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翻译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出路
五千年璀璨文化的泱泱中国，其传统和经典文化等文史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财富，以孔孟圣贤之古籍为范。近代以来，百废待兴的中国尝试了多次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好不容易换来今天的经济发展和世人瞩目。如今的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政治上外交的纵深拓展，体育和文艺方面的国际交往，国际商贸的频繁往来，孔子学院的纷纷建立，已然兴起了不可小觑的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和“中国热”。
然而，中国文化真的走出去了吗？这里暂且不论我国“小写文化”（生活和做事的方式）的维护、发展和外传，单说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古代先哲的论著所代表的我国“大写文化”（哲学、意识、民俗等），由于今天的国人自己都没有很好地继承、吃透和运用，也由于“译事三难”、译法不当、译道不通，我国的“四书五经”还是没有如期待那样很好地传播到当今世界的各地。国人的一些努力，如找人翻译《诗经》《三字经》《论语》《镜花缘》《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弟子规》《四库全书》等，都是事倍功微。最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启动的包含一百多种古代汉语典籍的《大中华文库》，先从古汉语译成汉语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等多种语言。虽然翻译“作业”成绩斐然，但其相应的出版物，除了向海外的馈赠和外国的少量象征性购买以外，多半滞留于国内的图书馆高阁。例如，杨宪益夫妇所译的《红楼梦》虽然被不少人和刊物（如《中国翻译》）看好，视为“丰功伟译，万众敬仰”，颂为最真实地再现了曹雪芹和高鹗的“红文化”，却万分遗憾地很少现身于海外高校的图书馆和私人书斋。若有《红楼梦》译品，人家也多半是收藏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翁婿的译本。典籍外译难以被外界接受，且容易被“误读、误解”。
《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
杨宪益、戴乃迭翻译
可见，我们中国典籍的外传其实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怎么传的问题。而怎么传说穿了就是怎么译。“怎么译”可分为“宏观译事、微观译事”两种。所谓“宏观译事”主要是指政府、机构、出版社等对相关作品的翻译和传播的国际调研、洽商、组织、监管、评估乃至经营等一系列具有政治和经贸意识和意义的各种活动。那么“微观译事”指的又是什么？是译者自己对委托人意图的领悟和把握，是对原作主旨和章节以及段句意义的深切挖掘和领会，是对双语与相应双重文化的融会贯通。大处是“准确把握翻译的本质和价值”，小处是“寻找不同文化、语言的对接点”，还有最后的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具体变异笔耕（含文化译观倡导的“创译”）。换言之，“怎么译”不是一个人的事；一部作品之翻译和外传算不算成功，取决于宏观和微观译事的“两锤定音”，而非一蹴而就。上述的诸多汉语典籍之翻译和传播之所以低效，其症结亦在于此，也即仅仅迈出且裹足于文字处理的“第二道坎”。非文字工作本身却与此相关的“宏观译事”——汉典外译的天然屏障——是译者试图而终究没能逾越的“第一道坎”。
考虑到英语国家，尤其是英、美的世界地位及其相应英语语言的“国际普通话”“通用语”（lingua franca）地位，所谓的汉典外译，默认的解读无非就是中国书籍的英译罢了——输送到英、美去，让更多的英、美人阅读并借此了解我国的（大写）文化。若成功就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正因为上述因由，“外译”是中华文化向英美文化方向的有标记文化传播，跟相反的“内译”，即一两百年来严复、傅雷、朱生豪、梁实秋、冰心、江枫、袁可嘉、杨德豫、梁宗岱、张禹九等中国双语人把数以千计的英语文献翻译成汉语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
若要改变汉籍英译的僵局，就要把“我要译”改为“要我译”。倘若“宏观译事” 做得好，并让外国出版商来组织翻译人马，情况必然迥异。闻名遐迩的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和法国瑟伊出版社（Seuil）以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 委托美国“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和著名法国汉学家兼“中国文学通”尚德兰女士（Chantal Chen-Andro）翻译莫言之小说《红高粱》等，不仅使得其小说传播全球，还成就了莫言乃至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回忆说，莫言授权他翻译时就无比信任地说：“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试想莫言抑或一名无名小卒的小说若由我国一家地方出版社委托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翻译， 结果又当如何？我国的中青年作家中卓有成就者有近百人，他们的作品怎么就走不出去？这不是他们的错，这关系到宏观的译事和微观的译事。至于萧军、萧红、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阿来等，其作品均被葛浩文等翻译过，但主要因为宏观译事的不给力而欠成功。
莫言与葛浩文
单说译者之责，也只能说“译事非易事”。从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和玄奘大师的“五不翻”，到严复的“信达雅”，还有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 以及舶来译论，如奈达的“动态等效论”（dynamic equivalence）、纽马克的“通达—语义论”或“关联翻译法”、韦伯的“强弱交际论”等等，人们对翻译，即何为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以及具体词句移译的种种技巧，可谓百舸争流，难分胜负。翻译研究先后实现了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眼下如火如荼的译界“文化派”比较关注翻译活动的文化（传播）性，也即，翻译就是（为了）文化传播。翻译者除了要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和必要的翻译技巧，同时要精通相应的两种文化的异同，还要理解和尽可能等效或保值地再现原作者的语篇意图、语篇风格、各语句的意图、词句的风格、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效果和风格。假如根据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谢天振、王东风、王宁等“文化派”论者的观点，翻译一篇文本势必做出一定的牺牲，此时只能“丢卒保车”了。相比较，假如形式是“卒”，那么意义就是“车”，此乃“得意忘形”。若说字面意义是“卒”，那么寓意（即联想意义、引申意义、隐喻意义等）就是“车”了。又假设意义是“卒”，那么意图就是“车”了。再进一步，假如这一切毫无例外地有悖译入语文化或不利于译作在该文化中的有效推广，那么它们都成了“卒”，而符合译入语文化的那些原语文化则成了“车”。在“文化派”看来，《红楼梦》的杨译较失败，霍译较成功；同样，诸多古籍的英译是惨败，莫言作品的英译则是辉煌。失败和成功其实仅为咫尺之遥，关键看你是否“丢卒保车”了；或者说，看你是否认清了何为“卒”又何为“车”。书案边的译者们，常常因为没能逾越“第一道坎”而囿于形式的“卒阵”导致不能自拔，这是“认卒作车”。更多的情况是裹足于词（汇）义和语（句）义的“八卦阵”，这也是“认卒作车”，至少是“认象作马、认马作车、认小车作大车”。《红楼梦》译者之一戴乃迭读到霍译本后，承认杨译大概只能算是“逐字对照文本”。与此相反，越过“第一道坎” 的霍译翻过“第二道坎”时自然身轻如燕，翁婿二人以“面粉、面包”（flour，bread）取代“大米（饭）”（rice），以“盘、碟”（dish）代替“饭碗”（bowl），以“长柄锅”（saucepan）顶替“平锅”（pan）。放开手脚的霍译达到了大胆“归化”即英美化那些过于汉化或饱蘸中国文化的言辞内容，自由增删，臻于钱氏之“化境”。戴乃迭还赞扬过葛浩文的英译作品“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大抵也是一样的化境吧。
论修辞（格），最难译者莫过于析字、双关、仿拟、拈连、轭配、隐喻、转喻、汤姆诙谐等。我们曾撰文论述过双关、拈连、轭配和汤姆诙谐句的翻译，提出了旨在取效的变通译法。就构式（语法）和语句（结构）而言，最挑战译者的也许是文艺作品的标题。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因此作者和译者都希冀“一名惊人、以名惊人”。康志洪、李群、葛勇、何自然、虞建华、杨全红等人都有过论述。老子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其题目目前有五种译法：“Tao Te Ching；Tao The King；Dao De Jing；The Classic of the Virtue of Taoism；On Morals”；清朝作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的小说名也有五种英译：“Liao Chai Chih Yi；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he Chinese Fair Book；A Legendary Record in Self-Diversion Study”。这里至少展现了直译（字译）和意译（臆译）之争，以及原作（文化）中心论和译入语（文化）中心论之争。笔者曾提出作品名翻译的“关联省力语效原则”（principle of relevance, economy and effect，以下简称PREE）及其相应的译法。照此看来，美国诗人海伦·蔡辛（Helen Chasin）的一首诗The Word Plum，其标题应译为“‘葡萄’这个词”，如若译成“李子/杏子（这个词）”，全诗的文字游戏就消失殆尽了。
其实“文化派”译观，除却其过激言行，其合理本质大致属于新兴的“语用翻译学”。例如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提出的西方翻译史“三模式”：（1）哲罗姆模式（Jerome Model）；（2）贺拉斯模式（Horace Model）；（3）施莱尔马赫模式（Schleiermacher Model）。假如添加“路德模式”（Luther Model），其构建逻辑如下：
四模式构建逻辑表
根据这个“四模式构建逻辑表”，我们认为，译者采用哪个模式要看诸多因素， 即在各个“指标”上凸显出来的是何特性。例如，若必须是原文中心，那就是哲罗姆模式。当然，末尾“文化构建效果”为“无/零”也只是个夸张或对比的说法，其实也是有效果的，例如佛经和《圣经》翻译成功的“文化构建效果”体现在有效传播上。再假如“翻译实质”体现为“大众语言”，那么译事就可定性为“路德模式”，译者要更多地拉近和译文读者的距离，以体现“读者主义”。这些“看情况”就是看语境，就已经是语用翻译学思想了。
“语用翻译学”就是要语用地考察各种或大或小的翻译问题。何谓“语用”？就是关注文本内外的各种语境（大小文化和大小语境）信息，意义与意图的关系，（语）形、（语）音、（语）义和（语）效这四者的相互关系，意蕴和意涵的关系，本意和寓意的关系，言语和非言语的关系，生成和推理的关系，语义和语为（以言行事，即承诺、阐述、询问等）的关系，语内和语外的关系，原作、原作者和受众这三者的相互关系，译作、译者和译入语受众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交际者和媒介的关系等等，远远超过了陈望道说及修辞的“六何说”——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说话方式），以及利奇的“五词（语用）标准”，也即， 语境、交际者、意图、推理和行为。有的分属“微观语用（学）”，有的则分属“宏观语用（学）”。有“语用翻译”能力的译者，不是一拿到原作就动笔翻译，而是要通盘考察上述“宏观译事、微观译事”，或者说全面研究各种“语用翻译”要素。诚如此，中国政通人和，国力大增，世人更加瞩目，英、美民众需要中国文化的食粮，中外出版公司组织得力，译员德才兼备，具有极高的“语用翻译（学）”能力，该丢“卒”就丢“卒”，该保“车”就保“车”，在同和异之间推敲，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徜徉，在译入和译出之间驰骋，博弈于“译、意、易、异、抑、移、轶、艺、怡、懿、逸、弈、疑、噫”之间——有时“得意忘形”，有时抑己立异，时而生疑噫叹，时而怡（轶、懿、逸、弈）情于译。
不论译者持何种译观，若能精通英汉双语且踏踏实实地脚踩英汉两条“文化船”，语用地考察翻译的诸多要素，虽是“戴着镣铐跳舞”般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还是能够以译笔使人口最众的英汉民族之间的“后巴别塔（时期的）”沟通畅通无碍，回到“前巴别塔”的始源状态。
我们希望更多的世人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而仰仗的手段唯有翻译这个“走出去、引进来”的“桥梁”或“开‘路’先锋”，而“好的翻译是融通中外的桥梁”。在全球化、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期，我们要充分、有效、精准地运用好翻译这个桥梁和工具，对外讲好中国道理，更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难），以便“将综合国力转化为对国际舆论环境的塑造力和对其他国家外交选择的影响力”，即直接服务于塑造和传播我国的国际形象。（转载自：北大外文学堂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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