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作者：何蜀
我的外婆，我和妹妹们从小就称呼她婆婆，大概是父母觉得那个“外”字显得见外了，才教我们这样称呼的吧。外婆在我家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我家的顶梁柱。要没有她，真不知我们的家庭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我们几个孩子肯定会多受不少苦，父母也得多操不少心就是了。外婆叫蔡树华，因重庆话（以及大部分川语）平、翘舌不分，树、素同音，后来常被写作蔡素华。外婆1908年生于四川自贡，她始终按早先的地名说是“自流井”，而且说话是用自贡人特有的卷舌音。她十六岁出嫁，丈夫姓龚，比她大十几岁，是个退伍军人，据说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朱德的校友，当过连长，因在军阀混战中被炮火震聋了耳朵，被人叫作“龚连长”或“龚聋子”。亲事订好了，还没举行婚礼时，他的父亲（一口盐井的掌柜）病重，要求见见还没过门的媳妇，就临时雇了一乘小轿把我外婆抬去，但她赶去后，盐井掌柜已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一种习俗——“孝堂成亲”，为告慰逝者，就马上拜了天地。后来外婆对仓促成婚没有坐成花轿一直耿耿于怀。外婆那时很年轻，生我母亲时才十七岁。她曾说过，怀着我母亲的时候，她还在跟街上的小姐妹们一起踢毽玩儿呢。中国民间都讲究产妇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即要在家里坐在床上休养一个月，不能下地干活，不能沾冷水，不能做这做那，禁忌很多。而外婆说她生小孩后一两天就照常里里外外忙家务了。因那时医疗卫生条件太差，她生了四个孩子就夭折了两个，只剩下了我母亲（她的长女）和舅舅（她的幺儿）。我听四妹说，外婆跟她讲过，那时曾有人送来一个捡到的弃婴女孩，外婆也接下来了，但那个小女孩后来出麻疹没治好夭折了。外婆那时很苦，她曾给我讲过，有时月经来了，血顺着腿流到灶房地上，在脚下踩来踩去，照样要忙碌着烧火做饭。外婆对我们很少提起外公，想来外公对她的伤害很深。听我母亲说，外公只要发现外婆在街上与其他男人说了话，回来就要挨打。母亲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外公用长竹烟杆头暴打外婆头部的情形。外公从川军退伍后，没有个正经职业，他在盐井掌柜父亲去世后，大操大办了一阵丧事，把家也败了。外婆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叫蔡吉三，外婆称他“家公”，是个厨艺很好的厨师，给大户人家主厨，常从别人家里吃剩下的残汤剩菜中悄悄包些回来给外婆他们吃。后来外曾祖父受聘到合江县去当厨师了，外婆全家也跟着搬去了合江，因此我母亲的籍贯都写的是合江。在抗日战争中期，1940年8月，合江县城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外婆的家被毁了。她后来曾给我们多次讲过那惨痛的经历：她和两个儿女（我母亲和舅舅）先是躲在屋里桌子下面，当家里已经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起来后，邻居在外面看到了，惊叫着要他们快出来，她才赶紧叫两个儿女顶一床铺盖往外跑（以为顶着铺盖可以挡子弹），刚跑出去，外面就有人喊：“要不得，飞机上看得到红被面！”我母亲和舅舅赶忙把铺盖翻过来顶着跑，又有人喊：“白的看得更清楚……”吓得我母亲他们无所适从。外婆他们逃出去后，看到路边断壁残垣和树上到处挂着炸飞的血肉残肢，那恐怖的情景使她永远难忘。外公当时不在家，去帮别人救火抢东西去了。抢救中捡到一包银元，他一个不拿，全部归还给了失主。外公对外婆不好，但对外人却很讲义气。听外婆说，外公有一次也是为讲义气，与人打架，被打得伤很重，自己爬到一口尿缸旁去，喝了不少尿，按那时民间说法，喝尿可治跌打损伤……大约1942年前后，不愿再忍受家暴虐待的外婆，毅然离家出走，去到贵州帮佣。外婆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小县城的妇女能有这样的自立自强精神是很难得的。在她出走后两三年，外公就病故了，也有人说他是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自杀了。1948年我在重庆出生后，得到消息的外婆从贵州遵义来找我们了。她是从遵义步行用了半个月时间走到重庆来的，一点简单的换洗衣服，用一张花被单包捆成一个“棒棰包袱”斜挎在肩上，风里雨里，晓行夜宿——她是一双“解放脚”，就是小时候被缠过小脚，还没完全定形时，就赶上取消缠脚陋习的社会潮流，又放开了的那种，她后来给我看过，有几个脚趾头已经被缠断变形。真不知她迈着这样的一双脚，一个40岁的单身妇女，在那样的兵荒马乱年代里走那么远的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与应付社会的能耐。由此也可知那时许多地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从此，外婆就在重庆与我们朝夕相处。不久，她把已经年迈的外曾祖父（我们叫祖祖）接到了重庆。我们全家四世同堂，住在嘉陵江北岸的江北新城，是父亲买的一处单家独户的小院，若按现在的说法，算得上是一处小别墅了。外婆说我小时候常被祖祖背着出去玩，到江边或到城里较场口去看那些江湖艺人的表演，但我太小，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记得祖祖稀疏的头发在脑后扎了一根很短的小辫，感到很滑稽。祖祖的厨艺，因我那时太小，还不知品尝，只记得有一次他做的桂花包子好吃得很，是用我们江北小院屋后桂花树的花自己做的。不久，外婆的弟弟和弟媳（我叫舅公舅婆）也来投奔她这个能干的姐姐了，我父亲出钱在我家小院旁边土坡上给她弟弟一家修了一栋小屋。有一次我在小院里玩时，忽然听到舅公他们家那边的鸡在十分紧张地拼命叫个不停，外婆跑过去看了回来说，是黄鼠狼把舅公家的鸡叼走了一只。舅公很老实，没有什么技能，只有靠卖劳动力谋生，每天到嘉陵江边挑水上来卖给附近居民，因那时还没有通自来水。后来有了自来水，舅公就当了搬运工人。1949年底，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溃退前夕，对一些兵工厂和重要设施实行爆炸破坏，我后来读历史资料时了解到，那次破坏是规定“破坏程度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并不是后来一些小说、电视剧中所说的要炸毁整个重庆城，因当时大爆破的决策者还坚信过段时间就能打回来。在二十一兵工厂（即后来的长安机器厂）遭到爆破时，外婆把我藏到大方桌下面，上面堆着棉被。我家房屋的窗户是双层窗户，一层百页窗，一层玻璃窗，听外婆说窗上的玻璃都被震破了。住在江北时，外婆最怕我生病，特别是一旦发烧，就要由父母抱到城里去打针。那时还没有轮渡，过嘉陵江都是坐木船，外婆到江边去接我，眼看着那木船在风浪中起伏颠簸，她说她“心子都抓紧了”。我出麻疹时就住在江北那小院里，有一天自己觉得病好了，要从床上起来出去玩，外婆叫我别起来，我不听，非要起来，下床后没走两步就觉得天旋地转，一下栽倒在地……那时我家小院外面大多是些山野、菜地，除了小院旁边不远有一所中学（后编号为第十六中学）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房屋。外婆曾叮嘱我不要去菜地里追蝴蝶，说有个小孩追蝴蝶掉进路边的粪坑里淹死了。有一天晚上外婆带我到那中学的操场上去看露天电影，看了一会儿外婆就带我回家了，我什么也没看懂，只记得有时很大一张人脸占满了银幕，听不懂在说些什么，印象深的镜头是一个大人在屋里倒背着手低着头走过去走过来，很焦急的样子，回家后我还学那样子在堂屋里走来走去，觉得很好玩。当年在江北小院的留影，藤椅上坐的是外曾祖父，父亲抱着我，左边是外婆，右边是舅舅和母亲江北小院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在我家搬进城里之前见到的那一场打狗运动，不知是五十年代初的哪一年。那几天，听外婆说街上在打狗了，城里不准再养狗，见到狗就要打死——这跟现在到处可见宠物狗完全是另一个极端。记得有一天，我正在小院门口玩，忽然听到一阵叫喊声，看到一条黑狗从门前马路上仓皇跑过，这时正有一个背着背篓靠在我家院门旁石头堡坎上歇气的老婆婆，她见到跑过的黑狗，焦急地朝它喊：“快点，快点跑！”接着就有几个人提着棍棒钩叉追过去了。老婆婆那焦急的样子很使我产生共鸣，虽然年幼，但大概是“人之初性本善”的缘故吧，对那急欲逃生的狗充满同情。大约就在那天之后，打狗队的人还进到我家院子里来检查是否还有漏网的狗，甚至跑到屋里来到处看，像搜逃犯一样，看到卧室里有一个大衣柜，便要求外婆把那有一面大穿衣镜的柜门打开给他们看。打狗队的人走后，外婆许久还在念叨这事，忿忿说：“笑人得很，哪个会把狗藏到衣柜里嘛！”打狗队的人都穿得很破烂，在我眼里跟街上的“叫花子”（乞丐）差不多。我感到奇怪，问外婆：他们是叫花子吗?外婆说不是，是警察。我问：他们怎么穿得像叫花子呢?外婆说他们是怕把好衣服弄脏了，溅上了血，专门找些破旧衣服来穿的。因父母都在重庆城里（两江环绕的老城区，现称渝中半岛）上班，1951年双双考进了税务局，工作更忙了，早晚乘船来回太不方便，遇到发洪水时还会封渡停航，于是就把家搬进城里了。记得外婆带着我在石灰市旁边的百子巷贫民区一处木板楼房的二楼上临时住过，屋里没有电灯，晚上是点菜油灯，外婆曾教我借着那油灯的光亮在墙上用手的投影做出飞鸟、小狗等手影玩。百子巷给我留下的最深记忆是一次差点“失踪”的经历。在我们住处对面有一间小屋，大约是街道文化室之类，白天都大开着门，中间一张大长桌子，围桌有几根长条凳，三面墙上挂了些宣传图片，有照片，有画，我见到有人在看，也跟着进去看，因为人小，站在那里不声不响看得入神，那些大人走后，大概也到下班时间了，管文化室的人随便瞟了一眼，以为屋里没人了，就出去把门关好锁上了。等到我发现光线忽然暗下来，才知门被关上了。我生性腼腆，也不敢去打门叫喊，就贴着当街的门缝望着外面，一边轻声哭泣一边喃喃说：“婆婆，我要婆婆……”外婆在街上跑上跑下到处找我，逢人便打听，着急死了，最后是一个过路的老大娘坐在那门边台阶歇气，听说在找小娃儿，才说听到这门里有小娃儿在哭，外婆才找到了我，去叫人来把门开了。我家搬到新街的税务局宿舍后，因为四世同堂，分配了两个房间，我和父母住一间，外婆和祖祖住一间，祖祖去世后，外婆就和我的妹妹住那一间。我和三个妹妹小时候都得到外婆的精心照料。那时父母都工作忙，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初，父母除了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外婆承担起来。外婆说我三妹小时候最让她操心，三妹那时得了小儿哮喘，川语称哮喘为“齁”，外婆说晚上齁起来隔壁都听得到。有一次外婆抱着发烧的三妹去医院看病，路上买了个苹果让三妹拿着玩，走着走着三妹忽然抽搐起来，把手里的苹果也扔了，外婆说她就像个疯子老太婆一样抱着三妹拼命往医院跑。外婆在老家时好像就认得一点字，还会打算盘，不光会珠算的加减法，还会什么破头乘、留头乘之类。父母进税务局之前，父亲曾打算教母亲打算盘以便谋职，母亲没耐心学，外婆就笑话她怎么打算盘都学不会。那时民间最通俗的文娱活动除了街头卖艺外，就是茶馆里听说评书，在他们那里叫“说淮书”。女子一般是不进茶馆的，外婆有时就和小姐妹们站在茶馆门边听一会儿。她记得不少看过听过的戏文和“淮书”，记忆力很好，能讲出许多故事，《西游记》《封神榜》《水浒全传》《铁骑银瓶》《说唐》《说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蛇传》《十五贯》《望江亭》，还有什么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赵匡胤输了钱卖华山……她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增广贤文》上的那些有关人生经验的格言名句，她也常会随口引用。我最早就是从她那里接受的传统文化启蒙。三个妹妹跟外婆住一个房间，听四妹说，经常晚上听外婆讲故事，还给她们讲过《红楼梦》，因她太小，听不懂。我上小学时外婆曾带我去看过一场川剧《重耳忌贤》，她先给我讲了那个历史故事：晋公子重耳落难时，随从的介子推曾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给公子充饥，后来重耳登上王位，介子推却背上老母亲逃进绵山深处躲避，不愿出来做官。当我们看到剧中重耳下令放火“四面烧山”，得知已经烧死了躲进山中的介子推及其老母后，跌足悲叹：“我的好忠臣呀！”外婆愤愤不平地说：好虚伪呀！你要把他逼出来，为啥子要“四面烧山”不给他留条出路?后来读到有关清明、寒食的古诗时，我常会想起川剧中重耳悲叹“我的好忠臣呀”和外婆的谴责“好虚伪呀”。1950年代初开展扫盲运动，提倡扫除文盲，外婆也参加了在我家附近市中区文化馆办的一个扫盲班。我那时刚上小学，下午放学早，没有现在小学生这样的学习负担，就常陪外婆去扫盲班上课，那个班只有不多的几个学生，都是家庭妇女大妈大嫂，围坐在一张小桌边，老师大约是尽义务的一位女士。扫盲课本中我还记得有《老英雄孟泰》《张明山制造（发明?）反围盘》，还有郝建秀工作法之类，总之都是当时的劳动模范的故事。外婆上课时我就在外面玩，有一次看到有小孩一手勾着小树的树干围着转圈，也跟着学，结果转了十几圈后一放手就晕头转向站立不稳，一头撞到旁边的石头堡坎上把鼻血撞出来了……外婆在扫盲班学得很有兴趣，还给我津津有味地转述了老师讲的一个标点符号故事，说一个人去朋友家做客，天下起雨来了，一时走不了，但那朋友又不想留他，就写了张字条放在桌子上，字条上写的是“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本来意思是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但那个客人看字条上没有标点符号，就故意念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有一次我向外婆炫耀自己已经学到的知识，问外婆晓不晓得中国最大的江河是长江，外婆随手一指我家阳台外面可以远远看见的那条大河说：那就是长江。因重庆人平时都称长江为大河，嘉陵江为小河，所以我从没听到过说那就是长江，还跟外婆争辩，不相信“中国最大的江河”竟然就在我们眼前。外婆经过扫盲，认得的字更多了，空下来也就喜欢戴着老光眼镜看书，她看书有个习惯，就是要边看边念出声来，凡认不得的字就念成“啥子哟”，因此我们在一旁常会听到她一会儿“孔明啥子哟”一会儿“曹孟德啥子哟”，忍不住要笑。四妹记得后来提倡学“毛著”，外婆有时晚上还靠在床头，在灯下戴着老光眼镜读“毛选”，她总是要一个字一个字读出声来，读《论持久战》时，用她那自贡卷舌音读成“论炽久战”。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遭了大难。外婆的担子更重了。在“大跃进”中，街道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外婆也到街道纸盒厂（文革中改名红光纸箱厂）工作了，因为她多少有点文化，又见多识广有些能力，竟被安排当了厂长，晚上政治学习，她还要戴着老光眼镜给大家读报。当然她这个厂长也只当了不长的时间，后来随着“阶级路线”的加强，外婆这个“官衔”就没有了，这应该是她一生中唯一有过的“职称”。不过她还有另一个非正式的“职称”，是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瞿天碧老师聘她担任了“校外辅导员”——那时学生的学习负担不重，放学后作业不多，老师会把同学几个人一组编为学习小组，分别安排到某同学家里去做作业，老师会请有学习小组的家庭里的家长担任“校外辅导员”，在我家的学习小组就请我外婆担任，瞿老师来我家检查学习小组情况时亲手把聘书交给了外婆，外婆很高兴地把那张聘书收藏到了五抽柜里。外婆年轻守寡，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1950年代初《婚姻法》公布后，她才四十岁出头，母亲曾劝她再嫁，但她坚决不再考虑，大概与外公那段不幸的婚姻使她伤透了心吧？她50岁的留影，虽然发型是旧式的“毛髽”（在脑后梳个圆髻），但面容看上去一点不老。也不知外婆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她原来是吸水烟，一个黄铜水烟壶，吸烟时里面的水呼噜噜响，最有趣的是要用草纸搓成一根纸捻，点上火，点燃烟后，要把纸捻头上的火苗吹灭，待到要吸下一口烟时，再撮起嘴唇，以舌头和嘴唇之间的一种快速动作“卟”一声把纸捻吹燃。这个技术我怎么也学不会，看到外婆那样运用自如，真是羡慕，外婆也就会得意地嘲笑我“笨得伤心”。后来吸水烟不时兴了，她也吸起了香烟，当然都是吸廉价烟。有一次她叫我去街上给她买包烟回来，我走出去后，想起从书报上看到的吸烟对身体不好，又倒回来说不给她买了，吸烟有害健康，把钱退还给她，她后来经常提起此事，责怪我不懂事。文革中因烟票的定量每月两包有人不够用，有段时间社会上流行自制烟卷，外婆不知找谁做了个小木盒样的卷烟器，买来烟丝，自己用纸卷成一支支烟。后来那个木卷烟器和那黄铜水烟壶都不知何时扔掉了，若留下来还应是有点意思的收藏品。从“反右”后开始，父亲先后在郊外的砖瓦厂和农场劳动改造，母亲也先是被下放到离家很远的南桐矿区农村，后来又调去了成都，时常一年半载不能回家，以后好不容易调回重庆了，也是在郊外的工厂子弟校，一般周末才能回来一次。因此平时家中的事全靠外婆料理。生活越来越难，粮食要凭粮票和购粮证定量供应，棉布、棉花、肉、油、糖、糕点、肥皂、火柴、缝纫线、电灯泡……日常生活的食品用品几乎都要凭票证按规定的限量购买了。肉票每人每月一般只有半斤（市斤，250克），最困难时只有三两，以后经济状况好转，每人每月增加到1市斤（500克），节日有时会增供一点，因此平常一般都不能吃肉，要到星期天才能吃一次，叫“打牙祭”——如今除了辞典上还保留着这个词汇外，日常生活中再也难得听到这个说法了。有时星期天早上外婆去大阳沟菜市场买一大提篮肉和菜回来，还没上完楼梯就感叹说：“哎呀，今天买了一块打块钱的菜！”“一块打块”是川语表示对“一块”的强调、惊叹之意，意思是说花了整整一块钱，太多了——这也可见那时的物价确实算低的。外婆吃得辣，平时菜少，她喜欢用铁丝穿上几个青椒在炉火上烤熟后醮酱油下饭。最艰难的时候，她总是想法让我们吃饱，宁可自己少吃。她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用酱油兑开水喝，称之为喝“酱油开水”，四妹说外婆跟她说的是喝“神仙汤”。有段时间外婆领工资后，就带着我和妹妹们，到公园口出去不远的邹容路颐之时餐厅（后来改为味苑餐厅）排长队，排拢后给我们每人买一碗一块钱一份的骨头汤，补充一点油水。如果对照星期天为“打牙祭”买回一大提篮肉和菜总共才一块多钱，那一碗骨头汤就实在是太贵了。四妹记得，外婆有一次烧了一小碗肉和蛋，盛在搪瓷盅里放着舍不得吃，实在想吃时端出来尝一点点。二妹看到后，劝外婆想吃就拿出来吃嘛，外婆说不，等你们妈妈星期天回来了一起吃。那时我们都很瘦，她经常叹息说我只有“二指宽一张脸”，希望我们能长胖些，常说：“一肥遮百丑。”现在讲究减肥、欣赏“骨感”的人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定很难理解。 外婆在纸盒厂工作，对我有个意外的好处：帮我找回来不少文学书。那时我受邻居李大哥的影响，开始对文学有了强烈的兴趣，但哪有钱买书呢？而外婆他们用来做纸盒的废纸中有不少从废品站采购的旧书报。外婆知道我喜欢看书，她也不知道什么书好，就从文字排版上估计什么书是小说、诗歌，就帮我选几本回来——准确些说是“换回来”，她决不会占公家的便宜，每次拿回来几本书，都要从家里再拿相同厚薄的一些书或本子去作为交换，她拿回的书我看不上、不需要的，她又拿回去另换。因此我和妹妹们那些过时的旧课本、作业本就全都用来换了文学书。当年流行的苏联小说《普通一兵》《真正的人》，回忆录《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著名捷克记者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另一种译名为《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国小说《山乡巨变》《播火记》，还有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评论集《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英国的《彭斯诗抄》（袁可嘉教授翻译得很漂亮的那种版本）等，都是外婆从纸盒厂里给我换回来的。外婆那个小纸盒厂是月薪加计件，超额有奖，为了多完成任务增加收入，她常拿些原材料（纸张、化学糨糊）回来叫我们帮着糊纸盒，糊大信封、档案袋，我们都学会了怎样把一沓纸顿齐后以两手一松一紧的动作使之梯形展开，让梯形朝上的那一头每张纸都均匀地露出1厘米左右，刷上糨糊，然后折叠粘贴……外婆人缘很好，从不跟人争吵计较，厂里的那些大妈大嫂们都喜欢她，尽管她后来没当厂长了，有的人还是习惯性或者玩笑性地叫她“蔡厂长”。困难时期过去后，厂里有几个大妈大嫂常会在发工资后约上她去餐厅“打平伙”——就是如今的AA制，每人出一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点上一桌不同的菜肴，来一次丰盛的聚餐。她先在家里做好饭菜安排我们吃，听到几个同事在楼下嘻嘻哈哈一喊，她就赶紧下楼跟她们高高兴兴地去吃一顿。外婆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本街的居民委员（就是后来被称作“小脚侦缉队”的那些人）对她也很尊重，因为她从来没有因什么家庭或邻里纠纷麻烦过居民委员来调解。大家都依老习惯按夫家的姓称呼她“龚婆婆”。外婆除了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外，还热心帮邻居照料孩子。跟我家同一层楼的邻居邓伯伯，妻子在建筑工地因工伤事故去世后，两个女儿和儿子都小，经常得到我外婆的照料，邓家小孩的衣服，外婆也安排我妹妹们帮忙洗。邓伯伯在外“跑滩”做点小生意，去乡场赶场或是在黑市上买了高价肉回来，烧好了总要给我家端一碗，主要是对外婆表示感谢。外婆跟我父亲始终是相敬如宾、互谅互让的关系。在我记忆中，他们从未发生过争执。父亲在我们小时候态度总是很严厉，但对外婆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重话。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一般亲属朋友私下说起时都说他是“犯了错误”（并不认为是有罪），母亲常用的说法是“戳笨”（意为自己太笨戳下漏子，川语中另有“戳锅漏”的说法），外婆则始终咬定说是被“打成右派”，表示她对这个处分的强烈抵触，认为完全是被冤枉“打成”的。外婆从不与人争吵，更不会骂人，但在家里，当我和妹妹这几个孩子调皮不听话时，她有时气急了也会责骂，什么“背时挨刀砍脑壳的”“千刀万剐的”“小祖宗”“嫩妈”之类就会脱口而出。有一次四妹不知什么事惹恼了她，她骂出一长串俗语，一些很生动的比喻、典故，我在一旁听得惊奇不已，觉得太有趣了，那时我已在用小本子搜集记录一些成语、歇后语之类，就缠着要她再重新说一遍，我想记下来，她却闭嘴再也不说了。1966年1月，重庆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两江环绕的渝中半岛第一座过江大桥。通车典礼后，市民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前去参观。那时我已经到川南山沟里去参加“四川石油会战”做临时工修公路去了。听四妹说，那天父母带她们去看大桥，外婆当时正在生病，也执意要去看看，就由二妹和三妹搀扶着她，一起乘电车到上清寺。看到新建的大桥上彩旗飞舞，观者如潮，外婆感慨不已地说：要是我多活几年，还可以看到好多新东西呀！1966年北京“红八月”之后，到处刮起抄家风，重庆抄家是在9、10月间。我家没有被抄家，我因在外地做临时工，不了解此中情况，一直没明白是什么原因，这次修订这篇文章时才听四妹讲了——原来，当时母亲看到形势危急，专门硬着头皮去税务局找了领导，因她知道当时没有工作单位或已经退职退休的人被抄家是由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拟出名单，而有工作单位的人被抄家是由单位领导决定的。母亲原是跟父亲一起考进税务局的，也算是老税务局的人，后来因“支援林业”才调出去了，她在税务局托儿所当保育员时，好多税务局的子女都是她的学生，其中可能也有某些领导的孩子。母亲直截了当对税务局的领导说：我们那个家，家务全是我妈在主持，几个小孩都是我妈带大的，我很少回家，老何也好多年都在外面劳动，回来后也在你们单位上劳动，没管家里的事。如果你们去抄家，也抄不到老何什么东西，只会对我妈和小孩带来影响，我妈本人又没得问题，出身是城市贫民，本人是工人，现在又有高血压心脏病……总之经母亲去事先做了说明后，税务局的领导也就高抬贵手，没有安排抄我们家，给我父亲身上挂的“牛鬼蛇神”黑标记也允许他回家时可以取下来……不过当时母亲和外婆还是做好了被抄家的准备，母亲已多年没穿的高跟鞋，由父亲分批在清早人少时带到附近人民公园的公厕里去扔了，母亲以前穿过但早已不便穿的民国时期的时髦衣服，也全都清理出来拿到一家个体裁缝处交代改给我妹妹们穿。母亲回来后说，那裁缝店里堆满了要改的旧式时髦衣服，忙得很。外婆后来告诉我，“文革”中有一次听我父亲说，那天他被税务局的造反派作为“牛鬼蛇神”押着与“走资派”等一起游了街，外婆悄悄问他游街走了哪些地方，我父亲说：“哪个晓得哟，喊我在前面打锣，我就只顾埋头往前走……”外婆事后说起都心疼得不得了。我和三个妹妹都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影响，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后来大演大唱样板戏时，外婆最反感那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们小街巷后面坡上的二十五中学每天早晚都有高音喇叭播放新闻和音乐节目，播放样板戏时，外婆一听到唱这句就要咬牙切齿地咕哝：“我就不信，出身好的生下来就好……”“文革”进入群众造反运动高潮后，外婆也“响应号召”参加了他们厂里的群众组织，该组织后来归口到了重庆一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二轻兵团”旗下，外婆还得到一个“二轻兵团”的红袖章。1967年初由支左部队支持造反派向市委、市政府夺权后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随后开展了“二月镇反”运动，外婆他们那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是个小伙子，也被打成“反革命”抓进了监狱。外婆对此非常不平，因此当“二月镇反”遭到否定、造反派分裂后，外婆就自然成了赞成“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在1967年春夏之交两派大辩论的时候，她常在晚饭后就提一个小木凳到街上去听群众组织的广播，听了回来还要议论几句，有时回来还没上完楼梯就忍不住说：“‘八一五’的又在造谣……”但是武斗开始后她就不再关心那些事了，成了并不逍遥的“逍遥派”。时局那样混乱，我父亲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母亲远在郊区难得回家，我做临时工被解雇后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外婆得全力保住这个家。她所在的那个集体所有制街道小厂，不像国营企业停产也会照发工资，街道纸盒厂再乱也要“抓革命促生产”，不出产品就没有收入。我家所在那条小街巷位于重庆上、下半城的中间，坡上有二十五中学的八一五据点，坡下有望江饭店的反到底派据点，两边经常用枪对射，我家住在楼房的顶楼，子弹经常从我家屋顶上嗖嗖掠过……那些日子不知外婆受了多少惊吓。1967年7、8月武斗最厉害时，我不在家，到原做临时工的川南山沟筑路工地去帮助那里的“造反战友”们当义务笔杆子去了。那年8月15号“八·一五”派要纪念“八·一五造反一周年”，而反到底派在头天晚上就从嘉陵江北岸以炮火向对岸的“八·一五”派据点猛轰了一夜作为“献礼”，紧张舆论不胫而走，到处人心惶惶。我后来听外婆说，二妹跟同学约好那天要去重庆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看《“八·一五”风暴》大歌舞首演，她是“八·一五”派的初中生。外婆担心她出去遇到危险，劝她不要去，她不听，外婆想不出办法，只好在那天早上上班出门时悄悄把房间门从外面锁了，让二妹无法出去，气得二妹在家里大哭大吵，指责外婆讲派性，哥哥是砸派就支持他出去……1968年底外婆60岁的留影，是她自己最满意的。她听有人说，她这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陈列在橱窗里了。她去看到后回来高兴得很。那时也没什么肖像权之类概念，所以她也没去问照相馆，觉得照片能陈列在橱窗里就很荣幸了。随着年纪增长，外婆身体越来越差，多种老年病：老慢支（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高血压都有了。听三妹说，有一次外婆病了，要去医院看病，当时正值“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活动高潮，时兴在外办事都必须先背一条毛主席语录，否则对方就不搭理你。到医院看病，要经过挂号、批价、取药至少三道手续，每一次都要先背一条语录，这让外婆十分焦虑，生怕万一背错了或者一时着急背不出来，三妹她们就教她背最简单的语录，这样才总算应付过去了。1973年在云南支边的四妹（前排左1）第一次回家探亲时全家留影，后排左1二妹，右1三妹，右2三妹夫杨荣辉（后因车祸不幸去世）外婆工作到68岁才“经批准退休”，从网上查到，她退休证上提到的那个《轻手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职工、社员退休统筹暂行办法规定》是国务院在1966年4月，即“文革”开展前夕才发布的，据说是因“文革”使养老保险的组织管理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退休制度也“近似于瘫痪”。年近古稀才“批准退休”，也实在是太过分了吧?外婆晚年总算盼来了社会安定，生活逐渐好转，在川东彭水当知青的二妹和在云南景洪支边的四妹都先后回来了，各自都有了工作，我和妹妹们也都陆续成了家。外婆本来可以放心享享福了，但身体却日益衰老病弱，终因心脑血管疾病突然离开了我们。那是1981年秋末，离她的73岁生日还有十来天，她得知我的儿子在医院里出生了，高兴得忙着走东家串西家向街坊邻居报喜，说这下好了，何青峰（我父亲）辛苦一辈子，这下“有后”了——外婆思想上有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总觉得要生了儿子、孙子才算是家族“有后”。刚好那段时间我家所住的那栋楼房大修，全家临时搬到了旁边另一栋旧楼里居住，进出要上下一坡高而陡的石梯，外婆就在那天几次上下奔走后，兴奋、劳累过度而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了。那时我母亲还有两个月就能退休回家可以照顾她了。后来母亲每当忆及此事就很难过，总说要是外婆晚年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好些，应该活得更长久。（初稿原题为《外婆》，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六十九辑，2010年2月。后有较多修订补充。）
2020年9月23日
修订补充于重庆风江阁
家国春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