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 陈若谷：1950至1970年代工人形象与工业化叙述

1950至1970年代工人形象与工业化叙述

文/陈若谷

以工人、工厂和工业为对象的文学书写是随着中国近代工业一同诞生的。这类文学被以题材概括，称为工业文学、工厂文学或者工业题材文学，即“作为‘领导阶级’的公认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于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百余年的工业小说无论从质还是量上都无法媲美20世纪乡土文学。虽然工业是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反映工业化进程，并主要以工人形象塑造为主要任务的文学书写，在体量方面依然相对薄弱，叙事模式和审美观念上也显得单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面回答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工人的主体意义空前提高，当中国共产党将使命从革命转向建设，工业的问题就提上了议程。党的七大指出“将来我们要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的思路；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革命胜利之后应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国家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总任务之一。1957年夏，毛泽东又指出：“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最终实现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以工业化支持农业机械化和国防现代化。1940年代以来关于工业国的各种设想，令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确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伴随着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探索，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向始终非常明晰，并不受到变幻风向的影响。此时有关工人的文学书写是一种标准的“国家文学”，1950至1970年代文学不仅仅在分享国家权力，而且“国家权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拥有且行使着对于文学的全部合法性的主宰权”。工人形象和工业化叙述虽然在不断完善丰富，但内在于国家对于文艺工作的期待之中。因此，虽然1950至1970年代的工业文学从少到多，蓬勃发展。然而，这种高纯度的文学叙事很难在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张之下表达实际的意识形态规则，尤其是当下的研究难以在“借喻式解读”之外看到历史被“人工删削、压缩、变形和重新整容”之前的真相，对“已经形成的知识结构的进一步反思”是举步维艰的。

事实上，工业文学虽然可以限定题材，却不是一个合格的问题阈。一个社会只有经过工业化的改造，才能够变成“现代的”，而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又必然要符合社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要通往一种能够被认可的“现代”，并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又必然成就新生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想以此背景考察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条工业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工人如何在捍卫生产力先进地位的同时，塑造先进文化的领导地位；国家在工业领域的资源整合、标准制定和技术权力分配导致了怎样的结果。这些都将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

一“工厂”：两种空间的整合

在《创业史》中，能人郭振山常以“热烈的言辞”劝改霞进城，投奔工业战线，但真正在一瞬间就击中改霞心灵的是画册上的郝建秀。郝建秀小小年纪就创造出科学的“细纱工作法”，经过历练后成为国棉六厂的技术骨干。这一刻的改霞不再是个乡村闺女，她被郝建秀提供的另一幅画面召唤着，突然产生了一股对蛤蟆滩农业合作化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源于另一种社会主义图景：工业现代化。于是，改霞努力学习，希望能被工厂选中。有万说改霞才念了几天书，就想“上天入地”，殊不知，这个上天入地，本身就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承诺工农兵的权力。而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改霞做农民就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导向了另一个问题：青年们想要实现价值“进阶”，就要通过学知识学文化的最佳途径，实现从土地劳作到工业生产的跨越。

柳青的设计，是有意安排生宝投身于农业合作化，改霞奔赴城市工业化建设，让二人分别成为农民和工人中的杰出青年。在预设的道路里，新的农村公社不仅担负着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的巨大期待，并且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但现实中，工业依然是国家独立发展的第一要务，工厂消耗着农业的成果，产业工人和技术员、工程师，也都具备更优的智力条件。工业化才是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工人才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人。

走四十余里地来到县城招工的街道，改霞却立马被巨大的人潮挤得晕头转向，她困惑的是，工业建设有什么魔法让不舍得离家的乡村闺女都动了心？改霞的心里没有庸俗的物质利益，但她确实领悟了工业和农业不同本质造就的扩大化了的差异。那么，工厂建设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在文本外的现实中，和改霞一同进入工厂的还有作者柳青本人。《创业史》始终没有以真正的实体形态呈现工业化建设，但柳青留下了自己的印象。柳青曾于1960年夏季离开皇甫村，赴鞍山参观。在游记《鞍钢，向你敬礼！》中，他写道：“铁路的一边，成行的、成群的高烟筒，连绵几十里，天空翻腾着神话般的五彩烟云；烟云不断地变浓、变淡、变成另外一种颜色，只有老练的钢铁工人，才能明白这些变化的意思。”但鞍钢给他更为强烈的印象是惊奇，矿山、选矿厂、烧结厂、高炉、平炉旁、轧钢厂、钢管厂、头顶上的电线网、脚底下的铁轨，前后左右，无数的电杆，让这位长期扎根乡村的作家“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傻子一般望着钢铁世界的一切。我不光是兴奋，说实话，我感到神秘——这样复杂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的同志们怎样摆弄得呢？”“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热潮正在改变鞍钢的面貌。到处听见人们谈论我不懂的许多技术问题。竞赛的巨浪激荡着人心。我被工效提高多少倍、劳力节约多少倍的惊人事例，弄得目瞪口呆了。”

这就是柳青的观察。在他眼里，工业建设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复杂的“神秘”。“钢铁世界的一切”和“听不懂的技术问题”都点出了工业生产的不可感性，这与农村通过与物候的配合，经过经验的传授来从事农业生产大有不同。乡土世界有“牛叫、犬吠、鸡鸣”，工厂里是机器的轰鸣，有序且高效。

另一边，同样置身于鞍钢的草明则有不同的体察。“吕屏珍庄严地走到水车制御盘跟前，把开关一举，水车转动了；调速机，发电机，油压机也跟着动起来了。附在机器上的紫铜细曲管子可爱地抖动起来了。吱唔……吱唔……吱唔——那样匀整的声音又重新在机器房响起来了。水电厂的老工友们听着这种一年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二者的描述方式大相径庭。柳青在隔阂中将金属水泥、赤焰汗水抒情化、田园化，草明却留下了真实可信的生产细节。草明1945年就奔赴东北参加接收工作，1947年主动申请去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1954年她落户鞍钢，直到10年后方离开，期间曾任职第一炼钢厂副书记，所以她非常熟悉工人群体和工业流程，并一直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工业化过程的文艺建设之中。

比草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更为迫切想要建设好工业文化的，其实是工人群体本身。全国文代大会第二日，郭沫若作了总报告《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之后，被服总厂的女工徐士荣和七○兵工厂的技工李家忠这两位工人被邀请讲话。前者认为，文艺工作者应到工厂去，帮助工人学习，反映他们的生活。后者则说，《红旗歌》在工厂的演出鼓励了大伙儿，只有工人的进步才能加快恢复发展生产的任务。也就是说，工人向知识分子、向国家提出了主动的要求：在国家建设和革命事业的背景下，工人渴望提升知识水平和文艺修养，工人要分享过去独属于知识分子的智慧。最后，诗人柯仲平登台朗诵新诗，“创造工业国，工人敢保险”。

面对工人的要求，国家很快安排了部署，通过总工会、文联派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和矿山地区，帮助工人识字，进行文艺创作，成立业余文化组织，作为工人进一步自我教育的有效形式。其实早期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进入工厂，在帮助工人的文化学习过程中促使其政治意识觉醒。因此，工人的文艺才能萌发是各方合力的结果，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人文艺实绩里，生产劳动是占比最重的内容。七十兵工厂话剧团郭玉儒等8人创作的剧本《生产长一寸》，不仅搬演上了舞台，还在《工人日报》连载，一炮打响。

为什么要让知识分子下厂，而不是通过选拔机制将最优秀的工人调走，成为知识分子？工人的学习和创作是必然而且应该要发生在工厂里的。“工厂”在此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还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工人活动主要发生在两个场景，其一自不必说，是工业书写的最基本元素，即车间生产；其二为厂内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发生在工人业余时间，主要在休息室、活动室，条件更好的甚至有“车间红角”“工人俱乐部”，它们履行着行业内文化宫的任务，为工人提供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的机会，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而且，这些活动往往具有半规划性质，平日里有歌咏、舞蹈、美术、戏剧等分支小组，逢重大节日则组织创作、排演。早晨上班之前，午饭后的休息，或夜晚的业余时间，都是精神活动发生的时刻。“工人们称自己的工厂叫‘诗画厂’‘文艺厂’‘诗的车间’”，工人不仅可以接触较为大众化的文学艺术，甚至可以打破哲学的神秘印象，学哲学、用哲学。因此，工厂整合了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是见证工人主体塑造的第一视角。

工人有的是城市底层贫民，有的是失地进城农民，脱胎于游民的这个群体，实际上在城市的消费能力依然较低。然而，五十年代上海和东北等工业区随厂而建的生活区、工人村，不仅仅解决了工人基本的生存问题，还着力于将他们的生活世界与生产和革命的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这么理解，工业人口的集体性文化学习和艺术创作的形态，是由工厂集合式生产方式与新的生活结构塑造的，它“打破了劳动空间、创作空间与接受空间之间的区隔”，而且学习与创作“在时间规划、组织方式与形式选择等方面，仍受制于处在核心地位的工业生产”。

反过来可以说，工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被国家有意识加以整合和建构，由此才有在文化传播和艺术感觉培育方面的成长，但这种成长有明确的期待视阈，“源自于对一种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想象”，工人的文艺需要被框定在对“‘业’与‘余’和‘公’与‘私’之间的判断上”，工人不能以业余学习为凭借离开工业生产主战场，更不能将学习成就作为私有物。这种期待有大前提：工业化就是工人的劳动、工人的生活，也是工人的政治。

在启蒙叙事里，“17年文学”几乎必然得到失落了“人”和“自我”的结论，观照工人形象，他们行为中表达出的扁平的亲情、爱情都不是出于人性冲动，而是受制于生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只是劳动的主体而不是性格的主体，比如“小说的工业技术发展、工业生产增加的难题与青年男女的交往—延误—再交往—再延误的困局彼此呼应”。“人”是在启蒙话语中产生的，工业作为人向自然开战的一种革命生活，要相应地排斥启蒙叙事才能实现自我意图，因此工业化的叙述以顽强的叙事“成规”填满了混杂的剩余空间，压缩了人在性格方面的成长。也有学者指出工业精英诞生于新的社会伦理结构，这种新的伦理往往被忽略其文化建构的部分，“表明了当代中国工业社会伦理组织、政治性与技术的结合”。

这就是为什么农村题材文学里那个梁三老汉是不可复刻的，他的耐苦、胆小、对土地深入骨髓的眷恋……，这种入木三分的性格不会发生在工人身上。从共产党领导工业斗争之初，就已经开始周密地组织工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对工人高大健全形象的塑造，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想象。

二工业化：时间-效率核算

1872年11月日本发布改历令，从此太阳历开始主导日本人的生活世界，普通国民中开始普及“标准时间”的概念。1878年，日本新学家西周以“时间”一词对应英语里的time，于是具有抽象含义的“时间”概念正式诞生。随着时间在生活领域的客观存在得以确立，关于抽象的过去和未来面貌也开始逐渐显形。中国也受到了影响，当然，清末对于时间这一概念的运用还产生过辩论。比如严复主张以“宙”和“宇”来对译time和space，而对“时间”和“空间”的说法表达了不满。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曾专门批评“宇宙”概念并不足以指认现代的时空思想。无论如何，随着中国人开始用时间来分割自己的生命、为国家丈量国运，一种立足于现代的思维方式便处在实践之中了。

分分秒秒取代了年年岁岁，作为计量时间的装置将人们代入了现代生活方式。漫长历史里总结出了古代人循环往复的生活状态，而时间的不断重新计时却开始将其赋予规律的价值。近代中国人，因为有了现代的历法和以24小时为周期的钟表计时，他们的生活才真正开始滚滚向前而去。通过“进化观念”，中国人踩着滴答滴答的时间产生了竞争心理，可谓无意中发现了“时间就是权力”这一哲理。谁抓住了时间，谁就组织着现代化的秩序。尤其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所得都被纳入国家权力的治理轨道之中，并且形成有关时间-效率的文化观念。

《红旗歌谣》中有大量农业生产要改造自然天光的诗歌，比如《夜里有太阳》《原说公鸡比人早》《月儿弯弯星未落》等作品，四川民歌“太阳落坡坡背黄，扯把蓑草套太阳，太阳套在松树上，一天变作两天长”；“社员跟太阳比赛跑，累得太阳把替工找。月亮露面心里跳：‘啊，我替不了来替不了！’”农民誓要颠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突破晨昏与季节变化的束缚，让躯体最大化兑换为劳动产出能力，体现了农民“超克”自然的昂扬风貌。客观上这种现象可视为浮夸风压力导致的话语修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不再将自己视为纯粹自然的动物，而是比日月都要更长时间运转的机械，这体现了迫切的使命意识，农业需要配合急需补给的工业生产，适应在想象中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步伐。

农业合作化运动将劳动与产出划分进时间网格之中，国家权力通过生产队这一具体组织形式，全面介入农业生产环节，掌控劳动者身体在内的一切资源。过去传统意义上的自耕农，只关心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工分制度却人为地割裂了旧有的农民“所劳”与“所得”之间的直接关联，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对于农民个体而言，种什么或者种得好不好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在生产劳作中获得足够多的工分。这就让我们理解“小腿疼”等人逃避劳动的原因。从分散到有组织有计划，“挣工分”的劳动形式意味着农民已经成为国家控制下的农业生产链条上的一环。

对照农事，我们可以更好了解工业生产的情形。工业生产组织性极强，它只有一个目标：从时间手里抢产品。秦兆阳说得直截了当：“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我们还缺少什么?”答案是时间。工业生产的经验几乎可以世界通用，每个步骤都有规程、期限，卡着点，一环扣一环。因为生产的协作性质，任何一个劳动个体“磨洋工”都可能直接导致整条生产线的瘫痪。这种现代的速度使工业生产具有特殊属性，它矛盾单纯，不像农业知识因地制宜，有区域自治性，因此乡土社会加入合作化进程时会经历一个文化“裂变”，而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极容易获得合法性并得以迅速展开。

作为苛刻的裁判，时间往往是工业文学的潜在主角。赵焕然写的《争分秒》描述争分夺秒的劳动场面，方纪记录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到底能做多少事，后者详细地附上了天津造纸总厂酸煮锅蒸煮时间变化比较表，以及工人们“创造了一小时又四十七分钟蒸煮一锅苇浆的全国最高纪录”。在这个气氛下，工业叙述的主要场景就是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开展劳动竞赛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技术革新和增产提速的故事。

1954年上映的电影《伟大的起点》就表现了这样一种强大的速度规约。工业部领导、华东钢铁八厂厂长和书记，对于生产与时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老厂设备需要11小时炼一吨钢，建国后经历了技术改进和工具革新，单位用时已不到6小时。某日，厂长收到了一封电报，“华东钢铁八厂厂长，汛期将至，千万如期把机械件送到治淮指挥部。——11月4日”大敌当前，厂长不敢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走弯路，而工人们斗志昂扬，正又遇到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一致要求革新增产。积极分子陆忠奎经过彻夜钻研，提出了把现有15吨的炼钢炉，改建扩大为20吨炼钢炉的办法。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总工程师田承谟和厂长李勇华的反对。厂长认为，钢铁的单位产量比解放时大为提升，生产可能性已经到“顶”，但工人和党委书记陈向群向工业部聂部长求助并得到精神支持。聂部长对厂长说：“炼钢任务指标的计算，严格也科学，但这是落后的科学观点计算出来的。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还没有算在里面，群众一发动，连我这个数字都是保守落后的。”另外，国家对钢铁的需求也非常紧迫：“我没有权力降低，国家需要钢，桥梁铁路都需要。”

《伟大的起点》海报

李厂长立足于设备条件，坚决不同意冒险增产，“15吨还勉勉强强，20吨不得送命吗？炉子都这么老了！”他的担忧在技术层面非常具体：改成20吨后，空气格子能适应吗？行车呢？冷却水箱呢？水箱会降低炉内温度，虽能延长炉子的使用寿命，同时也延长了熔炼时间，这样两相抵消，生产目标又从哪里去抢夺时间呢？厂长知道15吨的破炉子和奔向共产主义是矛盾的，他不相信的是，发挥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就可以提高效率，从客观的生产公式中置换出无穷的潜力。尤其是第一次革新实验完全失败对他造成了极大心理压力，本来6小时就可以出钢，试验新方法后竟然耗费13小时。耽误的13个小时不但不产生任何效益，还造成了惊人的生产资料浪费。这次革新尝试在严酷的生产计划里酿成了严重的事故。当然，影片最后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努力战胜了保守的生产思想。

1958年“大跃进”时期，算法不断自我否定，追求更多更快，将实际生产力甩在了身后。如当时北京民歌唱的：“昨天的规程，今天不能看，上午的指标，下午翻几番。统计员呵！划红线也要乘上飞船，你的算盘也早该——叫电子计算机替换。”不同算法背后矗立着不同的思路，厂长/工程师和工人/书记的对于效率的观念南辕北辙，前者遵守既定的科学规律，追求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类似于“阵地战”；后者则是在革新浪潮的鼓动下，依靠（普通）工人的创造力，以群众运动方式完成技术革命。两种工业路线的博弈从1950年代初期到“文革”之中一直存在，最恶劣的后果是造成“大跃进”中大炼钢运动的巨大浪费。

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合理化地对于自然对象的掌控和对于社会环境的把握力，因此从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劳动就激活了关于效率的讨论。时间的效率从钟表中渗透出来，并逐渐成为对工业生产和国家现代化组织的规定本身。生产效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量化指标，通过特定的通用语言，生产力可被准确地衡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工业所呈现的乃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工业诞生的一个衍生物必然是工业伦理或者说技术伦理，通过工业伦理我们才能稍微理解，面对极大可能的生产浪费，工人（及代表着支持力量的书记）为何必须放手一搏。除了现实的需求之外，效率追求背后是中国工业道路与西方工业道路的竞赛。

中国未经历工业革命，而且经济底子薄、科技人才少，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蜕变的艰难过程中，普通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几乎成为基本的工业伦理，虽然多数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在“一穷二白”的背景下，这是唯一能够挖掘的主观变量。因此，工人对于工业效率的追求实际上是被赋予了道德感的。“技术革新”被设计成是普通工人群众，即引车卖浆者流“以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现代性的诉求”，这是以往讲述“劳力者”的尊严政治中一直被忽视的部分。因此工人对于冰冷的生产线所能做的贡献，是一种融入了道德的工业化参与方式。工人不是要让渡权力给生产线和效率算法（其实，在柏拉图的设想中，效率的目的就是道德），而是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技术生产领域认领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体责任。

（此为节选版本，文中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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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陈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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