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王宗禹：我在大同煤矿每月粮食定量59斤
作者简介
王宗禹，1950年生于北京，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到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10月考入中国矿业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业后在煤炭科学院从事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后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原题
从云冈矿到三汇坝
现在的云冈矿风貌
离开了插队4年的天镇县，来到了大同矿务局十三矿（后改名为云冈矿）当了一名矿工，真有一种脱离了苦海的感觉，最直接的的感受就是白面馒头可以往饱了吃，加上一份红烧带鱼，甚至有了幸福感。
我们1972年年底到云冈矿，被安排住在新盖的单身楼里。从雁北地区各个县招来的新工人中北京知青为数不少，粗略估计有一二百人。因为还没有投产，新工人无事可做，矿上按照井上一级工的工资标准发给大家生活费。这些知青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命运，很快就混熟了。每天串着宿舍聊天，打扑克，吃着大食堂油水不少的饭菜，感觉比起插队时强太多了，在新的环境里有了新的心情。
每天无所事事的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中间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召集我们听一个工程师讲安全规程。大家都没下过井，对煤矿一无所知，工程师讲的那些术语“敲帮问顶”之类的听得云里雾里。
后来矿上有了安排，将这些新工人送到老矿去实习，我们天镇来的这二十多个人被送到了大同矿务局二矿(永定庄矿)。
云冈矿风貌
第一次下井
我和另外三个人（天镇县的回乡知青刘栋、大同知青郭利基，还有一个大同知青外号叫安大眼的，安大眼后来死于冒顶事故）被安排在一个采煤队。第一天上的是二班，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午饭特意多吃了一点，穿上新发的劳动布的工作服，棉坎肩，到膝盖的长筒水靴，塑胶的安全帽。到灯房领了矿灯，矿灯的灯头像个莲蓬头，一根细电缆连接到电池盒，电池盒是个密封的铅酸蓄电池，有四五斤重，挂在腰间。工作时将灯头卡在安全帽上，平时将电缆线搭在脖子上。
下井前开班前会，队长指定一个老工人带着我们这四个新工人。第一次下井，新奇而紧张。从井口乘罐笼到井底有一百多米深，大巷里停着一列电机车牵引的长长的矿车，我们爬进了装矿石的车斗，车开了很长时间才停下。我们下了车，沿着一条斜巷往上走，然后又进小巷道，七拐八拐的，有时巷道很低矮，常常碰到头，幸亏戴着安全帽，脚下也是磕磕绊绊的，我们谨记着跟着前面的人走。巷道都是在煤层里开掘出来的，顶板和煤帮用木头或金属梁支护着，有的地方顶板的石头破碎，呲牙列嘴的，有点恐怖，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霉臭味。
终于到了工作面，从下井算起到工作面路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领着我们的师傅在巷道里找出几把铁锹给我们，铁锹很大，像个大簸箕，把子很短，端部是个手握的横梁。
前面的人说工作面的溜子出了故障，我们和其他工人一起在巷道里等着。一路走来出了一身汗，里面的衣服都湿了，巷道里风很大，感觉有些冷。这些装煤工坐在地上靠着煤帮打瞌睡，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听到工作面的溜子哗啦哗啦地响起来了，装煤工赶快拿着铁锹按照顺序逐个爬到运行中的溜子上，数着溜槽的节数，到了自己的位置赶快从溜子上滚爬下来。
因为是薄煤层，工作空间特别狭小，高度只有一米左右。工作面空间里充满着爆破下来的煤，只有很小的空间可以勉强容下人的身体。旁边就是运行中的溜子，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煤装到溜子上，溜子的学名是刮板输送机，离地面只有二十几厘米。开始是用手扒脚踹，渐渐有了一定的空间就可以用铁锹了。空间再大一点，露出了底板就有支柱工过来支上伸缩式金属支柱。支柱底部撑在底板上，顶端是一块一拳厚近一米长的木板，称为柱帽，紧紧撑在顶板上，防止顶板落下来。
干活没有人偷懒，每人三米长的区域，干完了再去干下一个三米。在一米高的空间里只能跪着或者坐着干活，一锹一锹地把煤装到溜子上，好几次感觉汗水混着煤粉流到了眼睛里。
干着干着溜子停了下来，前面的人说溜子又出了故障。处理故障是机电工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把溜子上的煤再卸下来，卸下来后我们就原地不动等着。这时候我才发现里面的衣服完完全全湿透了，等的时间一长，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感到很冷。过了一阵溜子又运行起来，赶快拿起铁锹干。
那天溜子很不正常，溜子再一次停下来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在骂娘，我感到肚子在咕噜咕噜叫，越是停下来越觉得饿，后悔中午没有再多吃一点。有戴手表的工人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快到下班时间了，不多一会领班的队长一声“卷人”，工人们高兴地往外爬。卷人的意思就是撤退、下班。出了井先洗澡，进澡堂时我照了一下镜子，真有点惨不忍睹，满脸都是煤黑，只有白眼球和牙是白的，自己都不认得自己了。
队长说洗完澡到队部开事故追查会。我们这个班没有完成任务，按照矿上规定，没有完成任务必须追查责任，虽然机电事故和我们装煤工没有关系，但我们也要陪着开会。
开会时大家都在喝水抽烟，在井下八个小时是没有水喝的，抽烟更是绝对不允许。历史上大同矿务局六矿（白洞矿）井下发生过瓦斯爆炸，导致六百多人死亡，教训极其惨痛。井下绝对不能抽烟是安全规程的严格规定，也是上上下下的共识。据说有一个工人偷着在井下抽烟，被巡视的通风区区长抓住，当时勒令出井，在井口就被保卫科的人用绳子绑走了。
开会主要是值班区长、采煤队长和机电工在讲，机电工讲述事故发生和处理的过程，我们听不懂也没心思听，我感觉已经饿得快要虚脱了。终于开完会了，工人们有的回家了，有的去了大食堂（矿上的大食堂一天24小时都有饭吃）。我走进了一家井口的小饭馆，家常饼、木须肉、酸辣汤吃得我心满意足，一结账正好是我一天的工资。
回到住宿的地方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第二天醒来后我躺在床上一动不想动，我怀疑如果天天这样我能不能坚持下来。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又该下井了。我从澡堂的更衣箱里取出工作服，昨天的内衣还是湿的，硬着头皮穿上，盼望着不要再出现昨天的故事。
还好，这天很顺利，到了工作面就开始干活，溜子没有出现故障，就这样回到宿舍也十一点多了。以后的生活基本就是这个节奏，一个星期可以休息一天。湿内衣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有的工人拿回去洗，我累得瘫软真的没有那个精力，时间长了有了馊臭的味道，实在不行了才拿回去洗洗。小饭馆轻易不敢去，只是每个月开支时和好友白文强去饭馆犒劳自己一顿。
临阵脱逃
煤层的上面和下面都是岩石，上面的叫做顶板，顶板岩石的坚固性对采煤很重要。有一次下井前队长说，现在遇到了极破碎性顶板，要大家注意安全。
到了工作面，开始还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像往常一样，到了我的工作位置，用手扒开一个小窝，开始用铁锹装煤。爆破后的煤浮托着破碎的顶板，下面的煤渐渐变少，上面的顶板失去了支撑，轰然冒落。我正好在一根支柱下面，破碎的顶板掉下来，只有那一块柱帽的面积保护了我。我蜷缩在柱子下，感觉碎石头打在安全帽和肩膀上，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恐惧。
落下的顶板有半个乒乓球台子那么大，半米多厚。我的铁锹被压在里面了，我确认自己没有受伤后爬到了溜子上，顺着溜子到了溜子头。队长在那里干活，我说我那里冒顶了，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干吧。队长不同意，说你还是回到你的位置，慢慢干，别着急。
我从别的巷道绕到了溜子尾部，拿走了我的棉袄，头也不回地走了。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拧熄了矿灯，我要认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干下去。想到那片落下的石头砸到的如果是我，我可能已经死了，我不再犹豫，想起一句北京土话，爱他妈谁谁，老子不干了。
出了井看到刘栋他们三个也都跑出来了。第二天去上班才知道，昨天老工人也跑了不少。毕竟那天情况很特殊，上面并没有追查我们这些临阵脱逃的人，也没有扣我们的工资。
有一次还有一个多小时就下班了，一块碗大的石头掉下来打在我旁边的刘栋头上。本来顶板就很低，石头也不大，又戴着安全帽，一般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刘栋一下就倒在地上，两眼紧闭，口吐白沫。大家都吓坏了，队长马上下令停工，我抱住他使劲掐他的人中穴也不见效果。
队长问我，他平时是不是有癫痫病啊，怎么会吐白沫啊？我说不知道。生产停了下来，一班人连拉带拽把他从工作面弄出来，在巷道里我们轮番背着他，他还是闭着眼。我背着他的时候，他趴在我的耳朵上说：“我的靴子要掉”，原来这家伙是装的！
到了大巷，早有一辆电机车等候在那里。出了井，已经有医生等在那里，马上进行了检查，说没什么事，我虽然很生气也没有揭穿他。回到宿舍他还埋怨我掐他的人中掐得太狠了，我问他口吐白沫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很容易，当时还给我们表演了吐白沫，看他那得意的样子，真想啐他一脸唾沫。
最危险的工种是回柱工。采完一个循环的煤，支撑顶板的金属支柱要回收，工作面的柱子是有数的，队长经常说，一根柱子的价值就是一块上海牌手表，不能轻易丢掉。这种伸缩型金属支柱有一个平衡板，用锤子敲平衡板的大头柱子就锁死，紧紧撑住顶板；敲小头柱子就会降下，上面的顶板就可能垮塌下来。
干这种活的都是有经验的工人，一个人拿着至少一米五长的榔头敲平衡板的小头，另一个人用一个长长的铁钩勾住支柱下面的长孔，支柱如果没有受到压力或者压力很小，就会有少量的碎石头掉下来，可以很容易地把柱子拉出来，如果好几根柱子都没有受压，必然有一根柱子受到极大的压力，一旦放下这根柱子就会有大面积的顶板垮落，这根柱子就可能压在里面拿不出来。
我曾经跟着回柱班打下手，看到大面积的顶板垮落，就像一幢楼房从天上掉下来，真是惊心动魄，吓得我腿直哆嗦。这些工人真是了不起，一面要保护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把柱子拉出来。苏洵有诗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应该指的是他们。
回到云冈矿
我们在永定庄矿干了5个多月，1973年6月20号回到了云冈矿，我被分到了掘进区。我们的工作是在煤层里开掘巷道，掘进工比采煤工还累，要用煤电钻打眼，装上炸药放炮，然后把煤装到矿车里，再把矿车推出去，或者用绞车拉出去。随着巷道的延伸，要不断地把铁轨铺进去，搬铁轨和枕木、装车、推矿车都靠人工，如果矿车从铁轨上掉下来还要设法抬上去就更累了。
碰上打水巷就更受罪了，顶板滴滴答答地滴水，整个巷道都是水淋淋的，干活时要穿着雨衣雨裤，觉得特别费劲，常常感到身体要散了架。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回采要了你的命，掘进累出一身病，真是一点不假。
我渐渐理解了国家制定的粮食定量政策的合理性，从幼儿最低到最高的特重体力劳动者共分为九个等级，我们煤矿一线工人属于最高级的特重体力劳动者，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59斤，而且细粮占60%，也就是说一个月有将近36斤的细粮。普通地面的职工粮食定量只有30斤，细粮只有40%，一个月只有12斤细粮。
井下矿工绝大多数来自雁北地区贫困的农村，有的把老婆孩子也接来，因为老婆孩子都没有城镇户口，矿上不给他们提供住房，也没有粮票，这些工人日子过得很艰苦，为了养活一家人他们必须在井下干这种最苦最累的工作。
这些矿工住的是自己在山坡上盖的小屋。石头是就地取材，水泥、钢材、木材都是从井下偷的，矿上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盖好了小屋他们就不再偷了。烧的自然是不用愁，煤矿有的是煤，矿工下班时背上一块四五十斤的煤，有的还在煤块上用电钻打个眼，为的是穿上绳子背起来更方便。山坡上自盖的小屋连成片，很多家都有用大块的煤垒起的院墙。木头也不缺，矿上有规定，长度在一米以下的木材可以随便拿。
在自建小屋密集的地方矿上给铺设自来水管道，好多家可以共用一个水龙头。但是没有倒垃圾的地方，也没有个像样的厕所，人们就随地乱倒垃圾和粪便，到了夏天臭气熏天。
那一年法国总统蓬皮杜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去大同云冈石窟参观，从大同市区到云冈石窟一路上有好几个煤矿，每个煤矿都有大量的自建小屋。有关部门认为这些小屋从公路上看过去有碍观瞻，有损国家形象，于是一声令下，所有公路上能看到的小屋一律拆除。
那时的强拆比现在简单多了，每户给点水泥、钢材、木材，给点钱给几天假，让他们到公路上看不到的地方去盖房，没有人敢不服从。工作效率极高，原来成片的小屋，几天的功夫便被夷为平地。那天周总理和蓬皮杜的车队呼啸而过，山坡上的场景贵宾们未必能看到，不知道这些钱花得值得不值得。
煤矿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工资高，一线工人一转正就是四级工，基本月工资54元，再加上下井费和夜班费，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十元。有些特别能干的工人，休息日也不休息，甚至连班干，再多上几个夜班，一个月经常拿到八九十元甚至一百多元。这些工人大多是拖家带口，不得不如此。
有一次一个姓张的副队长在井下被石头砸到了腿，估计是骨折，我和另一位工友随着救护车送他去矿务局三医院。医院没有电梯，我背着他楼上楼下的拍片子、化验。事后每次见到他，他总要感谢我楼上楼下的背着他，其实这真算不了什么，背着个一百六七十斤重的人比起井下干活要轻松多了，我宁愿天天背着他楼上楼下的跑。
矿上的工伤事故特别多，如果因为工伤住了院，区队是很慷慨的，一般都要派专人到医院去照顾，我就曾被派到医院去照顾受伤的工友。这个活是很惬意的，不但工作轻松，在医院里和医生护士混熟了还是很有好处的，以后开点药，批个病假都有所便利，甚至有的知青后来还娶了医院的护士小姐。
区队干部有权力调用井下的工人，派谁去照顾病号也是一种照顾。除此之外区队干部还用井下工人给自己干私活。一次一个工人好几天没来上班，我问他去做什么了，他神秘地告诉我，去给王区长家盘炕了，还拿上区里的油漆给他家刷墙围子。
在医院期间我好几次目睹了抢救重伤员的过程。半夜里听到救护车的呼叫声就知道矿上出事了，抢救室的门是开着的，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抢救的大概过程。一群医生护士围着埋在浸满了煤黑的烂棉絮中的伤者，护士举着输血的瓶子和甘露醇的瓶子。很长时间以后，里面停止抢救了，看到医生护士凝重的表情，我们知道，又一个生命离开了这个世界。
后来我知道了百万吨死亡率这个名词，含义就是生产一百万吨煤死亡的人数。云冈矿的年产量是300多万吨，一年死亡十几个人，算起来百万吨死亡率大约是4，这个数字还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工人说，云冈矿基本每个月死一个人，要是连着两三个月没死人，一定会发生一次死两三个人的事故。没有认真考证过，大概想想还真差不多。看着每天一列列火车拉着满满的煤炭开走，想到那都是矿工的血肉之躯换来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矿上各级领导对安全不可谓不重视，到处的标语是“安全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大会小会都在讲，全矿务局每年牺牲一个采煤大队。真不敢想象，一个采煤大队可是一百六七十号人哪。
很多年以后，我做了《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的副主编，接触到了不少论述中国矿难屡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的文章，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细说起来话就长了，在此不再赘述。
毛的语录里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煤矿真是恰如其分。矿上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专门处理工亡事故，这样的办公室一般的企业是绝对没有的。死亡职工家属来到矿上，如何接待，按照国家政策该领多少抚恤金和丧葬费，工作人员都烂熟于心。死者的老婆可以在矿上安排个工作，一般都是农村妇女，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安排在大食堂刷碗洗菜，或者在集体宿舍打扫卫生，需要死者赡养的父母和未成年子女每个月可以领到数额不多的抚恤金。
每次发生死亡事故，一大帮家属住在招待所，哭天抢地，很是凄惨，矿上的职工司空见惯了，也都麻木了。我看到过一个女人趴在党委书记的吉普车头上，不让开车，听工人说她是想多要点钱，后来被工作人员拉开了。我看这个场景有点像什么电影里的镜头。矿上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死亡职工家属只能拿到几百块钱。在政策之外矿上还有所表示，不论死亡职工家是山西还是山东，河南还是河北的，矿上都会派一辆大卡车，装上满满一车煤，上面再装上一些木材送到老家去。
煤矿事故发生最多的是顶板事故，顶板冒落如果砸到人，非死即伤。那些有点历史的矿都有一个坐轮椅的群体，越是老矿这个群体越大。都是在井下被砸断腿或是砸伤脊柱的人，他们每天坐着轮椅聚集在一起，聊天，打扑克玩乐。俱乐部专有轮椅通道，放电影时他们都不用买票，坐着轮椅鱼贯而入。人们谈冒顶色变，矿上的人打架，什么恶毒的话都敢骂，但是绝对不敢说出让你家人下井砸死这一类的话。
在体恤民生方面，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伯达在矿工中口碑不错。文革刚开始时，陈伯达到大同矿务局视察，在一矿（煤峪口矿）还下了井。到矿工家里看望，吃了矿工家的油饼，临走时随行人员给这家主人留下一块钱，这家人受宠若惊，把这一块钱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陈伯达视察完讲了话，他说了三个“太”，矿工工作太累，太危险，待遇太低。陈伯达的讲话人们口口相传，颇有好感。没想到陈伯达不久就倒台了，接着就是批陈批孔运动，把他的三个“太”的讲话抖搂出来，说他是收买人心。估计那家矿工挂在墙上的钱也取下来了。
1974年最后一个季度，矿上突然搞起了高产，鼓励工人加班加点。相应的经济政策很是诱人，比如一个掘进小组，一个班的任务是掘进5米，如果完成8米就可以拿到2天的工资，包括下井费、夜班费都是双份的。这么大的刺激力度激起了工人的极大干劲，全矿呈现了一种大干快上，热气腾腾的景象，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一般工人一个月都可以拿到一百多，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能挣这么多钱，工人都很兴奋，盘算着在新的一年里好好挣点钱。
没想到1975年的第一天这个政策就戛然而止，矿党委书记刘书贵在全矿大会上说，昨天我们的做法是形势的需要，今天我们要反过头来批判它。工人们被搞糊涂了，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般工人并不知道，统计到1974年年底，作为新建矿的云冈矿已经提前达到了设计水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对刘书贵大加赞赏，亲自主持在云冈矿召开现场会，不久，刘书贵就被调到国家计委当了煤炭局的局长。
为什么刘书贵要说对昨天的做法进行批判那样的话？当时还是文革时期，那些“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极左的大帽子就摆在那里，刘书贵不能不有所顾忌。搞生产也要有政治头脑，不能不承认刘书贵是审时度势的高手，是个足够聪明的人。1981年刘书贵又从北京回到大同，当了大同矿务局局长。
赌博之风
矿上的赌博之风很盛行，据说赌博上瘾和吸毒差不多。喜欢赌博的工人聚在集体宿舍里，把窗户封得死死的，不敢大声喧哗。矿上的保卫科负责抓赌，一旦被抓住，不但钱被没收还要游街示众，然后降低一级工资，半年之中不再犯就可以恢复原工资。我同宿舍的一个工人一度爱上了这一口，好几次我下班回到宿舍，一屋子人在那里赌，乌烟瘴气的。我虽心里不快，但碍于情面不好发作，退出去在外面转一圈，再回去他们已经散了。
后来我到四川去上大学，发现一只鞋里有一张五元钱的纸币，我知道，这是赌博的人为了防止被抓赌的把钱拿走临时藏起来的，我就权当是他们对我上大学的赞助吧。
赌徒们对赌博的挚爱真是难以想象，开了工资那几天矿上保卫科抓得特别紧，他们不敢在宿舍里赌，就拿上矿灯半夜里去山沟里赌。保卫科得到消息到山里去“围剿”，赌徒们四散而逃，有的跳下山去摔断了腿。被抓住的人，被一根长绳子拴成一大串，每个人都被命令脱下鞋，在雪地里赤着脚排着长队被拉回到矿里。
参加赌博的也有北京知青，知青和当地工人有所不同，他们比较怕游街，觉得实在是太丢人。当地人则更在乎降工资，他们管这叫做“挖生肉”，他们觉得游街一会就过去了，比起那些强奸盗窃的来也没什么太丢人的，而降工资那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知青王立群一度也染上了赌博，虽然参赌的次数不多，但是不幸被抓住了。王立群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表人才，还是矿上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父亲听说他要被游街，赶快从北京来到矿上，面见党委书记，说罚多少钱都行，千万不能游街。刘书记客气地接待了他，但是游街还是照样游。自此王立群痛悔不已，还真的把赌博戒了。这位老兄后来去了美国，想必他不会忘了此事。
知青杨立宇也因为赌博背着个降级的处分，一次在采煤工作面干活时发生了顶煤冒落，一个工人被砸在里面了，大家吓得四散而逃，杨立宇大喝一声“站住！”，硬是把逃跑的工人喝了回来，并且把被砸的工人扒了出来。第二天矿上立即取消了杨立宇的降级处分。
和死神的亲密接触
云冈矿一百多个北京知青出过工伤的不在少数，因公死亡的我知道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原北京35中老高二的李其渊，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名字，他在工作面溜子头负责用大锤把大块煤打碎，顶煤冒落把他砸在里面，大锤的木把杵到了肚子里，送医院的途中死的。
另外还有两个知青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个是白菊生，他在掘进队上班，一次工作面发生了瓦斯爆炸，他正在一个绞车处，绞车后面有一块挡风的大铁板，此处离爆炸地点很近。爆炸时气浪把铁板连同绞车和白菊生抛出十几米远，白菊生醒来时头皮已经被揭下来把眼睛都蒙住了，虽说多处骨折，但大难不死捡了一条命。
瓦斯爆炸死了人，检察院要介入调查，老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检察院的问话，检察院的中心话题就是要找出引起瓦斯爆炸的原因。老白认为检察院在“诱导”和“启发”他，要他承认，是他摆弄矿灯盒打出了火花。老白大怒，躺在床上就和检察院的人吵了起来。
另一个是李明增，外号小馒头，他是运输区不脱产的团总支书记。1976年7月份，由矿团委书记张果花（女）带队，组织全矿共青团干部出去考察学习。路径是从大同出发去当时的全国农业样板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然后去天津大港油田，再去唐山的开滦矿务局。考察团的成员是各个部门的团总支书记，包括张果花的未婚夫矿中学的团总支书记张秉义，还有我们这位北京知青李明增。
很明显这是一次难得的公款旅游，原计划是11个人，矿医务室一个大夫死说活说也要去，理由是要保证这些人的身体健康。矿办公室的一个年轻的女打字员也要去，理由是全队只有张果花一个女性，很不方便，需要一个女伴。最后这两个人都如愿以偿，11个人的考察团变成了13个。
当考察团完成了对大港油田的考察到了天津，准备坐火车去唐山，进站的时候，小馒头发现火车票丢了，别人上了火车，他只好再去买票等下一班车。小馒头灵机一动，决定不去唐山，直接回北京家里住两天。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小馒头在北京的家里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他知道了震中就在唐山，感到事情严重了，赶快给矿党委赵副书记打了长途电话，说明了情况，赵副书记说，你赶快回来吧。
北京也是一片慌乱，家家都在盖防震棚，小馒头没有马上回大同，在北京帮助家里盖防震棚滞留了半个月。
那12个人去了唐山生死不明，矿上派了卡车拉上饮用水和食品去了唐山，一面救灾一面寻找那12个人，找了几天一点线索都没有。矿上又派了第二辆车去了唐山，在原来开滦矿务局招待所废墟上看到一个士兵拿一个破背心擦拭铁锹，那个背心印着云冈矿字样，那是矿上发给劳模的奖品。原来七层的招待所大楼早已夷为平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线索。
那12个人的家属天天到矿上要人，矿上领导急得火烧火燎的。这时候小馒头从北京回来了，赵副书记一肚子火发在小馒头身上，小馒头和赵副书记发生了顶撞，说自己并不知道要发生地震，这其实不用解释，赵副书记也明白。小馒头的错误就在于违反纪律，在北京滞留了半个月，受到了撤销运输区团总支书记的处分，对此小馒头并不在意。一念之差捡了一条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庆幸的吗？
后来我和小馒头没有了联系，不知道大难不死的他是不是如同俗话所说的有了后福。
调离一线
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我渐渐感到有些吃不消了。有一段时间总是咳嗽，是那种非常剧烈的咳嗽，以至于眼白处出现一块褐斑。医生说是咳嗽震动导致眼结膜出血，问题不是十分严重，记得大夫开了注射青霉素和口服樟脑酊，慢慢就好了。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以前不曾注意到的问题，工作环境中的粉尘实在太严重，不仅仅脸是黑的，吐出来的痰也是黑的。听老工人说不少人得了尘肺病，喘不上气，非常痛苦，最后被活活憋死。
我们接触的粉尘是煤粉，危害还小一点，那些打岩巷的天天和岩石打交道，吸进去的是岩粉，后果更严重。和我有同样想法的知青不在少数，要离开井下采掘一线不是特别难的事。国家有规定，在井下一线工作到一定年限就可以调离，主管工种分配的劳资科就有这样的权力。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最吃香的职业是“听诊器，方向盘，劳资干部售货员”，劳资干部通过给人调换工种可以捞到不少好处，用现在的话说叫做权力寻租，劳资科的刘麻子深谙此道，捞了不少，也给人办了不少事，这种权钱交易路人皆知。有些知青的实践证明，此路可通。
循着别人的路，我调到了通风区工作，通风区是矿上的二线，我的工作是给掘进巷道挂风筒，虽然依然很辛苦而且收入也少了一些，但劳累程度和危险性都大有改善。
一个偶然的机会，矿上的子弟学校师资严重缺乏，矿上决定从工人中挑选12名充实到学校去。那时也没有什么公开招聘机制，我认识的矿务局三医院一对医生夫妇帮助推荐了我，我在通风区只上了几个月的班，摇身一变，到学校当了老师。
走进中学
我是1976年6月份到的云冈矿中学，工作是教师，实际档案身份还是工人。学校给我安排的工作很让我吃惊，一个初三年级的班交给我和另一个北京知青王建宏，校领导说，你们两个负责这个班，想教什么教什么。真没想到，正规学校还有这么教书的吗？实际情况是学校的老师有的调走了，有的请了长期病假，学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上课了，用学校的话说，学生们被放了羊。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在矿上到处闲逛，矿上领导和学生家长忧心忡忡，生怕惹出什么事来，这才有了从工人中找老师的决策。
我和王建宏把孩子们归拢到一起，我们俩做了一下分工，语文、政治、数学、化学、物理轮番上，每周还要上两节体育。有的课有教材有的课连教材也没有，学生们学业荒废已久，基础也很差。好在很快就放暑假了，一切等暑假后开学再说吧。
整个暑假我在恶补数学，我相信学校要是走入正轨总不会让你什么课都教吧。
1976年9月1号新学年开学，我当了新初三的班主任。我努力回忆并模仿着文革前我上学时老师的管理模式，先找学校领导配齐桌椅，安好缺损的玻璃，领着学生打扫卫生，给学生排座位，选举班干部和各科课代表。那天正在给新选出的班干部开会，一个学生跑进来说，毛主席去世了。
这是件天大的事，矿上马上在大礼堂设了灵堂，我们被指令带着学生去吊唁，去痛哭，那时真的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后来有风传，北京中南海发生了抓捕四人帮的事，消息来源于外国广播。学校有一台不错的广播器材，我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电波里真切地听到了这个消息，知青们私下里奔走相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公开化了，华国锋上台，继而邓小平复出，隐约地感觉到国家在逐渐走上正路。
学校里开始重视文化课的教育，那一个暑假我的数学课的恶补使我受益匪浅，从三角函数到解析几何都过了一遍。本来想去教数学，学校却安排我去教物理，在学校领导的眼里可能以为我们这些北京的高中生教什么都行哪。我的文化课基础只是高中一年级，没办法，只好又把物理课再拾起来，有些内容只能现买现卖，边学边教。我有个有利条件，我的铁哥们陈则茂是北京35中老高二的，和我同时调到学校，他的物理课水平是学校公认最好的，他对我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学校对老师们的文化课水平进行了摸底考试，主要是数理化。物理我考不过陈则茂，化学考不过黄学功，数学考不过刘金镇，但是我各门都是第二名，总分我是第一名。学校领导对我很器重，把我从初三调到高一。
我的高考之路
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好消息来得这么突然。1977年10月宣布的，12月就要考试，许多人感到措手不及。我有些窃喜，知道我这一年多的努力恰逢其时，感到在起跑线上就占了便宜。
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断了上大学的念想，继1966年5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写的《致毛主席的信》，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这是文革的又一个突破口，自此中国大陆废除了高考，没想到这一废就是十一年。
高考那天矿上派了几辆敞篷大卡车，顶着寒风把我们这些考生送到了几十里地外的考场矿务局一中。我和陈则茂在一个考场，考完了我们准备走的时候，监考的老师走过来说，这个考场只有你们两个人考得好。
高考成绩下来了，我和陈则茂都过了初选分数线，在云冈矿十多个过线的理工科考生里我的成绩是最好的。满怀希望等着录取，等来的是失望，十多个人只录取了一个，这个考生也是北京知青，成绩不如我们，年龄还比我大，被山西医学院录取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听说他姐姐是山西医学院的。后来又扩招了一批，包括走读，但是都没有我们的份。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978年的高考还要不要参加，我还在犹豫，陈则茂的态度很明确：不考了。我也觉得动力不足，考得再好人家不录取还不是白忙活。事实是即使不考也要复习，因为每天都有学生拿着各种题来请教，我教的是高一，不仅我的学生，高二(那时高二就是毕业班)的学生也来找。有的题我也不会，自己要先搞明白了再去给学生讲，我发现对我来说这是个极好的学习方法。我决定再去考一次，即使不被录取，只要考出好成绩，学校领导和同事也会高看你一眼。
我给自己定了个高考复习策略：政治，高考前临时死记硬背即可，不用复习；语文，只能靠平时积累，复习也无从下手，也不用复习；数学，立体几何放弃；化学，有机化学放弃；物理，热力学放弃。
高考定在7月20号进行，我注意到5月12日《人民日报》第3版登了一篇《改革招生制度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教育部负责人就去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其中一小段使我眼睛一亮：
“问：在去年的招生中，还有那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答：……主要是（一）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还不够。”
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陈则茂，他已经结婚了，和媳妇小韩住在一个很小的一居室里。已经是晚上11点了，我敲开他家的门，他们已经睡下了，小韩还在被窝里，冲我诡笑了一下，听我们谈话。我把人民日报那段话说给他听，动员他和我一起去高考，我说报名时间已经快过了，就算陪我去考吧，也可能是怕我继续纠缠他，他答应了。
1978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试卷，而且告知考试成绩。我除了物理有一道题稍有遗憾，其他都属正常发挥，总分399.5（政治77，语文75.5，物理80，化学81，数学86），对此我很满意。陈则茂考了356，填报志愿的时候这位老兄让我吃了一惊，前面本科一批二批都是空白，只在最后专科一栏填了一个大同师专。他的成绩可以上个不错的本科，我很不解，他说能上这个就不错。我猜可能是恋着刚结婚的媳妇吧。
我和他都是教物理的，他考了87分，我考了80分，按说还可以再考得好一点。令人欣慰的是他教的学生里有一个女孩，物理考了98分，化学考了99分，数学考了78分，总分425分。这个女孩叫钱育慈，她第一志愿报了北大。刚刚报完志愿，她接到一封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寄来的信，信里说向她介绍一下中国科技大学的情况，很显然，这是希望她报考中国科技大。钱育慈的父亲拿着这封信领着她到矿务局教育处去改了志愿，很快钱育慈就接到了中国科技大的录取通知。几年以后她被公派到法国去读了航天博士。
我们这个山沟里的不起眼的学校，总体水平和升学率都不高，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会出现钱育慈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除了个人天分以外，可能和家庭教育和背景有关，她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钱万梁是江苏人，矿上的工程师。我教的学生里有个叫杨宇航的也很出色，1979年考上了军校，后来读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后，是军工方面的专家。他父亲是50年代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文革中被发配到我们矿房产科。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读书更有优势。
2017年于北京，右起杨宇航，作者，陈则茂，小韩
走向三汇坝
我接到了中国矿业学院（后改名为中国矿业大学）机械设计专业的录取通知，我对陈则茂说，你也不要有别的想法了，等着上大同师专吧。我真的觉得他有点亏。
报志愿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矿业学院在什么地方，看了录取通知才知道，学校位于四川省合川县华蓥山区一个叫三汇坝的地方，并且说学校以后要搬到江苏徐州去。
我姐姐一家刚刚从工作了20多年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到徐州华东输油管道局，赶快给姐姐写信，姐姐说矿院和他们是邻居，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
云冈矿有个工人李学军也考上了中国矿业学院，他是建井专业，正好我们可以同行。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东西，来了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女孩，他说他是大同煤校的，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国矿业学院，他从矿务局教育处打听到了我，委托我带着她去学校报到。女孩叫华丽英，是应届生，被选煤专业录取了，看她那怯生生的样子，肯定没有单独出过远门，于是我们三个人搭伴而行。
从大同坐火车到了北京，找旅馆遇到了困难，那时北京旅馆特别少，我们投奔了我舅舅家。华丽英和舅舅的女儿挤在一张床上，我和李学军跟我舅舅挤在一起，凑合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坐上了北京开往重庆的特快列车。说是特快也要走48个小时，车到河南的时候，华丽英悄悄地抹起了眼泪，以为她身体不舒服，她说想家了。我和李学军都有点无措，哄了她几句，好在这种低落的情绪很快就过去了。
终于到了重庆，坐上了矿院的大卡车，开向北面的大山深处。这里是华蓥山，早就知道这里是双枪老太婆打游击的地方。中学的时候看过小说《红岩》，对那里发生的传奇故事充满了好奇，没想到我的大学生活就从这里开始。我的心情特别好，望着深邃的大山，相信这里面藏着更多的故事。
2018年8月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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