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家史丨沈宁:我家通敌二十年,还是奉了周恩来密令

新三届 2021-04-2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虚构与未来 Author 沈乔生


作者简历



沈宁,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77级毕业,1983年赴美留学,获衣阿华大学硕士、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大学助教、中学老师、小学校长等。业余写作,著述甚丰,出版书籍17部。陶希圣外孙,沈钧儒堂侄。

 

原题

我家通敌二十年




作者:沈宁



我家的通敌活动,主要是人在北京而跟台湾和美国通信,历时二十多年。我想80后或90后,甚至70后的人,都不会理解,跟台湾和美国通个信,怎么就算是通敌了。现在国内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能找出个把海外关系,时不时跟境外人士通通信,打打电话,发发微信,根本不算什么事。

可是年轻人不知道,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之后三十余年,中国大陆是绝对封闭的,国境完全封锁,天上地下,邮政电话,任何跟境外的联系,都被当作通敌。

我家的经历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值得说上一说。
 
我家之所以有通敌活动,先要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涟说起。我家跟陈涟有许多关系,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跟陈布雷先生同为蒋介石文胆,是朋友和同事。我的父亲跟陈涟在浙江高中同学,后来曾恋爱一段时间。我的母亲跟陈涟在西南联大同学,转到重庆中央大学还是同学,一直是闺蜜。国共内战期间,陈涟在南京坐牢,又获释放,北上山东中共解放区,经过上海时住在母亲家。

1957年陈涟丈夫袁永熙被打成“右派”,陈涟离婚后南下。“文革”期间,我串联到上海,母亲嘱咐到华东局查看陈涟下落,才知她自杀了。陈涟为参加革命,抛弃父亲,割舍家庭,动用陈布雷车子,突破军警戒备,出生入死,给中共送情报,中共建政之后真不该如此地亏待她。    
 
1956年陈涟夫妇尚未遭受迫害,她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提出“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的口号。她讲话之后,周恩来总理头一个站起鼓掌,于是受到中央高度关注,其讲话全文刊在《人民日报》上: 

我想以自己的经验,对于知识青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敌对阵营里的儿女们的进步问题,说一些意见。也许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

    

十几年前,我也是一个怀抱着热情和苦闷的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途径,我找到了共产党。党把我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会解放的前途,我的苦闷消失了。我听党的话,工作着,学习着,前进着,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十几年来,由于党的教育,我获得了一定的进步,我现在是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着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的副部长。

    

从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正是因为党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依据的,因此,它对于一切有爱国热情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都是欢迎和爱护的。可是我听说,目前还有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烦恼,说什么恨只恨阎王爷把我投错了胎,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说在解放以前,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和反动家庭的青年还比较不容易认清党的话,那么在今天,党就像太阳一样,普照着大地,抚育着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之地,但是,我们完全能够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们选对了方向,而且肯于努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都是有宽广的道路和远大的前途的。


读到报纸上刊出的相关报道,母亲联想自己,曾想找陈涟倾诉愿望,但是没敢。父亲告诉过她,我们没有举家北上之前,父亲先调北京,外文出版社为表示重视知识分子,给父亲发了一张票,十月一日到天安门看游行。父亲在观礼台意外碰到初恋情人,陈涟先一惊喜,随即转变态度。两人寒喧几句,估计因为政治立场的考虑,陈涟表示十分冷淡。

母亲听了这段故事,知道自己无法见到陈涟,便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周恩来跟我外祖父的渊源很深,可以说从1924年就开始了,当时外祖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跟恽代英、沈雁冰一起从事共产党活动,直接由周恩来领导。后来几十年,两人分道扬镳,有时笔战,有时说笑,仍旧是朋友加敌人。

母亲的信发出后,过了一阵子,忽然一天,大门口慢慢踱进一个人,问沈苏儒、陶琴熏住在哪里。父亲正坐在廊下看报,赶紧站起,把来人迎进屋子,让我们叫他海澜伯伯。

海澜伯伯是个文人,非常儒雅。他站在房间中央,左右看看,出口道:小院芳菲入画图,窗明几净碧纱橱,闲来还读圣贤书。父亲一听,立刻服气,点头称赞。母亲让阿姨把我们兄妹三人带出屋子,再把两间屋子门窗都关紧,然后和父亲两人陪着海澜伯伯在里屋谈了半天,才送他走了。

之后,母亲把我和弟弟叫进里屋,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海澜伯伯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特派员,跟父亲母亲有事商量。他来家里的事情很要紧,也很机密,我们对谁都不能讲,老师校长同学,谁都不可以告诉。

过了几年,我长大些,母亲才详细告诉我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海澜伯伯首次来访,告诉父亲母亲,母亲写的信,呈到周总理手上,周总理看了,认为母亲信中所说有道理,认为对外祖父的统战工作可以做。所以周总理任命海澜伯伯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协助母亲建立跟外祖父及海外家人的通信联系。

父亲母亲同海澜伯伯商量的结果,是通过香港,转信到台湾去。母亲原以为大舅还在香港办印刷厂,海澜伯伯通过香港地下党了解,大舅早已搬到台湾去了。母亲又想出一个可靠的关系余启恩先生,母亲一家跟余启恩夫妇有很久远的关系,在重庆还曾经是邻居。母亲认为,如果她把信寄到香港,请余启恩先生转寄台湾,应该没有问题,台湾回信也可以用同样的走法,寄回北京。

海澜伯伯告诉父亲母亲,台湾当局缉查匪谍很严厉,从香港寄信到台湾,也会受到检查。为安全起见,香港寄去台湾的信,最好不直接寄给外祖父,免得给外祖父招惹麻烦。母亲便想到,在台湾可以请阮继光代收。母亲的远房表兄阮继光,跟随外祖父作文书,是国民党普通职员,只身一人跟着外祖父去了台湾,他的太太留在湖北。有信从香港转到台湾,寄给他,应该不会引起怀疑。

海澜伯伯认为这办法可行,他会通过香港台湾两地的地下党,得到余启恩和阮继光的通信地址。写信程序是,母亲先起草信稿,交总理办公室审查,通过之后抄写清楚,然后寄出。

当时北京全城,只有前门邮局一个地方可以投邮寄往海外的信件。实际上,所有到前门局投寄海外的信件,也都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之后才寄出,没有批准的信件就扣留。这样的作业,对外并不宣告,但中国人自己心里都十分清楚。

海外寄往国内的信件,也同样处理。到了中国邮局之后,首先送公安部或统战部检查,获准的信件就递送给国内收件人,不被批准便扣留。通过检查国际信件,公安部和统战部也收集到国内人的海外关系,决定是否可利用,开展统战或谍报工作,以及如何对这些海外关系实行监控。    

海澜伯伯说,他会去邮政总局备案,母亲寄往海外的信,因为已经总理办公室批准,所以不再需要经海关或公安的检查,可以直接寄出。而海外寄给母亲的信,也不转送公安部或统战部,而是直接上交总理办公室,然后由总理办公室转交母亲。母亲收到海外来信后,自己抄一份留底,正本交还总理办公室存档。对于总理办公室而言,母亲的海外通信是一项政治工作,并非私人通信。

一切都安排好了,海澜伯伯告诉父亲和母亲,周总理特意嘱咐,这件工作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就是说,母亲只与海澜伯伯一人联系,接受海澜伯伯一人领导,不可以让第二个人知道内情。母亲要找海澜伯伯,可以写信亲自交到中南海西门,请大门警卫们转送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如果有事情要找母亲谈话,海澜伯伯便亲自到家里来。海澜伯伯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在通敌,所以必须保密。    

从此之后,海澜伯伯经常来,有时是晚上,有时是礼拜天。每次来之前,都是先给母亲办公室打过电话,让父亲母亲在家等他。海澜伯伯总是笑呵呵地走进院子来,好像普通熟人一样,然后跟父亲母亲关起门来,在里屋谈半天话之后才走。父亲母亲从来没有参加过革命,对于海澜伯伯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以及从事通敌活动的从容和细密,非常佩服。

 我头一次陪母亲去前门邮局,是帮助母亲给外祖父寄生日礼物。母亲买了几件景泰蓝瓷器,邮寄需要用木盒。邮局寄包裹先要检查,然后当面钉封,母亲不会钉木箱,所以要我跟去。

因为是设置为国际邮政,而当时北京城里普通百姓没几个人使用国际邮政,想跟海外通信也没那份胆量,所以前门邮局面积很大,却完全空旷。地面干净得可以照见人影,好像从来没有人在上面走过。我和母亲是唯一的顾客,穿过厅堂,听着自己脚步的回声,心里很害怕,觉得身后一直跟着人。柜台很高,玻璃窗洞很小,从外面几乎看不见里面的店员,我想那些店员一定都是海关的公安。母亲经常来,熟悉业务,而店里也列着母亲的名字,双方都无需多废话,手续办得很顺利。

就这样,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最森严的时期,由周恩来亲自安排,连续多年,母亲经常写信给在台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同时,她也经常收到香港转到北京的来信,有的是阮继光写来的,有的是在美国的舅舅们写来的。

母亲知道,外祖父身为台湾国民党高层,亲笔写信给人在大陆的女儿,恐怕还是有许多危险和顾虑。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许可,阮继光和舅舅们,绝对不敢擅自给母亲写信来。而从这些来信中,母亲了解到海外亲人们的种种情况,知道她的信确实交到了外祖父的手里。

有一次母亲收到外祖母亲笔写来的回信,还有一次母亲在回信上看到外祖父亲笔署的几个字。因为海外有回信,对总理办公室来说,母亲的这项工作,就算是有成绩,获得肯定和保护。

从1956年开始,中间1966年和1967年中断过两年,然后1968年又恢复。即使母亲戴右派帽子的1957到1959两年,或是1968年后最残酷的文革几年,我家的通敌活动仍旧一直继续着。母亲为了保持跟海外亲人的联络,为了表达自己的亲情,确实非常英勇,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到1976年终于晴朗的秋天之后,海外关系的高压渐渐减轻,母亲的活动才在组织上公开,并获肯定,北京市政协委任母亲作市政协文史专员。1978年母亲逝世后,骨灰被安排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了让母亲跟海外通信时,多一点经历说给台湾的家人,总理办公室经常给我家送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北京,几乎所有社会活动,都严格控制,普通百姓无缘参与。从孔老夫子一套君臣父子开始,中国人历来讲究社会等级,穿个衣服,吃个饭,坐个车,见个人,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些限制人参加的社会活动,当然更不例外。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每年五一游园会和十一焰火晚会,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票从不公开出售,都是组织上发。

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之后,由于国际部编译处领导的一力维护,没有被赶到外地去劳改。父亲写了小字报,连连只做了很多次深刻检讨,才算没有戴上帽子。母亲顶着右派帽子,还是能够继续通敌。    

1959年反右倾之后,海澜伯伯不再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彭德怀遭了秧。之后再到我家来接头的,换了一位王业松叔叔。他不是总理办公室的人,而是统战部的,也就是说,我家通敌这个工作,转由统战部领导了。

“文革”发生之后,母亲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会上,胡同里的人都知道了,附近学校红卫兵头一次来抄家,把母亲吓坏了。她并不心疼家里被捣坏被涂抹的字画文物,或者被抢劫一空的珠宝首饰,或者被撕毁被扯碎的西装旗袍。她担心得要命的,是怕红卫兵发现她保存的多年与海外通信的各种草稿和备份。幸运的是,红卫兵们虽然六亲不认,却也愚蠢无知,他们只晓得去翻封面上印字的东西,却把无字的黄封套丢到墙角,只踩几个脚印,不再理会。

红卫兵们走了之后,母亲马上收拾起那个大封套,叫了我陪同,柱着拐仗,一步步走去中南海。那天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正组织静坐示威,誓死揪出刘少奇,府右街坐满革命小将,交通断绝。《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红歌,在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播放,撕裂人的神经,震碎人的心灵。

我搀扶着母亲,在人缝隙中走过,心里十分恐惧。可是有惊无险,什么都没有发生。马路上革命派,胳臂套着红箍,头脑全部白痴。

到了地方,母亲绕过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头头,走到中南海西门口。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没有动,门里走出一个军官,迎接我们。母亲告诉那军官,她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经常来这里递送材料,每次都确实送到总理办公室,她很感谢。说完,母亲从我背的书包里取出大封套,双手递过去。那军官接过,看看封套上母亲写的收件人名,显然知道是谁,便向母亲保证,材料他一定会立刻交进去,让母亲放心。

母亲再次谢过那军官,我们就转身离开。那些红卫兵,看见母亲跟中南海里出来的人交谈,递送材料,也看到那军官对母亲点头微笑,猜不出母亲是何等身份。我们顺着马路往回走,坐在地上的红卫兵们都纷纷后退,给我们让路,眼睛里流露出莫名的羡慕。权力崇拜养育出这样一批畸形革命者,半面是穷凶极恶,半面是奴颜卑膝。

忽然一天,统战部给母亲送来一封信。里面是台湾《联合报》上一张讣告,我的外祖母万冰如于1975年9月2日在台北逝世。讣告是9月7日刊出,中央统战部看到,派通信员送来,已是9月18日。母亲看到,痛哭很久。

到了晚上,母亲决定给外祖父写信,命我次日一早送统战部,立等批示,当天往前门邮局发给美国的舅舅们转呈外祖父。母亲坐在灯下,费尽心血。她既要真诚表述自己的哀念,又要适合统战部的政治意图,免被打回重写浪费时间。最后母亲在信里这样写道﹕

 父亲大人:

今天突然获悉母亲大人已于九月二日下午二时三十分病逝台北,我和苏儒感到万分震惊和悲痛。母亲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痛苦的一生。她老人家几十年来勤俭持家,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姊弟抚养成人。在我童年的时候,她克服种种困难,使一家人摆脱贫病交迫的威胁。抗日战争时期,她携带一群子女,在日寇的刺刀和轰炸下逃难,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在您遭受危难的关键时刻,她老人家不止一次地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把您拯救出来。这些惊涛骇浪,将她这样一个旧式贤妻良母,锻炼得十分刚强勇敢,但却自然地毁坏了她的身体健康,四十岁以后就不断地忍受多种疾病的折磨。现在她老人家永远安息了,人间的痛苦不能再折磨她了。然而,她直到临终,还怀念故乡,可见二十几年来旅居异乡,她的心却一直是和故乡亲人们连在一起的。我是她唯一的亲生女儿,从小得到她老人家疼爱。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她老人家回故乡,同家婆,伯娘,四干,五舅,六舅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但是,这个愿望已经不能实现了。母亲已经跟随伯娘、四干,与世长辞了。甚至在她病中,我都未能伺奉她老人家几天,尽尽我的孝心。为此,我确实万分愧恨,只有祈望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宽恕我的这一最大不孝。


女  琴熏哀上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


母亲自1966年病倒,顽强挣扎了十二年,终于还是扛不过去。1978年,她的病情突然恶化。那时我家住东单,为就医方便,父亲找二伯伯沈钧儒的孙女沈瑜大夫介绍到北京医院。托天之幸,正那时候,海外关系突然摇身一变,从臭狗屎升成香饽饽,母亲又有了被利用的价值,于是她被安排进单间特护病房。中央和北京许多部门,又是电话又是派人,连番不断给北京医院施压,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抢救母亲的生命。

可是母亲没有熬过去,终于离开了她十分热爱却一直不被接受的祖国。她去世后第三天,我们接到五舅来信,说几个舅舅决定接母亲到美国治病,已经开始办理移民局手续。我把五舅的信,放在母亲的遗体上,一同火化,让母亲带着海外的深厚亲情升入天国,永不再与她挚爱终生的家人们分离。

母亲去世后,北京市政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香港《大公报》发讣告,舅舅们看到,不敢透露给台湾的外祖父。可外祖父一生主导文宣,人脉遍地,哪里瞒得过。白发人送黑发人,外祖父暗自哀伤,独坐灯下,手书一诗,名为《哭琴儿,念燕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琴熏儿病逝北平,近始获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中国大门敞开之后,海内外的联络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做地下工作,但我还想提一件小事。1982年春我大学毕业,申请美国留学,获得入学许可。可是申请护照遇到麻烦,跑了很多趟,始终不成功。最后父亲只好又去找马叔叔,转述海外舅舅们希望亲耳听我讲述母亲后半生经历和何以英年早逝,请求得到组织帮助,办理护照。于是我忽然之间就拿到护照,顺利出国,那大概是我家通敌二十年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延伸阅读

沈宁:生不逢时的钢琴家周守正


本号原刊公号获许可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家国春秋
张大青:外公的旧金山,
不再敞开金色的门

陈小春:姥姥王镜娥和外公章乃器

谢悦:跟着外公玩风趣

"标题党祖师爷"张友鸾晚年"斯文扫地"

陈小鹰:一生潇洒是外公
温大勇:老中医爷爷的“革命晚节”
萧蔚:祖爷爷滚雪球般的老商号
黄培:爷爷被日本宪兵队打死的真相
张晓岚:爷爷是民国时代都市"乡绅"
种地比打仗苦:爷爷的新疆兵团记忆
石坡:三寸小脚奶奶被刷上了大字报
何蜀:外婆是我家的顶梁柱
陈益民:致"国军"老兵五外公一封信
韩贤强:外婆不在外公无心恋战
蒋蓉:我的爷爷奶奶是地主
杨小兵:我的白蛇奶奶
邓天雄:穿越两个世纪的外婆
刘晓华:正黄旗出身的姥姥,
一生带过十几个儿孙
杭雪:姥姥生于忧患死于恐惧
王骥:姥姥的黑胶唱片影响三代人
邵学新:百年老照片,
走进先辈的岁月长河
周小六:一张幸存老照片,
一段快要失忆的岁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  上山当兵月  青工光阴  高考校园  浪漫  菁英职业  学术  家国……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1976365155@qq.com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