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 | 邵学新：​百年老照片，走进先辈的岁月长河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邵学新，祖籍广东四会，出生于湖北武汉。1965年武汉二中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先后在武汉13中、19中、武汉外国语学校、武汉教育学院及江汉大学任教。2008年退休。

原题

走进先人父辈

淌过的历史长河

作者：邵学新

01

1993年广州的堂大伯邵明耀寄来一张翻拍的邵氏家族的老照片。他告诉我照片前排最右边的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即是我父亲邵明礼，后排右边第一人即是我祖父邵昌南，他旁边即是伯祖父邵昌龄。

其实这张照片我小时候在家里也曾看到过，也曾听父亲和祖母谈到上面的人。只是照片后来被抄家抄走了。

父亲是1918年6月生人，从照片上看衣着都是冬装，所以应是摄于1918年年底。照片正中那位老太爷是父亲的叔公邵晏卿，后排左边两位是他的儿子邵昌贤、邵昌怡。前排左起第二人是寄照片的明耀大伯。

这张老照片摄于102年前的上海。

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102年前那个襁褓中的小孩，在他以后的岁月里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在他第一次照相的102年后，会为这个家族，为老爸的曲折一生写下一些文字。

祖父和他的儿女们，摄于1946 年中元节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广东省四会县贫瘠的乡下，生活着邵晏卿兄弟俩和他们的父母。

哥哥（我的曾祖父，可惜名字已佚）做过漂洋过海的轮船水手，做过劳累辛苦、收入微薄的打银匠，并且由于长期与银金属打交道，所以银中毒很深，四十多岁就离开人世。

弟弟邵晏卿不愿走哥哥的老路，到广州“十三行”之一的怡和洋行从跑腿小厮做起，由于他脑筋灵光，察言观色，手脚勤快，所以深得洋行的买办喜欢、赏识，于是一步一个脚印，职位慢慢擢升上来。

后来他又随买办调到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去世后，他顺理成章地接了班。

从粤西北大山的穷乡僻壤走向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出身一穷二白的“草根”，邵晏卿深知：竹杖芒鞋，沿路艰辛；商海诡谲，前途莫测。上阵还须父子兵，打虎总得亲兄弟。他要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眼前四个子侄，昌贤喜悬壶济世之术；昌颐、昌南虽聪慧可人，但犬马声色、流连风月，不可承重任。昌龄长袖善舞成熟稳重，是块做生意的材料，惟有他日后可继承自己的衣钵。

老爷子同时把昌颐和昌南打发到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去站柜台当营业员。煞煞他俩的玩性，历练他俩的人生。

邵晏卿于1921年去世。此时邵昌龄还是怡和的一般职员，提升到买办资历尚不够。怡和的另一位买办陈仙洲就把他提拔成自己的助理（当时称“管家”或“副买办”）。

看到几年来邵氏家族人丁兴旺，邵昌龄买下闸北一块地皮，聘请营造厂建造了一个新弄堂，取名“昌明里”。既可以让邵氏各房居有其屋，多余的还可以出租，以房养房。

从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在血与火中艰难前行。少年丧父的昌龄、昌南兄弟俩跟随叔父邵晏卿从大山走出来到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最前沿上海。经过两代人的奋斗，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园和归宿。

在强邻的卧榻之旁，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梦想总是不得长久。邵氏家族搬进昌明里没几年，1932年1月28日 “一. 二八”事件爆发。这是1931年东北“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的又一战端。我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日军迎头痛击。日军对闸北、江湾等地区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昌明里也毁于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

家园没有了，上海成了昌龄的伤心地，正好洋行要调他到到汉口分行。他索性和弟弟昌南带着两家的眷属离开了上海。昌贤、昌怡兄弟俩及其眷属除了少数留在上海，其余也都回到广州。

六十二年后的1994年，邵昌南的长重孙女邵佳来到上海读书，然后工作，成家，（见拙文《我家有女初长成》）。父亲告诉她，这儿曾是她的曾祖父告别贫穷走向富裕的人生第一驿站，也曾是她的祖父呱呱坠地睁眼看世界的诞生之地。

02

汉口，长江中游汉水注入之口。明清以降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为中国的四大名镇。它地处“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

怡和洋行的老板看中了这里优质廉价的农产品土特产：大米、棉花、禽蛋、茶叶、桐油、猪鬃 … 再加上汉口直达上海的水路交通十分便捷。所以长江中下游的上海和汉口，是英商怡和洋行的两个重要据点。

邵昌龄来到汉口后，犹如凤凰涅槃，从上海“一 . 二八”毁家之殇走出来。他的生意重现生机。后来听父亲回忆到：“那几年他忙得每个月都要数次出差去上海，只要听到他那洋泾浜英语‘go shanghai, go shanghai. ’就知道昌龄伯父又要去上海了。”

在哥哥的关照下，邵昌南在怡和也谋得一份“库管”的工作，即怡和洋行在汉口码头的仓库管理人。这份职业在洋行中的地位不高，但是求他的人不少。当时千帆攒聚，万货进出如织的汉口沿江码头，仓库可是炙手难得的卖方市场。

邵昌龄的独子邵明德大学毕业，接着其大婚日子也来到，真是一事顺百事顺。“汉口真是我邵昌龄的福地！”他于是想。

但是，正所谓乐极生悲，泰极否来。1936年冬，邵昌龄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击倒，由于当时消炎的特效药盘林西林（青霉素）还没有问世，他不幸没治去世。

邵明德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记得上世纪50年代，明德大伯每次来信都不忘宣扬耶稣的伟大上帝的仁慈，要我们赶快皈依耶和华的膝下。当然后来“三年困难”时，他也没忘不时寄两听熟猪油罐头来。此是后话。

在他们眼里，不到五年内，上海的家园被战争毁灭，年富力强的父亲又急病而亡。这不是魔鬼撒旦有意和他们过不去吗？于是他们决定远走他乡、移居香港，去寻找他们心中的伊甸园。

03

兄长昌龄在世时，昌南还可以背靠大树。现在他成为自己一大家子人的大树了。

从少年失牯到战争蹂躏、从武汉沦陷饱尝“亡国奴”的滋味到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再到后来的无休无止的运动……他经历得太多太多。

他也许是武汉最早的“被拆迁户”。1960年他在汉口兰陵路的私房—一栋二层独居的楼房被限时拆除，他急火攻心加上旧病复发，殁于该房拆除前夕，除了在附近兰陵村安排庶祖母一家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而没任何补偿。我的义生舅舅后来说：“那房子光拆下来的砖都值两万块钱。”

祖父邵昌南和祖母曾燕琼是姨表兄妹。

我的祖母

祖母的父亲年轻时被“卖猪仔”去了南洋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后来辛苦劳动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改行做小生意。

过去飘零海外的广东人称故乡为“唐山”。他们赚了钱要“讨老婆”成家，就回唐山讨“唐山妹”。生了闺女，则要千方百计地让她嫁回唐山。

祖母17岁嫁给在上海的表哥邵昌南。

作为后辈，替那时的祖母想想就心酸，此一别嫁人，海天茫茫、云路迢迢。再也不能在爸妈面前撒娇了，再也不能和兄弟姐妹嘻闹了。

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娘家人和祖母每年常有一、两封家信往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次给祖母念来信和写回信的任务落在我身上。

很奇怪，看到这些印尼来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和我们中国一模一样的革命语言。我后来猜测，祖母娘家人大概都是印尼共产党的基本盘或拥戴者。

1965年印尼右派军人“9.30政变”后，再也没收到他们的来信了。甚至直到20年后中国印尼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也音讯全无。估计祖母娘家人都死于印尼“9.30政变”对华人的大屠杀中。

祖父与我

04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知父莫若子。

父亲跌宕起伏的人生可以用12个字总结：聪明过人，落拓不羁，不作不死。

父亲是一个“理工男”。记得我们小时候母亲常常说：“你们姊妹几个，没有一个人的数理化学得比你们爸爸好。”

其实据父亲回忆，他读小学时数学并不好。后来在武昌文华中学读初一时，因数学期末考试不及格还差点留级。正是这个原因，那个暑假他买了本《范氏大代数》读本，把上面的题目“刷”了一个遍。从此他的数学成绩在老师面前象换了一个人。

几十年后，我读初二时正值“三年困难”，师生劳逸结合，其结果是学生“不劳不获”。我的平面几何完全没学好。父亲从家里的书柜里找了一本三十年代的读本《三S平面几何》对我说：“把书上的题目从例题到习题一个不漏地给我做完就行了。”果然，效果奇佳。

1938年武汉沦陷，父亲随武汉“联中”（按：由武昌的两所教会中学，文华男中和希理达女中组成的联合中学）流亡到昆明。第二年他凭扎实的数理化基础考取了“西南联大”的航空工程系。

在“联中”的同学中，他的英文程度也是相当好。母亲后来跟我说：“你爸爸在联大学习英文是分在B组，我们武汉去的同学一般都在G、H组。”这个B组到底是什么水平她也语焉不详。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两个月前看到互联网上云南师范大学龙美光老师转发的一个《我的联大老师与同学们》的帖子，才知当年西南联大的英语课不是按不同的系编班，而是将各系学生打散，按不同程度“编组”上课。其中A组是英语系的顶尖学生，B组次之，但理工科英语最好的学生可以进B组。然后C组、D组… 如此类推。

在西南联大读理工科，要有坐冷板凳的决心和功夫。听母亲曾说，有些毕了业的理工科学生为了考“庚款”留学美国，到附近农村租一间房，苦读一年、二年、三年…直到考取为止。

父亲的性情恰恰与这种读书的氛围格格不入。据他说，一天到晚削铅笔学写正楷阿拉伯数字太没意思了。于是他就干出了他的人生第一“作”（这一“作”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

父亲读了两年航空工程，就转系到政治系。还与同学得意地说：“我也去玩玩政治。”他也不想想，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年代，你没有政治背影或裙带关系，玩得起吗？

果然1943年，父亲大学毕业，等着他的就是失业。从那年到1949年从来没有干过与“政治”有关的行当，他当过美国陈纳德“飞虎队”的翻译；干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员；和连襟毛时贵姨父跑过“单帮”；做过香港粤汉长贸易运输公司的会计……

我的父亲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父亲和母亲的两个弟弟宝生、义生舅正在香港。他谢绝了明德大伯的挽留，还力劝两位舅舅和他一起回武汉。因为当时的父亲和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到新中国的希望。

多年后的1974年，父亲去世后，义生舅还对母亲埋怨说，明礼哥如果当年不从香港回来也不劝我回来，他不会死得这么早，我也不会混得这么“栽”（“倒霉”之意）。

父亲回到武汉后在宝生舅开的“大业营造厂”担任工程预算工作。

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经济逐步恢复。舅舅的营造厂的业务也蒸蒸而上。父亲的工作稳定，再也没有失业之虞了。

05

父亲的第二次“作”，则把自己送到人生的“深渊”。

解放初期，有一个要旧社会过来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写“自传”的事情。也就是要这些人把在旧社会按年甚至精确到月的经历写下来交上去。象父亲这样在民营企业供职的人是由派出所的户籍管此事。

也许是对新社会这一套做法很不以为然，也许是自认为在旧社会一没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二不是什么旧政府的警、宪、特人员、三与土匪、恶霸、清洪帮毫无关系。所以父亲哪里把它当回事？把“自传”这事一拖再拖。

管这事的陈户籍可不这样看，在他管辖的楚善里只有邵明礼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就是不把人民政府放在眼里，其心有鬼，其心必异。

于是除了安排一位曾经当过旧时代“甲长”的邻居当“眼线”日夜记录父亲的出入行踪，还经常三更半夜上门找父亲。有一次陈户籍又是半夜如常来敲门，父亲这次再也忍不住了，“作”劲发作，跑到三楼平台伸出头故意喊道：“陈户籍，你不要敲门了，明天把自传送来。”是夜，夜深人静各家各户尚未入睡的人们都听得清清白白。搞得陈户籍好不尴尬记恨于心。

俗话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

在1951年的那次运动中，久未登门的陈户籍一天晚上又找上门。不过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几个背着长枪的大兵跟随其后。

父亲被带走了，二楼我们睡觉的两间房也被封条封了。第二天，母亲和娥孃去派出所问，回答说他们也不知去向。

听邻居说外面马路到处贴有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布告。母亲和娥孃两人心情煎熬惶恐地沿街去寻看那些墙头纸，她们是多么期望在上面没有亲人的名字而又不得不一张一张去“索骥”。

人被抓走家也被抄，却找不到任何“反革命罪证”。过了半年派出所来人把封条撕掉，我们娘仨又从楼下祖母房搬回楼上。母亲后来趁政府“司法改革”（实际上是纠正“镇反”中的“偏差”）之机给中南行政区、湖北省和武汉市行政当局写了三封申诉信。

半年后，允许父亲和我们通讯，父亲从新疆来的第一封信。说被抓后的第二天就被装上闷罐车不知走了几天几夜又转汽车，发配到了新疆农六师劳改农场。

由于一下子湧进来那么多劳改犯人，农场哪来房子。农场当局决定做房子，当他们得知父亲在营造厂干过。马上叫他再挑两个助手主持设计造房。所以父亲在那里实际体力劳动没干过多少。

1953年父亲从新疆回到武汉。但是回来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舅舅的大业营造厂因为某种原因被收归国有，父亲没了工作。全家六口人靠母亲59元的工资。那时武汉市无收入的家庭，政府救济是每人每月8元（即现在的低保）。所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已经和“低保”仅仅“一步之遥”了。

生活水平低到什么程度？记得那时父亲抽烟总是打发我去烟摊买散烟。四弟出生后，母亲没有奶水，既没钱訂牛奶又买不起整听的奶粉，只得买一些便宜杂牌奶粉。结果四弟吃得消化不良，瘦得皮包骨。快到3岁才学会走路。

父亲偶尔在中学代点课。晚上还要在街道居委会义务“扫盲”。

有朋友来告诉父亲，洪山区有一所小学急需一位数学老师。祖父劝他答应算了毕竟是正式工作。可是父亲一口拒绝：“堂堂西南联大毕业的，去教小学？”

后来父亲到华中工学院找到联大的一位在基础课部任副教授的同学，该同学对他说：“你来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职称待遇不太好办，聘你助教太委屈你了，聘你讲师又不太服众，这里好多助教教了多年还没评上讲师哩。”

父亲苦笑一声说：“当助教和你相差两个数量级。算了，不难为你了。”

低不就，高不成。说到底还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问题。

哪年哪月，才能够找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工作啊？一家6口人不能总靠母亲的59元钱过生活吧。

1956年，国家的政治空气有变化，在“向科学进军”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成立了招聘委员会，要求各地通过考试，招聘一批社会上失业的知识分子充实中等教育的教师队伍。

父亲马上去报了名，虽然中途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见拙文《父母亲的西南联大同学二三事》）。接着就是考试，父亲报的是数学科。考完了试后他对母亲说，从小学的算术一直考到大学的微积分。

发榜了，父亲的数学考了武汉市第一名。经过政审，他被正式聘为武汉城市建设学校教师。

武汉城市建设学校是一所新建于武昌马房山的中专学校，隶属于湖北省轻工业厅。其校长姓朱是该厅朱厅长的侄子，叔侄俩都是老红军出身。他们对父亲的到来非常重视，父亲当然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

当了几年“家庭煮夫”和“奶爸”的父亲早已在家里呆够了。他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学校要了一间住房，平时以校为家（这是任何领导最欢迎的），周末才回家。

然后是上课，基础课除了数学，他还教物理。专业课差老师，他又兼普通力学、材料力学的课。还客串英语课。朱校长高兴地说：“老邵到底是西南联大出来的，支撑了我们‘建校’的半壁江山。”

不久，父亲被选为校务委员会的委员，甚至还邀请他作为党外人士身份听党课。

当初父亲他们受聘，按规矩是试用期三个月，工资52元/月。三个月后传正、评级。因为这个学校是新建的。所以教师评级采取“自报公议”。

在所有的教师中，父亲在学历、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各个方面无疑是马首是瞻。所以大家都看着他报几级。

父亲报了中专6级（96元/月）。

后来几个同事都报怨说：“老邵，你报低了。你要报高点，我们就可‘船高水涨’啊。”父亲却说，他去新疆之前，在舅辫子（武汉俗语，内弟之意）的营造厂就是这个工资。他不过是把那里的终点作为这里的起点罢了。

1957年“反右”运动后，很多父亲的老同学老朋友都对父亲没有成为“右派”而感到惊奇，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父亲从来就是一个思想活跃，“怪话”连篇的人。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1956-1957年这两年之间是父亲工作、生活最开心的日子。他对朱校长朱厅长的知遇之恩有说不尽的报答之情。

后来他对祖父说，幸亏当年没听你的话，心不甘情不愿地去那个洪山区小学，否则说不定1957年还真会成为“右派”。

全家福，摄于1958 年

1959年建国十周年。中央在北京召开表彰各行各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群英会”。轻工业部也在哈尔滨召开本系统的“群英会”。父亲作为教师代表成为湖北省轻工业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会议开完后，各代表团返回途中经过北京，轻工业部又邀请他们留下观看国庆焰火晚会。

“三年困难时期”湖北省对全省两万五千名高级知识分子有一个营养补贴，父亲有幸成为他们学校唯一的2.5万分之一，其实所谓“营养补贴”也就是每月2-3斤黄豆。

07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社会的主旋律。

在这个主旋律下，武汉市城市建设学校要与轻工业系统外的一个中专合并，这是为“建校”创办、成长而呕心沥血的朱氏叔侄非常不乐意见到的，但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尽管如此，朱厅长还是想等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起炉灶恢复“建校”。为此他作了一个决策留下邵明礼等7位业务骨干调到所属的汉阳造纸厂作为“种子”储备起来。

汉阳造纸厂是轻工业部所属的重点造纸厂，它的主要产品是印制“毛选”和各类词典的纸张。

父亲他们几位老师到这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是父亲，只能成为“万金油”。基建科工程上的问题咨询他、财务科年终做账差人要他来顶班、厂子弟中学英语老师生仔请产假，他又去代课教英语。

1964年，汉阳造纸厂作为试点的“四清”运动开始了。运动的矛头直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在汉阳造纸厂，前者有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轻工业部副部长、后贬为汉阳造纸厂副厂长的孔凡。后者有像父亲这样的从旧社会过来的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15年前的“镇反”，是父亲“自作自受”的“劫难”。那么这一次的“四清”则他是“在劫难逃”。 

“四清运动”除了对他的历史问题进行再一次升级版的“过滤”，还对他的所谓现行“反动言论”进行大会小会上纲上线的批判。

父亲从来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哪怕是当年的“镇反”。“镇反”就像快刀斩乱麻，他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就被卷到新疆，在那里没有什么批判，就是苦役式的劳动。而父亲的一技之长又使他躲过“苦役”这一劫。

父亲有一段时候与工会的一位苏姓同事搭档负责工人的业余教育。苏同事胖胖墩墩，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两人一来二往渐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苏同事向父亲透露了一桩“心事”，他已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热心快肠的父亲带他夫妻俩去汉口协和医院找到堂弟邵明忠，明忠叔带他俩去生殖科室，经检查是男方的问题。医嘱：做人工授精，一年后，苏同事的一个大胖小子诞生了，虽然父子俩没有一点血缘关系。

“四清”伊始，父亲做梦也没有想到苏同事成为第一个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人。

对于这个以怨报德的无耻小人，父亲只能是打断的牙根往肚子里吞。

在“四清”中，父亲受到的精神摧残无以言表，有一次他对母亲说，实在受不了了，真不想活下去。母亲只得安慰他说：你白天死是白死的，黑夜死是嚇（“吓”之意）死的。难道比1951年的“运动”还难？

进入“文革”，对父亲这样的“牛鬼蛇神”从“文斗”升级到“武斗”。特别是在厂里两派造反派争权夺利时，父亲又成了斗争的牺牲品。

1968年，父亲因肺气肿病休在家。突然几个厂里的人来到，说是要他去厂里有点事。

两天后他鼻青脸肿回到家里，厂里的“新派”那几个人把他押到华中工学院，逼他签字画押承认是厂里“钢派”的“黑高参”。不签就打，打到签字为止。

父亲又被发配到切断车间劳动。这个车间是造纸厂的第一道工序的车间，它负责将造纸原料的芦苇切断切碎。它的特点是“两高一强”：高污染、高噪音、强体力劳动。这对身体羸弱且患有肺气肿的父亲无疑是雪上加霜。

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因父亲的问题没定案，受阻于“招工”回城。又增加了他的精神负担，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们。

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摧残，父亲生命的时钟进入倒计时。

1973年父亲“解放”了，还是维持原来的组织结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美军少校翻译官”“蓝衣社特务”以及“四清”揭发的“反动言论”等不实之词统统一风吹。他被分配到厂基建科，负责全厂房屋建设维修工作。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父亲被一场流感并发肺气肿击倒，幸亏及时找到协和医院明忠叔，住院治疗（“文革”时看病住院完全要靠关系）。经过50多天的治疗，总算检回一条命。出院时明忠叔对他说“你只要严防感冒，坚决把烟戒掉。再活20年没问题。”

要一个老烟枪戒烟，何其难也！戒了一个月，父亲实在受不了，他天真地想：“我不抽两毛五的差烟‘游泳’，抽五毛钱的好烟‘牡丹’。不会有事吧？”

世上哪有不吃人的老虎？

1974年父亲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明忠叔刚巧去枣阳县巡廻医疗去了，协和住不进去，又去市立二医院。也住不进去，只能在急诊室吊水、输氧。

急诊室低水平的医生、简陋的医疗设备、混乱的医疗秩序。致使父亲的病越来越危重，两天后值班医生看情况不对，马上开住院。可是在从门诊到住院病房的路上父亲已经不行了，死神终于撵上了他。

我在急诊室陪他的时候，他说不想死，他想看这个“文革”究竟如何收場。

但是父亲没有看到“文革”的最后结果。没有看到国家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

如果上天再给父亲哪怕是两年半的时间，让他能看到祖国大地换了人间的那一刻。可惜父亲没有这个福份。

爸妈与我

记起母亲跟我讲的关于父亲的一个小故事。

1946年父亲和母亲从昆明回武汉后，一次作客秀兰姨家。秀兰姨的婆婆是个满族人，很会看相算命。他俩告辞后，老太太对秀兰姨说，大姐夫是个聪明人，但是他的命苦。

邵学新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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