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伦理效能

    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国方案”的雏形，是世界政党史上第一部执政党专门部署道德建设工作的文件。2019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应运而生。这不仅标志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中国方案”的“四梁八柱”完善定型，而且对包括师德建设在内的公民道德建设如何将制度层面的公民道德规范转化为国家治理层面的伦理效能提出了新的课题。

    作为一个包括理念、行为、效能和制度四个层面在内的综合性范畴，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包括学校师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在内的一个复杂系统。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两大“时代之问”：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民道德体系如何完善定型；二是如何解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公民道德转型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涉及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是“顶天”；后一个问题，涉及公民道德建设的现实性、阶段性、过程性的问题，是“立地”。探寻“时代之问”中的“顶天立地”方案，除了制度与环境之外，也离不开公民道德建设中各类内容建设的协调与整合。其中，学校师德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之间的内在协调性，对于由制度层面的公民道德规范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层面的伦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软实力。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顾角度考察，公民道德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培育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力”，体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在现实操作层面则是借助于不同层次道德建设协调性推升公民道德水平。在规范的意义上，学校师德是体现社会道德水平的标杆。因此，如何从国家治理范畴准确把握学校师德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之间的协调性和整合性，是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国方案”实施，进一步提升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的重要环节。

一

    一是重视学校师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和引领功能。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特征 ,决定了师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地位。作为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承载，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智力的开发者和道德的塑造者，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学高为师，德高为范，高尚的师德作为最具魅力的活教科书，不仅是学校师德建设的价值之魂，也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的标杆。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阵地，学校的师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切入点。正是基于新时代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当务之急就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持续有效地推进师德建设。

二

    二是优化学校师德建设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协调并进的社会化机制。在国家治理层面，要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揭示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规律，将公民道德建设与师德建设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制度重构，形成理念、行为、效能和制度四位一体的道德治理链条，创设学校师德建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学校师德建设与整个公民道德建设协调并进的社会化机制，推进学校师德建设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内在契合。

三

    三是探索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治理新路径，弥补学校师德建设中的“治理短板”。《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教育引导“软约束”和有效治理“硬约束”的有机结合，不仅诠释了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不仅需要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体道德修养,还需要通过“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得以实现的基本共识。这为推进基于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师德建设实践提供了有效实施路径。在自律机制方面，学校师德建设要与教师的主体能动性相契合，激发教师内在的道德需要，使高尚师德成为教师的心理需求和精神追求。在完善他律机制方面，创新师德建设的理念、主体、方法和路径，推进师德建设理论创新、师德传播方法创新、师德实践路径创新。通过构筑师德传播、教育和监督的网络，立体式、多渠道、分层次地开展包括理想信念、伦理道德、心理健康、学术规范等内容在内的师德教育和师德舆论监督；激励与约束并重，学校师德建设要与学校治理结构相契合，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认定、新教师准入机制以及师德考评奖惩和教师退出机制，实现师德问题治理的新突破。

作者为上海师德研究与评价中心研究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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