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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公里破风|此间·特写

此间编辑中心 此间INSIDEPKU 2019-06-30



2018年7月13日,由十四人组成的北京大学自行车协会暑期远征骑行团从敦煌出发,穿越祁连、甘南,戈壁、雪山、草原,在八月连日的雨天里抵达成都。骑行里程约2100公里,最高海拔至4487米。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在异域的二十八天里,十四人的生活轨迹绑定在一起。他们经历了体能的极限,经历了暗中滋长的情绪,也经历了“八妹”的汇合、“大姐”的离队和“小妹”的生死瞬间。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走下去的公路故事。




两千公里破风


记者丨陈俊晓 连雨薇 曾佳琪 梁立言

编辑丨张卓辉

 


穿过荒漠般的土黄色平原,便是敦煌。烈日下一片灰蒙蒙。火车在站台前停了下来。

 

九妹恍惚间又想起两天前的北京站,火车在夜色中缓缓启动,窗外是一行追着火车跑的人。那是北大车协2018骑行团离开北京的时候,上路前,好友和车协的老前辈们来到火车站为他们送站。

 

公布完入选骑行团的成员的那个晚上,大家等来刚在医院实习完的大姐,十四个人在彼时的翅客举行了成团宴。他们按照年纪,给每一个人赋予了从大姐到小妹之间的称谓。在之后的二十八天中,他们将会以兄弟姐妹相称,一同走过从甘肃敦煌到四川成都的两千公里。


团长的徒弟给大家送来了一瓶果酒。由于喝酒很可能影响身体状态,团长规定了远征途中一律禁酒,这天的果酒和烤鸡翅,是团里人为数不多的与酒有关的记忆。

 

小妹酒精过敏,啃着鸡翅又一不小心把辣椒吃进了眼睛里,泪眼汪汪地冲向洗手台。


“没事吧?”小妹抬起头,看见跟着自己出来的团长递过来了一张纸。团长不高也不壮,在团里的男生中甚至算得上“娇小”,但关切的话语和眼神却让人感到心安。小妹想起成团前的团长发言,团长给骑行团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稳”。

 

九妹不能吃辣,默默地吃着17年暑期骑行团的团长送来的蛋糕,这是车协的一个传统。六哥曾经落选过17年的暑期团,知道今年入选后,原以为自己不会再抱有太高的期待,但看到身边这一群人,尽管彼此之间还带着些许拘谨,却依然毫无保留地展现善意,也不免对暑期远征又带上了几分憧憬。

 



大姐手脚并用地爬上了鸣沙山的沙丘。周围等待日出的人渐渐多起来,云层缓缓被染成由红到蓝的渐变色。日出那一刻,大姐看到远处的一望无际的沙漠却仍是映着天空未褪去的深蓝色,竟似一片海,而海上升起的红日却像一个腌制得刚刚好的鹅蛋黄。

 

第一天,为了在鸣沙山上看日出,大家凌晨四点便从前一天落脚的青旅出发。几乎是靠着本能一圈一圈地踩着自行车,五姐在阵阵困意中抬头看了看还能被称为夜空的天幕,惊奇地发现西北的星星比帝都的亮很多。

 

进了景区,一行人在骆驼背上颠进沙漠。一片欢笑声伴着驼铃在大漠中晃晃悠悠。到达观日点的沙丘下,大家想着骑行团与游客总归是不同的,于是沿着一侧较陡的沙坡爬到了丘顶,等待日出。

 

日出的方向就是骑行团接下来征途的方向。按照原定的计划,这天就应该出发上路,但由于团长把团里自行车的托运单落在了学校,快递在这天下午才能送到敦煌,考虑到团里也有遗憾于不能在敦煌游玩的声音,团长在来的火车上宣布,“我们推迟一天出发,在敦煌多休整一天。”

 

但这个决定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由于时间冲突,八妹没能和大队一起出发,只能第七天在甘肃民乐县与大家会合,“我们不能让八妹在人生地不熟的小县城一个人住一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接下来六天的七百公里行程在五天内骑完。会辛苦一些,但这几天都是大平路,海拔没有上升,我相信大家是可以做到的。”

 


启程所见的确带了些壮阔的意味。茫茫戈壁,没有草亦没有树,云在天上静悄悄地挂着,风是看不见的,省道314仿佛一张静止的照片。十三个人的一列车队仿佛划过水面的游艇,打破片刻的沉寂。

 

路的右侧是连绵不断的光秃秃的棕色群山,群山与云与高压线与高速路构成了一幅奇怪的画面,小哥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几张,却发现照片完全没有亲眼目睹的感觉,小哥叹了口气,“可能是我手机像素太低了吧。”


这天,骑行团的第一顿午饭就创下了餐标最低的记录。

 

一路上找不到午饭点,众人停在了一个泄洪用的桥洞下,铺开自带的防潮垫,只能以自备的零食当午餐。六哥七拐八拐,从高速路辅路的铁丝网绕进一个服务站,买来一个哈密瓜,十三个人分食了一个十二块钱的瓜。



下午,随着气温越来越高,一开始的新鲜劲儿过去,饥饿感、疲惫感、疼痛感在重复而荒凉的景致里被放大。

 

不知是谁喊了句“前面有人!”放眼望去,前方果然有一个人站在路边,大家的腿一瞬间似乎又灌入了些力量,很快蹬到了那个人面前——一块平板,上面画了一个警察。小妹失望极了,但还是和警察叔叔握了个手。

 

5天,700公里,平均每天140公里,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原本应当是一个适应阶段的开始,却在意料之外的极度荒凉和西北的酷暑里,展现出它狰狞的一面。

 

原本体力就不好的九妹很难跟上整个队伍的节奏和速度,但她并不想承认这一点。

 

为了能让队伍能顺利地吃饭、住宿,每天团长都会派人提前出发去找午饭点或者住宿点,称为“打前站”。第一天,九妹和六哥一起打午饭前站,六哥骑在九妹身前破风,即便如此,九妹仍然跟不上六哥的速度,六哥便回头,“跟不上就摇铃,我就慢下来等你。”九妹看了看车把上挂着的小铃铛,却只管埋下头骑得更加卖力。

 

九妹开始害怕这一个月里自己都会成为一个累赘。大哥半是玩笑半是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挫了?”她便猛一使劲,一言不发“嗖”地一下冲到前面。大家被吓到,怕再激起九妹的犟脾气,只好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在大家看到的背影背面,九妹一边拼命地踩着踏板,一边一个人默默地掉眼泪。

 

暑期远征是小妹第一次在外骑车。为了保持队伍的节奏和间距,每天都会有一个人在车上绑着写着远征口号的红旗,充当队伍的第一人,称为“前旗”。平时的拉练中,协会规定“不能超过前旗”“不能双手撒把”。

 


在第一天,小妹便把这些事全干了一次。前旗骑得越快,小妹就要骑得更快,一整天下来,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小妹只能靠别人推着走。

 

事实上,骑长途一定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但小妹在第一天就超过了自己的体能极限。第七天从南华镇到民乐,里程150公里,算得上是超长,再加上前一天经历了恐怖的单日170公里,小妹这天状态不好,一直骑得很慢。

 

一开始不觉得有什么,但傍晚天色渐暗,下起了小雨。小妹开始着急,“我不想大家因为我晚到,因为我淋雨。”她便一言不发地拼命往前,超过了九妹和大姐,超过了前旗,却还在不停地往前冲。为了让小妹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前旗一边要拼命地跟上她,但一边也要保持距离,否则她只会更加不管不顾地耗尽自己的体能。而小妹在前几天积累起的疲劳和对身体的损耗,在后来的旅程中显现出了后果。

 



此时,民乐县城几公里之外的一家水果店里,八妹正在挑选西瓜。

 

八妹在火车上辗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这天下午到达民乐县城。在广场上拎着驮包等待时,她想起了一天前同样是孤零零地在站台上等车的自己。此刻远远地望见打前站的六哥和小哥飞驰而来的身影,一丝害怕和孤单立刻找到了归属感。如果不是他们在骑车,八妹真想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

 

八妹拎着瓜骑车回到饭店里,首先看到了门口的团长。“辛苦了,赶快进去吧!”团长笑着,小麦色的脸庞似乎又被晒得黑了些。八妹一进门,就听到了大家的欢呼声。九妹冲到八妹跟前,两个风尘仆仆的人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那天大家的确很疲惫,却为八妹的到来尽力把疲惫隐藏。团长下令开饭之后,当天领到秘密任务的六哥和小哥拿出了一个蛋糕,引来大家的惊呼。八妹起初以为是谁的生日,“当然是给你的呀!”她才发现蛋糕上写着“欢迎八妹归队”,黑色奶油写在黑色巧克力上,歪歪扭扭的。

 

八妹看着难掩疲惫却仍旧尽力营造出欢乐氛围的大家,既感动,又愧疚于自己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毕竟从荒漠到绿洲,跋山涉水一身尘埃,5天714公里,也只是为了在民乐相遇的一刻。

 

此时,一墙之隔的门外,小妹却听着爸爸的声音在掉眼泪,“你这就是吃苦啊。”

 

小妹吃到一半就接到爸爸的电话。她不想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其他人,那天,她故意让她爸打电话给她,直到大家吃完晚饭和蛋糕,她都一直在外面打电话。

 

但小妹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跟爸爸聊了很久,睡了一觉,也就调整过来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团长瞒着所有女生,在房间里开了一个男生的单独团会。“女生在体力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会倾向于自己慢慢骑并且有个人陪着她,而不是我们以维持队伍的速度和节奏为名推着她走。”也是考虑到九妹的问题,团长让大家要注意帮助女生的方法,他怕男生们刚上路的时候太“直”了。

 

这天之后,民乐到祁连,一行人终于从荒凉的沙漠平原进入了有山有水的地带,也迎来了整个路上的第一个小高点——俄博岭垭口,海拔3685米。虽然队伍只能以每小时7千米的速度缓慢爬升,但在男生们轮流推人以及互相的鼓励下,下午三点,一行人平安地抵达了垭口,没有人出现高反(高原反应)的症状。

 

在祁连县城休整一整天后,第二天凌晨五点,县城尚在一片沉睡之中,骑行团一行人就出发了。这天他们将要迎来暑期路上第一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山峰——大冬树山。

 

一串手电的光摇摇晃晃进了山区,此时尚有星星悬在头顶。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悠悠地传来:“深夜,精神病院的门‘吱吖’一声开了,血流了出来……”四哥听腻了歌曲,竟是用音响开始放起了侦探小说。渐渐地,四哥发现围在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一向拉得长长的队伍紧凑了几分。

 

天色熹微,晨光带来的暖意被随着海拔逐渐上升而下降的气温打消。但或许是经过第一座垭口,大家对高原适应了一些,在绿水青山一圈圈地盘旋,一行人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节奏。在面对悬崖峭壁上行走吃草如履平地的羊时,众人会对自己的爬坡能力进行一番嘲讽。



虽然在爬坡过程中有些人出现了轻微的高反,但依靠携带的氧气枕和携氧片,一行人在中午顺利地到达了海拔4120米的大冬树山垭口。

 

这天是小妹的十八岁生日,团长特意给她安排了前旗的职务,小妹便可以带着红旗,第一个登上山顶。到达垭口的那一刻,兴奋激动与成就感不必多说,小妹拿着小弟的自拍杆拍了满手机的照片。但冷也是真的冷,大姐看到旁边有一个蒙古包似的毡房,想进去暖和暖和。走近毡房,大姐发现里面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小朋友,外面风太大了,我们能进来坐坐吗?或许需要买点你的东西?”意外的是,小男孩竟爽快地答应了,表示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大姐惊喜地招呼大家进来,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也害怕小男孩的父母责怪他,就还是买了一盒酸奶。

 

在毡房里午休后,一行人就开始放坡,下到海拔3200米,最后是一座海拔3869m的海塔尔山。相比于上午海拔上升1300米的大冬树山,这座累计爬升600米的海塔尔山在导航上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然而,就在这个大家觉得甚至不能算作山的地方,所有人都崩溃了。

 



所有人都记得那个下午。

 

一直是起伏的路,爬了一段然后放一段坡,爬了下,爬了又下。爬完一个是一个,爬完一个又是一个。“再有一个坡我就摔车。”九妹咬牙切齿地说,但后面依然还有无数个坡。大冬树山虽然高,但大家有备而来,爬完之后心里绷着的弦就卸下了,里程上只剩下20公里。但这最后的20公里却最终压死了骆驼。

 

由于速度不一,这天整个队伍拉得很长,前后甚至隔了一个小时的路程。在队伍的最前方,六哥一个人照顾着小妹和七姐两个女生,到最后的一段坡时,他甚至先将小妹推到山顶,再返回来把七姐推上去。六哥心中不可抑制地产生了埋怨:后面男生肯定比女生多,为什么不上来帮忙?

 

在队伍的中间,团长推着队里体力相对较差的八妹,却一直没有其他男生来替换他。他并非团里体力最好的人,加上自己腿上也有伤,一气之下,在一个休息点对后旗小分队的男生们吼了一句:“就不能上来跟我换着推推人?”

 

后旗的男生们也有苦衷,但大家知道团长是在气头上,也能够理解他的疲惫,于是开始帮着推人重新上路。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崩溃,埋怨的情绪在最后一个坡上、在队伍中悄然滋生,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等到大家都到坡顶时,天已经黑了,走夜路本就很危险,再加上又是一段下坡,于是一行人开着手电和尾灯列队前进。为了避免有人掉队,大家不断地喊着“后旗在吗”。“靠左”、“靠右”也一声声地向后传递。终于,骑行团在晚上十点达到了热水镇,早已打好前站的九妹和小弟在温暖的灯光里向着大队遥遥地招手。

 

在团会上,团长跟大家道了歉,男生们也告诉团长,不是不愿意帮忙,“我们觉得团长你要是推不动了,就会慢慢骑,等落到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往前推,所以就没有主动往前跟上去。”大哥解释道,上午爬大冬树山的时候,男生们也已经推了体力不好的女生,所以他们也挺累的。“加上后旗也有人身体不舒服,就骑得不快。”大家有矛盾就要说出来,这也是上路前团长就提出的期望。

 

饭后虽然疲惫,六哥还是拿出了翻山越岭驮了一百多公里的惊喜——烟花,庆祝这天小妹的十八岁成年礼。

 

礼花窜上夜空,停顿之后,“嘭”地炸开。小妹挥舞着一根比大家的都长的仙女棒,笑闹声引起了一阵犬吠。镇上没有光源,夜空中的群星格外闪亮,七姐在抬头仰望烟花时第一次看清了北斗七星。

 

第十一天,从热水镇到西海,那是骑行团上路以来第一次里程没有超过100公里的一天。前一天在海塔尔山上暗中积累的情绪终究爆发了出来。八妹作为中途追队的队员,没有经过第一周的“北京体校特训营”式无人区训练,在上路第一天就挑战了3685米高海拔,第二天又是4120米和3869米两座高山,疲惫、落差、歉意、痛苦与无奈交织,她在团会上流下了眼泪。

 

大家也就如何更好地应对长里程爬坡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抒己见,虽然部分观点不尽相同,气氛也略有低沉,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让整个团队走得更好、更快、更持久。“体力和强度是客观的因素,不用为此产生一些不太利于整个团队的想法,或者说没必要的负面情绪。”大哥认为体力好的人帮忙推人是没有关系的,被推的人不用太在意。“而且我们也不用那么赶,不用老是觉得自己害大家走夜路。”至此,大家也终于不再把赶路的想法放在第一位,骑行团的暑期远征总算是开始与大家想象中的模样渐渐符合起来。

 

到了夏河,便是进了藏区,青旅在拉卜楞寺的对面。拉卜楞寺被誉为“世界藏学府”,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转经长廊,几人把寺庙一整圈的经筒全部转了一遍。大哥看到不远处的几个藏族老太太,按照当地习惯,她们会每天都来转。一千七百多个经筒,环绕寺庙一周,绵延3.5公里,她们很累,也很虔诚。

 

十哥曾听15年实践团的好友讲,他们在拉卜楞寺遇到了一只独行的“神羊”。十哥想没准儿它还在呢,于是一路寻找,就在快要离开寺院的时候,他突然看见路边卧着一只黑黑的羊。十哥惊喜地拍下了照片,经过15年实践团的集体辨别,最终认定了这就是三年前那只羊。黑羊的毛已不复三年前的顺滑,它并不知道自己获得了“神羊”的称号,也不知道时隔三年围观自己的两拨人有怎样的羁绊。



那天,大家在桑科草原的蒙古包里吃了烤全羊,原本因为入职时间无法确定、要在夏河离队回北京的大姐,在三天前确定了自己可以骑完到成都的全程,开酒禁的原因便从为大姐送行变成了庆祝。青稞酒交错之间,阵阵热意染上每一个微醺的脸庞,向来沉默的小哥化身挂在四哥身上傻笑的大男孩,六哥也终于对着团长说出了上路一直以来的心结。

 

那一晚的结尾最终定格在青旅的天台上。“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灿烂的梦……”并不那么明亮的星空下,流荡着众人略带醉意的笑声、闹声与歌声。

 



一切似乎都走入了正轨。直到那天凌晨,大姐收到了妈妈发来的消息:“你爸爸坐骨神经断裂,正在手术。”

 

那是第二十二天的凌晨一点,在四川省北部的若尔盖县,距离成都仅有489公里,距离敦煌已有1789公里,大姐却不得不在此时提前离队回家。为庆祝十四个人可以整整齐齐地走到成都而喝的青稞酒的味道似乎还停留在舌尖,现在却发现,原来还是有一个人到不了。

 

早晨分别时,女生们都在哭,男生们悄悄地哭,甚至说不出一句,能不走吗。

 

七姐虽是队医,但她才入学一年,而大姐已经医学博士毕业,因此每一次有任何重要的决定,她都会询问大姐,大姐也会给出专业的意见。“我真的很需要大姐。”

 

小弟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默默地哭。他想到一路上都是大姐在给予大家帮助,没有人把大姐也视为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了机会。

 

六哥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几天前已经和大姐计划好了到成都之后,两个人再去重庆、昆明和大理。详细的行程都已经订好了,包括坐哪一班车、什么时候到哪、在哪个地方玩多长时间、玩什么……一切都已经计划得特别清楚,只差买票了。

 

青旅里的藏族阿妈看见大家哭成一片,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你们为什么都在哭呀?出了什么事情吗?是有人生病了吗?阿妈有钱,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可以借给你们。”阿妈黝黑的脸庞上满满都是担心,小妹看着阿妈的围裙,想起前一天晚上,在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阿妈也是穿着这样一条围裙,给自己和大姐做了两份蛋炒饭。她觉得那是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蛋炒饭。

 

大姐在团长的后座上被载去汽车站,看着大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微弱的晨光和雾气中,她意识到这天清晨就是梦醒时分。大姐今年博士毕业,在这个即将离开校园、踏上社会的间隙,她知道自己这辈子很难再有这么一段时间、这么一群人,这么无所畏惧地把整整一个月花在路上了。她从内心深处珍惜这一段不掺杂质的时光,但也明白自己现在不得不离开这个乌托邦,去担当作为一个女儿和社会人的现实生活的重量。

 

小弟留下了大姐的码表,准备带着它走完全程。九妹留下了大姐的平安结,准备在今后每一个合照的时刻拿出它。

 

在这天的团会上,团长告诉大家“以后的前站注意一下,餐标和住宿标准都变成十三个人。”

 

第二十四天,骑行团迎来了整个路上的第二座高山——梦笔山。此前没有人预料到,在一座和大冬树山海拔相差无几的山上,有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高反。

 

在距离山顶垭口还有六、七公里的时候,十哥还在打趣说留着氧气枕里的氧气到成都再吸,就接到团长的电话,“立马在路边原地停下。”接着,就看到小妹跌跌撞撞地骑过来,一阵阵局促的喘息声夹杂着撕心裂肺的哭声。大家赶紧上去把车接过来,把小妹扶到路边,小妹这时已经完全喘不上气,全身发麻,心脏也发麻,全身僵直无法动弹,一边瘫在地上哭,一边不停地喊着“我怕”,高反的时候人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的。大家赶紧拿来氧气枕让小妹吸氧,明显感觉到她的手脚已经开始冰凉,便有人帮忙捏脚,有人帮忙搓手。

 

其他人决定立马在路上拦车,把小妹原路送回这天的出发地马尔康。

 

在吸光了两袋氧气之后,小妹渐渐平静了下来,听到自己要回马尔康,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已经爬到三千多米,我不要再下去了。“我要吃携氧片。”大家便有的递水,有的递吸管,有的喂药。携氧片能够在短时间内增强人体血液对氧气的携带能力,小妹终于逐渐回复了正常,但是仍然非常虚弱,浑身没有力气,连握把都握不住,却仍然坚持要走到山顶,“宁可坐车往前走,也绝不往后退”。

 

最后,六哥载着小妹,小弟在自己的驮包上再加一个六哥的驮包,大哥也驮着自己和小妹两个人的驮包,十哥一边骑车、一边牵着小妹的车,最终大家一起走完了剩下的六公里。

 

“牵车载人双驮包”,这简简单单几个字就能概括的过程,却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六公里的里程海拔爬升大约400米,是一个相当陡的坡。载着小妹的六哥必须要身体使劲往前压,因为只要身体稍微往后一点,前轮就会抬起来。牵车的十哥只能一只手控把,另一只手要拉住另一辆车。以及双驮包的大哥和小弟,都相当危险并且消耗体力。如果那天再有一个人出现高反,整个团可能都没有办法走下去。

 

到了梦笔山顶,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怎么让小妹下山。下坡如果没有控好把、摔车了,会比上坡摔车更加严重。同样的,谁也没有能力和把握在下坡载人。幸运的是,在山顶大家遇见了两辆福建的自驾游私家车,大哥恰好也是福建人,言语间得知他们家里有孩子是北大校友。他们了解到一行人的情况,爽快地答应了将小妹带下山送到大家的目的地两河乡。


十一陪着小妹一起下山,大队也开始了放坡。由于私家车里无法装下自行车,剩下的七个男生,四个人轮流牵十一和小妹的两辆车,两个人双驮包,一个载着备件包。四个女生,一个载着队医箱,一个载着押后包,一个是前旗,一个是后旗。后来下起了雨,队伍最后的七姐不小心摔了车,头盔都裂了三道缝。

 

好在最后,大家终于到了两河乡,看到小妹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第二天,大家原以为小妹已经可以骑车上路了,但由于前一天对身体巨大的消耗,就在刚出发爬了两个极小的坡后,小妹又出现了同样的高反症状。这次大家都有了经验,小妹自己立马停了车,身边的小弟和后旗小分队也停了,扶着小妹让她靠着吸氧、吃药,帮小妹搓手、抬腿,不断地在小妹耳边说着“没事”。

 

于是,再一次牵车载人双驮包,十一载着小妹骑了二十多公里。后来小妹也知道大家都很累了,就自己骑着没有驮包的车,被六哥推着骑到了午饭点小金县。

 

六哥因为推了小妹一路而膝盖疼,七姐前一天摔了车,大家就决定让他们跟小妹一起留在小金县的医院,大队继续骑车到目的地四姑娘山镇。之后一天恰好是休整日,三人第二天早上再坐车与大队在四姑娘山镇会合。

 

而大队的这天下午的最后几十公里,又是一次严重地被低估的强度,坡又陡又长,风还特别大。一直奉行“骑行团永不推车”的团长,也不得不下车推了一段车。

 

夜晚的山路上几乎没有路灯,一半的手电没电,九妹一边奋力地踩着踏板,一边看着高处遥远的灯光,“就像望着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巴朗山是这次远征的最后一座山,也是最高的一座,海拔4487米。

 

世间的奇伟瑰怪,都在险远之地。在巴朗山上骑车仿佛是在云中穿行,奔流的河水映衬着空旷高耸的山峰,有时停下一回眸,便是雪山。十哥站在垭口,几乎能俯瞰来时的盘山公路,难以想象自己竟然是从这么低的地方、这么陡的坡爬上来的。

 

上路前一天,小妹坐车到了四姑娘山镇,提着自己的驮包爬上宾馆的四层楼,再一次高反了。大家把小妹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后,也明白小妹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骑车爬山的。但这最后的一座山,没有人愿意丢下小妹。于是,在团费吃紧的情况下,仍然花了600块钱在四姑娘山镇的一个旅馆老板那里租来了一辆面包车当做后援车。这天小妹坐在后援车里,后援车跟在整个队伍后面,所有人一齐上了巴朗山山顶。

 

在垭口的那张合影,算上大姐留下的平安结,骑行团没有落下一个人。这天已经是暑期远征的倒数第二天了。


 

最后一天,是从卧龙到成都。这一天,小哥山地车的档一路没有下过三盘,这意味着他爬坡或者平路都会特别吃力,仿佛就是在故意折磨自己。十哥戴上了自己一路上也没用过的防晒面巾,而这天只是一个阴天。这天的前旗是四哥,而四哥上一次当前旗,是从敦煌到瓜州,上路的第一天。那时,九妹骑着骑着怎样都跟不上了的那面红旗,最后一天,当她早已没有了那股执念,却发现自己倒是能稳稳地跟着了。

 

一路上,《成都》在大家的音响里几乎就没有停下过。2018年夏天,四川省多地饱受暴雨的折磨。进入四川省后,骑行团也在一天都没停过的淅沥沥的雨中,走过了震中映秀镇,走过了涛涛都江堰,走到了成都的街头。

 



Z50列车缓缓停在了北京西的清晨。从成都回到北京一千八百公里,不到一天便走完了。

 

远征结束后是团里几人军训,而提前离队的大姐已经处理好家里的事,从学校搬到了丰台区的新家里。

 

“去见大姐吧。”从军训基地回来的第二天,小妹临时起意,和大哥、九妹、小弟一起去大姐的新家吃火锅。

 

四号线到马家堡站,下了地铁,四人骑着自行车到了大姐的楼下,只是这次骑的是小黄车。

 

那时大姐刚搬家一周,家里还没有餐桌和椅子,几人坐在床上,剩下几人站着,大姐笑着说,“暑期路上什么条件没有经历过,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人。”

 

那口红色漆皮的电锅放在比它大不了多少的木板小茶几上,豆腐和鱼丸们在番茄汤里上下翻腾,热气缭绕在唯有四壁的小房间里。



新媒体编辑|连雨薇 牛璐瑶

责任编辑|张炜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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