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往事微痕：四川大学校园里的那丛芭蕉树轶事

四川大学校园里的那丛芭蕉树轶事

文/桑宜川

如今，四川大学校园里主教学楼周边分布着不少茂密参天的芭蕉树林，但在四十年前她们的母本还只是两株青绿小苗，仅有两个川妹子高，是当年笔者亲手移植在那里的。彼时我还在学校外语系担任英文教师，当年那里还是一片教职工宿舍楼群，我家居住在一层，后面的阳台有一侧门，通向楼后面拐角处的一块无人问津，杂草丛生的空地，天长日久，每逢假期或课余时我便种植了一些花草，以期美化环境。

还记得那是在1983年初春，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父亲一道去了校门外磨子桥附近农家的林盘。说明来意之后，林盘里的一位老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帮着我们挑选了两棵幼苗，从泥土里挖了出来。老伯说老师能今天来到他家门口，是他的荣幸，尊师重教，执意分文不取，这耿直厚道的性情，令我为之动容。为了能栽活她们，当时塑料包装袋也还没有问世，只能小心翼翼地用稻草将两大块包裹根茎的泥土也一起捆扎起来，老伯还找来废旧报纸，垫在我的飞鸽牌自行车上，随后推回学校，便种植在了现在这个位置上，背靠几株高大的落叶桉树。

后来我家搬迁，校园里并排着的这几幢五十年代初建筑的古色古香宿舍楼竟也被拆毁，原址前新的主教学楼拔地而起，因为无碍观瞻，与桉树相依为命的这一丛芭蕉树林也就逃过一劫，幸得留存至今。不期近四十年后她们已长得郁郁葱葱，由于水土肥美，长势过猛，逐年从泥土里钻出的新苗也越来越多，附近的教职工宿舍楼前也从这里移栽了不少过去，如今倘若身临其境，还可目睹到周边芭蕉树丛略小的，皆应与这一本源 (Matrix) 母体有着血脉传承关系，见证了校园的变迁沧桑。

天花落不尽 处处鸟衔飞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校园里还有一条质朴又美丽的小河，岸边种满了柳树，草地上长满了苇草与蒲公英，冬去春来的飞花时节，锈球似的白色降落伞成千上万，迎风起舞，煞是一片白茫茫的浑沌世界，随后落草生根，赶也赶不走，而给她们遮荫的却是像大将军一样排成树阵的垂柳，高大参天，一眼望不到尽处。

每年到了夏季，知了们便聚集在树梢唱和，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而柳荫下的河床里则是水族部落，鱼虾泥鳅螃蟹们成群结队，恣意生息繁衍，滋润养育她们的是从都江堰流下来的清澈江水，再裹夹着川西平原上的泥沙，泛着乡土气息，在校园里蜿蜒曲折，延伸了约有三里半，自西北流向东南，入口和出口都下钻围墙，或者说是围墙跨在河上面，流经了整个校园。夜籁人静时，在校园里还能听到南郊外三瓦窑方向传来的宵行列车隆隆驶过时车轮与铁轨之间有节奏的摩擦声，引人遐思，那是怎样一个世外桃花源所在，如今已是记忆中的奢侈品。

那年那月，这条小河两旁还遍布竹竿围栏作为肩夹，配之以均匀分布的夹竹桃，花开时节一溜的嫩白与粉红，把河道点染得美伦美幻。另外，在教职工宿舍楼之间，每隔数十步之遥还有一座圆拱形小桥，褚红色的护桥廊柱上刻着芙蓉花图案，不知是否承袭了梁思成在四川时的古典建筑美学思想？人在桥上走，水在桥下流，曾是校园里最美丽的一道自然风景，远胜过徐志摩笔下《再别康桥》的英伦诗境。每年到了掏淤时节，便是少儿们最为快活的时光，我与小伴们便卷起裤腿，毫不迟疑地跳了下去，用竹编的簸萁在浑水里奋力拼搏，竞相兜起鱼虾。然而鱼虾最多的地方总是在每一座小桥下的桥洞里，因此必须猫着腰，钻进桥洞去几人合力围捕才能大有收获。有时一不留神，就跌成了个落汤鸡，尽管满脸一身都糊上了淤泥，但却好是开心，总要乐上几天，那种幸福指数，是今天的童稚们在手机里和计算机桌前领略不到的，这就是笔者在这方校园里曾亲历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都皆已作烟云散去，留下的是一缕永远抹不去的缱绻与遐思。

回望历史，五十年代初，伴随着政治运动的风云际会，中国高等教育经历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院校调整，民国政府留下的四川大学校产被重新组合，原有的化学系与化工系被分解出去，合并云南大学、川北大学、西南工专，泸州化工专等几所院校的机电、土木、水利、皮革类专业， 从1952年开始洗牌，于1954年8月独立建院，始称成都工学院，据说是当时国内的八大工学院之一，就坐落在当年的成都新南门城墙外，校门就开在磨子桥村附近，与成都市第七中学隔着农地彼此相望，一条宽不过两尺的田坎小径，步行百余米便可抵达。

那年那月，校园墙外也是一道风景，周围全是仟陌农田，在黑黝黝的泥土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种什么栽什么都长势胜佳，根本毋须施以现代化肥那些劳什子，麦禾，油菜，水稻，藕莲，一茬接着又一茬，绿的黄的红的轮流交替, 布满了田野，在星罗棋布于周边堰塘里觅食的鹅鸭群落，唐初诗人骆宾王《咏鹅》诗“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景象似乎流年不断，一派物华天宝，名不虚传，而流入校园墙内的河水就来自这一带的农业灌溉渠道。

校园歌曲，我家住在小河旁

我家就在校园里的这条小河旁，从祖父母开始，一住就是整整半个世纪。不料时光流转，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当时京城里还在台上的某大佬欲树个人政绩，又突发奇想，来了一个全国运动，四川大学也随波逐流，再次洗牌组合，曾被分解开来的几个院校又回到了当初，正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俗话。合倒是合了，但离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据说至今同床异梦，合而不谋。中国高等教育就这样听任个人意志，被反复折腾，变化莫测。如今那大佬已告老还乡，裸退回家抱孙子，不再过问政事了，可留下的残棋谁来收拾？（下图：国立四川大学工学院旧影，原址位于望江楼公园对岸的三官堂）

如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公开向全世界承认失败，作为观照，应试教育使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多少年都难以恢复，其实他难咎其责。如今，我家门口的那条美丽的小河也被糟蹋得荡然无存，成了记忆中的一弯彩虹。

是啊，世事难料，谁又能说得清楚，再过若干年以后，这所名牌大学不再被无理性方案引导，由真正懂得兴办大学的教育行家使舵，让她重新回归教育的正途呢？蜀中有四大才女之称的明初词人黄蓉曾写下“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千古绝句，不也正是这一状态的超前诗意脚注吗？

那一年，成都工学院正式成立时，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专程从北京来成都视察，与大学生们亲切交谈，下图画面中有第一任副院长郑方，党委书记王朴安。那年那月人心古道，尚未被政治污染，衣着朴实无华，处处透露出红色教育家的本色，短期内还延续了民国尊师的传统，让没有追随民国政府去台湾的一大批知识分子看到了自己尚有用武之地，还能为国家效力的希望。

当时，蜀中的成都和重庆两地各大学里，几乎汇集了民国时期自然科学从教人员的半壁江山，顶级科学人才数以百计，一时人文荟萃，仅在成都工学院建院初期，我还记得有民国重庆大学校长，中国化工学前辈学者，主持了十余年中国化工学教材的张洪元教授，亚洲皮革学前辈学者张铨教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理事曾红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前辈学者邱勤宝教授，中国水利学前辈学者吴明远教授，吴持恭教授，熊达成教授等一大批本土或海外留学归来的教职员工，整个校园里洋溢着群情振奋，埋头苦干，矢志为新生政权贡献棉薄之力的融融气氛。这本应是再次合并后的四川大学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不知为何至今校史上却是空白。

那年月的大学生都有着为国家为社稷忘我发奋读书的崇高志向，政治上争做先进，惟恐落后，其精神境界远非今日校园里应试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为“小我”而终日禄禄苟且可比，可惜如今斯人大多已去，这一道美丽的人文风景皆成浮云散去，再也回不到当初。

时光流转，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爆发了“文革”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当时成都工学院的前辈学者们中除了材料力学专家康振黄教授，水利学专家熊达成教授等少数几位前辈学者因统战原因受到保护，幸免于残酷的“批斗”外，几乎无人躲过那场文化劫难。整个校园里最早受到狂热的红卫兵大学生冲击的是我祖父桑常山教授，被非法关押在老工会办公室长达半年之久。当年祖父曾任院党委委员，政治教研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罪名是他在课堂教学中多次宣讲国家主席刘**的《论共产党修养》一书，在那“政治挂帅”的“文革”初期成了反面教材，因此被斥责为校园里忠实贯彻执行的“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当其冲，这样文字内容的“大字报”一时贴满了校园。

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我和祖母一道，在家里做好早中晚三顿饭后，便用一个墨绿色的小搪瓷桶给祖父送过去，有几次碰巧，我亲眼目睹了校园工会办公室里的批斗现场，祖父被强迫站在一个木凳上，戴着报纸糊成的“高帽子”，被要求如实交代“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反动”事实，如今回想起那一段荒诞年代，仍然让我心里流泪，或许今天的70后，80后，乃至90后几代新人感到匪矣所思，但那苍凉而又平凡的历史故事，成千上万的中国前辈知识学人都曾遭遇过，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缩影。

往事如烟，知识分子的悲凉人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发小邱东同学的父亲邱勤宝先生，1949年后即被京城国务院，那时叫做政务院聘为资深二级教授。1953年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教程《实用土壤力学》专著，是我国土力学奠基人之一。其实早在民国30年代初，邱先生就参与了提振国民声威的钱塘江大桥的设计施工建设，在中国土木和水利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他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高足。

邱先生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执教，桃李满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高端建设人才。当年报效故国的赤诚之心，使他最后没有携带家眷上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接人飞机去了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了蜀中成都，然而没想到的是，1957年自己却因积极为学校发展大计建言，也不知得罪了谁，被上面武断地定性为成都工学院的第一个大“右派”，遂在校园里被口诛笔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下图：发小同学们摄于1974年成都杜甫草堂。后排左起：尹学明，邱东，桑宜川；前排左起：黄小平，王自坤)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其时我虽年幼，但还记得时常到邱东同学家去玩耍，也时常见到他的父亲邱勤宝教授，怀里抱着教案袋来去匆匆，小心谨慎地“夹着尾巴”低着头走路的模样。到了1966年8~10月间，造反声浪逐浪高，教师中也开始相互“揭短”， 邱先生被指责为有所谓曾为国民党“反动派”建桥的反动历史问题，甚至无端指控他是“特务”，纵然他说也说不清楚，身上被不暗世事的狂热红卫兵与年轻教职工造反派打得遍体鳞伤。

就在那一年初冬的一个寒冷清晨，我家斜对门宿舍里传来了丘先生上吊身亡的噩耗，我随着人群跑过去，亲眼看到了刚从自家厨房悬梁上被解救下来的丘先生，其时已经冰凉了，邱东同学与他的母亲，哥哥姐姐们无言无语，神情呆滞，木纳地站满了一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怎样悲凉的一幕！多年以后去国万里，人在天涯时才悟出了那是在政治高压下人性被摧残到了极致，才会展露出来的那种欲哭无泪的表情。

岁月如歌，一代人杰邱勤宝教授走时才58岁，正是一个现代中国学者人生的黄金年华！如今，他的名字几乎已在浮燥校园里被茫茫人海所吞没，我把它打捞出来，为邱先生治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风立一块以沙石为基、山木做牌的心碑。

其实，“文革”初期成都工学院因言获罪遇难的教师还有许多，与邱勤宝教授有相同命运的有一位年轻的黄杜老师，才女加美女，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却因对世态观点不同，不堪忍受来自自己学生的羞辱与迫害，自杀身亡，红颜命薄，从此香消玉殒。我还记得她常来我家邻居高华寿教授家做客，每次见到了，我都管她叫黄阿姨，她祖籍是江西九江人，其祖父是清末民初与沈钧儒齐名的进步报人与名记者黄远生先生，倒也难怪，原来是家学渊源让她自小骨子里就渗透了中国读书人决不阿世的节操，以身弘毅，女儿膝下也有黄金，但她终竟逃不过那一场迫害知识学人的劫难，至今令我唏嘘不已。

另据儿时伙伴世洵兄回忆，文革初期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学院大操场玩耍，抬头突然看见在校医务室下面的操坝上有几个老教授，其中有我伯父张万楷教授被强迫戴上“特务叛徒”的高帽，像坐飞机似地被一群年轻的大学生们反剪其手，推搡着，驱赶着小跑，那些狂热的大学生们高举木棒，敲打着脸盆，高喊着红色口号，还叫嚷着要打倒‘特务叛徒，走资派，里通外国的某某某’，那年我仅十一岁，目睹此情景惊讶不已，感到困惑，不知所措，忐忑不安，现在想起来真是痛心疾首。”可见那是怎样的一幅迫害现代读书人的惨痛情景画面！如今，看来打捞历史碎片，还原真相，让真人真事言说沧桑变迁，留住几近凐灭的校园历史，汇编一部四川大学的正史，应是一项以史为鉴，不再重蹈覆辙的校园文化工程。

在“文革”甚嚣尘上的1967-68年代，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是雪上加霜，生灵涂炭。今天的四川大学行政楼，当年的成都工学院第一教学大楼，曾是关押与迫害知识分子的集中营，昼夜批斗，哀鸿遍楼。当时成都市宁夏街监狱人满为患，就干脆将许多莫须有的“现行政治反革命分子”一批又一批移送到这里，与成都市内几所大学的教授们关押在一起。

我还记得几乎每间大教室里次第一字排开，用课桌木凳拼接成床铺，里面一时人声鼎沸，楼道里也熙熙攘攘，整幢大楼里被关押者最多的时候应该约有600人数左右。秋去冬来，我祖父也被关押在这座大楼里有整整一年，历尽劫波。其时我与祖母常去探望，当时的军宣队和工宣队代表倒也通情达理，说是执行上面的旨意，他们也没办法提供任何帮助，但给祖父送去的衣物和食品都如数转交。

笔者有一老川大发小，名叫珈蓝，那时已投笔从戎，碰巧作为军代表中的一员，负责看守这座楼里的老知识分子。据她回忆，彼时楼道还安装了铁栅栏和铁门，防止“越狱”，与正规的监狱相差无几，令被关押在大楼里的人都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整天写自我反省的汇报文字，忏悔自己有罪，对不起“伟大领袖”云云，争取早日享受所谓的宽大政策待遇。

在作为迫害知识分子集中营之后，成都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这座教学大楼又接着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四川省“红成派”武斗总司令部。那年那月，与分布在左右的两座教学楼一样，全部窗玻璃被砸烂，用砖头水泥封闭，只留出一本教科书尺寸大小的透气孔作为枪眼，架满了各式各样的机关枪，卡宾枪，来复式步枪，旁边还摆满了手榴弹，真枪实弹，与冲击校园的四川大学另类“八二六”帮派，以及门对门的七中学生形成军事对垒，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杀手们就是当年狂热到失去理智的红卫兵大学生，死者也是红卫兵大学生，在甚嚣尘上的武斗阶段，几乎天天都有被红色政治口号忽悠的热血青年倒在血泊中，也不知青春献祭给了谁? 当年教学大楼外墙上的累累弹痕就是见证，那一段泣血的故事在今人看来或许会感到过于沉重，但是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情景，唯愿这一幕历史在中国今后不要再重演！

厚德载物，任鸿隽与四川大学精神

悠悠岁月，如歌如泣，勿忘历史。我想起了四川大学的老校长任鸿隽先生（1886—1961），辛亥革命时期他与胞弟任鸿年追随孙中山，并先后担任过孙先生秘书，更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西安事变爆发的1935年，他来到成都，执掌四川大学，倡导科技救国的教育理念，革新校政，形成了五大“道”：造成“国士”的育人之道、注重效率的管理之道、面向“应用”的服务之道、“汇通内外”的开放之道、“三位一体”的和谐之道，是民国教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任鸿隽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诗经·大雅· 荡》有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任鸿隽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他也是科学家，一生撰写的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 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任鸿隽先生在四川大学的任期时间不长，就居住在这座饱经风霜的（上图）青瓦平房里，度过了足可以光耀四川大学百年史册的岁月。

四川大学校园内的这座“校长官邸”在任鸿隽先生之后继续作为特别寓所，前后住进过不少校长，其中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张澜、王兆荣、张颐、程天放、黄季陆、新生政权初期的谢文炳、周太玄、彭迪先等。

伴随着时代的更迭，光阴的流逝，十年“文革”浩劫后终被废弃， 荒芜在那儿，里面堆放着不少建筑废料之类，任凭杂草丛生，古朴中带着苍凉，几近被人忘却。如今在那人心浮燥的校园里，我知道可能已没有多少人还知晓她所经历的沧桑故事了。几年前我回国问学，曾相约川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几位教授，也是同辈学友一道前往实地勘察，他们事后均感言，对于这一处校园历史遗存，闻所未闻，校园“寻古”之行很有意义。

还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发生人祸引起的自然灾害那几年，我尚年幼，常陪着祖父母去那里，拜望时任四川大学副校长的许琦之爷爷。他曾是1954－1956年间成都工学院第一任院长，后调整到川大主管人文社科。祖父与他不仅有着北方老乡的交情，更有抗战时期随北方各大学避乱南迁，国共两个时期患难与共的学人情谊。每次去那里，在浓浓的山东口音对话中，许奶奶还特地给我这个小孙子蒸红糖白面的三角型山东包子吃，回家时嘱我带上几个，以便作为翌日上学时的午饭。至今，那刚出笼的红糖包子味道，甘之如饴，仿佛仍贴烫舌尖，恍然如昨。（上图：成都工学院第一任院长，四川大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许琦之先生；上图：1956年6月26日，成都工学院第一任院长许琦之，副院长郑方共同签发的结业证书）

话说回来，任鸿隽先生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前，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基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学术基金组织，主要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干事长是“中基会”的执行领袖，也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任鸿隽说，假如生当“承平之世”，能够作为一基金会的领导者，“目击所办之文化事业，继长增高，日就发达，亦可以自慰于余年”。然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命运忽然入于惊涛骇浪之中而莫之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任氏考虑到“内地鄙塞之乡，其有待于吾人之努力，必且较大都市之文化事业十百倍之。” 因此，他毅然辞去了这一职务，前往成都。  

四川大学虽然是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是由于四川政局不宁，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学校的经费和教学环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一度连校址都差点被地方军阀卖掉；加之交通不便，文化风气趋于“守旧”，与其他的国立大学比较，显得相对落后。抱着救国之志来当川大校长的任鸿隽目睹这一局面，提出了“国立化”和“现代化”的两项目标。（上图：民国时期的国立四川大学教学楼）

所谓“国立化”，即把原有的“国立二字真实化”，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不能说是四川大学的四川，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因此，“我们要以全国为我们的目标，无论人才的造就，学术上的探讨，但应与全国要有关系”。其次，学校如要对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就必须“现代化”。“四川大学要与世界上求生存竞争，使他成为现代化的大学。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学术进步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应急起直追才对”。他常勉励学生：“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由此大学精神尽显，足可彪炳百年校史。

任鸿隽先生极重师资建设。他说，“在现今学校林立的时代，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大概在社会上是有定评的。而说某校长于某种课程，即无异于说某种功课有某某著名学者在那里担任教课”。因此，“妙选教授”成为他实现“两化”目标的重要内容。他利用自己的交往，从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请到了不少知名之士。如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杨宗翰、原国立山东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曾省、原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刘大杰、原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所长钱崇澍、原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主任毛宗良、原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桂质柏、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丁山、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所所长王琎、原清华大学体育指导黄中孚以及中国第一个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原厦门大学副校长张颐等知名学者。

在四川大学时期，任鸿隽先生曾指出，“大学学生，重在求得研究学问门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掌握“关系各科之基本学科”。为此，他规定一二年级学生应“注重英文及基本科学之复习”，到了三四年级，再求专业化。为了使学生厚植基础，学校规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学院三年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上图为1920年8月22日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同窗挚友胡适先生于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的合影。）

任鸿隽注意到，当时学校的教学过于“注重讲义”。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考试时学生把讲义誊录到试卷上。他强调这不符合学生“主动”的观念。对此，他提出“渐渐的废除讲义制而代以参考书或概要制”，这样“至少使学生得自己寻一点材料或一些书籍来完成他们的讲义，而不至死守一部讲章”。其次，他指出，学生的“课程太多”，这样不利于学术的进步。为此，他减少了上课时数，以使教授与学生都能“有多的时间去讨论与研究”。

正当任鸿隽致力于川大革新事业时，他的夫人、作家和历史学家、其时正在川大教授西洋史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对任氏改革不满的四川地方军政势力为此大做文章，使任鸿隽备感压力，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右图为1935年任鸿隽先生任四川大学校长时与夫人陈衡哲教授在校园里的合影。）

任鸿隽在川大校长任上虽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正如胡适在他辞职后所说：“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事实上，此后川大得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完整的一所大学”，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万千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确实得力于任鸿隽为学校树立的基本目标，我以为这就是四川大学的精神所在。

悠悠岁月，往事如烟，四川大学的故事泣血如歌。早年国共两党的校长大多均为历史文化名人，本应超越党派意识，视为四川大学的骄傲。只要对川大的发展有贡献，就应得到理应的尊重，不然的话，这所大学的百年传统从哪里去传承？她的大学精神何在？

作为观照，当下中国内地的大学在应试教育的斜路上越走越远，正在培养出的学生只不过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目睹故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实在令人痛心!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向美国克林顿总统，布什总统演讲时先后提出民粹主义诘问，斥责美国民主自由之立国精神的那几个男女学生，据说如今慷慨激昂的豪情早已不在，全都去了美国当寓公寓婆，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去了，中国大学培养出了这样的一批又一批所谓人才，物欲横流，小我至上，毫无任何社会担当与责任感，于国家建设有何裨益？

丝竹之音，那些让人感怀的校园风雅

笔者正是在这样一个有着太多辛酸悲凉历史的校园氛围里长大成人，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她的文化熏陶，与她有着割舍不开的万千情愫。去国万里，是因为我曾憎恨过她，憎恨她那里的当代“胡人”作乱，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伤心；至今依然眷念着她，是因为对她的情感太过于深厚，那里的一草一木都难以割舍，难以忘怀。发小晓烈君曾为此共同的人生经历与体验给我寄来了一首《校园绿荫谣》：“红袖翩翩踏绿来，不知此树桑郎栽。曾为弱苗识霜厉，今日展叶弄云彩。”这首诗歌深得民歌言语的妙处，并步唐代诗人刘禹锡《玄都观》的文意，放纵情怀，歌尽芭蕉然却不着一字，烁烁然而有魏晋士者婉约之风，读之亦朗朗上口，手足情谊，让我不禁潸然泪下，为之动容。

另一位发小张拉君有感于如此缱绻的情思，也引发了他的风雅诗兴，为我写下了《旧园芭蕉赋》：“旧园无存新邑起，环楼红厦一点绿。夭沃芭蕉无人主，昔日桑郎今何觅。”诗情中古意盎然，艳而不妖，旷达中有淡雅，隽永之处，唯有细细体味，方能让人心幡摇曳。那种历尽劫波而无怨无悔的校园情结渗透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如今的年轻学子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

龙伟兄更是不愧为当今国内古诗文的研究家，近年来笔耕不缀，史海注疏，集腋成裘，相继出版了研究《诗经》，《孟子》，《周易》等国粹经典的学术专著，且深谙为诗的风雅与韵律之道，出口成章，吟出的诗歌总是那么古色古香，缱绻而有新意。他为这丛校园里的芭蕉林写下了《七绝·学门芭蕉吟》，直让我苍皇的雅句：“扶疏似树蔽幽幽，谁种芭蕉掩半楼？翰纸前窗犹带碧，唯她最是无春秋。”这首诗写得极美，恰似一幅年代久远的写意水墨画，寥寥几笔，便勾勒出天涯旅人的心境。

也正应了唐代诗圣杜甫的“缅邈怀旧丘”之文意，青涩年代的那些曾经愉悦与温暖人心的景物，因为过于平凡而被淡忘了，然而却从没有像现在一样，对那业已回不到最初的心绪倍加怀念，那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生已步入后中年时期，跚跚为步履，蹀蹀在驿道，遥看日影斜山，落日也知道回家，可是那旅人羁客呢？按捺不住的乡情，而今才知那是乡愁的滋味。

初夏来临，正当雨打芭蕉之时，顷又收悉发小世洵兄发自美国加州政府大楼里的诗歌唱和，他来信中说“激泉情涌，挥笔即书，不当粗俗之处，寄思兄斧正之”。我又岂敢托谬斧正，发小情谊似海，不尽依依，遂此忠于原文：“梧桐垂柳芭枝绿，炎黄学子珰激励。桑郎出师酬壮志，池边荷花沁人脾。旧朝顽童今何在，威震四海探宇宙。英豪几世凌云志，芭蕉树下永长存。”这首诗歌文情并茂，亦工亦雅，诙谐成趣，只是我辈皆为读书人，布衣书生，即不“威震”也不“英豪”，但求学问，探宇宙真理的信念与生相伴，终不冺灭，那丛芭蕉树就是耿直的见证。（上图：1990年6月，四川大学合并前，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部分青年教师合影，后排左一为笔者。）

继发小世洵兄之后，不期内人晓芳从故里四川也来信凑趣说：“看来发小们有事可做了，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成长、共同的感受，成就了发小就是发小！从工学院一群懵懵懂懂的少年到阅尽人间烟火的中年，工学院，始终是发小们心底里抹不去的恋人。情所依、梦所托，发小们的梦想始于此，归于此！”这调侃点评倒也在理，若非她与众兄弟相识深厚，又岂能生发出这般观棋者的人生感喟！(上图：左起为张拉兄、龙伟兄、笔者、晓烈兄在成都望江楼分享古诗文趣时合影）

为答谢几位发小和学兄的厚谊，我亦附庸风雅，作《望江楼西芭蕉吟》, 以此响应他们的诗句，有云：“手植芭蕉苗含英，如今冠盖似霞云。少时沙河飞柳燕，天涯归来不猜龄。”权以此打油诗唱和，寄托一缕家国情怀的青丝。流淌在我心田中的沙河，也恰似校园里的小河，昔日两岸芦草从生，鸟语花香，古朴恬静，曾是“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战乱兵燹不到之处，是老成都最美丽的一道田园风景，只可惜已不在了；如今浪迹天涯，寻觅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历经艰辛，始现绿洲，不觉中已近耳顺之年。回首当年，有感于“胡人”尽作乱的校园，叩别琴瑟声声的故国教书生涯，去国万里，另起炉灶，幸矣非矣，已无从谈起。

虽已回不到最初，当年的青春理想与抱负却不仅没有消遁，反而弥久欲新，如果还有机会，定当回报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故土。这一情愫常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每念及此，就想起了祖父母对我自小的厚望，以及与那丛茂密参天的芭蕉树林的灯下心语。（上图：笔者的祖父与二姑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家中后院里拍摄，背景就是那一年我与父亲一道亲手种植不久的两株翠绿芭蕉树幼苗。

当年笔者的文友，华西医科大学外语系副主任，美国诗歌翻译家文楚安教授（已故）曾赠我雅句：“宜川，宜川，宜在四川。”言之物华天宝，水旱从人的川西平原，人杰地灵，唯有这方土地才是我赖以发展的空间，占卜不宜远游。尽管不期斯人早逝，丝竹之音的琴弦已断，然那份友情，拳拳之心却依然留驻在我的记忆里。

人在天涯，又承蒙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笔者的恩师黄新渠先生惠赐墨宝“川流不息”，我深以为念，浪迹天涯，四海为伴，苦苦寻觅到了那一方的精神伊甸园，那一块适合自己的学术生存空间，作为一介中国书生，似乎感到天空更为湛蓝，空气更为清新，雪泥鸿爪，海天尽处的心田里充溢着流淌不完的情思，正是“江流几湾，云山几盘”，纵有秦关汉月，归心已随烟云散去。

近年来，每当有机会回国省亲问学，在蜀地逗留期间，我都要返回校园里去看看那丛芭蕉树林，随性坐在她跟前的草地上，抽上几只成都娇子牌大众香烟，在烟雾缭绕中，久久地凝望着她，与她在心里对话，因为我对她有着太多乡愁的思念情结，我心里知道她所见证的过去太过于厚重，她所历练的风花雪夜太过于凄美，她祈望看到的明天太过于奢侈，但她总会任凭风吹雨打，严寒酷暑，随遇而安，背靠参天的落叶桉树，无怨无悔地矗立在那里，用摇曳的阔叶向游人致意，乐在其中。无论当下人心如何不古，无论世态如何炎凉，我相信那丛芭蕉树林仍然会不离不弃，默默地守望着今日四川大学青青校园里的历史沧桑。

2019年9月笔者回到川大校园探亲访友的时候，但见那丛高大参天的芭蕉树林已被砍伐，掘为平地，在原址上种植了尺余高的灌木，没想到已被砍伐后的那丛芭蕉树生命力倔强，从泥土里又长出了几株芭蕉幼苗。同年12月再次回去时，看到那几株幼苗，已被“胡人”连根挖出，刻意折断，扔在灌木林里，如同民国老校长宅邸，最后的校园历史文化遗珍，被人毫不珍惜地拆毁一样，都令我伤感。（上图：2019年9月，那丛芭蕉树遗址。）

然而放眼复望开去，周围的芭蕉树丛依然郁郁葱葱，我知道她们都是多年前从这里分株后移栽过去的，正所谓“春风吹又生”，她们不会就这样死去，如今已蔚然成林，成为了校园一景，不仅留存在时光的底片里，而且也留存在亲历过这个“大院”故事，在那里长大成人的几代人记忆里，永不消遁。

上图：1971年6月，四川大学中学部六连一排全班同学与老师摄于四川大学理科大楼，前面堆放着麦杆，是那个年代向工农兵学习的时代特征。第三排右一为笔者。

上图：1972年7月25日，四川大学中学部六连一排初中毕业留念，第四排左三为笔者。

上图：1983年初春，在宿舍后院种植的二株芭蕉幼苗，背靠几株硕大参天的老桉树，三十多年后已长成一片冠盖如云的芭蕉树林。当年宿舍楼拆除后，在原址旁建起了四川大学主教学楼群，因为无碍观瞻，与桉树相依为命的这丛芭蕉树林也就逃过一劫，幸存至2019年，然而世事难料，后来她们竟遭遇了被砍伐的厄运，连根拔起，夷为平地，如今不复存在。

2013年4月26日初稿，2021年8月3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备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晓烈兄，张拉兄，世洵兄，克贤兄，龙伟兄等同辈发小和学友诸君的时时勉励，古道热肠，惠赐诗歌与我唱和，虽海天相隔，不尽依依，却心有灵犀，文脉相通，晓烈兄还应笔者越洋电话之请求，特地前往实地拍摄了民国时期及新政建立后老校长宅邸，其为当时唯一尚存的校园历史遗珍，惠寄来加拿大，为本文助兴，令我感佩，谨此一并鸣谢！

图片：来源网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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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原成都科技大学外语系及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书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涉及语言学，翻译学，释义学，哲学，逻辑学，符号学，人类学，历史学，世界文明史诸领域。中英文著述丰富，撰写有历史文化散文逾600篇。现为北美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及港台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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