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 | 邵学新：十年动乱中的校园生活琐记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十年动乱中的

校园生活琐记

作者：邵学新

十年动乱中，各级学校（大、中、小学）是重灾区。这些年回忆那时校园的文章有很多，一般都是学生写的，我从自己当老师的视角来说一说当时中学校园里发生的事情。

加薪 减薪

说起工资，笔者经历了别人没有碰到的无奈遭遇。

我们“师训班”是1965年9月进校的一年制大专班，应该在1966年7月毕业，分配到各个中学。试用期1年，工资30.5元。然后转正，定中教10级（最低一级）工资40.5元。

因为“文革”，我们推迟到1967年12月毕业。试用期却一拖再拖不知不觉就是4年。“文革”望不到尽头。我们转正也看不到希望。听说那时武汉的一些工厂有一个“582兵团”，说的是这些工厂里1958年参加工作的工人，后来结婚生子，小孩都能打酱油了。但是他们工资一直未动，还是2级工，月工资38.77元。如此，我们可称为“3054部队”— 30.5元一拿就是4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接着“571工程纪要”被披露出来。为了痛击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国富民穷”的污蔑诽谤，政府决定对广大低工资进行调整提高。我们这些已经工作了4年的“试用工”也搭上“顺风车”转为正式工。

40.5元的工资还没拿几个月，一纸通知下来，40.5元要减。据说当初低工资调整的文件里有一条政策，增加的工资不得超过二级工的工资。40.5超过37.88达2.62，所以要减，但是40.5已经是“地板价”了，怎么减？

那么就“削足适履”，向下再增加一级。十一级：36元。这鞋子有多“舒适”? 只有“脚”心里明白。

从此，40.5元减成36元。这种加薪又减薪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文革”那个非常鄙视“臭老九”的年代。

“臭老九”这个名词是“文革”的典型产物，那么前面“老大”到“老八”是些什么人？社会上有很多说法。据笔者考证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其实在“臭老九”中还有座次排位的差别，如医生、工程师等虽属“臭老九”之列，但前者是治病救人（经常有人要求他们），后者是工程技术的把关人。所以其社会地位都不能小觑。唯独中小学老师处于“臭老九”的末端，最不受人待见。  

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1月工（军）宣队进驻武汉市各级学校，进入13中的工宣队来自武汉冷饮厂，军代表姓陈名马克。据他自己介绍，他的名字还真的跟德国有关系。陈军代表说他旧社会双亲早亡是个孤儿，只知自己姓陈没有名字。后来参军，在部队晓得了共产党有一个老祖宗叫马克思，于是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马克”。

工宣队进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

语文教研组的胡老师其夫是国军的一位团长，抗战时战死在前线。胡老师好多年后写了一篇怀念亡夫的悼文“遥祭”，现在非要她承认这是给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遥送秋波”。

史地组的徐老师，由于在13中造反派组织“红教工”里是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所以这时是重点“清理”对象。

数学组的陈老师，其父解放前是湖南某县的一个大地主，人称“陈百万”。那天晚上，陈军代表亲临数学组批斗陈老师的现场。他跟我们面授机宜，教我们怎样“轮番上阵、疲劳轰炸”。让陈老师在昏昏欲睡、大脑不清白的情况下承认陈百万就是他自己。

13中清理阶级队伍的最大战果就是揪出一个“漏网地主”涂巨洋。涂老师不到50岁，形象较猥琐但自我感觉良好。其妻在湖南乡下。他平时对一两位离异或未婚的女同事常有不端的语言。所以当他被“揪”出来后民愤极大。记得第一次开全体教师批斗大会时，那位受他骚扰过的女老师上台发言还没说上三句话就气愤得把讲台都掀翻了。

奇怪的是，从涂老师被揪出，到批斗、到把他送回原籍。我们始终不清楚他被打成“漏网地主”的全部事实真相。

若不是发生下面这个事情，他是不会被送回湖南乡下的。

有一天和几个戴帽右派分子一起劳动的涂老师突然失踪了。除了专案组的人紧张了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大家心想，反正长江也没有盖子。过几天也许阳邏（按：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在武汉下游，这里有长江的一个廻流，武汉的溺水者其尸体通常不再向下游流去。）方面会通知学校的。

过了个把礼拜，武汉市公安局通知学校派人到广州去接人。

原来涂老师被打成漏网地主，并且与几个右派份子一起劳动，简直每一分钟都难熬。湖南人的倔脾气一发作就决心出走。当他到达广州，在火车站买去宝安深圳的火车票时被那里的公安擒获。原来他想从广州坐火车到深圳，再从那里偷渡香港，

涂老师若不是感到天大的冤屈，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带“罪”之身铤而走险。

最终涂老师二罪并发，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八十年代初笔者在华师读书，有一次回13中取工资，在学校食堂碰到涂老师。十年蹉跎，涂老师又回到原点。只是岁月再也回不去了。

清理阶级队伍后，武汉市搞了中小学教师下放农村，13中工（军）宣队把学校的这些所谓有历史问题且在文革初期参加造反派的老年教师（包括上述三位）统统下放到农村。 

“五七”道路

学文学军学工学农

笔者来到13中后，接的是69届一个班，所以老三届生的上山下乡没有直接参予。13中是一个仅有初中的中学，如果说老三届学生因“文革”仅分别接受了1、2、3年运动前的正规教育，那么69届学生最可怜，66年6月运动爆发时他们还是小学六年级，被匆匆送到中学。然后是大串连，各个学校都瘫痪了，可以说他们没有接受过一天的正规的中学教育。

工宣队进校后，学生也开始复课了，老师们每天上午给学生上课，下午则是“清理阶级队伍”。

数学课除了旧课本还加了自己老师编的“人民公社数学”，

英语课除了26个英文字母，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ife  chairman Mao”。

语文课干脆改成“毛泽东思想课”，所有语文，历史、政治老师都改行上阵。原来的教材当然不能用，内容统统改上伟人的文章和诗词以及少量的鲁迅的杂文。

虽然复课了，但是绝对没有考试没有作业。因为这都是对学生的“管、卡、压”。“读书无用论”不但感染了学生，甚至老师乃至于全社会。看看前面三届毕业生的上山下乡，读书还有什么用？

1970年秋冬，根据教育局的统一安排，13中作为第一批学习解放军进行野外“拉练”的学校，地点在黄陂境内。而且全体教职员工除了躺在床不能动的和生了孩子没满月的都得参加。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每年那个时候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时节。从征程的第一天到结束，老天爷的脸色一直都是阴沉沉的。白天牛毛细雨、骤雨或暴雨轮流地伴着刺骨的寒风向队伍袭来。地上泥泞的小路在脚下成为“滑尔滋”尴尬的舞台，一不小心连人带背包跌进旁边的稻田，用武汉人的话讲：一个个跌成了“泥巴狗子”。

晚上到了宿营地，学生匆匆吃过饭钻进被子酣然入睡，班主任还要和班干部一起去烤干他们白天被雨水淋湿的衣裤。

“拉练”结束了，我们的收获除了累就是浑身上下的泥巴。

这也是笔者在13中工作11年带学生参加的唯一一次的“学军”。

学工、学农是那个时代浸淫在“读书无用论”大染缸里的中学生最开心的日子。

每个学年两个学期各学工、学农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有一个错觉，对老师而言学工比学农要舒服。其实不见得。

笔者曾带过三次学工，每次去到工厂把每个学生分配到工人师傅手上后。自己顿时觉得轻松一节，但是没过多久一种无聊透顶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看着学生跟着师傅“一对一”地做事，自己却成为这个工厂唯一的一个无所事事的外来者。既不能回学校又不能出外溜达，只能找个地方独自枯坐一天。

带学生学农却丝毫没有这种“孤独感”。那是一种“艰苦，但苦中有乐”的感觉。

1975年初夏，笔者带76届的一个班去武昌县土地堂一个国营林场劳动一个半月。劳动的主要内容是给花生锄草或给梨树剪枝打药。活虽不重，但时间长，干活时老是觉得那个太阳悬在空中一动不动。

这里说是国营林场，其实和农村没有两样。笔者带男生住在村落边的一个四面透风的仓库，倒也十分凉快，女生住在村里队部的一个小房间，其四周都是民居，也很安全。

三餐饭都是大米饭只能囫囵吞枣地吃，因为稍微定睛一看，饭里有不少的米虫的尸体。所以我们开始吃饭时，基本上吃一半、扔一半。这一下可便宜了村里各家各户的瘦骨嶙峋的饿狗。后来，随着活干多了，肚子的油水渐渐少了。我们也不管饭里米虫的尸体，便狼吞虎咽。也顾不得那些每当我们开饭时准时跑来对着我们的饿狗了。

与吃饭相比洗浴问题更大，村里只能保证每个女生每天晚上有一面盆热水。至于男生嘛，说是离村不远有一个废弃的小水库。

带着男生走到那里，只见那个小水库并不小，清澈见底，波澜不惊。真是一个游泳的好去处。

学生们早就忍耐不住了，纷纷脱了衣服裤子 ，“扑通、扑通”跳了进去。我开始还担心他们会有个三长两短。但到底是长江边长大的孩子，一个个如浪里白条混江鲛龙。有几个比我这个当年参加过“八一”横渡长江而险遭不测的师傅还要识得水性。

平时在学校因为“师道尊严”的屏障，学生和我之间很少交流。现在在农村白天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晚上一起睡觉。日子过得虽然单调艰苦，但是也快乐无比，师生距离拉近了，无形中也无话不谈。

他们的父母都是工人劳苦大众，收入有限，姊妹兄弟不少。日子过得紧巴。曾经听他们谈笑说，班长周正喜的父亲好不易买了一辆自行车，在外面骑行时遇到路上的沟沟坎坎必定要下车推行过去，然后再骑上继续前行。这些谈笑流露出那个时代普罗大众的辛酸。

两位数学组的同事

王文圣和黄经杰两位老师是数学教研组的同事。

文圣兄高中毕业就读一所海洋学院，后来因身体原因退学回家。任教于13中。在“复课闹革命”的初期，因为“读书无用论”的纷挠，学生无心学，老师无心教。13中数学组的几位老师在文圣兄的组织下写了一篇“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数学课的教学”的文章。后来由工宣队的副指挥长拿到区里作了个典型报告，他回来说“这个报告可为13中长了脸。” 这篇文章虽用了很多的文革语言，但对当时的“读书无用论”还是起到抵制的，对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良好的正面作用。

文圣兄是一位提笔能写、开口能说，有思想深度、有工作激情的教育管理人才。

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经过77年、78年两次高考，无论学生还是老师都有了奋斗的目标。

此时，文圣兄已被提拔为13中的教导主任。他脑子里在想：如何利用大好形势为地处城乡结合部的13中这个三类学校打一个翻身仗？

当时中学的学制还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于是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当年的几个高一班里挑一个班编制的成绩好的学生单独编班，挑最好的老师教学。用一年时间上完两年的高中课程，然后参加当年高考。并且向家长承诺当年考不上的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文圣兄指挥的战役大获全胜。其具体战果如何，因笔者当时已不在13中故不得而知。但听说当时在这个班的三个13中老师的小孩都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实干家文圣兄一路升迁，从13中教导主任到校长，再到市教育局汉口这一片负责人，再到江岸区教育局副局长、局长，教委主任，最后在江岸区副区长任上退休。

文圣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官几十年却对原来13中的老同事总是不忘初心念旧情。一些老师在学校没得到解决的问题来找到他总能解决。如13中两位有名的老实人夏朗乾老师、闻人钦华老师因职称待遇或转岗下岗问题找到他，都得到圆满解决。

文圣兄的父亲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所以他一直视笔者为小兄弟。且不说在13中工作时他时时处处关照。就是笔者离开13中后的两次工作调动找到他，他都费尽了心思帮助解决了。

记得刚参加工作来到13中，一次开会我两相邻，文圣兄无意看到我在东湖的一张小照，于是他即兴在照片反面留下一首小诗：灿烂阳光下，青青竹叶林，看君立姿多潇洒，翩翩风采笑盈盈。

如今照片尚存，斯人远离。退休去上海后与文圣兄失去联系十多年。听说他的三个女儿都去了美国加拿大留学并定居，嫂子也过去了。文圣兄却没有在那里做“寓公”的打算。一边是儿女亲情，一边是桑梓故乡。两边都是心中不可失去之重。于是他成了中国与美加的“飞来飞去客”。

这次撰写此文，特地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居然看到文圣兄和武汉市两位退了休的官员于2018年12月到他的母校武汉6中参访的照片。

文圣兄长，望善自珍摄，祈盼在故乡武汉能够再次相聚。

黄经杰老师是笔者从教以来见到的学养最深的人。他也是笔者的武汉2中的学长，虽然他1956年从2中高中毕业时笔者才读小学3年级。

黄老师1956年高中毕业即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当年北大数学力学系绝对是学霸“集中营”。

可是不幸的是1959年在“反右倾”中，他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言论，被退学了。

他的婚姻也是不幸的，当年他在13中还是代课老师时，一位女老师被他的聪明才智吸引，主动追求他。可是结婚、生子后。觉得他很是无趣，说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看象棋棋谱。坚决要求离婚，可怜黄老师成为一个单亲爸爸。

光阴荏苒，又轮到黄老师的儿子考大学了，在老爸的辅导下，儿子毫无悬念地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儿子总算报了老爸的“一箭之仇”。

儿子从北大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后来考上了美国的精算师的资格，据说这是一个收入很高的行业。

儿子把老爸接到美国颐养天年。因为他有修理电器的专长，所以左邻右舍的华裔老美们隔三差五地找到他，根据老美的规矩服务当然是有偿的。后来发展到邻居们的花园剪草活计他也承包下来。用自己挣来的钱，心里舒坦。

象黄老师这一代中国人一向信奉“君子固穷，不食嗟来之食。”的价值观。

黄老师在文革中有一个“答女同事问”的轶事多年来成为13中老同事茶余饭后的冷笑话之一。

文革中，一次全体教工大会上，校长在上面作报告，说到：“教师教不好书就是不务正业，就是男盗女娼，….”

下面教工一片哗然，教政治的冯老师（女）居然不懂最后那个成语的意思，连忙问坐在旁边的黄老师：“黄老师，‘男盗女娼’是什么意思啊？”

黄老师迟疑了一下，说：就是…男人跳舞，女人唱歌。”

从来没有见过文化水平如此一地鸡毛的政治老师！

从来没有见过脑筋急转弯式的回答如此精彩的数学老师！

后来笔者在华师读书时，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以黄老师为原型素材写了一个小故事，居然得了个三等奖（可不要小瞧这个三等奖，那次比赛50个一、二、三等奖，中文系占了 48个，剩下的两个落入数学系囊中）。

带学生去上山下乡

当年武汉市的上山下乡与很多城市不同。别的城市有下农村、去农场或进工厂，还有什么“下二留一”、“下三留一”。武汉市则是所有的应届毕业生统统下农村，没有什么特别照顾。也没有去农场或留城进工厂的选项。

其后遗症是武汉市各厂矿企业随着老工人退休、又招不到新工人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恢复。所以1970年各个厂矿企业就开始到农村“招工”，但是僧多粥少而且每年又源源不断有学生毕业下农村。

两年后，湖北省武汉市出台了一个“病退”（武汉叫“病转”）政策。其大意是：“有严重疾病的知青可以将户口转回武汉，治疗疾病。待疾病治愈后，回到农村继续抓革命促生产。”

最后一句话是说给上级听的，因为“病转”回城毕竟有悖于当时上山下乡的潮流大方向。事实上武汉市当年病转回城的知青没有一个又回到农村。

这个政策不知拯救了多少武汉知青甚至包括文革前下放的社会知青于困苦贫穷、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之中。

这个政策的前瞻性还显示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当时全国一些城市发生下放知青游行、示威、静坐、绝食要求回到城市。而湖北省武汉市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上叙现象。因为在这之前的若干年，武汉市通过“病转”消化了绝大部分在农村剩下来没有回城的知青。

1970年69届毕业了，下放的地点是湖北省随县。我和庞老师的两个班分到该县唐镇沙子公社，

带学生到达后，两位老师又马不停蹄地到各个生产队检查落实知青点的住房、生活设施等等。来到一个生产队。看得出来是用过心的。

房屋是队里的仓库改造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的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堂屋里的桌椅柜子虽简陋但也摆得整整齐齐。

但是走进卧室一看，不禁让人皱起眉头。靠近窗户一个足足可以睡近十人的大炕（虽然这个知青点只安排了3女2男）。中间砌了一个2尺高的隔断。

生产队长说：“男女知青各睡一边，可以互相照顾。”

庞老师皱着眉头很严肃地跟他说：“这不行，你当他们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这里睡午觉？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大姑娘啊！”

后来在我们督促下生产队答应马上用芦席将炕沿隔断墙完全封闭，等知青建房款（400元/人）到账就将男女卧室完全分开。

过了一年，碰到下放的学生回校办事，我问起此事，他说好像没听说解决。

又过了两年，听抽调回武汉的学生说那个知青点的2女1男抽调去了襄阳化纤厂，剩下P姓男生（他想回武汉，推掉去襄阳的机会）和一位女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他俩睡到一起了。

P姓男生是我班最聪明的学生，如果没有文革他绝对是一个上大学读书的料子。当年69届毕业时有10%的学生可以升高中，已经定下有他。但是他为了一位玩得很“铁”而又没资格升高中的同学放弃了升高中的机会。

80年代，有一次在过江的轮渡上碰到P，见他满脸络腮胡子、一副沧桑落泊的样子。他对我说：“邵老师，你看我显得比你老多了。”（我俩相差7岁）。看到他那副模样，我实在不忍心再询问他的婚姻状况。他的妻子还是当年风雨之夜的那位吗？

人生的关键一步走错了，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转眼到了1976年6月，76届的毕业季来到了。现在毕业班的班主任比过去要轻松多了。只要和家长们开个座谈会，把孩子们的档案袋交给他们就算搞定。因为现在武汉市已将知青下放管理权限移交给了其父母的单位。

那次的家长座谈会的情景，4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胡小荣同学的二哥的发言。其要点如下：

1） 其父已亡故，兄妹五人和没工作的母亲相依为命。他和大哥赚钱养家，二人均为二级工。

2） 下面老三老四已下放多年，不但不能养活自己。还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现在老五又要下放。

3） 大哥已经三十多岁了，尚未婚娶。按家里现在这个情况，要钱没钱、要房没房。哪个女子愿嫁给他？大哥又不忍心扔下家不管，独善其身。于是他每月的薪水除了留下几元钱烟钱，其余悉数交给母亲。至于家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他对自己和弟妹的前途、生活的前景已经麻木不仁、不抱任何希望了。

说着说着，他竟然啜泣起来。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武汉也类似的说法：一个大男将在众多陌生人面前哭起来，一定是有几多的心酸和憋屈在心中啊！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笔者还记得胡二哥的哭诉呢？因为胡家当时的情况跟我家之前情况十分相似，见拙文：知青 | 邵学新："病退"回城，一个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

当时象胡家这样的家庭，在全国不知有多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它给大多数曾经的知识青年及其家庭带来的回忆绝对不是什么“青春无悔”。

三个月后，一代伟人辞世。再过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垮台。

四年后，中央正式宣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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