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八年官升十一级，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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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只有获得正经出身的人，才能进入公务员行列。通过其它渠道做官，是被人瞧不起的，几乎不可能有出头之日。如何才能获得正经出身呢？只有一条路：读书、考试。
正经出身又分为三个等级：
一是通过进士考试后被选入翰林院的极少数人，即翰林、翰林官。其来源又分为两类：进士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是当然的翰林；其他人则是宰相们组织的对进士新一轮考试，录取的翰林院庶吉士。这批人总数，不足每一科进士总人数的十分之一，他们的前途最为光明，可以官至宰相、礼部和吏部的高官。
二是其他的进士。他们直接从七品官做起，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做到尚书。
三是举人、国子监的毕业生之类。等待他们的往往是进士们不愿去的那些岗位，不仅职位低，而且环境差。即便如此，他们也必须耐心等候，只有等到哪一个不招人待见的位置实在找不到愿意去的人了，才会轮到他们。他们往往要找人拖关系，才能谋到一个差事。
《明史·选举志》：
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
进士出身的人，除了极少数的能进入翰林院的人，其他进士踏入官场之后的升迁之路，如果是在中央机关做官，便是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如果是到地方便是府推官、知州、知县。举人、国子监的毕业生之类，被轮到做官的机会，如果在中央机关就会安排最底层的“小京职”，如果到地方则是“府佐及州县正官”，或者学校的老师。官员任职以每三年一个任期，通过绩效考核确定升降。
进士出身的官员的任职履历大多一样。例如，《明史·张淳传》：
张淳，字希古，桐城人。隆庆二年进士，授永康知县......擢礼部主事，历郎中，谢病去。起建宁知府，进浙江副使......官终陕西布政。
张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永康县知县。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礼部主事；随后几经提拔至郎中，再转任建宁府知府，再被提拔为浙江副使。最后一个职务是陕西布政使，从二品。
又如，《明史·陈幼学传》：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确山知县......稍迁刑部主事......以员外郎恤刑畿辅，出矜疑三百余人。进郎中。迁湖州知府......诏加按察副使，仍视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备......天启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改太常少卿，俱不赴。
陈幼学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确山县知县。因政绩突出，被提拔为刑部主事。又以业绩提拔至员外郎级别，再升职至郎中，再转任湖州府知府，再被提拔享受按察副使待遇，正四品。到天启三年（1623年）最后一个职务是南京太常少卿，也是正四品。
这两个例子，均选自《明史·循吏传》。与官至宰相、尚书等专门立传的风云人物不同，他们只是努力做事的官员。
凡是《明史》有传的，都是在明朝著名的人物。不知有多少金榜题名的进士们湮没无闻。但是，他们也必须在县令位置上干出突出业绩之后，才能进入六部担任主事。张淳官终于从二品，而陈幼学一辈子才只是正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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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的弟子孙元化，仅仅是一名举人，起点比前两位的差距何止千里。但是，他却在短短八年时间，就实现了官升十一级，做到了正四品，而且是手握实权的正四品。当时的正四品，大致相当于如今的正厅级。
孙元化的经历是这样的，《国榷》：
（孙）元化，松江人，万历壬子贡士。壬戌，吏科给事中侯震旸荐其才，遂授兵部司务，从孙慎行赞画。甲子进主事，专管章奏。崇祯初进郎中，迁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进登莱巡抚。
万历四十年（1612），进入北京参加癸丑科科举考试，没能考中进士。
十年后的天启二年（1622），被吏科给事中侯震旸推荐到朝廷。关于侯震旸其人，《明史·侯震旸传》：
侯震旸，字得一，嘉定人......震旸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天启初，擢吏科给事中......会辽事棘，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相牴牾......其后治失事罪，盖略如震旸疏云。已，遂劾大学士沈㴶结纳奉圣夫人及诸中官为朋党，具发其构杀故监王安状。
侯震旸为何要推荐孙元化？第一，侯震旸是嘉定人，徐光启、孙元化的老乡；第二，是处死熊廷弼（明末最优秀的将领）的推手之一；第三，是围剿沈㴶（坚决反对耶稣会士的官员）的打手之一。
孙元化就此担任从九品的兵部司务，这是一个最低级别的职务，主要干一些跑腿打杂的事情。根据“从孙慎行赞画”可知，孙元化虽然挂名为兵部司务，但没有到兵部上班，而是跟在东林党大佬礼部尚书孙慎行身边，当小跟班。
两年后的天启四年（1624），孙元化官升六级，由从九品直接晋升到了正六品的兵部主事。
随后的天启六年三月，通过幕后的运作，孙元化进入到了辽东前线，任职于明朝精锐部队，《国榷》：
礼部主事毕自肃为宁前道参议，兵部职方主事孙元化赞画。
天启七年二月，孙元化行贿买官的事情曝光，被罢官，《国榷》卷八十八：
兵部主事孙元化谋赞画，坐免。
崇祯元年（1628），利用朝廷全面彻底剿灭“阉党”、启用东林党的混乱局面，孙元化不仅复出做官，而且一步跨入明朝的高级官员行列，转眼间完成了员外郎、郎中的转换，当上了正五品的兵部职方郎中。《明史·孙元化传》：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
崇祯二年三月，孙元化继续升官，位居军分区司令员，掌握军事要塞精锐部队，《国榷》卷九十：
孙元化为山东布政司参政、登莱道兵备。
这里所说的“参政”当有误，按照明朝官制，应该是从四品的参议，为分工负责治安兵备副使。
崇祯三年（1630）正月，孙元化跟随孙承宗进入辽东，改任宁前道兵备副使，直接掌握辽东的一支精锐部队。
崇祯三年六月，孙元化继续升官，成为官至正四品的一方诸侯，手握重兵、操生杀大权的军政首长，《国榷》卷九十一：
宁前道兵备副使孙元化为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东江，兼恢复金、复、海、盖。
于是，孙元化掌握了登莱和渤海诸岛不下十万人的所有陆海军的控制权。孙元化上任时，从辽东带来的关宁铁骑就有八千人。
孙元化不过是一名举人，从天启二年（1622）担任从九品的兵部司务；随即轻易获得了进士们也难以谋到的兵部主事的位置；很快又坐上正四品的一方诸侯。全部过程，八年官升十一级，获得了大多数进士一辈子未必能得到的正四品高位。
通俗地说，孙元化在八年时间里，从当今的科员，做到了地级市的市委书记。而且，期间，孙元化还遭受了一次被免去一切职务的处分。
孙元化在登莱巡抚位置上惹下大祸被革职拿问后，来接替他职务的谢琏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接任山东巡抚的徐从治更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这二人因为是进士出身，起步于正七品的职务，谢琏花了16年时间、徐从治花了25年时间里，才晋升六级，熬到了孙元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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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孙元化有什么特殊的功劳吗？答案是：非也。
在这整个过程中，孙元化唯一的“功劳”便是在清军自行撤退后，跟着孙承宗，领兵回到了这些地方，并驻扎下来，《国榷》：
宁前道兵备副使孙元化安辑关外八城，斩获首虏八百有奇，关辽无虞。
从清军撤退后，朝廷对广大官员的赏赐时，余大成、薛国观获赏“金十五”，余大成还获得了加官晋级为太仆寺少卿，而孙元化仅获得赏“金十”，排在最末一等，也足以证明孙元化无任何战功可言。
在孙承宗完成收复四路所上露布中，所开列的众多有功人员名单及他们各自的功劳，孙元化也仅仅是和一些人员有“兼资文武、合蓄兵民”之功，即做了一点稳定收复之地军心民心的地方工作，与前线作战毫无关系。
那么，孙元化为什么能不断地坐直升飞机呢？
明史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明史·邱禾嘉传》：
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邱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
在明朝历史上，官职做得较高的只有十来个人，崇祯朝占了十个，有的靠的是忠心耿耿，有的靠的是武功突出，孙元化靠的竟然是：“勤劳”！
单靠勤劳，能做到八年官升十一级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前面说过，孙元化与徐光启是亲戚，孙元化的女儿嫁给了徐光启的孙子，关系不是一般的亲密。同时，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弟子，这师徒俩都是天主教徒。孙元化上任时有耶稣会士随行，而且他带领的那一支部队就是由耶稣会士“训练”出来的，《国榷》：
（崇祯四年十二月）孔有德攻登州......我炮却之。初，元化素谙西洋火器，又召香山澳夷训练。贼穷蹙，伪请降。
这是大前提。
孙元化的提拔，少不了徐光启的门生、东林党徒、宰相周延儒的全力支持。《明史·周延儒传》：
（崇祯）四年春，（周）延儒姻娅陈于泰廷对第一，及所用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皆有私，时论籍籍。
有东林党老臣、军事权威孙承宗的大力举荐，《明史·孙元化传》：
广宁覆没，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画经略军前......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还授元化职方主事，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
有与叶向高关系密切的“名将”袁崇焕的全力提携，《明史·孙元化传》：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崇焕已为经略，乞元化自辅，遂改元化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
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代表舆论的吏科给事中侯震旸、户科给事中瞿式耜的举荐、吹捧。
崇祯四年十月，徐光启内举不避亲，亲自向皇帝推荐孙元化说：登莱巡抚非孙元化不可，那一带的官兵都不靠谱，非孙元化领导不可，《钦奉明旨敷陈愚见》：
其见在之兵，则速招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也……又恐兵各异习，将各异心……非孙元化不可也。
这就是孙元化火箭升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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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看到孙元化快速升官、掌控着一支部队，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就以崇祯四年为例，看看明朝军队的控制权到底在谁家。
此时，朝廷的首辅，即第一宰相是周延儒。
著名的天主教徒熊明遇是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国榷》：
（崇祯四年六月）熊明遇为兵部尚书。
明朝主要有三支精锐主力部队部队，一支在西北，主要驻扎在陕甘宁北部；一支驻扎在大同、宣府；一支在东北，主要驻扎在辽东、山东登莱地区。
如前所述，大同巡抚张廷拱是周延儒任命的亲信。
东北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孙承宗，登莱巡抚是孙元化，辽东部队直接指挥官也成了刘宇烈，《国榷》：
（崇祯四年十月）甲辰，刘宇烈为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
刘宇烈是崇祯十年官至宰相的刘宇亮的哥哥。刘宇亮是天主教徒，亲自安排耶稣会士将天主教引入自己的四川老家。
随着刘宇烈的上任，孙承宗辞职回家休养。
西北的部队最高指挥官也发生了变化。近两三年来，陕北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起兵反叛。由于朝廷自上而下都宣称是饥民闹事，坚持实行招抚，结果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势力越闹越大，难以收拾。崇祯四年，吴甡这位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带着大笔银子，到陕北进行赈济饥民，《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四年春正月己卯，流贼陷保安。丁酉，御史吴甡振延绥饥民。
吴甡回去后给皇帝汇报后，朝廷风向突然改变，认为是负责处理此事的西北最高军事指挥官杨鹤无能，《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四年九月）甲午，逮杨鹤下狱，论戍。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
杨鹤被抓进了大狱，由著名的天主教徒洪承畴接任。洪承畴当上了西北大军的最高指挥官，同时还兼任了兵部侍郎，《国榷》：
（崇祯四年九月）巡抚延绥右佥都御史洪承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兵部右侍郎。
至此，朝廷的主力部队的指挥权，几乎全部被天主教徒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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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崇祯四年，张溥等人中进士。不久，张溥搁置翰林院庶吉士的宝座，戴着庶吉士的光环，回到老家，甩开东林党，汇集全国的天主教徒组织和青年精英，轰轰烈烈地办起了复社，当上了天下青年学子的领袖。
正当张溥甩开面具，致力于文化事业的时候，登莱巡抚孙元化开始了整编自己手下军队、清洗手下将领的工作。
当时，刘兴治率领的驻守皮岛的军队，不断地从海路出发袭击清军的后方，令清军头痛不已。李之藻的弟子张焘也当上了高级将领，位居副总兵。他曾担任皮岛副总兵，图谋彻底掌握这支部队，便策划暗杀刘兴治，终于，刘兴治起兵反叛，开始与清军联系，《国榷》：
皮岛旧副总兵张焘与兴治之内戚沈某合谋图兴治，未发。会登莱巡抚孙元化荐参将黄龙为都督佥事，镇守东江，总兵至岛。兴治遂叛。
崇祯四年，刘兴治被手下杀死，孙元化成功地换上了自己的人。《明史·孙元化传》：
明年（崇祯四年），岛众杀兴治，（孙）元化奏副将黄龙代，汰其兵六千人。
问题是，刘兴治的这支部队，与登州将领孔有德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如今，刘兴治又被孙元化等人谋杀了，孔有德等毛文龙旧将岂能不人人自危？《明史·徐从治传》：
（孔）有德者，辽人。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辈皆毛文龙帐下卒也。文龙死，走入登州......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
不久，明军与清军在辽东大战，朝廷下令孙元化派兵增援。孙元化派孔有德领兵前往。行至中途，官兵们拥立孔有德起兵反叛，回攻山东。山东大乱。
孙元化一心想要招安孔有德，不成。又派张焘带兵镇压，结果，耶稣会士训练出来的官兵们也集体反叛，调转枪头，杀光了耶稣会士，《明季北略》：
（崇祯）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总兵）张可大令副总兵张焘等与（孔）有德战，焘兵忽戴红巾反兵击诸军，可大兵歼焉，游击陈良谟等死之。
他们调转枪口，彻底消灭了洋教士控制的这支部队之后，活捉了孙元化、张焘、王征等天主教徒。孔有德等人集体投靠清军之前，放回了这三个人。此事震惊朝野，因此，孙元化、张焘虽然被孔有德放回，终被处死。
朝廷耗费大笔钱粮精心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就此覆没。
孙元化等人的梦想也灰飞烟灭。
因此，明朝的寿命延续到了崇祯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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