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狠狠扎了高考一刀
大家还记得英国那部《56UP》吗，用56年来跟踪记录14个不同阶层孩子的人生轨迹，呈现了英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富人仍富穷者愈穷，只有教育改变命运。
在中国，导演郑琼，也做了相似的一部纪录片，叫《出·路》，她用6年时间追踪拍摄了三个孩子，让你看到三个阶层面对“读书”这件事，是怎么辗转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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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会宁，湖北咸宁，北京。一部叫《出·路》的纪录片，把这天南地北的三个地方串连在一起。
串连在一起的，还有三个人——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国际大都市里的少女。
高考，像一道选择题，有人连卷子的密封袋都摸不到，有人发誓要在ABCD里挑出正确的那个答案，而有人觉得，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道多选题？
（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2009年，北京南锣鼓巷的小酒吧开张，央美附中的辍学生袁晗寒忙前忙后地张罗，她主动放弃了高考。打理她自己的小店，铺面2万元一年。
湖北咸宁的复读生徐佳在头顶的风扇和雪山般堆叠的参考资料里，开始自己的第三次高三生涯；他决定走高考这条路，一走就是三年。
甘肃会宁14岁的马百娟希望以后去北京上大学，毕业后打工，一个月挣一千块，尽管这时全家一年的开销是，50块。高考于她，如同遥远夜空中的星星，你知道它明亮耀眼，但你甚至无法叫出它的名字。
在故事的开始，他们都想要去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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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农村孩子马百娟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没有电视机，少有交谈的对象，马百娟的读书声缺乏音调，像沿着同一条五线谱唱出的歌。但是她唱起山歌，就很好听。
甘肃白银市会宁县，野鹊沟小学。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达学校。
老师像田间地头抽旱烟的农民，识得一些字，便抽空来教书。这间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教起来不是太费力，但老师同样认真。
“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那是马百娟父亲的认定。马百娟在家待到10岁，直到野鹊沟小学的校长出面游说，她才背上了书包。
我试图从手机地图上寻找野鹊沟存在的蛛丝马迹，一口井，一条路，一间商店，一所学校。然而无论怎么放大，视野中还是一片空白，这个地方仅仅以一个地名存在着，就像活在这里的人们，好像无人在意。
小如棋盘的课堂里，一块黑板，四面白墙，墙上挂着视力表、校训，楷书写就的励志语句，中央摆一套桌椅。老师用掺杂着西北黄沙味道的方言说
“马百娟你来读一下。”
马百娟读着课本，眼睛亮亮的，藏不住的笑意。像在最神圣的尖顶教堂唱诗。
游戏时间，两排瓦房围成的水泥地上，孩子们围着一个篮球，像四五个面团和气地撞来撞去，入学迟一些的马百娟是这群孩子中最大的，高人一截的身高让她时常能碰到球。
不用去学校的日子，马百娟已经是家庭劳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了。虽然她并没有足够的力气，只能以自己的足底为圆心，将身体前倾时的全部重量压在麻绳上，才堪堪和这头倔驴抗衡。
马百娟像是驴子，驴子也像是马百娟，他们彼此较劲。
拉扯麻绳，解扣，拎起桶，身体摇晃了一下又稳住，马百娟打上来一桶的水。野鹊沟的人一生只洗两次澡，水很珍贵。
马百娟的爸爸已经60岁，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一张地图，妈妈有智力障碍。年长的哥哥14岁便出去打工。几个人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鸡蛋、文具、牙膏，野鹊沟的杂货铺什么都卖。马百娟拿着一叠皱巴巴的纸钞，向老板一样样讲清自己要的——自动笔铅笔芯，一个五毛，两个大数学本，一共三块二毛钱。拿着新文具，她像吃到糖果的孩子一样满足。
装上新买到的自动笔芯，马百娟和同学们，蹲在山头画画，画出他们梦想中的一切一切。
老师用含着黄沙的方言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我的家乡真好》。”
白纸黑字印着的课本，马百娟不会去质疑，虽说这里描绘的家乡，和野鹊沟并不一样。
还是在土坡上，马百娟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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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都市少女袁晗寒
除非奇迹诞生，马百娟才能去的北京高校，被17岁的袁晗寒轻而易举地放弃了。
在北京家中的秋千上，她晃荡着，和导演聊着天。她骨架纤细，脖子修长，在央美附中留级一年后，被告知仍旧有几门课不及格。一天妈妈告诉她，回家了，休学手续已经办好。
虽然央美附中，是全国学艺术的小孩，家中几代人努力挤破头也想进的。
漫长的夏日白天，她用书和电影打发走。此外就是对着一幅已经完成一半的作品，两个女人，一长一幼，妈妈在旁看了半晌，就走了，把私人的空间留给她。
“一代搞制造，二代搞金融，三代搞艺术。”虽然不完全吻合，但粗线条地勾勒出了袁晗寒的家庭轨迹。
父亲从事房地产，母亲觉得她有艺术天分，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了一圈，袁晗寒最后选择了美术。
“我恐慌的不是没事干，而是会不会一直没事干。”
17岁，辍学，她逻辑清晰，并很快自己打破了这种局面。骑着自行车，她转悠到南锣鼓巷，一眼看中一间铺面，两万块一年。“价格挺贵的，但我还能承受。”她租下了这个铺子。
导演问，妈妈为什么要给2万块，让她去做这么一件打水漂的事，“去学校也要钱，就当交学费了。”袁晗寒的爱好大过一切。
自己跑商店，买38块钱一桶的枣苗牌凝胶，穿着裙子刷墙。
说起未来，她没有想过会成为哪个阶层的人。
“不会饿死就行了。”不会饿死，后面，有一个家庭会为她兜底。
而她，也显示出了承担这份命运的决心。
开张那天，袁晗寒背了一个足足有半人高的登山包，门口已经被漆成了大象巴士的样子，打开了JVC的音响，摆出“open”的牌子，弄好风铃，特别的葡萄奶18块，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个方砖厂胡同4号的小小酒吧开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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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小镇青年徐佳
在袁晗寒和马百娟之间的徐佳，更像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面对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模一样的分数，他感觉目眩，怀疑是命运的玩笑。
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有7分
这个家庭，已经被命运嘲弄过一次。那是2007年，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吃完饭的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
某种程度上，徐佳如今和妈妈、弟弟局促在这间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都是因为那次事件。
参加高考，念大学，是父亲的遗愿。于是徐佳选择第三次复读高三，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大学通知书拿给父亲看。
徐佳和母亲上坟
清早5点，天光已亮，照在这个房间里。一张床，几叠棉被，脸盆摞成一摞，墙角放着凉席、食用油，窗户上挂着红色烫金的挂历，一个福字，没有掀开。
洗手间很局促，红色塑料脸盆放地砖上，徐佳洗了把脸，穿好和昨天一样的橙色袖子棒球服，和弟弟一前一后骑车拐入湖北省咸宁高级中学，钻进枣红书桌上的教辅资料里。
两次高考失利，让他对失败已经有了恐惧，冒冷汗，手发抖握不住笔，面对镜头说起时，他仍是条件反射地眨眼、咽口水，最严重时，他甚至想到过轻生。
早年父母在广东打工。务农或打工，是老家村子最常见的两种人生选择。出一个大学生，是祖坟冒烟，了不起的事。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即使是打工，也肯定是要文凭高的，不要低的。”
亲戚拿一些朴素的话安慰他，“你现在努力就行了，不要带着思想包袱。”
徐佳和妈妈、表弟在备考的出租屋吃饭
又是一轮又一轮的模拟考，徐佳在心底的真实想法和励志语句中摇摆，一边是“考不考得上无所谓人生还有很多可能”，另一边是“第三次了考不上怎么办？”学校的老师拿从三本考到重点的往届成功案例刺激复读班上的学生。
除此之外，没有领路人。徐佳只有自己调整自己。
2009年，咸宁考点。6月7日8日，这两天，高考就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事。校门口来了一些交警，大巴车如约到达考点。
考生焦灼地看表，家长们扇着扇子互相交流。对很多像徐佳这样的人而言，这是一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他第三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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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辍学的马百娟
这个背对着镜头羞怯地笑的女孩子，第一眼简直认不出，是当初那个眼睛总是亮亮的马百娟。
水车小学里学生嬉戏打闹，马百娟在门口，眼巴巴看着里面，她本来上学就晚，进度也慢，转学来水车猛然比周围人大了一圈，这一回，没有玩篮球的自如，她感觉自己格格不入。面对镜头，也总是回避。
靠着存下来的低保金和打工的大哥攒的钱，一家人在宁夏中卫买下了一处房子，有电，有水，能吃饱饭。提起老家，父亲说，“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
虽然过上了“好日子”，马百娟却不能上学了。
水车小学的老师在做最后的努力，说马百娟按时交作业，学习也在努力，被哥哥一句“纯粹不想念了”轻轻挡回去。
结束了小学生活，马百娟试图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在中卫的街头游走，寻找务工信息。一间酒店几乎让她燃起希望，“工资1000多块”，正是她当时在作文里期望的，她眼睛重新亮了。
然而，“你这么小，为什么不读书？“你能做什么？”“我能扫地。”“这里的地面是地毯，不用你扫，前台需要会使用电脑，其他工作也需要技术。”
几番对话，让她的心冷下去。走出酒店，车来车往，马百娟没有停留太久，把视线投向一家德克士。
纪录片中没有明说，虽然看着低头无话的马百娟，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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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德国的袁晗寒
南锣鼓巷的小酒吧没开多久就倒闭了，2012年的袁晗寒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像一切神经敏感的人一样，她永远和环境保持着克制的距离。央美附中是这样，杜塞尔多夫也是这样。
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来这里讲学、开讲座，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资源，袁晗寒并不当一回事。
她说自己情绪不稳定，需要烟草、闲逛来消解。
在阁楼上她自制卷烟，和妈妈视频，说着“通州下雪压折了竹子”的闲话，妈妈让她给兔子画一张速写，她埋怨着，还是动了笔。
很多时间，她会去魏玛和朋友玩，对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塑，讲着漫无边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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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待业青年徐佳
总算还有几分幸运，徐佳进入了湖北工业大学，成为村中“祖坟冒青烟”的那个名字。
虽然大学课堂，并不像高中老师描绘的那样，同学们玩神庙逃亡的，睡觉的，发呆的，大概是习惯了，老师讲课并不觉得尴尬。
“学校是座大型催熟剂，所有人早早地成熟了。刚刚大三，宿舍里就在讨论未来。武汉给3千工资，深圳3千5，肯定留武汉啦。”
徐佳进入保险公司实习，成了一名电话接线员。
“王先生你什么时候接听电话方便？”“方”字还没说出口，对面啪嗒挂断了。
徐佳在互联网上海投了简历，反馈寥寥。一个“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不敢懈怠，“重金”投资了正式的衬衫西装皮鞋。
无领导小组讨论上，围绕着7项素质，时间管理，职业规划……几个候选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好让场面不太冷清：“你走出去，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整个公司的形象。”“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过程……”正确的废话。
徐佳打断了这个人的发言，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这一段对话，导演评论，“从大学毕业，却忘了怎么说人话。所有人只想填鸭，没有人想要滋养他们的生命。”
当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借助大学文凭，从工厂流水线上逃脱的年轻人，讨论着富士康的心理咨询师和二楼的防护网，心有余悸。
在小门脸攒在一起的数码市场，他和同学们一手一个iphone出来。
谈起未来，他说自己“以后有钱了，混好了要买iPhone6。”
几经辗转，徐佳把自己“卖给了中电技术”，工作难找，徐佳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往往是有公司愿意要，就签下了三方合同。
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他没有感觉松一口气，反而有些心里空落落的。
“一下子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
一份工作，只是焦虑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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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已婚少女马百娟
后来，马百娟家的门对摄制组关上了。
马百娟的父亲对镜头说，导演不是正式工作人员，早知道是私人的，给十万块也不拍。摄制组几经交涉，父亲说，“两万块，继续拍。”
马百娟在一边沉默。
“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对她的命运，父亲盖章定论了。“再没有别的出路。”
像嫂子一样，挺着肚子谈论孩子、尿布和丈夫，讨论谁的肚子大。
同年6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现如今她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日复一日吸着粉尘，陶瓷厂就在她当年退学的水车小学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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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CEO袁晗寒
2015年，从德国回来，袁晗寒去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
德国让她感觉像一个发展到头的养老国家。虽然生活总是漫不经心，但她还想回国折腾一下，“看看国内这个环境需要些什么。”
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
像当初那个酒吧一样，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她自己喜欢就好。
对袁晗寒来说，试错成本是低的。她可以选择学业，选择职业，也可以选择，随时换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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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晋中产徐佳
直到此刻，徐佳还在当初的电力公司工作，大学、工作、结婚，这个农民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只能比别人走得更稳。
现如今，他在武汉有了房子车子，摸上了一点点中产的边，足以让母亲在村里人面前挺直腰板。
虽然他奋斗的终点，还远未到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扎扎实实是三个人中，唯一一个确实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
被问到阶层的差距，徐佳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像是三个阶层的缩影。
在山村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封闭，绝望，失去自我。
在小镇青年身上，我们看到了努力，拼搏，负重前行。
在都市女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个性，潇洒，无拘无束。
郭德纲讲过他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在影片中，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袁晗寒则是那个“有伞的孩子”，即使外面狂风暴雨，她的青春也依然悠闲潇洒，闲庭散步，因为爸妈早已为她撑起一把大伞，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的节奏慢慢走下去，尝试不同的人生可能性。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实习中的袁晗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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