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基因编辑带来什么危机？

饶毅 CHIII汉诺威工业智造指数 2022-07-09

CHIII（崔氏汉诺威工业智造指数Cui Hannover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Index）对未来工业的重要定义之一，即一切创新基于善意。任何创新都是双刃剑，如同每一种工具，既可以是方便，也可以是凶器。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其因涉及人类生存伦理而被称之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世人熟知。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因涉及与此相关的新闻而又使其推向风口浪尖。

科学家饶毅先生此讲演，对基因编辑技术的双刃剑进行阐述。

导读：

涉及人类生命的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2012年诞生的简便而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是分子生物学重大技术进步，合理应用可增强人类福祉，不当应用可给公共安全和人类社会带来危机。

基因编辑人类体细胞与基因编辑生殖细胞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细胞编辑只影响个人而不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而生殖细胞经过受精、胚胎发育、出生、长大成人结婚后将与其他人产生后代，会遗传给他人，编辑的后果将扩散，进而影响人类社会。体细胞的基因编辑可能治疗人类很多疾病，它与现有框架已接受的基因治疗类似，可按现有法律法规和监管办法，在个体安全性、作用有效性和方法稳定性确定后使用，但针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则超出现有伦理框架，它的特征是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

绝大多数携带疾病罹患基因的家庭，可用无伦理争议的筛查技术而无需生殖细胞基因编辑。一旦允许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就难以限定可以编辑什么基因、编辑多少基因、由谁编辑基因等。中国需要立即调查处理已出现违反政策、规定、伦理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问题，尽快加强监管弥补漏洞，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基因编辑技术不被滥用，制定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法规：允许体细胞基因编辑，禁止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

缺乏监管的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可能带来对人类社会安全危害，相关科技人员和医生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缺乏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可能带来国家之间的基因竞赛，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协调制定国际公约，并将国际公约转化为各国的法律，以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深刻认识基因是人类智慧绚丽的结晶、合规操作基因是增进人类福祉可能的途径。但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时是把双刃剑，特别是涉及人类生活和生命的时候。如何规范基因编辑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考验之一。

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2年，新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诞生。这一新的技术作用强大，而且简单易用，因此门槛低、影响特别大。在什么范围应用如此强大的基因编辑技术，成为科学界、社会、国家乃至人类面临的巨大问题。对一般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监管问题，符合伦理规范不影响人类遗传、不扩散到他人。而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则超出患者个人治疗、预防和健康范畴，会对人类社会遗传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挑战现有科研规范、有违人类道德伦理范围，也是国内外有关部门（如科技部、卫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等）、科学学会和团体（中国遗传学会、细胞生物学会等）对之普遍谴责的原因。社会上对缺乏透明和监管的基因编辑感到焦虑和不安。

这是自2015年中国广州研究者第一次基因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后，法律法规没有跟上技术发展的必然发展。基因编辑人类生殖细胞具有“两低一高”的特点：医学必要性低、技术可控性低、群体危害性高。绝大多数病人家庭无需基因编辑、而通过基因测序后进行受精卵的选择就可以做到，且副作用更小。

基因编辑技术非常容易，所以很多人能够做，学生物的本科生就可能到县医院做。而选择改变什么性状、改变什么基因以及多少基因很难取得共识，由此会导致一片混乱。一旦允许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就很难阻止大规模地改变人类基因的问题，而且少数人决定的基因编辑后果将会扩散到整个人群，这样就会带来整个人类的灾难。突发事件已经表明，对于基因编辑这种技术的使用，仅仅依赖科研人员的自律是不够的，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否则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后果是科技工作者个人、国家乃至人类都难以承受的。

现在国内外讨论大多集中于基因编辑产出的婴儿个人安全问题，包括黑箱操作、质量低劣、缺乏基本的动物研究背景就极快速度用人做试验等，这些讨论其实漏洞百出。个人安全固然重要，但还有更大的问题：改变体细胞的基因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而改变生殖细胞基因是群体和人类的问题，前者可以由个人和家庭决定，后者需要国家和国际进行规范。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中国应该以立法为目标进行严肃讨论，研究制定符合中国人民和人类利益、对科学界有约束力、对个人有威慑力以及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从而对生殖细胞基因编辑进行规范管理。目前，我们还没有进行人类生殖细胞编辑的迫切理由，可禁止其临床实践，直到有医学刚需并解决了伦理和法律问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