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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读书建议:改掉三个坏习惯,一年内判若两人
坏习惯1:狂抄笔记
坏习惯2:将课程内的每个课题分开读,而忽略了课题与课题之间的关系,理解就因此无法融会贯通
坏习惯3:在选课的时候,只想选较容易的或讲课动听的老师
只有思想能在某科目上集中,才能产生兴趣,可以培养出来的是集中的能力。
无论任何科目,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兴趣即盎然而生。
对着书本几小时却心不在焉,远比不上几十分钟的全神贯注。认为不够时间读书的人都是因为不够集中力,每天课后能思想集中两三小时也已足够。
要培养集中力也很简单:
第一,分配时间——读书的时间不需多,但要连贯。明知会被打扰的时间就不应读书; 第二,不打算读书的时间要尽量离开书本——“饿书”可加强读书时的集中力; 第三,读书时若觉得稍有勉强,就应索性不读而等待较有心情的时候——厌书是大忌。要记着,只要能集中,读书所需的时间是很少的。
三、问比答重要
发问的第一个黄金定律就是要脸皮厚!就算是问题再浅,不明白的就要问;无论任何人,只要能给你答案,你都可以问。
从来没有问题是太浅的。正相反,有很多重要的发现都是由几个浅之又浅的问题问出来的。
很多作高深研究的学者之所以要教书,就是因为年轻学生能提出的浅问题,往往是一个知得太多的人所不能提出的。虽然没有问得太浅这回事,但愚蠢的问题却不胜枚举。
求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学什么问题是愚蠢或是多余。若不发问,就很难学得其中奥妙。
老师因为学生多而不能在每一个学生身上花很多时间,认真的学生就应该在发问前先作准备工夫。这工夫是求学上的一个重要过程。
孔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分清楚“知”与“不知”,最容易就是做发问前的准备工夫。
这准备工夫大致上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问题可分三类:“是什么”、“怎样办”、“为什么”。要先断定问题是哪一类。
A类问的是事实;B类问的是方法;C类问的是理论。
问题一经断定是哪一类,学生就应立刻知道自己的“不知”是在哪方面的,因而可免却混淆。若要问的问题包括是多过一类的,就要将问题以类分开。这一分就可显出自己的“不知”所在。
第二步,要尽量去将问题加上特性,换言之,你要问的那一点越尖越好;
第三步,在问老师之前,学生要先问自己问题的答案是否可轻易地在书本上找到。若然,就不应花老师的时间。
大致上,用以上的步骤发问,答案是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的。若仍须问老师的话,你发问前的准备工作会使他觉得你是孺子可教。
四、书分三读——大意、细节、重点
学生坐下来对着书本,拿起尺,用颜色笔加底线及其它强调记号。
读了一遍,行行都有记号,这是毁书,不是读书。
书要分三读。
第一读是快读,读大意,但求知道所读的一章究竟是关于什么问题
快读就是翻书,跳读,读字而不读全句,务求得到一个大概的印象。翻得惯了,速度可以快得惊人。读大意,快翻两三次的效果要比不快不慢地翻一次好。
第二读是慢读,读细节,务求明白内容
在这第二读中,不明白的地方可用铅笔在页旁作问号,但其它底线或记号却不用。
第三读是选读,读重点
强调记号是要到这最后一关才加上去的,因为哪一点是重点要在细读后才能选出来。而需要先经两读的主要原因,就是若没有经过一快一慢,选重点很容易会选错了。
选择书本阅读是极其重要的。好的书或文章应该重读又重读;平凡的一次快读便已足够。
在研究院的一流学生,选读物的时间往往要比读书的时间多。
花一两年的时间去养成这些读书的习惯,你会发觉读书之乐,难以为外人道。
学习老师的思想方法
我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
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
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二、问题要有各种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
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什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什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
什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它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
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
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会将预感抹煞的。
四、转换角度可以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
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
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
善于思考的人会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
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例子要新奇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要将例子一般化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
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
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
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话,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要试找反证的例子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百思不解就要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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