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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何蜀：那曾悄悄流淌的《嘉陵江》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那曾悄悄流淌的
《嘉陵江》
2019年春，清明后，小雨。
几个美术界朋友，以原在重庆市园林局当美工的几位老友为主，相约在高踞于两江环绕的渝中半岛山脊上的鹅岭公园小聚。因他们中的李代锚（鹅岭公园美工，书画家）与吴浩（原重庆市动物园美工，雕塑家）和我曾是文革前的少年宫美术组同学，加上王宗笠（原鹅岭公园美工，后为重庆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我多年老友，因此我也有幸受邀参加。
这天宗笠还请来了另一多年老友张海星（曾在大学任教，后为民营小企业家），海星与我又是初中同学和后来做临时工的同事，自然相聚甚欢。茶叙中，宗笠聊起文革中期海星写的一首诗《嘉陵江》（全诗附后），并说起美术界另一朋友钟仁俊，当年是这首诗的崇拜者，还曾工工整整地手抄过这首诗并能背诵。吴浩当即打去电话请钟仁俊来相聚，并说明在座好几位都是他的熟人。
几十分钟后，那位已退休多年、长年独行于西部高原的“朝圣者”、曾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和重庆交大艺术设计学院艺术基础教研室主任的钟仁俊，自驾车赶来了。他个子不高，最引人注目的是从鬓角连到下巴那一蓬雪白的大胡子，俨然圣诞老公公降临。他进屋后站到我身边，逐一招呼几位美术界的友人，宗笠特别向他指着坐在茶桌对面的海星说：“这个人你应该认识……”
仁俊打量了一下，努力在记忆中搜索但仍然想不起何曾相识，正困惑犹疑之时，宗笠笑道：“他就是当年那首《嘉陵江》的作者……”
这时，一个令众人都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只见“圣诞老公公”稍一凝神，随即面对着他初次见面的海星，朗声以普通话深情地背诵起来：
美丽的嘉陵江，
你是从一个多情的灵魂里流出来的吗？
你用柔曼的腰肢缠住了城市，
城市被迷惑了。
我想，假如我用诗句撒满你的身体，
你也一定要被迷惑……
全场震动。
朋友们都感到意外的惊喜。海星急忙起身隔着茶桌与仁俊紧紧握手，仁俊又绕过茶桌迎上去与海星紧紧拥抱……
钟仁俊与张海星初次见面后在鹅岭公园合影
我也跟海星一样深知仁俊的朗诵意味着什么。
在一两年前，吴浩曾提起他早年发起写作同题诗《嘉陵江》的往事，并向我索要当年我写的《嘉陵江》，还问我有没有海星写的《嘉陵江》，我找出一个小本子，当年用潦草的字迹抄录了海星这首诗，有的字已经连我自己也辨认不出来了，不过前边的字还基本能认，我把开头几句，也就是仁俊朗诵的几句回忆完整了……
可仁俊是在如此意外的情况下又如此流畅地朗诵出来的呀！
我感慨道：“海星今天遇见知音了！”
从二十出头到年逾古稀，近五十年前写的一首只在朋友小圈子里传看过的诗，今天居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由一个素未谋面的当年读者流畅地背诵出开始的一大段，怎不让人惊异与感动?
那天围绕这个话题，大家又聊了许多。而我，则对这首诗形成时的背景和它在民间小范围里出人意外的流传，想了许多……
《嘉陵江》诗的写作，我是参与者，发起者是吴浩。那是在1970年，当时我们是一个极小的有着共同文学爱好的朋友圈，我和海星都是22岁，吴浩稍大半岁。
我读到过一些研究“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地下写作”的著述，因为研究者几乎都是“知青出身”，有过当知青的经历，所以他们关注到和搜集到的主要是知青中的“地下文学”“地下写作”，而我们当年写作《嘉陵江》诗的几个朋友，却不是知青而是“社青”——即当时对失学失业青年的一种官方称谓“社会青年”的简称。因为那时是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失业现象的，因此青年失业者被称“社会青年”，中年以上失业者则称“社会闲散劳动力”或“社会闲杂人员”，简称“社闲”——毛泽东时代的这些特色名词是任何词典中都找不到的。
因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我们都在小学毕业时就被强行“分配”到了民办中学——当时民办中学本是招收没考上公办中学的落榜生的，我们却成了由政府分配去的并非“落榜”的优等生。吴浩进了解放碑民中，我和海星进了官井巷民中，在“文革”前的1964年初中毕业后，我们虽然成绩好而且是学生干部（即“品学兼优”），却被列入“不予录取”名单，剥夺了继续升高中的权利，也就是说，被逐出了本来应该成为文革知青的“老三届”队伍。我们都曾做过临时工，有过一些坎坷经历，在吴浩发起以《嘉陵江》为题写诗的1970年秋，他和我都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海星在一家小厂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临时搬运工作。
我跟吴浩是在1960年代初少年宫美术组同学时就建立起的友谊，海星与我初中同校同年级同学，吴浩曾很要好的一个姑娘是海星的同班同学……这样，在1970年时，我们就因共同的文学爱好，有了一个经常来往的小小朋友圈。以《嘉陵江》为题发起写诗，当然非吴浩莫属，因他当时那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蜗居”，唯一的一扇窗户外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嘉陵江，而我和海星的家都在长江北岸，他在南纪门，我在望龙门，要写也只会想到写长江。
吴浩是个“很阳光”的人，他在当时每月只有哥哥接济的几块钱生活费的窘境中，仍然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我那时常去他家，聊文谈艺，有时他弹起三弦我们唱歌，我俩还分别给对方画过速写。
大约在那年9月里，吴浩在苦闷中忽然有了个创意，要几个朋友都分别以《嘉陵江》为题写诗。我当时本来没很在意，虽然也很喜欢诗而且从初中开始就学着写诗，但在这时却没有写诗的心情，因此我在抄给吴浩的诗最后加注了两句：“本无诗思，应邀而作，虚写嘉陵，实写‘小河’。”因为重庆人都称长江为“大河”，嘉陵江为“小河”，而我在1967、1968年间积极投身“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那些年纪比我稍长的人都习惯于称我“小何”，所以我就想到“借物咏志”，借此表白一下自己仍然沉醉于狂热的革命梦幻中、渴望再“投入火热的斗争”的心迹，就写了这样几句：
家乡的人们叫你小河，
长江是你光荣的兄长。
你同长江在红港聚会，
一路高歌奔向海洋。
我熟知你那战士的脾性，
千重坎坷也决不停滞彷徨；
我深爱你那战士的赤诚，
万般曲折也仍然向着东方。
当漫天红霞涌出壮丽的朝阳，
你满江波涛浴透灿烂的金光。
这时我好像听到你欢欣的歌唱，
那歌声也在我胸中久久回响：
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啊，朝阳！
是你给了我热情、智慧和力量。
如果没有你温暖光芒的照耀，
我青春的生命啊，
也会像伏尔加窒息于寒冻冰霜。
……一声汽笛打断我飞腾的遐想，
江风阵阵掠过我火热的脸膛。
“去吧，小河，永远豪迈地前进，
向着东方，向着红日，向着海洋！”
《嘉陵江》诗写作的
严峻时代背景
写作《嘉陵江》诗时期一次友人小聚时留影，右起何蜀、吴浩、张海星、王熹（在民政局工作的诗友）
只有放在这个背景下来重新审视，才会看到张海星的《嘉陵江》诗在当时那样写是何等的另类，而此诗竟能在一些知青中得到辗转传抄，到钟仁俊这个从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知青的青年文艺爱好者那里得到如此的热爱以至在近五十年后还能随口朗诵开篇的一大段，又是何等值得关注与研究的历史现象。
如今对照我写的《嘉陵江》与张海星写的《嘉陵江》，可以看到明显的不一样。可以说我那首是充满“时代精神”与时代语汇的，如我诗中的“战士”“高歌”“赤诚”“朝阳”等等都是当时的常用革命词汇，我诗中那句：“我的一切都属于你啊，朝阳！”与当时赵树理说的“党会明白我的”、张光年诚恳记下自己发言的“立场不对”的日记，以及年逾古稀的老学者俞平伯被强迫与老妻一道下放五七干校，不但未表示对这种变相“劳改”的愤懑质疑，反而自贬自责为“积咎负累之身”而庆幸“犹获宁居无恙”，在家信中抄录的干校难友荒芜赞美干校生活的诗句“朝读夕耘夜绩麻，灌园治圃喜安家……座中尽是工农客，斗私批修水当茶”等，都是同一个调子：歌颂党和领袖，赞美这场已经给包括作者们在内的亿万人带来了深重苦难的“大革命”，表白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尽管我和这些大作家大学者从年龄看是两代人，从社会地位看也差距悬殊，但在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和力图表达的意愿上都完全一致，因为我们所受的长期教育与宣传灌输，已经使我们树立起了这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革命，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脱离革命队伍或不被革命队伍所容纳将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与灾难……可见那种“党文化”长期洗脑宣传教育的成效之大、影响之深。
而海星的《嘉陵江》，则完全“脱离时代”“远离尘嚣”，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识地背离、自外于“革命主旋律”，从诗题下引的白朗宁夫人的诗句“河水盛入了洗礼盆/水就更圣洁”，到诗中出现的“多情的灵魂”、“柔曼的腰肢”、“玫瑰色的梦”、“白色的旅行帽”、“第一个吻”、“摇篮曲”、“安魂曲”这些意象与词汇，都不是那个“继续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夺取新的胜利”的时代所需要、所欢迎的。这又说明：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文化专制时代，要让全国人民“统一思想”，是多么的枉费心机。
说起来，我和海星的思想形成道路是差不多一样的：同样是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而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贱民之子，初中毕业后就成了失学无业前途暗淡的“社青”，只是我的父亲是税务局“罪行”较轻的“右派”，先后在市郊农场和本单位监督劳动，而海星的父亲则是当年《四川工人日报》的“大右派”，而且因为不“认罪”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押去了蛮荒之地的劳改营。
1965年秋，我和海星都怀着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的满腔激情去石油筑路处“当工人”——当时都以为从此改变“阶级成份”了，根本没想到我们当的只是“工人阶级”这个庞杂群体中最边缘的、毫无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临时工。我在二大队，他先在四大队后在作业队开推土机。我曾在大队部当专职宣传员，他曾在处宣传队参加演出并编写节目。“文革”群众造反运动中我们都参加了造反派并当过“勤务员”（群众组织头头）。1967年春夏间我们都相继被解雇回到重庆，重新成为待业的“社青”……
不过，在我们重新成为“社青”后，生活之舟就驶上了不同的航向。我继续怀抱着被“主旋律”宣传激发起来的“革命激情”，把文学艺术爱好全抛到脑后，一心“继续革命”“投入火热的斗争”。重庆两派武斗已经开始，工厂企业处于瘫痪状态，一时不可能有什么单位招工。在川南山沟里的原筑路处“造反战友”来信召唤下，尽管我已是被解雇之人，不再有工资，仍然返回筑路处，帮恢复重建的造反组织写文章，成为一个不拿工资的“造反义工”。
而海星却已经从狂热中逐渐清醒过来，在待业和做短期临时工期间，到处找书看，特别是西方文学名著，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并且在与几个知交的私下议论中，已经对整个“文革”、进而对以前那些“红色文学”的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虽然对美国道路还并不了解，却对曾经遭到我国批判的老牌“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道路产生了兴趣。
我在1969年初结束东奔西走的“造反义工”生活回到重庆后，去海星家玩，认识了他文革前高中毕业后就怀着理想主义热情下乡到大巴山当知青的二哥，他二哥也写诗，我跟他二哥反而有更多共同的文学爱好。我当时特别喜欢朗诵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那种把残酷、血腥的“革命”浪漫化、诗意化的极具艺术魅力的宣传，很长时间里支配着我的思想与情绪。而此时的海星与他的几个密友却在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白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集》《海涅诗选》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之类外国文学名著，当然还有唐诗宋词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优秀诗歌，并背诵或抄录其中一些片断。
海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与生存状态下写出他这首《嘉陵江》的。在他这诗中，虽然也有几处隐晦表达对文革乱象的反感和由此产生的困惑，更多的却是以有意识地拒绝使用那些充斥于报刊与社会生活中的热词，有意识地“脱离时代”“远离现实”的方式，回归童年时代的纯真憧憬与美好向往，曲折地表达了“文革”中期一些青年从思想上对“革命”的厌弃，对“伟大时代”的疏离甚至反叛。
而这，就自然会引起钟仁俊这样的知青的共鸣。
钟仁俊这位海星《嘉陵江》的知音，与我和海星同龄（1948年生），因他提前于六岁就上小学，所以到“文革”爆发时已经是重庆师专附中（今八中）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中三年级学生。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四川美术学院著名中国画家钟道泉先生，钟老先生因主要画的是花鸟画，平时又一贯低调做人，在“文革”初期尚未受到冲击，因此钟仁俊在“文革”初期大讲“出身”时虽不算“红五类”，但也不属“黑五类”，而属于介乎二者之间的“灰五类”或戏称的“麻五类”，本来与红卫兵无缘，但是在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血统论”遭到猛烈批判，于是钟仁俊就成了重庆师专附中八一五战斗团（后与该校别的组织合并为八一五兵团）的红卫兵，而且凭着他的文艺专长——能写能画能拉手风琴，又成了该红卫兵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骨干成员。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两年，毛泽东就下令把所有中学生一锅端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部署”，使相当多的中学生从单纯狂热的“革命小将”梦中惊醒。而对于钟仁俊来说，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正在此时又被工宣队与革委会领导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当作民国时期的反动分子“揪出来”了！
为了照顾还未成年也被迫下乡的妹妹，仁俊下乡没有跟自己学校走，而是加入了四川美术学院子女所在的三十三中下乡的队伍。临离开美院时，他们的父亲是在工宣队员押送下，拄着棍子抱病来跟儿女告别的。下乡刚一个月，兄妹俩就得知了父亲在批斗、审查折磨中惨死的噩耗……
这接踵而至的打击更使仁俊的“革命狂热”迅速冷却，据他现在回忆，那时候他可以说是万念俱灰，十分消沉。后来结交了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渐渐从彻底的绝望中转过身来，寻找光明，但看不到希望在哪里。而这，就奠定了他成为海星《嘉陵江》诗知音的精神基础。
大约在1972年春节前，也就是海星的《嘉陵江》写成一年多后，这诗的手抄稿辗转传到了仁俊下乡的地方——远离重庆的川南威远县乡间。用仁俊今天的话说：“在读到这首诗的一瞬，我感到浑身近乎死沉的血脉流动起来，这首诗激活了我潜藏于血脉中的浪漫情怀，让一种光明的景象，即刻在我心底深处复活。”他在自己的知青生活回忆书稿中这样写道：
2019年5月17日完成
2020年8月21日修订
于重庆风江阁
作者：张海星
河水盛入了洗礼盆
水就更圣洁
——白朗宁夫人
一
二
三
1970年10月2日
于重庆凤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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