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 | “国民使命感”与北京的幻象：评王升远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六期为复旦大学日语系王升远教授《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一书所组织的书评之一。作者王晴，日本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在读博士。本文刊于《文学》2018年秋冬卷（复旦出版社，2019年）。

本期上一篇书评请见：

王升远教授的回应将于下一期刊出，敬请关注。

“国民使命感”与北京的幻象

评王升远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王晴

明治时代的后半期，连续发生了甲午战争（1894-1895）、庚子事变（1900）、日英同盟（1902）、日俄战争（1904-1905）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奠定了日本在远东外交舞台上的稳固地位，同时也使得日本从幕末以来的社会震颤中平复下来。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在世界史的舞台上成为引人瞩目之国。日本的现代化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展开的。因此，除了促成“国民（民族）”形成这一自上而下的“内向型”动员为主导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建构之外，“日本国的天职”、“新日本的使命”这一企图在世界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国民使命感”的建构也正是体现出日本对自身在亚洲世界的定位之认识观，除此之外，如野村浩一所说，“国民使命感”的作用在于“对一个民族在认识自己民族之所以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在寻找自己民族将来的奋斗目标时，有着有形的或无形的影响力。”[1]而日俄战争以来的这一“国民使命感”之建构，一直持续到中日战争甚至在终战之后清理“战争责任”的时候，也留存下挥之不去的影响。

于此，终战至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注目于上述这种“国民使命感”的型构过程，如梳理日本人的民族幻想是如何遭遇挫折、日本人是如何通过自画像来建立起身份认同的，但这些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内向型”的探讨，最终将其坐标放置于日本民族“精神史”的维度进行本质主义式的追根溯源，而忽视了“使命”这一词语的及物特征。也就是说，“使命”一词本身蕴含了授予者、实施者和对象物这一三维关系。忽视了对象物之存在，则会将“使命”的授予者与实施者（即“自我”赋予使命于自身的日本）自然化，从而强行断绝与对象物之间的能动关系（这一认识方式引申到战争责任追问中，则极易使其获取悲情故事的主角位置而忽略掉原理性的追问）。

王升远的《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7年12月版）一书，正是试图在还原对象物（北京这一实在空间及其表达性虚构）之存在的过程中，建立起授予者、实施者和对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方法论上秉承实证研究方法，在文学、历史、法律、新闻出版等跨学科视域中，揭露日本战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神话之人为痕迹。本书除绪论以及附录之外的主体部分共分为十一个章节，前三章分别论述了明治时期、大正时期以及昭和初期的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作者指出清代中晚期，日本汉诗人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作为模糊不清的虚像的“北京”。而在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孔教在“礼仪之邦”的衰落，一方面促使汉学家们痛感儒教的“无用经史”所带来的堕落，另一方面也因此树立起文化自信，伴随着甲午战争的胜利，这一迅速膨胀的文化自信极大地左右了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进入到大正时期，“支那通”们以及日本左翼文化人在京广泛接触中国文化界精英，以此作为观察中国的视角与逻辑，而未曾对权威者们的话语进行深思。作者同时也对这一过程下的北京书写所具有的侵华意识形态建设作用进行了彻底揭示。昭和初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直至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北京”这一空间也历经了“抗日之都”、“和平之都”到“兴亚之都”、“大东亚建设基地”一系列形象的转变过程。这期间虽然主流的声音是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福泽谕吉以降的居高临下式的中国观，而另一方面，以仓石武四郎、松本龟次郎为代表的对中国进行“理性、友善而富于良知的认识”之溪流虽细弱但仍延绵不绝。

本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则描写了“天桥”这一文明的“耻部”与人力车夫所呈现的相对于文明日本的“他者的容貌”。作者指出，“天桥””这一空间所具有的自足性文化意义以及以“苦力”为代表的多元社会图景，却在日本文人的笔下呈现为被其政治愿景限制的“文野之别”这一认识定式。在第六章到第八章以及第十一章里，作者仔细剖析日本作家笔下“北京”这一空间的“虚像”所具有的功能性结构特点，指出在日本文学、文化视域中，“北京”意义的产生始终与日本的侵华意识形态构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作者深入分析山本实彦、村上知行等新闻家以及作家阿部知二、佐藤春夫、伊藤整等，学者一户务、松枝茂夫等人关于北京的报道、创作和翻译活动，归纳出侵华战争高潮时期（1937-1945）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所具有的特征：即日本文化人的中国观察从“超然的漫游者”、“文化猎奇者”转变为协力于文学报国之目的的政治介入者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媒介者，而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的日本“支那通”们，则通过与这些来京的日本文化人之间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日本文化人以“北京”为装置，为了建构以“近代的超克”及“世界史的立场”为皮相的“国民使命感”，他们在北京书写中不断地择其所用，以“中国＝精致的、崇文的、文人气的；日本＝开拓精神的、尚武的、朝气蓬勃的”这一话语的建构给战争意识形态赋予合法性。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作者以周作人在日本被塑造的“亲日”形象为例，通过揭露周作人作品的翻译、出版、新闻报道等过程中人为修改的痕迹，指出塑造“亲日派文人”这一行为背后隐蔽的政治意图。

基于“方法之前的方法”这一方法论的自觉，作者极力避免运用抽象的概念代替基于文献材料的历史性考证过程，同时历史化的处理则需将研究对象放置于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多维度的联动关系中加以考察。在“拒绝归类”的历史性呈现的同时，作者敏锐地发现了日本文化人对北京的话语建构中“东西”参照系的虚伪性，并将其还原到战时日本本土语境下的“近代的超克”这一重要的战争思想意识形态论争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换句话说，考察了日本知识人如何通过“北京”这一空间的幻象描绘，把相对的历史过程置换为带有实质性区别的权威性的上下关系，为创生出政治的神话铺陈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这是理解“国民使命感”最为关键之处。

“近代的超克”这一坐标系来源于1942年9月《文学界》杂志召开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河上徹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围绕着“大东亚战争”的世界史意义进行讨论，进而提出“何为近代”这一议题。在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上，龟井胜一郎发言说道，“机械的发达导致速度的激增-这一近代文明的特质给我们的精神增加多少重压，带来多大的扭曲呀。比如芭蕉游历时花数月所走的深奥的小道，如今我们乘汽车只需几天而已。”[2]他借此说明明治开国所伴随而来的悲剧性的近代习惯，以此唤起对西方文化、文明唯首是瞻的弊端的觉悟。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近代的超克”之社会背景，同时也回应了夏目漱石在《现代日本的开化》中所要求的“由内自然发展出来的”内发型日本近代化这一议题。竹内好将他们所提出的“日本近代史的难题”，总结为“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一系列的对抗关系” [3]的讨论。由此可以看出，如何通过形塑对象物这一方式，展现出对抗关系的“客观表现”，是作为日本摆脱“近代难题”、在世界史的立场上树立日本式的普遍主义之途径来加以思考的，进而以此为前提打造“国民使命感”的道德、伦理面向。[4]

在《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一书中，如作者所分析的，带着这一“使命”而来的日本文化人们，通过他们的“帝国之眼”，在观者与被观者（景物、风土乃至人物）之间确立一种被断言的控制关系，而在反向输送这一控制关系的时候，则时刻与日本本土的意识形态相呼应。于是，在“北京”这一空间中，日本文化人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地投射于他所见之物上，在政治神话的要请下，引发观看者有意识地借用本国文化的社会和文化为其建立坐标这一冲动。导致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建构出“文明”缺陷则暗示着需要日本文化的社会介入这一“国民使命感”的主体立场，另一方面，正是这一套论说同时也暴露出“想象的他者”即“国民使命感”的对象物之不稳定性（脆弱性）。

通篇看来，全书围绕问题意识的核心展开论述，易于在整体上进行把握，但各章节的排序是如何考虑的，则有令人迷惑之处。排序是有意以以点代面的方式推进叙述，以避免以线状推进的方式进行论述？如此安排理由何在？是否可以避免线状推进论述中潜在的“归并”危险。此外，选择“人力车夫”、“天桥”等研究对象，将其放置在文化自体的价值上进行评述，这是本研究的亮点。但是同时也不免让人联想：如何将日本文化人笔下带有价值判断的“非文明”事物，放置于自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比如在20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小说，以控诉压迫人力这一“野蛮”行为。如郁达夫的《血泪》、陈大悲的《这么小一个洋车夫》、以及陈锦的话剧《人力车夫》等）以及西方视域下的“东洋呈现”（如E.maharama写，汉俊译的《人力车夫》）之间来考察？在这一系统中又该如何理解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目的的日方书写？最后，全书行文晓畅，思路连贯，阅读体验非常令人舒适，但书中图形说明的部分却有让人费解之处，比如第三章里表现立野信之的“转向”问题时所用的表格（P123）之前后并无相对应的文字描述，图形所示意义不够清晰，如能做更为详实的解说当更为明了。

最后，也想借此书的范式探讨一下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里我们该如何理解历史这一问题。揭露“国民使命感”在与对象物之互动关系中伪造出的道德冲动，是否意味着轰然崩塌的意识形态大厦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了？换句话说，是否对经验性的历史过程做出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在历史研究中，铃木泰莎莫里斯（Tessa Morris-Suzuki）提倡用“面向历史的真诚”[5]这一概念取代“历史的真实”这一可遇而不可求之诉求。所谓“面向历史的真诚”这一概念是指，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及表象的时候，不仅要对历史本身发问，还应该对书写者提出批判式的追问，并要求研究者对他者的历史话语真诚地进行倾听，在此之上重新在世界中对自己的位置（以及责任与伦理）进行考查。在此以《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一书为典范，寄望于新一代日本知识人“面向历史的真诚”构筑起新时代的“国民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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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P3。

[2] 龟井胜一郎：《关于现代精神的笔记》，《近代的超克——知的协力会议》，创元社。

[3]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富山房，1979年，P288。

[4] 在“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之前召开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座谈会中，在西田哲学的继承者那里同样提出了总力战的伦理、哲学与大东亚建设中日本的主体位置之确立的问题。

[5] 铃木泰莎莫里斯：《为了批判的想象力——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平凡社，2002年版，P83。

“Talk to the Author”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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