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王智娜：风雨飘摇中的草根浮萍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王智娜，郑州老知青，出版社副编审，现已退休。

原题

风雨中

作者：王智娜

1. 批斗、辩论、武斗

我们巷子南北有近200米长，因为离郑州火车站近，解放时逃难来安家在此的人也多，也算是“藏龙卧虎”之地。平日里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哪知文革时竟翻腾出那么多地富反坏右。

街道疯狂时，被抄家批斗的都是相熟的邻居。隔我家一个院子那家的男女主人平素都寡言少语，女的白皙清秀男的高大英俊。被斗了几回后，女主人气病留下了四个儿子故去了。她家老三调皮，和我那淘气包小弟三天两头打架。家里遭难后哥几个完全不似过去的样子，我小弟也没有再和老三斗气了。他家的老幺小四眉清目秀，小嘴巴很会讲，挺招人喜欢。妈妈死时也就四五岁，经常一人孤零零在胡同口蹲着，让人怜惜。西边大院的一家被抄出的家私挂满院子展览给大家看，金砖、细瓷器、绫罗绸缎等让人眼花缭乱。家里的老太太平日尊贵，哪受得了凌辱，当晚就自缢了。

原本青云里和晴川里两街道的南头是通着的，都是大院张家的产业。解放后大部分归公成了打袼褙的军工厂，张家还留下的院子门开在青云里。文革时张家大门紧闭，我不记得他们家遭没遭劫难，估计献房产给军队被保护了吧。与我家院子只隔一个天井的小院张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小院张家祖孙三代住在小洋楼里，他家儿媳穿铁路制服，人生得体窈窕面如桃，高跟鞋哒哒响。老爷子被罚去扫马路掏茅坑后，儿媳也换上平底鞋，个子矮了不少，胸背依然像往日般挺直着。17号院住的都是福建人。女人们平素极讲究，此时也不敢再穿旗袍和高跟鞋，珠宝首饰和大波浪烫发都不见了。原本各家小院的厕所被填平后，只有17号院的厕所还保留着，现在他们也无奈地和全街道人共用一旱厕了。

我家院子里上房屋家是开封过来的资本家，我家姥爷刚解放就被镇压了；对门院子两家都是有大小两老婆的资本家。仅巴掌大的地儿就埋伏着这么多剥削阶级，如要一一揪斗得从别处调多少无产阶级来。

估计每个城市车站方圆几里的地方都差不多，改朝换代时惶惶逃难的人临时落脚处成了定居处。这里故事很多，有兴趣研究的可去挖掘，不过可能都像青云里一样被拆了。

运动全面展开时，我爸也进了学校设的小牛棚。我送衣物时，一个曾在我家养病的男老师凶巴巴地警告我，要和你爹划清界限。他好像孤身一人在郑州，年轻轻的害了怪病瘫痪时，我爸接到家里照顾了几个月，像服侍婴儿一样重新让他学说话学走路，竟翻脸如此。我爸脾气硬，被斗时坚决不肯跪下，他追求“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汉作风。结果是被人强力按下猛踢，之后的年月他的腰做了好几次手术。

我挺佩服我爸的朋友长发叔的，幽默机智有韧性。他是区委书记，被批斗时还不忘风度。用他自己的话是即使做飞机也要做得讲究，他摸索出了能少受罪还有点像雄鹰展翅的高雅动作。他常在被押上批斗台时就自己先挥臂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打倒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其激昂带着几分狰狞的模样让革命群众觉得滑稽可笑，成功地消减了人们的愤怒。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给我们讲述时洋洋自得。往日逢迎巴结的人像避瘟神般躲着他孤立他，他就故意在食堂大力敲着饭盒，一边高唱着“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锻炼成钢”，一边往革命群众堆里凑。我们几个孩子就送他外号“成钢叔”。

说起自杀的朋友，“成钢叔”脸色一沉，咬牙切齿地说：我可没那么容易死！每当挨打揪斗后，我都在心里唱：“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火不灭水长流……”这是《白毛女》中的喜儿被逼进深山后，在庙里遇到黄世仁时唱的。成钢叔个子不高身体像钢筋棍般结实精悍，其意志也如钢铁。

我妈年轻的同事黑老师和我家住一条街道。黑老师很白。她老穿黑色衣衫，衬得她的脸像白玉一般。于是我造句：黑老师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

我妈被写大字报后，别人都另眼看待我们，黑老师依然对我们友善。其实，她已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不久，她也被揪出来了。批斗会上，黑老师戴着“大破鞋黑XX”的高帽，脖子上挂了双鞋子被推搡着。批斗者要黑老师低头认罪，个子高高一向腰板挺直的黑老师弓着的腰就要成直角了，头上的高帽掉了下来。几个押解者拳打脚踢，黑老师顿时口鼻流血，跌趴在台上。我藏在树后不敢再看，也不敢为她流泪。那么文静端庄的人受此大辱，她怎么活啊。

运动把一些人变成魔鬼。不理解至今还怀念群魔乱舞年代的人，他们是不是觉得如今无用武之地还想做回恶魔肆意妄为啊。

早些年有篇文章讲八九十年代在国外，大陆、台湾女留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大陆女生大都能言善辩，嘴皮子利索，台湾女生这方面就弱些。我看到这种比较时就联想到文革中的大辩论。

我家南头就是郑铁一中，那是铁路系统的名校，能考上就是荣誉。文革初期，学生们也搞起了革命分了派，派与派间常辩论。还是小学生的我就穿梭在各个辩论群，听他们或慷慨激昂或义愤填膺又或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方的观点阐述自己的理由。真有口才好的，常常把别人说得哑口无言。我对那些有辩才有风度又不至于让人太下不了台的辩手有好感，管他们各持什么观点。

有次两派激辩，火气冲天，还差点儿动了手。被分开的两派学生坐在间隔10米左右的楼梯台阶上，面对着面唱起歌来。一派唱《远飞的大雁》，另一派唱《抬头望见北斗星》，都把自己唱得热泪盈眶好不抒情。邻家小儿问我：姐姐，他们谁是好人啊？我只好说：看样子都不坏啊。我还到机务南段看工人辩论，到二七广场看散户辩论（二七广场的辩论有时午夜还在进行中），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辩手。现在看来那十年里的大辩论确实让中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不少。我是小视野，觉得那场运动大概也只有这点可取了。

一天，我随父母到车站接从武汉回郑生孩子的姨。刚把人接住，就听到齐刷刷的脚步声和震天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口号声，迎面手挽手十几个人一排的队伍小跑着出现在眼前，有的人还鲜血淋漓的。接着一群人窜到树上砍折下较粗的树枝，挥舞着向队伍后面的另一方杀去。我们保护着大肚子姨想尽快离开危险之地，无奈已经晚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人和车挡住了路。有辆公交车上全是伤员，其中一个中年人，手被砍断就那么血肉模糊的伸出车窗展示着，大喇叭中女高音叫喊着让大家看暴徒的恶行。厮杀的双方是从二七纪念堂过来的，那里绝食静坐已好多天了。

那时大家的警惕性像朝阳群众一样高。记得有两个陌生人晃悠在街道上，朱师傅召集大家布置应对。我爸把一根棍放在床头，我们还笑他煞有介事。嘿，半夜哨声还真响了。那两个人摸进屋里只有小孩的人家。

捉住小偷后，天已麻麻亮，突然南头一阵骚乱。大家赶过去一看，是烟厂武斗的一方杀出重围另一方在追赶。烟厂武斗可说是郑州文革时规模最大的武斗，连武汉的“百万雄师”也派人参战了。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以及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如粗细粮搭配的花卷分层包裹。武斗进行了整夜，跑出来的和追赶的都筋疲力尽。常常快被追上了，前面的调转头与后面的各拿着长矛比划几下，咒骂几声。连我这小孩子都看出他们都没想动真的，我母亲还书生气地劝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三五个人端着长矛冲了过来吼叫“我们的人死伤多少了，还说什么文斗！我们是文攻武卫！”眼睛血红血红的好吓人啊。

群众被煽动起来有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之力，可尘埃落定，当年双方厮杀死于非命的人又怎么论呢？统称为“死于武斗的人”吗？

2.凄风苦雨中凋零的亲人

我朦胧知道我母亲家有些问题。揭批我妈的大字报我虽然没看，听同学窃窃私语也知晓一星半点。另外，我还记得上小学前，姥姥和姨带我与弟弟回家乡。在一间屋子里，好多女人争先恐后地往我和弟弟口袋里塞零钱，那么多的人拥挤着我们，吓得我俩大哭。姥姥面无表情端坐着，姨静立在她身后脸色冰冷。离村的路上姨跺了跺脚下的窑洞说：这些原来都是我们的。她指着四周的棉田豆田和柿子树核桃树划了个大圈说：全是我们的，被刚才那些人瓜分了，连耕牛和农具也没留下，还在老宅挖了几个大坑找元宝。

长大后了解到，妈妈家书香门第，姥爷法学院毕业，记忆力非凡，姥姥说姥爷到书店从不买书，站着读书读得快记得牢。临解放前，姥爷用金条换了四张机票，那时别说机票了，船票都极难得。1949年1月蔡康永家的太平轮就是因为逃往台湾者严重超载沉船的。可怜船上近千人只生存了30多人，死者大多是国民党高官和社会名流。姥爷让姥姥带三个孩子先飞台湾，姥姥一定要全家人一起走，结果谁都没走成。1951年姥爷被政府镇压，那年姥爷38岁。

姥姥一家庭妇女，三个孩子还未成年。我妈是长女，当时也才读初中。姥爷的尸体是班主任带几个男生去收的。我妈那人极爱说话，可从不提自己家的往事。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去杭州，她嗫嚅半天才说，你去西湖时到××号看看，那里原先是咱家的院子。我没细听就以集体出游不方便拒绝了。母亲逝去后我才觉悟：那是她一生仅有的一次提起自己过去的家。

1949年逃难时家里的财产大多被没收，家里靠变卖仅留的银餐具等物件过日子。我妈书读得很好却考了师范学校，图的是有生活费能早毕业工作，可以供弟弟妹妹读书。

作为郑州市那年唯一被保送上大学的“可教子女”，我姨上了华中工学院。报纸还报道了，所以姥姥和姨士气高涨，带着我和弟弟组成四人还乡团杀回去了。幼年的回忆画面感强，如今想来那些分田分地真忙的人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吧。

可惜那年月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姨在文革中自杀了。姨死时儿子四岁女儿两岁。因是自绝于人民，家人不敢声张，大人们躲躲闪闪关着门议事。怕姥姥承受不了，就一直瞒着她，直到姥姥去世也没人敢说此事。奇怪的是十几年中姥姥好像从不曾有这个女儿一样，一次也没提过她。估计是自我心理保护吧。一个人消失得无声无息，连家人都噤声不提，常让我记起李白《襄阳歌》中的：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舅舅学习成绩在姊弟三人中最好还多才多艺，却连大学考试成绩单都没见到。我爸给他找了个小会计的工作他就老老实实干着。我小时候每当礼拜日清晨都坐在舅舅床头，焦急地盼着他早早醒来带我去图书馆和百货大楼，常常看到舅舅眼角有泪水溢出。他身世凄凉生活清苦终生郁郁寡欢。1975年的12月，姥姥和母亲被家人接二连三的意外吓得魂不守体，越近年底越恐惧，日日祈求全家能平安度过这一年。怕什么来什么，离新年还有三天时，一场感冒就让舅舅病故了，真应了高尔基的那句话：好人活得艰难，死得容易。

姥爷舅舅姨都只活了三十多岁。我小时候常在黎明时看到姥姥坐在门槛上，低低哭吟着什么，想必她在怨恨自己当年的选择，她一生都活在悲苦和无尽的诲意中。

近年披露的资料显示，好多精英在关键时的选择让他们原有的美好向往成了泡影，不但学术研究中断，身心还倍受摧残，死在大小运动中的也不少。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中人物注释显示的生卒年月，我粗粗看了，那些学贯中西的人一部分逝于反右，一部分逝于文革，历经运动劫难而存活的很少。时代的悲哀。

我觉得命运转折关头的明智选择是人最大的智慧。我敬佩张爱玲，她刚解放时也曾努力过适应新时代。第一次文代会时，张爱玲旗袍外搭了白色网眼衫，丁玲提醒她穿着要与大家保持一致。会后张爱玲便知会了姑母，果断去了香港。马思聪的妻子在马思聪被揪斗毒打之际，没有像大多数受迫害者那样无奈地任人宰割，而是携儿女逃离北京。在广州打点好一切，等马思聪化装逃到广州时，一家人又冒险到了香港。他们的睿智和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以及果决的行动力，自己救出了险恶中的自己。

许知远在单读栏目中诵读了杨显惠《夹边沟纪事》中的《上海女人》，那女人和丈夫的凄惨遭遇让人为之心碎。有着那么粗犷形象声音却那么知性风雅的许知远读时也泣不成声。我没有杨显惠那样的能力和坚持，写不出他那样深触人心的纪事。我只能写些零星片断，回忆那特殊岁月里普通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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