生自己的古诗选读的课堂上，得到了很好的践行。他在给学生讲解诗歌作品的同时，又向学生传授着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的基本知识：抒情诗的性质、特征、内涵、形式和创作方法、五七言诗的起源、近体诗的格律、用语用事等等；他讲授的是八代和唐宋诗，然而始终贯穿着的，又是整个中国文学史和批评史的线索。无论是对古典诗歌基础知识的讲述，还是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无不凝结着程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因而给人的启发也就更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陈世骧先生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的抒情传统”问题，并指出，所谓抒情诗，“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其后，高友工先生先是提出“中国小说中的抒情境界”，九十年代初，又明确提出“中国抒情美学”的概念，将抒情美学的范畴由诗歌扩大到音乐和美术等艺术样式。然而，前者虽在当时即已译为中文在台湾发表，但介绍到大陆学术界，则与后者同样，都要迟至九十年代。令人惊讶的是，在程先生的古诗选讲课上，已有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深刻体认。程先生论道：
抒情诗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感受来反映人生和社会，诗中反映的不纯粹是客观的事物。抒情诗描写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感受，这种描写是通过主观感情和个性来表现的。
抒情诗中反复出现的形象是诗人自己的形象，抒情诗人不是通过一篇诗，而是通过他的全部诗集来表现他自己的形象。
抒情诗人对生活很敏感，体会很精微，反映的范围也很广大。因此，不能说抒情诗不能反映重大题材。
抒情诗因限于篇幅，只反映、描写事物的一方面，事物矛盾的另一方面可以让读者去觉察到、体会到。抒情诗这个特点可以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和深远的回味余地。
抒情诗不排斥叙事、说理的成分，而是经常把叙事、说理作为自己的有机组成成份。
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
程先生当时应该还没有接触到西方汉学家们关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论述，他所以要以抒情诗作为自己教学的主要内容，并开宗明义地提出“抒情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对其性质、特征、手法等作出精审概括，完全是他在数十年诗歌史研究和思考基础上所作的宏观判断。
像这种融入了他多年研究心得的精彩论述，在程先生的倾力讲授中，可以说随处可见。比如他讲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指出其与南朝的《西洲曲》同样是描写自然美，但它把“自然美、人生哲理、纯洁的爱情、诗人强烈的同情心交织在一起”，感情深沉而又平淡轻快，“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艺术性也就更高。《春江花月夜》的来源，不是宫体诗（在这一点上，程先生不同意闻一多先生《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的看法），而是以《西洲曲》为代表的南朝民歌；它的继承者，不在诗中，而在汤显祖的《牡丹亭》。这些看法，在程先生稍后撰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在《西洲曲》和《春江花月夜》之间，补上了隋炀帝乐府歌辞创作的环节，而在对《春江花月夜》被接受过程的考察中，程先生又发现，张若虚这首诗原属初唐四杰体，故它的地位长期以来也随着四杰在文学史上的命运而沉浮，后人对它的理解，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既不断深化，也不免有所误解。“每一理解的加深，每一误解的产生和消除，都能找出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穷通显晦的原因，于此得到了更好的解释。
再如，程先生讲解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同时举出王维《桃源行》、韩愈《桃源图》和王安石《桃源行》，从题材、主题、形象和手法等多方面进行比较。这里同样也凝结了程先生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我们只要看一下次年程先生发表的文章：《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就明白这一点了。程先生通过对四篇桃源诗的比较，解决了文学史上的作家们是如何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处理传统题材的问题。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为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宁静、淳朴、欢乐的美好世界，王维在《桃源行》中表现了对仙界灵境的向往，韩愈在思想上力排佛、道，故在他的《桃源图》中，对王维诗歌的主题进行了批判，而王安石则在其《桃源行》中直接发出了“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的大胆议论。“就主题说来，王维诗是陶渊明诗的异化，韩愈诗是王维诗的异化，而王安石诗则是陶渊明诗的复归和深化。主题的异化和深化，乃是古典作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传统题材的两个出发点，也是他们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性的手段。”这些精彩的论断，都曾先在课堂上加以讲授。其它像讲授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多对比现象、同题共作现象等等，皆新见迭出，并都形成了论文。至于在杜诗专题课上所讲授的内容，更是多数都与其门下弟子合撰为论文，结集成了名为《被开拓的诗世界》的杜诗学专著。这些论文，他当然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然而，他却在课堂上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无保留地交给了学生，并且，把课堂讲授延伸到了研究中，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具体地撰写学术论文，引领着他们进入学术的殿堂。
面对着充满求知欲望的青年学子，程先生讲学问，也讲人生。他讲抒情诗的特征，首先指出其思想方面的两个价值：“由于真实的反映当时各个阶级的生活，使我们能认识当时的社会；作者表现的正义感、同情感，给我们以很大的教育”。每一讲结束，他又总要告诫学生：“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要能够明辨是非。”要能“发现人的价值，尊重人”。“凡是学古代的、外国的的东西，绝对不能忘记今天。要考虑到你的读者，心目中有没有一个现代中国，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些谆谆教诲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教师对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热爱，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学者对祖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热爱，看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高尚、正直的品格和阔大的胸襟。这，也许就是多年以后，当我们展读这本讲课实录时，仍能如坐春风，领略其风采，强烈地感受到先生当年在讲台上的那份炽热的情感的原因吧。
>原载《中国诗学》第三十三辑，注释略。转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程千帆古诗讲录》
张伯伟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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