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国运！南中国，正在大举拆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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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那道无形的行政围墙拆除，一个超级城市将在大湾区降生。

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更统一的市场，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市场要素更畅通的流通。流动人口数量和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吻合度极高的共振，它充分说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关乎城市未来，也关乎国运。

在中国的南端，日均客流量超过50万人次的广佛地铁线上，那些穿梭在广州和佛山两座城市的“候鸟族”们，可能正在见证一场改写城市历史的拆墙运动。

就在不久前，广佛在边界区域画了一个629平方公里的大圈，这个圈的官方名称是“广佛高质量融合发展试验区”，涉及广佛边界10个区镇，其中广州占275平方公里，佛山354平方公里。

按照规划，融合发展试验区将成为广佛同城的前沿阵地，为广佛两市深度融合、破除行政壁垒发展提供经验参考。一旦那道无形的行政围墙拆除，一个超级城市将在大湾区降生。

放眼全国，广州和佛山可以说是最先拆墙的一对CP。

2008年发布的珠三角发展规划，就已将广佛同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0年内地首条跨城地铁广佛线正式通车；同一年投运的广州南站，同样位于毗邻佛山的边界地带。

这对双子城，有足够的基础“合体”。历史上广佛两地就是同风同俗，共享岭南文化。曾经南海县、番禺县和顺德县，就因为地缘和文化相近而被并称为南番顺或者“三乡”，它们包含了如今广州、佛山大片区域，这种文化脐带无法割断。

在上个世纪的珠三角发展史中，广州和佛山形成了典型的前店后厂模式。直到今天以商贸著称的广州，和陶瓷、家电等作为支柱产业的佛山，还有着很好的产业互补性。

而在地理上，以佛山水道为界，一边是广州荔湾，一边是佛山南海。如果以政府驻地为计算标准，广州和佛山的直线距离，也只有20公里左右，乘坐地铁只需要半小时左右，比广州很多上班族每天的通勤距离还要近。

所以，今天的佛山，装下了大量被广州房价吓跑的年轻人。他们跨城上班，职住分离，像候鸟一样朝夕，穿梭在珠江新城的CBD和均价1.5万元左右的佛山小区里。当地媒体的数据显示，在南海区生活的广州人已超过100万。

而且，珠三角地区很早就实现了撤县设区，广佛之间已经没有城郊地带，这次圈起来的靠近广州南站的629平方公里地带，已经是发展相对成熟的连片城区，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水乳交融的超级城市。

抱团取暖，佛山乐意广州当然也乐意。这两年时不时有广州掉出一线城市的声音，2017年GDP被兄弟城市深圳反超，相对于深莞之间100公里左右的距离来说，广佛这对大哥和小弟的组合，更具备合体的区位优势，至少让有掉队危险的广州更能打了。

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广州的GDP是2.29万亿元，常住人口是1490.44万人；佛山GDP是9935.88亿元，即将迈入万亿俱乐部，常住人口是790.57万人。

两地深度融合之后，将组成一个经济体量超3万亿元，人口超两千万的超级城市，直逼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史上，它的确是一件充满想象的事情。

这种想象不只局限于经济层面，对于那些家住佛山的候鸟族来说，逐渐拆掉的围墙，让他们开始畅想户籍同城、社保同城、教育招考同城，乃至煤气、电力同网同价的全新体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佛率先拆墙，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经济发展必然会要求更统一的市场，人才，技术、信息、资本等市场要素更畅通的流通。

所以拆墙这件事，广佛之外，那些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早已经摩拳擦掌了。在29分钟可以从广州高铁直达的深圳，未来和惠州将有五条轨道交通相连，深莞惠三地正在打造1小时的内部通勤圈。

广深这对渊源极深的兄弟城市，即便在深中通道上争得面红耳赤，也正在放下嫌隙。不久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为符合条件的珠三角九市人员赴港澳开展商务、科研、专业服务等提供更加便利的签注安排。

中国经济的顶级门户上海，哪怕基于疏解职能的考虑，不得不高筑落户大门，但在和周边城市的融合上，同样正在拆除围栏。

2009年开通的11号线，就让上海拥有了首条跨省的地铁。这条线路从上海延伸到江苏的昆山，后者正是中国最发达的百强县，2018年GDP就达到3832.06亿元，相当于一个中小型省会，这种发展成绩，正是源于抱紧了上海的大腿。

上海的野心不止于此。如今它已和距离不到百公里的苏州规划了多条跨城地铁，试图进一步将处在自己辐射下的苏州，更彻底地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样不甘落后的还有广大二线城市。比如，西安咸阳合并传言飞了几年，就算最后证伪，照样不妨碍它通过同城化组成巨无霸；另外，四川南充之前官方发文，明确融入重庆。

▲西安地铁可直达咸阳机场

有意思的是，拆墙之后，水平更低的二级城市，还面临着站队的选择。就在上个月，安徽蚌埠正式加入合肥都市圈，而在此之前，它已经被列入了南京都市圈的范畴。

对中心城市来说，争相拉拢周边的卫星城，成了无可替代的选择。苏州和南通的上海第三机场之争说明，中心城市在开发到顶的前提下，只能向周边腹地要土地。推倒那面墙，才有更大的可能。

这是一场相互受益的抱团取暖。那些中小城市，当然乐意站到大哥们的麾下，一方面可以惩戒外溢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比如达不到3000亿GDP、城区人口300万人的建设资格，它们也可以享受到从中心城市延伸过来的地铁。

站在历史与未来的高度而言，这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拆墙运动。

往外看，当前的政经逻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与国的较量，已经变成了顶级门户城市之间的PK。大国博弈“炸”出深圳最牛街道办，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过去几年，陆续公布了九大国家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参与国际竞争”。但即便是北上广拿到国际上进行比较，依然会落于下风。

以东京为例，它以千万左右的人口，创造了万亿美元的GDP，是上海的两倍左右。堪称全世界最发达的轨道交通，还让它的周边环绕多个卫星城，构成了一座超级巨无霸。

这些年的城市化，事实上已从均衡发展中小城镇策略，转变成优先发展中心城市。《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更意味着单打独斗让位于抱团取暖。这是应对国际竞争的必然结果。

往内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的发展，建立在乡—城人口流动的城市化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拆墙——农村和城市的界限模糊，农业人口变为本地新市民，或者涌向东南沿海。但这种历史趋势正在终结。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59.58%，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过如学者李迅雷所言，人口流动与人口年龄有关，年龄越大，流动性就越差。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都在不断增长。其中2010—2015年5年间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增加了2岁。与此同时乡——城流动人口占比则不断下降，从2010年的63.2%，下降到2015年的48.9%。

也就是说，未来要想通过城市化来继续做大，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狭窄。尤其对那些周边没有郊区的大城市来说，在摧毁城——乡之墙后，只能通过城——城间的第二次拆墙，获得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源要素。

以2010年前后为界，流动人口数量和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吻合度极高的共振，它充分说明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关乎城市未来，也关乎国运。

所以，在以人口流动为特征的城市化进入尾声的节点，广大城市必须面临选择。哪怕那些大城市将承担更重的社保、医疗、教育支出，但想要做大城市平台，拆墙不可避免。

功夫财经学者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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