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职业很神圣》
秋和小注：今天是第20个记者节，我想起曾经和令人敬佩的著名记者范敬宜同志一起工作过8年，他当时是经济日报总编辑，我是一个普通记者，他是一位亦师亦友的忠厚长者，在与他交往中令我受益匪浅；他是一位著名的优秀记者和新闻教育家，而且诗、书、画俱佳。我8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收入以《与范敬宜一起工作的日子》为题的长篇纪实作品，现选取作品中一篇短文《记者职业很神圣》刊发，以飨读者。
1986年3月，范敬宜同志由国家外文局局长调任经济日报总编辑。当时，经济日报社在王府井大街277号办公，这里原来是人民日报社旧址。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和老范上夜班，版面确定好后，我们随便闲聊，他和我讲了一件当年向往当记者的往事。
他说，那是1975年10月，他已经下放到辽宁建昌县6年多了，正借调在县里工作。他当时和县里组织的一些人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返回途中路过北京稍作停留，大家住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他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位住在城里的大学同学，聊了一会儿，天渐渐黑下来。他因自己的身份心有顾忌，谢绝了同学的留宿，执意返回住地。但赶到长途汽车站时，已经错过了去通县的末班车。他便溜溜达达走到了长安街，又到了天安门广场，走过大会堂门前，还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转了一圈。他抑制不住地心潮激荡，边走边看。接着他来到王府井，走到了人民日报社的大楼前，就是我们现在工作的这座大楼。这是他心目中的圣地。他仰望着大楼，许多窗户亮着灯光。他不禁在心底感叹：灯光下工作的人们该有多幸福啊，可惜对我永远是个梦想了。
他在人民日报大门口两旁的阅报栏前徘徊了两个多小时，借着灯光反复地看阅报栏里展示的当天报纸，不知不觉已到半夜。寒风袭来，有些凉意，他无处可去，便坐无轨电车来到北京火车站，在候车大厅里靠着一根柱子坐了下来，歇一歇。由于太累和乏，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朦朦胧胧间被吵醒，原来一个值勤的车站工作人员用脚踢他：“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觉！”于是他赶紧爬起来，就像那些“盲流”一样躲开，另找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直到天色发亮才赶回到住地。
老范平静地说，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咱们坐在这里办报多幸福啊！我当时只是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进到这里面当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该多好啊！可是我认为自己这辈子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所以我一直很看重记者这一称呼，觉得记者是一种很神圣的职业，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要格外珍惜。
范敬宜很珍惜记者这一神圣职业，在日常工作当中总是以一位普通记者的身份出现，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都冠之以“本报记者”，有时为了工作需要甚至署笔名。他为人宽厚和蔼，以诚相待。他刚来经济日报时我们都称呼他“老范”，显得很亲切。偶尔也有人称呼他“范总编”，以示尊重。数日后他便和我们说，今后就叫我“老范”吧，直呼我名也行，不用叫我范总编。后来他还在一次编前会上郑重其事地重复说过这样的话。自此报社里人人对其直呼“老范”，沿袭至今，不再改口。连我给他送审的稿件或报纸大样上也是写着“请老范审阅”。
我和老范一起上夜班的机会比较多，因为我们部门负责的《星期刊》是周日出报，周六晚上上夜班。一般情况下，其他副总编辑一人值一个月夜班，到周六夜班时老范值班，以替换其他副总编休息。老范是一位很透明的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从他的口中，断断续续地知道了有关他的一些故事。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辽宁建昌县的一个偏僻小乡村，和乡亲们一起劳动，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抬肥、担粪、挑尿样样都干，干得一点儿不比农民差，连村里监督他劳动改造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最好！”老范笑着对我说：“其实我那时还不到四十岁，和你现在差不多，只不过老干力气活，风吹日晒的显得苍老一些……”在那段日子里，范敬宜最大的心愿还是当一名编辑，为农场出墙报，他喜欢用文字记录火热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感情。他办的墙报受到大家的欢迎，他的文字表达水平受到大家的肯定。
1971年，40岁的范敬宜，在公社办的一个“打击经济犯罪”展览中撰写了文字介绍，其扎实的文字功底引起了看展览的县里领导注意，被临时抽调到县里参加教育展览。后来，建昌县县委副书记张化成发现了他的才华，千方百计把他借调到了县农业办公室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他此后跑遍了全县各个公社和大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是他撰写起草的。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重回到报社当记者。在那段离开新闻界十多年的岁月里，他的写作功底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了很大长进。这为他后来成为舆坛擎旗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但当时社会上也有反对之声，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修正主义路线。刚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范敬宜被派去调查采访，因为领导认为他在农村待的时间长，比较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情况。
范敬宜去自己曾经下放的地方认真调查采访后，写了《莫把开头当过头》。文章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已经‘过头’。”
文章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辽宁日报》头版。当时就有人指责“文章中的观点有问题。”还有好心人悄悄告诉他，你可能又要惹大祸了。范敬宜心中也有些忐忑，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讲真话未必会有好结果。3天后的5月16日，正在建昌县某村采访的范敬宜，突然收到县里一位宣传干事的“情报”：“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当时，范敬宜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又闯祸了！”他赶紧搭乘一辆卡车赶到县城收听新闻重播。他听到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听到这里，范敬宜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盈眶……
（上图为范敬宜与本文作者在金融时报社座谈时合影。摄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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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史札记
三、游踪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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