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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 ​杨子越:父亲在天

​杨子越 新三届 2019-06-16


    

作者简介

杨子越,生于上世纪50年代,退休教师,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在报刊媒体平台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现居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原题 

父亲在天


作者:杨子越



父亲去世四十多年了。早就想写一点怀念的文字,可想来想去不知从何下笔。一是他同天下所有的父亲不差一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二是他所处的年代比较敏感,让人看了可能不舒服。所以犹豫再三,不能下笔,直到今天。若不公开发表,也就无所谓,留作自己看罢了。


父亲死于1975年冬天,时年54岁。他集高血压、胃溃疡病于一身,而死于脑溢血。父亲平时最痛苦的病是胃溃疡,高血压没有什么症状反应,却让高血压要了他的命。父亲躺倒在炕上的时候,已经是骨瘦如柴了,维持了大约20天,撒手西去。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中,父亲一生谨小慎微,胆小如鼠,掉下一片树叶来也怕砸住脑袋,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在生产队里,在街坊邻居中,见了谁也是笑脸相迎,点头哈腰的,谁也不得罪。可他在家里却对我们很严厉,脸上从来没点笑容,经常告诫我们:在外边少说话,不要惹事。


他和母亲也时有拌嘴吵架,母亲经常说他是炕头上的汉子(意思是只敢对老婆孩子厉害,在外头是怂包)。对于母亲的这种说法,我们也认可。但对于父亲来说,他可能有自己的苦衷。那个时候运动多,我们家是富农成分(土改时划为上中农,1958年升格补划为富农),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就坐不住了,胆战心惊,惶恐不安,恐怕被揪去游街和批斗。虽然他只是个子女,也不戴帽子的,但他为了平安,处处小心,经常去村干部家里汇报自己的思想。


有一个刘姓副书记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在劳动休息的时候,父亲就有意和他坐在一块,把自己的旱烟袋和烟锅递过去,看刘副书记装满了烟锅,父亲就划着了火柴,怕风吹灭,两只手拢着给他点着。刘副书记对父亲的思想、劳动和各种表现也算满意。父亲问刘副书记:“这次运动我没事吧?”刘副书记说:“你没事,放心吧,但一定要好好改造。”父亲就感激涕零,回到家中高兴地跟我们说:某某说了,这次运动我没事。自然,也借题发挥教诲我们几句。


由于父亲的谨小慎微,历次运动他都没有受到多大的磨难。而父亲的其他两个兄弟境况就不同了,我伯父是粮库职工,文革中因成分被批斗致死,我叔父是县中学教导主任,被打成右派遣送回村里劳动改造。村里的其他地富子女稍有不慎的就遭了厄运。正应了那句话:小心使得万年船。


父亲心灵手巧,有点文化,大概是高小毕业,打一手好算盘,村里人称他为“铁算盘”,50年代在村里的农业合作社养猪场当过会计,大概是在那个时候练成的。生产队里的会计算账,左邻右舍算个账,都会让父亲去帮忙。村里女人们在织布机上织布,根据布匹的宽窄,经线应该是多少根,都要请父亲去算一算。


我祖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乡村医生,开过中药铺,父亲在药铺里卖过药,中药汤头歌能倒背如流,而他却没有继承祖父的悬壶济世之业,当了一辈子农民,他的六个子女(原本7个,中途夭折一个)中却有两个儿子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在内蒙古当了赤脚医生。在生产队里,父亲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不耍滑,不偷懒,耧犁锄耙样样精通,很受队长和社员们的喜欢。他会用柳条和玉米棒皮给生产队编笆子,还会把高粱杆压扁去穰用光滑的外皮编锅盖。


在政策宽松允许搞家庭副业的年代里,父亲就带领我和大哥编锅盖增加家庭收入。父亲挑好那些直溜的高粱杆,我帮忙把高粱杆上的叶子用刀子刮掉,尤其是结节出,刮修光滑,父亲把修好的高粱杆捆成捆,洒水润湿,然后一根一根地拿刀劈成均匀的两半,用石磙子压扁,刮净秸穰,就能编锅盖了。父亲编,大哥到集市上卖,贴补了家用,生活有了起色。只不过,这种政策宽松的时间很短,没几时,家庭副业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就被锋利的快刀砍断了。


父亲的壮年正处于六十年代,物质的匮乏,生活的窘困,运动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妯娌的不和,让他过早地衰老了。那些年,他的脸上很少见到一点笑容,有的是愁云堆积,唉声叹气。一家7口人(1959年,二哥17岁,走西口到内蒙谋生去了),除过尚小的妹妹,都是能吃饭的年龄,一日三餐就成了最愁人的事情。


父亲犯愁的时候,喜欢坐在门槛上,眉头紧锁,闷闷的抽烟,一锅一锅的,抽够了,长叹一声,在鞋底上磕掉烟灰,走出院子,转一圈又走了回来,他是在琢磨该去哪里借到粮食。


有一次,父亲叫上我,抬着一个大篓筐,去一个叫孟林的村邻家里借粮食。那时的粮食就是红薯干,能借到红薯干,也是万幸了。父亲也是提前和人家说好了,决不贸然前去,免得都尴尬。这家人家孩子多,吃的少,有些余粮,生产队的粮食是按工分和人口分的。


父亲的胃病就是这个时候得的。饥一顿饱一顿是那个时候的常态,加上精神的作用,病魔自会乘虚而入。刚开始只是烧心,嗝酸水,消化不良,后来发展到胃疼,疼起来就弯到腰双手按着肚子,赶紧往嘴里吞一口小苏打,缓解一下疼痛。去地里劳动,衣兜里经常装着一个小塑料袋,里边装有小苏打面,难受的时候,就倒在手心里,往嘴里一按,也不喝水。


父亲的胃病与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若饮食稍微改善一下,也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一日三餐,除了红薯还是红薯,胃不好的,最怕吃多了这东西。白面没有,小米没有,玉米没有,其它杂粮都没有,连产量最高的红薯都不够吃了,想改善一下饮食或给父亲另开小灶,也只是想想罢了。


就是病成这样,他也没向队里请过假,仍然每天出工坚持劳动。不出工,挣不上工分,分不上粮食,生活就更加困难。另外,他时刻得牢记自己的身份,小心翼翼,好好改造,而带病坚持改造,更能显示他的诚意和忠心。


饥饿的时候,父亲就一碗一碗地喝白开水,他告诉我说:饿了就喝碗白开水,一碗白开水顶一个鸡蛋。当时我对父亲的话并没有怀疑,他是个有点文化的人,许是从什么书本上学来的知识,抑或是道听途说的,于是,饿了没食物的时候,父亲就喝白开水,我也跟着喝。可效果并不佳,这个白开水“鸡蛋”并没有让父亲的身体强壮起来,而是越发地消瘦了。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有点可悲和可笑,那只不过是父亲望梅止渴的一种臆想。


父亲除了喜欢抽烟,再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如果家中有酒的话,他也喜欢饭前抿两盅,这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不见。父亲抽的烟都是旱烟,我从来没见他抽过买的纸烟。烟叶是自己种的,每户人家有几分自留地,他就在自留地里种上几苗,不敢多种,种多了其它蔬菜就种少了。秋天收获后,在房顶上晾干,揉成碎末,装在一个小布袋子里,慢慢享用。烟叶不多的时候,父亲就把向日葵叶子揉碎和在烟末中,能多抽些时日。


抽烟需要火柴,一盒火柴2分钱,为节省这2分钱,父亲又用起了火镰。那火镰自然没有火柴方便快捷,火镰取火必备三样东西:火镰、火石和火绒。取一小块火石,把火绒垫在火石上,然后拿火镰从上往下撞擦火石,利用撞擦出的火星点燃火绒。


父亲的腰带上别着烟袋烟锅,衣兜里装着火镰,全副武装的样子。父亲抽烟不用纸条卷喇叭,用烟锅,烟锅是铜的,烟咀是青玉的,光滑细腻,含在嘴上柔和圆润,这个青玉烟嘴是父亲的最爱,烟杆不长,烟杆上吊着个烟袋。父亲去世以后,这副烟锅就作了殉葬品。


2011年清明节,我们回故乡迁坟,扒开父亲的坟墓,除了一些骨殖,烟锅烟杆早已成为黄土,只有那个青玉烟嘴还完好无损。睹物思人,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涟涟。


父亲虽也喜酒,但不嗜酒,有它更好,没它也罢。那时物质匮乏,买酒要凭票供应,酒也不是什么好酒,红薯干酿的酒。再说,一大家子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多余钱的钱去买酒呢。西院(我家属于东院,东院都是地主富农,西院是贫下中农,同一个没出五服的家族)有个红眼二爷,岁在花甲,在家里卖红枣酒,也不是什么铺子,就一个酒坛子,做点小生意,赚个仨瓜俩枣。


每过一段时间,红眼二爷就叫父亲过去帮他结一次账,算完账,红眼二爷就从酒坛里舀一小提码红枣酒,让父亲喝。这是他享受的最高级的酒了。


父亲回来后,两颊飞霞,异常兴奋,一改平时不善言语的样子,话就多了起来,有时还给我们说个笑话,母亲就乘父亲转身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笑着给我们指一下父亲,意思是喝醉了。我们也跟着高兴,于是,屋子里就充满了温馨。


父亲不善表达,虽然他内心的情感是丰富的,像江河水一样波滚浪涌,但他对子女们的感情从不外露,没有像别的父亲对孩子们有亲昵的举动,抚摸一下头呀,搂在怀里亲一下呀,从来没有,即使哪个孩子取得了什么成绩,为家里做了什么贡献,父亲从来没夸赞表扬过谁。我们犯了错误,他也很少动怒,只是批评几句。当然,气急了,也会敲打你一下,而那种敲打是一种无奈和恨铁不成钢。


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月光如水,我们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母亲做的是红薯面糊糊,就的菜是萝卜叶子,我说了句“天天吃这东西,难吃死了”,不想啪的一下,一双筷子落在我头上,父亲说:“能吃上这,饿不死你够好了,还跟我挑食!”


是啊,这红薯面糊糊也是借来的。长大以后,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内疚、后悔,自己那时候咋不懂事呢,父亲的生活压力该有多大啊!


我小学毕业时正是文革时期,村里办起了两年制的戴帽初中,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可村干部说,根据上级精神,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学学习,我被拒绝进入中学,而在阳平镇上中学的姐姐也被劝退了。父亲一生最不愿做的事就是求人办事,而我们都秉承了父亲的性格,还没张嘴,脸就红了,求人办事,得犹豫再三。


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念书干什么,也去劳动改造?于是,父亲跑到村干部家里,舍着老脸,低声下气,总算让我进了初中的大门。我没法想象,父亲迈进村干部家的那一步该有多么艰难。我也体会到,父亲对我们的爱,心里有一座火山。


父亲这个人,说他胆小怕事,可还爱管闲事,有时候勇敢的让人不可思议。


有一次在地里给棉花打叉,地头的大渠背上走着一位年轻女人,领着一个小女孩,不知为什么,女人一边走一边踢打小女孩,小女孩哇哇地哭着,打叉的社员们都停住手看着这个女人,却没有一个人去制止,父亲看不下去了,大声喊道: “你咋尽管打孩子哩?她那么小禁住你打吗?”女人看一眼父亲,说:“我的孩子,用不着你管。”父亲说:“你的孩子也不行,我就是要管,你再打试试!”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女人不做声了,也没再打孩子。当时我对父亲的举动也不理解,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当我为人父之后,我才体会到一个父亲的情感,那是善良,那时慈爱。


六十年代末,两派武斗愈演愈烈,夺权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是满江红派掌权,明天又成了人委派掌权,你来我往,势同拉锯,流血事件时有发生。196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坐在凳子上抽烟,母亲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我和弟弟围在火炉旁烤红薯,外边天黑风高,突然,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慌慌张张地说:“二叔救救我!二叔救救我!”一连说了两声,父亲和母亲都愣了。进来的是西院的有水,三十来岁,满江红派的头头,和我们一个生产队。原来,人委派的人在追捕他。这么大的一个人,若是藏不好,让人委派搜出来,有水不死也会断胳膊断腿,那父亲也就遭了大殃!往哪里藏呢?父亲突然急中生智,对有水说:“跟我来!”


我家屋后有一个红薯窖,有五米多深,我经常下去拿红薯。原来父亲让有水躲进了红薯窖。父亲回到屋里,告诫我们,人委的人来了什么话也不能说,到了外边更不能说,今天的事就当没看见。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叫了几声,噪杂了一阵,不久又安静下来。


父亲坐在凳子又一锅一锅的抽起烟来,一家人胆战心惊地等着人委派的人来搜查。然而,人委的人始终没有来,真是谢天谢地,有水得救了,父亲也躲过了一劫。那有水为啥会跑到我家让父亲救他呢?事后分析,一是有水被追得紧,慌不择路;二是有水知道父亲善良,肯定会救他;三是他认为人委的人不会想到他会躲到一个地主富农家里去,地主富农没有胆子窝藏一个他们追捕的造反派死对头,除非他们不要命了。而人委的人没来搜查大概也是想到了这一点。但有水是个聪明人,反其道而行之,躲过一劫。


这件事,父亲到死都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就连当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哥都不知道。多年以后,谈起父亲,我才告诉了他这件事。父亲没有派别之见,有的是正义之心,那晚即使是人委的人被追杀,求救父亲,父亲依然会毫不犹豫的救人,这是他的人性使然。


自此以后,身为造反派头头,一向对地富反坏右不屑一顾的有水,一改平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态度,对父亲另眼相看了,态度温和起来。而且,还热心地帮过我一次。那是在一个庙会上,父亲给了我5分钱去赶庙会,花2分钱喝了一杯汽水,喝完放杯子的时候,不小心和另一个端杯子的小孩碰在一起,我的杯子碎了,卖汽水的要我赔杯子,一个杯子2毛钱,手里只剩下3分钱,我怎能赔得起,急得大哭起来。这时候,正好有水也来赶庙会,看见我,掏出2毛钱,才算了事。这也是父亲的因善之报吧。


1975年春天,在内蒙当赤脚医生的二哥来信,让父亲去他那里住一向,那里的条件要比老家好一些,也好治治他的胃病,并随信寄来了路费。刚开始父亲有些顾虑,不愿去,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总算同意了,我和父亲徒步三十里地,把他送到寨西店的火车上。那个时候大哥和大嫂也早一年多去了内蒙。


父亲在内蒙住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因条件好一些,在二哥他们的照顾下,胃病也有好转。二哥让他多住些日子,并有意向让他在内蒙落户,全家都迁移过去,说这里地广人稀,政策宽松,紧靠黄河,水草丰美,养家糊口不成为题。可他说什么也不住了,急着要回家。


无奈,在大哥的陪护下,回到他生活了54年的村庄里。后来我们猜测,父亲急着要回家,许是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到尽头,不能客死他乡;二是挂念家中的妻子儿女;三是怕我们背着他迁移到内蒙,因为从他的言谈里,他是不同意到内蒙落户谋生的,他说,哪里也不如咱家乡好。老牛老马恋旧家,落叶归根啊。


父亲回家不久,胃病又犯了。1975年初冬,地里的大白菜刚刚收获,父亲脑出血倒在炕上,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路程。


因生活所迫,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1976年春天,我们还是违背了父亲生前的意愿,举家迁往内蒙,开始了新的生活。若父亲在天有知,该作何感想?


写完这些文字,正值清明将至,祭奠亡灵,感怀父亲,是为纪念。


20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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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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