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批评家|| 张文娟：从学术边缘处入手、在社会实践中求索——孙桂荣访谈录
从学术边缘处入手、在社会实践中求索
——孙桂荣访谈录
文/张文娟
曹文轩教授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时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专业“总是比其他任何一个专业搞出来的成果更容易黯然失色；而最要命的是圈子外的人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这是一个没有难度的专业”。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仅仅因为对学术的兴趣与执着，前赴后继走进了这个专业，孙桂荣就是其中隐忍而笃定的一位。从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的《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开始，她在这个领域已摸爬滚打了17年，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文学研究，而这也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与她共处一省，交流颇多，对于文学研究中的甘苦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我们的谈话就是从女性文学研究开始的。
张文娟（以下简称“张”）：生理性别与一个人的研究兴趣并没有必然联系，但在中国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女性占了绝大多数，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从事女性文学研究最初是因为阅读女作家的作品能够产生更多的共鸣与认同感，你是如何走上女性文学研究道路的呢？
孙桂荣（以下简称“孙”）：女性文学研究对于我来说，首先不是一种学术的选择，而是个人生活、日常经验思考的结果。我出生在鲁西北的乡村，我们家就两个女孩，父母很开明，我并没有在原生家庭中感受到多少性别歧视，但周围人不断鼓动我父母再生或抱养一个男孩，这让我感觉到了性别问题的存在。后来在求学、就业的过程中男权文化不断凸显，加深了我对性与性别等话题的思考。而且因为身为女性，女性写作很容易就与我的个人阅读兴趣产生共鸣，我硕士阶段正是女性文学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间，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女性文学作为我的学位论文选题，并一直延续了下来。
张：咱们都是做女性文学研究的，你的研究我比较熟悉，我发现你从最初博士论文阶段对消费时代性别修辞的批判，转向了对女性文学文本的细致梳理，这几年又集中精力在女性文学的叙事形式研究上出了很多成果，让我感到你似乎有源源不断的“新发现”。你究竟是怎样选择自己的学术切入点的呢？
孙：“新发现”谈不上，我一直努力从学界谈得较少的研究“边缘”处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倒是真的。我读博时正值女性文学在蓬勃发展中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和争议的新世纪初期，我以“后女权主义”一词对它们进行了学理总结和批判。恩师吴义勤教授非常鼓励和支持我的学理创新，也指出要将理论发现落实到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现象思潮解读中去。在几年的学术沉潜中，我集中精力读了不少书，恶补了各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还关注国内重要的女性文学现象，对王安忆、池莉、林白、冰心、余秀华等女性作家作品做了专门论述，完成了我的第一个国家课题。但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些成果基本都是性别政治的内容研究，而这也是中国女性学界的主调，我想从“边缘”找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最近这几年，我转到了女性文学的叙事形式研究领域。
张：性别形式研究的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较少有人涉猎，但要从叙事形式中挖掘出社会性别意涵，还要论证清晰、严谨、细致、有说服力，并不容易。
孙：是的。在女性学界，文体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男性作家所写的文体样式女性作家也可以书写，反之亦然；另一种观点则认同叙事文体与性别话语之间有一定联系，但出发点上又有所不同，有的从“有性”的人出发解释女性叙事的殊异性，有的则从为女性赋权的角度张扬某些特定文体、叙事样态。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论资源上，也要时刻警惕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西方印记，要不断摸索、发现、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形式理论与资源。
张：我看到最近几年你集中发表了不少性别形式研究方面的论文，还在2019年成功立项了一项国家社科后期项目，说明你的这种学术努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学界认可。你是如何从纷繁的文体现象中寻找具有社会性别意涵的研究资源的呢？
孙：感谢你对我近年来研究趋向的关注，这几年我集中写作了一二十来篇性别形式研究的论文，有些论文已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妇女报》等转载，这些都是我对性别形式研究的思考。我将叙事学中中性化的叙述人、叙述视角、叙述结构等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的文本语境中，通过对文本细读、史料文献、档案材料等的爬梳，来考察它们的社会性别意涵。像新时期之初女性小说的叙述人设置，就经历了从无“我”到有“我”、从“我”的旁知叙述到直接言说、从真名实姓的暴露展示到有距离的美学调控，这种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叙述人设置层面上女性主体意识的曲折发生，也隐含了性别立场的确立。这在张洁、张辛欣、张抗抗、谌容、遇罗锦等人的女性小说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我以“叙事形变与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发生”为题写了一篇论文。
张：这种研究的确突破了内容研究的套路。私人化写作落潮后，女性文学研究进入了波澜不兴的相对沉寂期，性别形式研究可以成为激活这一领域的一个切口。最近这几年文坛看起来是现实主义回归，但实际上各种文体创新也在暗潮涌动，可以为性别形式研究提供一定的话语资源。
孙：是的，我注意到近年来女性小说中的一些形式异动，像第一人称全知叙事、非人格化叙述人叙事、集体型叙事、复数叙述人的非同声性叙事、碎片式非叙事性话语等，这些叙事新风貌都能够拓展性别形式研究的话语空间。
张：只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才会发现这么多的文体异动。现在文坛众声喧哗，不少人在说“小说死了”“纯文学已死”等等，女性叙事在有些人看来恐怕也是要“死了”。你却从中发现了这么多新的研究生长点。
孙：哈哈，女性叙事永远不会“死”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女性小说叙事如今也逐渐弥散、蔓延到了各种“非文学”领域，像与新闻、历史相联系的非虚构叙事，与影视文化相联系的影像性叙事，与广告、新媒体等文化创意产业相联系的文案性叙事，等等。私人化写作时代再本色的女性身体书写，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市场中流通，也往往会有被窥视、误读的可能，女性化的写作与男性化的阅读这种“看”与“被看”的悖论在纸媒时代是很难破解的。但在网络时代却可以建构女性写—女性读—女性评、以女性为中心的“女性向”文学场，这种场域的形成对将身体编码与解码的话语权牢牢抓在女性手中是有利的。从这样一个文化前提出发，有些新媒体文学的女性书写也可以算做一种新的“叙事场”。我个人感觉这些都可以在性别形式分析层面上作出一定阐释。
“写作式”阅读与研究的“与时俱进”
二张：期待你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方面有更多的新突破。我有一个研究中的困惑想与你交流：我读了一堆古今中外、现代当代、理论文献、作家作品等方面的书，也有一个博览群书的愿望，但感觉读得多，并不一定能够写得多、出成果多，你是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中“读”与“写”的关系的呢？
孙：这个问题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一个老师也与我交流过。我感觉我们现在也都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纯兴趣阅读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应该以成果为导向、有选择地进行文献阅读，可以用“写作式”阅读理念。也就是先确定自己要做的研究、要写的论文，再划定一批文本、文献的阅读范围，根据与自己要做研究“相关性”的密切程度，来决定是精读还是泛读。要摆脱布鲁姆所说的被前人或经典文本所左右的“影响的焦虑”，需要在熟知相关文献的研究范畴中进行。我对中英文版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文体学理论文献的阅读就是在确定选题之后又去精读、细读的。
张：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应该就是“良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选题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该如何寻找一个具有创新性、可行性，自己又能驾驭的具有可持续性的选题呢？
孙：我认为除了上面提到的找“冷门”、从学术边缘处入手，还可以随着文学发展和时代语境的变换，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做到研究的“与时俱进”。我个人除了女性文学研究外，还集中做了青春文学研究，就是根据研究对象的变换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的。
张：我记得你主持了一个“80后文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孙：是的，我的教育部课题“‘80后’文学的生成、传播、分野、流变研究”立项时正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青春文学作家在文坛形成一股潮流之时，这个项目从文本分析、文化研究的角度对“80后”文学进行了全面分析。“80后”文学分化、流变很明显，在我研究结题后的最近几年，作为群体的“80后”文学已经式微，青春文学转向了“90后”、“治愈系”等，与“80后”青春文学的整体风格差别已经很大了。像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愤青式叛逆少了，“以病为美、以悲为美”的刻意忧伤也有所降低， 生活化、常态化的青春书写多了起来，青春文学出现了由“冷”到“暖”、由“残酷青春”向“微笑青春”的转向。
张：嗯，青春文学因为是以成长、校园、青春期心理等为中心的写作，随着“80后”一代写作者也慢慢步入中年，“80后”作家产生了分化和创作转型，而新近的“90后”一代作家呈现出了与以往很不相同的青春文学创作风貌。
孙：在这种情形下，我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因为“90后”青春文学、“治愈系”青春文学等文化影响力还较弱，经典化的文本细读研究对它们并不太适合，若是用青年亚文化、粉丝文化、消费文化等理论来研究，它们又不及影响力更大的网络文学更典型。我想开拓新的研究理路或许会更好一点。青春文学文本的生活化、常态化、励志价值凸显等新的文学异动，以及它们更多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流通的特性，可以与教学、青少年写作能力提升等联系起来。我写了《青春文学教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论文，在《中国大学教学》发表，并获得了山东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更加坚定了我从文学教育这种跨学科领域探究青春文学研究新视角的信心。
张：不错，青春文学是青少年喜爱的畅销书，从创意写作角度切入能够能正本清源，改变人们对它浅薄、消费的一般印象，还能对提升青少年写作能力提供切实指导，值得深入挖掘下去。这带有实证研究的性质，我也刚刚完成了一个借助影视文学作品构建女性领导者德性教育的文化支持系统的课题，期间对基层妇联干部进行过相关调研，也有田野考察的意味，跟我们文学研究的美学分析不太一样。
孙：嗯，这种研究视角的开拓有利于研究方法的新拓展。现在我尝试将青春文学与如今方兴未艾的创意写作相联系，开拓青少年创意写作研究的新空间。目前的创意写作教学研究在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但多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青少年创意写作教学还很薄弱，我尝试将青春文学作为“抓手”，夯实青少年创意写作教学研究的基础，进行提升青少年写作能力的探索。
张：是的，这个研究方向与教学研究、专硕培养联系了起来，现实性更强。
孙：利用暑假时间，我组织部分专硕研究生与我一起刚刚完成了一部暂名为《青春文学与青少年创意写作教学研究》的20多万字的书稿，将国内方兴未艾的创意写作研究与青春文学相结合，既有青少年创意写作研究的理论篇，也有青春文学作品导读的实践篇。所选作品既是在社会上影响力较大的青春文学代表性作品，也是鲜明体现出文化创意产业属性、文化改编活动活跃的上游青春文学畅销书，还是读者群高度集中于青少年的亚文化作品。这在青春文学研究领域也实现了一定“与时俱进”的新突破。
张：现在我们可以说人到中年，学校教学任作为务很重，身为女性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家务事要处理，总感觉时间不够。这几年我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如张洁等人的作品，重新进行了系列阅读，希望能够发掘这些经典文本中某些还未被充分阐释的精神特质，但感觉还很不够，学术突破是一个艰难跋涉的过程，需要各种契机的推动。你有哪些现实经历推动了你女性文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呢？
孙：我很喜欢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提升我的研究能力。2013年，我参加了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的高级研修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向王政、David教授等人学习、交流分享了大量社会性别经典文献，感觉受益匪浅。2014年，我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学，还拜访了爱丁堡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Christopher Rosenmeier教授，开阔了学术视野。2016年，我参与了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亚洲妇女研究中心的EGEP 项目，与中文系的洪昔灼、成谨济教授交流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还有幸参与了声援慰安妇、抗议日本的女性主义活动。这些学术经历都有利于我的女性文学研究。
张：是的，女性文学研究不但需要女性主义理论知识，还需要跨学科视野，海外交流非常重要，你是外语系出身，有一定语言优势。我自己也曾利用在韩国做交换教授的机会，尽可能地去了解和接触当地女性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相关情况，感觉视野得到了拓展。
孙：我在海外交流时不但检索文献、参与会议讲座，还特别注意与当地人交流女性问题，像在英国时通过与女房东、越南留学生交流，了解到了他们国家的妇女生活状况，在韩国梨花女大时我的室友是一个印度女子，各自国家的男权文化是我们最主要的交流话题。这些都有利于我对性别问题的感性理解。
张：是的，跨文化交流能够给人带来学术灵感。
孙：生活经验比书本知识更鲜活，我们搞学术的还是要读好生活这本大书。我还用英语陆续在海外发表了几篇论文，像The Rising Tide of Chinese Youth Literature and Its Gender Representations, Patterns, Characters and Problems：Chinese Youth Literature in 21st Century等，并被海外期刊《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和《Journal of National Development》聘为审稿专家。
张：太棒了，还是双语背景好啊。国内的个人经历有催生你学术思考的吗？
孙：嗯，有的，印象最深的是教学经历。大学老师一般是科研带动教学，将自身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会教学反哺科研，学生启发了老师的研究视角。像我给本科生上过当代小说研究这门选修课，有个学生交上来的课程论文是韩寒作品的男性化研究，这让我眼前一亮，我研究“80后”，从性别角度分析过郭敬明作品中的女性化、“女性向”问题，但没想过从男性气质建构角度分析韩寒，是学生作业打开了我这方面的思考。还比如，在给研究生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英语这门课时，我让学生阅读英文原版的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有学生反映词汇太生僻、阐释太晦涩，连三联书店的中译本都挺难读。这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是语言方面的，它的学术理路跟我们差别太大，既有学理创新的地方，也有堆砌西方理论、对中国文本/文化语境相对隔膜的一面。在总结教学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对这本书写了专门的批评文章。
张：真是个有心人！让教学经验反哺学术研究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强化教学是高校今后的一个趋势。
孙：是的，我这段时间我还做了大量教学工作，承担了教改项目、录制教学视频，进行教学平台的线上资源建设，还参加了优秀教学成果奖评选等。我主持申报的《中国当代文学（2）》入选了2021年山东省一流课程。这些工作耗去了我不少的精力，但能够实实在地为学生做点事，也推动了我个人的教学研究水平。我在《中国大学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等专业教学期刊上发表了教学论文，履行了一个大学教师的职责。
张：挺好的，现在教育部正大力提倡高校本科教学、课程思政建设，文学类课程本就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职责，大有可为。教学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就是工作多、任务重，太累人了。你是怎样调剂自己的业余生活的呢？
孙：哈哈，我喜欢练瑜伽，晚上躺在床上有时还用手机写诗、散文等。
张：不错啊。现在经常会看到学者与作家的“跨界”现象，学者作家化、作家也学者化了。我自己也很想尝试一把呢。
孙： 我读博之前一直是搞创作的，后来事情太多不太写了。创作是最直接表达个人情怀的方式，比研究更质感、随性、日常，不但能宣泄情绪，还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我最近参与了“都市头条”新媒体写作活动，就是想在做学术研究之余，也能有动力写点小文章。
张：噢，非常期待！
孙：一点小爱好，咱们共同努力！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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