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马明：草原上的悲鸣痛哭，我成了地富不如的另类 | 自由微信

十年 | 马明：草原上的悲鸣痛哭，我成了地富不如的另类

Original 马明新三届 2021-06-2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马明，1951年出生，北京市女一中（现北京市161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1968年8月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沙如塔拉大队插队。1975年9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上学，1978年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英语，后调至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从事英、俄语口译、笔译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插队随笔（二）

作者：马明

抓虱子

到了草原后，我们这个女生蒙古包先分到了与岗布次楞一家一个浩特。

最开始我们住在自己的蒙古包里，白天两个人出去放羊，晚上一人下夜，下夜还要与额吉稻乐根儿轮流。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能骑马放羊，下夜也不难了。

我由于爱运动，所以很快骑马有了相当的水准，开始愿意骑快马，特别是偶尔碰上老实的好马，那骑在上面奔驰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风在耳边忽忽吹过，马蹄有节奏地“哒哒”跑着，特别是同行的人被甩在后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在这种瞬间可以忘却一切，只有风驰电掣的感觉。

当时天气也比较好，刚刚开始入秋，一切还算轻松。这是每年抓羊膘的关键时间，为了抓好羊膘，要找到好的草场，有时隔十几天就要搬家，逐草而动。

这样就不能两个蒙古包一同搬走，太麻烦。我们知青两个人跟阿爸的包走，一人轮流放羊，一人与额吉轮流下夜，吃住都在他们包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住在牧民的蒙古包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蒙语口语进步飞快，很快各类生产生活用语我全部能听懂，也大部分能说出来，这时有些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这期间，唯一不适应的就是洗澡问题，秋季走场一个多月没有办法洗澡，不像在知青自己的包里还可以关上门擦澡。在牧民包里只能洗洗头，身上有时痒得不行，只能乱抓乱挠。

天气暖和时，到野外放羊，有时会解开蒙古袍，从衬衣里边可以抓到虱子。当找到虱子，用两个拇指对上一挤，只听到“嘎巴”一声，虱子瘪了，也死了，有时还有血，心中别提多痛快。好在那时额吉家还算干净，我们头上从没有长过虱子。

在这年冬天，已记不清为什么我到队部去住了一二天。只记得当时在队部有一个知青的房子，共有两间屋子，里边一间女知青去了后都在那里住，而且，有些从北京带来的东西，比如，箱子等不是急用的东西也存放在此，我记得我的箱子就存放在这里。后来，我把箱子存放到大队的仓库里，直到回北京上学才又拿出来。

那间屋子在冬天是烧炕的，晚上睡觉很暖和，可能因为太暖和，夜里痒得我没睡好。第二天，我就向同屋人抱怨，她们说我应该看看是不是身上虱子太多了，我一想也对。

当时我还保留着在北京冬天睡觉的习惯，衬衣外面还要穿上毛背心，这样才觉得不冷。同屋人说毛背心是最招虱子的，我脱下毛背心，举起来对着阳光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几乎所有眼到之处毛线孔里都是屁股朝外撅的虱子。

我当时再也不敢穿它了，当时是冬天，在队部也没办法洗，后有人告诉说虱子最怕冻，把它放在外面冻几天就会死掉。我回浩特后把毛背心扔到蒙古包顶上冻虱子。只是这件毛背心在蒙古包顶上放了几天后，一天额吉稻乐根儿拿下我的背心说她要穿，我没好意思拒绝，从此，我再也没穿过它。这也是蒙古人的性格，她对你掏心窝，觉得你的也是她的。

我成了另类

我们1968年夏天到达大队，随后所有知青很快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总之到草原后时间不长，队里开始整顿民兵，先是队里的牧民，主要是年轻人大部分都加入了民兵，称为基干民兵。

只有一小部分成分不好的没有加入，所谓成分不好也就是牧主和富牧的子女，其实也没几个青年牧民。然后开始审查知青，第一批加入民兵的知青我的记忆中不是很多，主要是家庭出身好，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队的知青在当时真正出身红五类的很少，出身一般家庭的就算很不错了。

民兵组织好了以后，很快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这些民兵很快就开始进行训练，还发了枪。

这时我当然不能被批准成为民兵，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结论。我当时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情绪波动不大。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多左右，大部分知青都批准加入民兵，而且牧主富牧（相当于内地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也成为了普通民兵。

但这时我仍然不能成为民兵，与我同时不能加入民兵的还有男知青王雅杰，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没有人对我解释，后来道听途说是我们家庭出身不能确定，是归黑五类还是普通出身，如高级知识分子等，所以不能接纳我们。

当时我与男知青交流几乎没有，所以不知道王雅杰出身到底是什么。后来知道他与爷爷住在一起，他爷爷曾是刘少奇的老师，这样就可想而知了。到这时加入民兵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我想不通，为什么牧主的子女都可以成为民兵，而我却不能，即使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定性，那可以按黑五类子女对待，也应该成为民兵，我在劳动中的表现没有可以指责的，与牧民的关系也非常好。

我很长时间对此事耿耿于怀，但没有对任何人述说。大概又过了半年时间，终于让我和王也成为普通民兵了。

在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与民兵有关，让我一直不能释怀。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只是当时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大概是民兵成立之后不久，公社组织武装基干民兵训练，我们浩特那时有李铁秋、衣兵和我在一个蒙古包，以及岗布次棱一家。当时李和衣都是武装基干民兵，那次公社集训她们俩都要去，而我却连民兵都不是。

记得那是一个阴天，好像已快到冬季，因为我们浩特在大灶火南部的坡上，进入冬季营盘之前不久。那天她们在包里准备着枪，为集训而备的马也已拴在包外，成为武装基干民兵每人都有专门的好马。

我一早出去放羊，知道她们快走了，我特意骑马回到包里，没过一会儿她们背上枪骑上马向东部公社方向出发了。我站在包外看着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命运对我太不公平，我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这样对我。

等看不到她们的身影后，我回到包里大声哭了起来。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安慰我，我只能自己面对生活和未来。

我加入共青团也是全大队知青中最后一个，我写过几次入团申请书，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一直不被批准。对此，因为有了民兵问题在前，我已没那么难过，能加入就加入，不让就算了，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样活还怎样活，没有因这个问题影响我的情绪。

我虽然从不能真正拥有枪，但也像模像样地背枪照相和摆射击的架势

当牛倌

1971年夏天大队重新分配工作时我申请当牛倌，这在当时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女知青去放牛，我接手的牛群是一个原本不太好的牛群，因为前任牛倌不大负责，常常多日不去找牛群，让牛群很散，到处乱跑。

这次接手牛群时，队里给了一个知青蒙古包，我和何淑兰（女一中高三）一起住这个包，何淑兰这时已当上了大队的兽医，她在浩特里还要给羊群下夜。

我接手后想了一些办法来控制牛群，经过大概2个月的时间，牛群基本走上了正轨，每天都按时到水边喝水，然后回到应去的草场。

放牛对我来说开始并未有太多的困难，骑马对我而言不是难事，放牛还常常需要骑快马，每个牛倌队里分配有3匹马，而羊倌只有2匹，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放牛时间相对比较灵活，不用像放羊那样白天要一直跟在羊群后面，人被拴死了。

放牛则不一样，特别是夏天草场好了以后，牛群基本上不用天天去看，有时可以间隔二、三天去都不会找不到。在这期间我可以干我愿意的事。

放牛这两年是我心情比较好的时段，民兵也当上了，也入了团，还没有开始考虑上学和回北京的问题，虽然已经有个别知青上了大学，但我认为那对我是遥不可及的事，也从未对此有过想法，所以在草原上心情很好。

放牛这两年间有几件有趣的事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件大概发生在我放牛的第一年快入冬时。那时我们浩特已经搬入冬营盘，在大队的最南边。从队部向南看有一排山峦，爬上这些山峦后再向南是连续不断的山头，大概骑马要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过了这些山头朝下走。

从山顶上可以远远地看见从赛罕塔拉到阿巴嘎旗的公路。这年冬天我们浩特就在这些山头脚下，从蒙古包就可以看见公路上开过的各种汽车。这一年我和何淑兰都没回北京，天天看着汽车飞奔而过已无动于衷。

在当年，每年到11月以后常常有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开来的各式汽车到我们生产队附近来打黄羊，大部分是吉普车，也有卡车，我们和牧民已经习以为常。

进入冬营盘没多久，有一天下午从公路上朝我们浩特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了浩特门口，下来几个人，原来他们是来打听在哪里可以打到黄羊。他们没想到碰到了北京知识青年，于是到我们包里坐了一会儿聊天。

当年黄羊还是比较多，夏天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从远处看有时会与自己的羊群搞混，但黄羊群从不到南部来，可能汽车声阻挡了它们南下。这些人是哪里来的我已经记不得，印象中穿着都像现在的公务人员，外面都穿绿色的军大衣，但是他们带着枪，好像是半自动冲锋枪，我对枪是外行。

聊天中间我向他们介绍了黄羊大致应在的方向，主要是朝西北方向，那里基本没有浩特，地势相对比较平坦，可以开车。打黄羊都在晚上进行，白天汽车也追不上。晚上一旦发现黄羊打开大车灯一照，黄羊基本上在车灯灯柱里跑，这样就可以用枪打了。

与他们聊着天，天色也渐晚了。这时，他们有一人突然提出让我给他们带路去打黄羊，我毫无准备，但一想也行，我还真没看过打黄羊。于是，天一擦黑，我坐上他们的吉普车向西北方向驶去。

我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吉普车的天窗打开，后面的人可以从天窗向前射击。我带着吉普车向西北跑了很远，那天夜里的黄羊不是太多，跑了一夜大概也打了近十只黄羊。我脑海里留下的只有黑夜里车灯前蹦蹦跳跳的黄羊，然后头顶上枪声不断，时不时车停下来把打死的黄羊搬上车后备箱。这样跑了一夜，到天蒙蒙亮时我们回到了浩特。

他们临走时坚持给我们留下一只黄羊。白天我和何淑兰把这只黄羊收拾好，切了半只给浩特另一家牧民（名字我忘了，只记得那家男主人眼睛不太好，老婆很厉害，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有点儿弱不禁风，不会干活，放羊主要是那男的）。

晚上我放牛回来，何淑兰已经剁好了黄羊肉馅，我们两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黄羊肉馅包子。谁曾想半夜里我开始肚子难受，七上八下折腾，最后吐得一塌糊涂，把吃得所有东西全吐出来，最后直吐绿水，苦的要命，后来知道这是吐胆汁了。

那一夜我把何淑兰也折腾的够呛，她一直在照顾我，没法睡觉。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黄羊肉了，剩余的肉全给了牧民。这就是我打黄羊的“后果”。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那年冬天。

大概是来年1月份的一天，白天一直阴沉沉，风不太大，但比较寒冷，晚上牛羊按时回家，羊圈在圈里，牛群像平时一样卧在羊圈南面。夜里起了大风，也就是我们称呼的“白毛风”。

早上起来，蒙古包水桶里的水已经冻成了整坨，不像平时中间还有水，可见那天夜里有多冷。我到外面一看，羊圈前的牛群基本没了，只剩几头牛在那里瑟瑟发抖。我心里一沉，这下麻烦了，牛群跑到哪里去了，我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数。

吃过早饭，我抓了骆驼顺着风向朝东南跑去。跑了比平时远两倍的距离，跑到了当时的邻近五队（我所在的是二队）地界里，在一个有芨芨草的沙窝里找到了牛群。看到牛群我松了一口气，抽打着骆驼把牛群往回赶，边赶边仔细看，发现牛群总数不对，还少大概二十多头牛，主要是母牛。这时我已没办法，只好先把大部分牛赶回家。

回到浩特，我把牛群交给何淑兰替我看着。第二天，我去了队部，请队里帮我想办法出去找牛。我一人已没胆量出去找，因为不知道要走多远，哪里有人家也不清楚。大队派了苏和巴特（他是东北蒙族，会说蒙文，也会汉话）陪我去找牛。我告诉了他在五队找到大部分牛群的地点，他说就顺着这个方向朝东南走。我们两人骑着骆驼朝阿巴嘎旗所在地的东南方向跑去。

这次出去找牛是我到草原以后第一次自己出远门，而且目的地还不明确，出发后我的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我与苏和巴特不熟悉，刚走的第一天，一路上我俩的话不多，不时向沿途碰到的牧民询问有无不认识的牛群。

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了一个蒙古包里，我已记不得是到了哪里，只记得晚上吃饭时那家包里的女主人问苏和巴特，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和他一起出外，我记得苏回答说我是北京知青，现在找的牛群是我的牛群。那个牧民听了觉得很惊奇，她说从穿着和说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我是北京知青。这大概算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状况。

找牛的第二天也没有结果，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旗所在地的东南方向，晚上我们在一个大队的队部住了下来，当时各大队队部大都有汉人，所以这个晚上我们住在队部的房子里，吃的队部的饭。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去继续找，而且商量了如果那天也找不到牛群就不找了，因为认为牛群不应该走如此远，可能是我们的方向不对。

那天上午太阳已较高时我们正在一片平原上往旗所在地方向一看，远远的看到一个山坳侧面有一些黑点，像是牛。我们俩打着骆驼快速地向北面跑去，等离目标还有些距离时我已看出那是我丢失的牛，心里别提多高兴。我们赶着这二十多头牛往回走，第二天回到了浩特。

这次找牛回来后，我发现牛群里还是少了2~3头老母牛，但在当时我已尽力了，也只好接受事实。

牛群丢失是发生在年初，到了这年夏天，我们浩特搬到了大灶火的西侧平原上，大概已到了夏天6、7月，有一天早上天有点热，我正在挤牛奶，浩特南侧坡上我的牛群比平时早些正在向大灶火水边走去，大牛群过去后，我突然发现离牛群大概50米远的后面还有七、八头牛在慢慢地向水边移动，仔细一看，我丢失的那两头母牛在其中，还有一头我不认识的母牛，另外还有几头2岁的牛，是母牛头一年的牛犊子，以及当年出生的正在吃奶的小牛。

我高兴极了，没想到老母牛真能认家，走失了半年多居然自己找回来了，还带回别人的母牛。随后我把这几头母牛赶回了家，把小牛留在浩特里，这样就可以挤牛奶了。带回来的母牛非常漂亮，通身是浅灰蓝色，非常温顺，还是改良母牛，奶水非常多，真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

这也印证了牧民们说的老马、老牛都识途。据说这是因为水好，牛马都会记忆好的水源地，每个季节饮水会在不同的地方，到了这个季节都会找原来的水源地。

挤过牛奶后才让小牛犊去吃奶

夏天我骑马放牛是最美的事

冻伤

在草原插队7年时间里，还有一件大家都熟悉或不能忘记的经历就是冻伤。我有记忆的冻伤很有意思，全是在我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却被冻坏了。

到了草原后冬天真是天寒地冻，大家心里都明白要非常小心，一旦冻坏了很麻烦。所以平时出去放牧时，我都是脚上穿上给知青发的毡嘎达，这是一种牧民特有的冬天穿的类似皮靴子，只是比皮靴要难看得多，高矮与皮靴相同。它们完全用羊毛打出来的，全新时就像穿上了铁疙瘩一样很硬很硬，走路感觉脚打不了弯。一般要穿一个月后才开始可以软一些。

脚上除了穿北京带去的线袜子，还要穿上一双厚棉袜再蹬进毡嘎达里。上身穿毛衣，下面穿发的老羊皮白裤子，虽然很膻，但却非常保暖。外面穿羊皮蒙古袍，腰上系上腰带，这样风就刮不进里面了。我头上先戴上北京带去的厚毛线围脖，再戴上发的皮帽子。就这样全副武装在外放牧一天常常回家时全身还是冻透了的感觉。

有一冬天，我去大队部办事，中午到了队部，那天天气还好，是个晴天，到了队部边办事边与知青聊天玩耍，很快就到了下午三四点，那天我必须返回浩特，一看天有点晚了，我赶紧去抓我骑的骆驼。

走到外面一看，我的骆驼还不远，大概也就五六百米的距离，我就向它走去，我头上只围着北京带去的毛围脖。走的路上我就感觉到耳朵向针扎一样，我没在意。等我把骆驼牵回来，拴好骆驼一进屋，脱了围脖一摸耳朵发现已崩崩硬冻坏了，赶紧跑到室外抓把干净的雪使劲揉耳朵，直到耳朵被雪揉软了才敢再进屋。

还有一次是我放牛的冬天，也是大晴天，我去队部办事。我所住的地点在队部正南方，大概有个十里路，要翻过二座山，我们的浩特在山脚下。我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爬上山头，从山头上已经可以看到远远的队部的房子像小积木块一样趴在远处的平台地上。

我抽着骆驼快跑下山。到了队部，我把骆驼拴在柱子上就进了队部的食堂，当时到了队部知青都习惯性先去食堂暖和一下。结果，我刚进去，食堂做饭的老李头就马上轰我“出去，出去！”

我很奇怪，老李头这是怎么了？他对另一知青说：“快去弄盘雪来，马明脸冻了！”我这时拿手一摸脸，才发现两个脸蛋都硬崩崩的，又冻坏了。我赶紧用雪使劲揉，直到脸逐渐变软为止。

其实那天不是最冷的天，但是我一直迎风骑，还要翻过两个山头，所以脸才会冻。幸好用雪揉化了，过了一年脸上就没有疤痕了，否则不是要破相了。

我们的小马驹

在我放牛的第二个春天快结束时，记得那时我们的浩特在大灶火附近，接羔已接近结束，只是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二个小羊羔生下来，这时的草已经返青，母羊奶也比较充足，所以新生的羊羔不大需要照顾。每天除了正常的放羊和放牛外，其它生产活动还都没开始，人感觉也放松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上午我和何淑兰正好都在包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赶快来到包外一看，是队里的老马倌单德布，他还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套马杆，套马杆前头的套马绳里还套着一头小马驹，他让我接下小马驹，我搂住了小马驹的脖子，老马倌这才下了马。

这时何淑兰也来到包外，我们还都不明白老马倌要做什么。我把马驹拴住后，老马倌和我们都进了蒙古包，我们先给他倒了奶茶，他坐下边喝茶边开始讲小马驹的故事。

原来是他的马群与其它马群混合后，发现多出了2匹小马驹，他与其它马倌沟通后，别的马群也没发现丢了马驹，已快一天了也没找到母马，老马倌是个很负责的人，一辈子放马从没出过大错，对马有特殊的感情，如果他不管这两匹小马驹，它们就会饿死。

没办法，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他知道我放牛，可以多抓几头母牛挤牛奶，所以他把其中的一匹小马驹送到我们浩特，请我们来养，我和何淑兰没犹豫就留下了小马驹。另一匹小马驹被老马倌带回家让他老婆养去了。

我们的小马驹是匹小母马，很漂亮，通身是土红色，四个小蹄子上有一点儿深棕色的毛，鼻梁挺拔，眼睛很大，神采奕奕。来到我们手里时，小马驹刚刚出生不到2周，对人还没有反感。

我们马上就给它喂了牛奶，一开始它还不太会喝奶，大概是吸吮奶头习惯了，我和何淑兰把牛奶放到小盆里，不断地把奶盆举到小马驹的嘴边，一个人还抱住马驹的头让它嘴不断地触碰到牛奶，小马驹大概也饿了，没一会儿，小马驹就开始用舌头吸吮牛奶了，虽然有些笨拙，但慢慢的能喝到奶了。喝完奶后，我们怕小马驹跑掉，还用绳子把它拴在我们蒙古包边上。

小马驹就这样开始了与我和何淑兰的共同生活。没用二天时间小马驹就完全会喝奶了，我们按着小牛犊喂养的办法，每天喂奶两次，早晚各一次。一开始每次用小盆喂，还不加水，是纯牛奶，给半盆就够。小马驹长得很快，每过一周奶量就要加大，同时在奶里还要加水，一开始加三分之一的水，等过了一个月，已经加三分之一水都不够小马驹喝了，盆也换成大脸盆，一半奶一半水，每天还是两次。

小马驹被拴了二、三天，我们就不拴它了，让它自由活动，我们发现小马驹并不远离蒙古包，总能在我们的视线以内，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小马驹慢慢地已不需要我们看着了，早上等我们挤完牛奶后，小马驹往往已自己跑到我们包门口等着要喝奶。

我们在包里整理牛奶时，小马驹有时等不及了，两条前腿进到包里，急不可耐地要喝奶，我和何淑兰赶紧上前把它轰出去，把门挡住，赶快准备好喂它的奶。

晚上喂奶前如果小马驹还没回来，我们就会大声打嘟噜“德勒德勒德勒”，一听这个声音小马驹马上会飞奔回来，很是可爱。我们浩特当时有两个蒙古包，小马驹却从不去另一个包要奶喝。

慢慢地小马驹长大了，虽然我们没给它起名字，但它还是认识我们俩，只要我俩在它身旁，无论在马头还是尾部，它都会很温顺，任由我俩抚摸它，耳朵一动不动（马的耳朵向后背表示它不高兴）。

到了夏天天热以后，中午最热时，为了躲避正午的酷热和酷热下的苍蝇，小马驹会把头部和脖子伸进我们包里，等下午凉快一点儿才离开去吃草。在这时如有人要进蒙古包，小马驹会表现出不高兴，耳朵向后背，腿也不停地动，我俩只好起身抓住它，好让人进来。

在养小马驹期间，不知从何时开始，小马驹愿意紧随何淑兰当兽医用的一匹马，这是何淑兰个人的骑马，也是土红色，鼻梁上有一白点，这匹马的身材很好，马也温顺。为此，那年夏天何淑兰几乎没换马，为了让小马驹有个伴儿。

何淑兰要出远门时，我要事先把小马驹拴好才行。每天早上要喂奶时，只要我俩“德勒德勒德勒”的一叫，不管多远，小马驹都会风驰电掣地跑回来，看着它飞奔回来心里真是高兴。

这年夏天我俩除了喝奶茶以外，没有做任何奶制品，所有挤出来的牛奶全部喂给小马驹喝了。虽然如此，但我俩心里很高兴能养活养好小马驹。我俩的小马驹从体型和毛色上都不比马群里的同龄马驹差，这是看过小马驹的牧民的评价。

慢慢到了深秋，这时牛奶已挤不出多少，小马驹整天都在蒙古包远处吃草，我们还是把牛奶多兑些水来喂给它喝。

有一天，老马倌来到我们包说天已很凉了，牛奶也不多了，小马驹可以送回马群了，他打算把我俩养的马驹和他家的马驹一起放回马群。我俩同意了，何淑兰把她的骑马也放回马群给小马驹作伴。

后来，我在马群喝水时去看过小马驹，我一打嘟噜，小马驹还从马群中出来看着我。后来听老马倌说，在那个冬季草场快没时，大马群走场前，他把这两匹小马驹都牵回他自己家的冬营盘（当时他家冬营盘已盖了房子），补充一些草料和粮食，最后我俩的小马驹活了，他家的小马驹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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