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贺越明，资深媒体人、文史作家。1978年2月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获学士、硕士，留校任助教、讲师；后赴美留学，获夏威夷大学传播学硕士，曾在美西两家华文报社主管采访和编译。现任澳门九鼎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九鼎月刊》主编；著有《读报的学问》《中国人的世纪》《书里书外》《海角片羽》和《中国十大出版家》（合撰），近年常在港澳台和内地媒体发表随笔和文史札记。
1945年9月3日，重庆市民手举中美英苏四国领袖巨幅肖像游行
临近9月2日，我拣出原刊于七十年前重庆《大公报》的一篇通讯。那是陈旧得可以归入文献的文字，但记者的笔调翔实而灵动，引人穿越历史沟壑的千山万水抵达当年的现场：日本东京湾内美军“密苏里”号战舰右侧上层甲板，1945年9月2日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昭然在目：
“密苏里”号战舰上的受降仪式
上午九时整，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日本外相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日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前者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后者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用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
受降仪式现场
眼见仪式进入尾声，记者叹道：“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有感而发，自然贴切，诚乃神来之笔！
这篇题为《落日》的通讯，似画作更像照片，定格了这一天出现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的图景。按时间，仪式上午开始，不到20分钟结束，远远未至日落时分，但高度精粹的题目喻示：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投降，太阳旗坠落了。真是意涵隽永，令人过目难忘！
麦克阿瑟上将代表盟军签字
当天在现场有两位《大公报》记者，《落日》出自其中的朱启平之手。他是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材生，中英文俱佳，据说年轻时西装笔挺，英俊潇洒，1940年代初进报馆先任编辑，后当随军记者，一路从缅甸、印度、锡兰、澳洲到关岛，再随美军太平洋舰队采访，终于见证那个历史性时刻，9月2日从日本横须贺港军舰上发出通讯，给后人留下了传世名作。
日本军方代表梅津美治郎签字
回首那一幕“落日”图景，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过程及氛围历历如绘，其中主导的角色、盟军战胜国的排序、中国政府代表的地位，也无不清晰可辨。论功行赏，是军事管理法则之一，小到一场战斗，大到一场战役乃至战争，都会在战后表彰中体现。在对日作战中，美国在珍珠港遭偷袭重创后才正式宣战，先是中途岛海战大胜，接着将山本五十六大将定时斩首，最后向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构成逼迫日本投降的最致命打击，从而赢得美军将领担负主持仪式之责且率先签字确认的地位。“落日”之际，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也引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之庆。
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签字
但当那一幕“落日”图景湮没时，历史的沟壑却变得深不可测。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起，美国被新中国视为头号敌国二十多年，麦克阿瑟曾任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统帅，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痛恨的战犯，而当年到场签字的中国代表徐永昌又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将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一重要史实自然若埋尘土，鲜为人知。
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
许多年里，国内一些现代史著作及教科书里有一种标准陈述：9月2日，日本与中国正式举行了投降签字仪式。直到上个月，还有内地一位教授在《澳门日报》撰文，振振有词地重复这个流行的表述。也难怪，9月3日一早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中央政府每每发布公告，只说过前一天是日本签字投降之日，而从未完整说明日本所投降的全部对象，很多人尤其年轻一代，便想当然地以为抗日战争是中国一国打胜的，只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签字
他们哪里知道，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华民族最值得自傲的，是时间最持久、条件最艰苦、牺牲最巨大、损失最惨重和斗志最顽强，而非依靠自身的武力将入侵的日军逐出国门并缴械投降啊！可是，围绕着七十年前的战事，海峡两岸的执政党迄今还有所谓“中流砥柱”之争，岂非徒令外人笑话？本来，从那场战争最应汲取的两条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才有力量。如今看来，有关战争史实的认知歧见，显示后一条教训尚未入人心扉。
一篇《落日》使人追昔抚今，还能悟出不少事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首都在9月3日举行了盛大隆重的阅兵仪式，万方瞩目。当年的战败国自不必说，肯定不会来充当“反面教员”，但主要盟国的元首也未现身，难免引发猜测，北京有媒体断言问题不在中国，是人家不愿与俄罗斯总统“同台食饭”。识见浅至如此，想来也未读过前辈记者朱启平的这篇佳作，没有机会从中窥见那一幕“落日”图景。
签字仪式后日本代表撤离“密苏里”号
怎么说呢？美国人的文化基因，毕竟承续了一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血脉，内敛沉稳，不会轻易为几十年的一场胜仗欢庆或示威，反而宁愿向失败之战中捐躯的将士献花致哀，但又绝不放弃内心的优越感。作为七十年前担负反法西斯同盟领导角色的大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位居首功，国际史学界早有定论，当惯了主角今日不肯屈居陪衬站台的配角，就跟日本首相不愿做被示众的反派一样，亦属人之常情，是本该预知的。
那一幕“落日”图景，是真史的结晶，所有真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国人都应重温。
“密苏里”号战舰受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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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一笔在手，
胸中要有亿万人民”
——杰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
作者：刘丽丽
1945年9月2日，美军“密苏里”战舰上的受降仪式，敬礼者为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前排站立者右4为朱启平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笔下记录的一页页历史风云却时常被提起。由于在二战中国际大局报道和对日作战报道方面的成就，他被誉为“《大公报》继范长江之后的又一个杰出记者。” 朱启平，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 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正当他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就读之际，“一二·九运动”爆发。
朱启平
由于医学预科功课繁重，又要忙于参加学生运动，为了多争取些课余时间，朱启平改读了新闻。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他辍学南下，后转到复旦大学。之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两年。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先任夜班编辑，不久被派往昆明，采访滇缅路通车新闻，一年后返回重庆任外勤记者。 抗战烽火中朱启平耳闻目睹了敌人的残暴和同胞的苦难，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优秀新闻记者。1939年5月3丶4两天日寇对重庆大轰炸，朱启平亲眼看到轰炸过后惨象。
朱启平战地新闻结集
轰炸过后重庆各报也损失惨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版，由《时事新报》编印，各报轮流派人编报。朱启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第一晚就轮到他在小楼上编稿，就在楼下的院子里，工兵正在挖一枚入土而没有爆炸的炸弹。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要说心神安泰那是假的，但是，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我们连承担这一点风险也不行吗？” “谁也没有把握炸弹一定不炸，然而编辑、排字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敌机的残暴，不能使重庆无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朱启平一直关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1944年盟军开始反攻，他向报社领导胡政之建议：应派记者于世界各大战区，亲临其境，向中国人民报道反法西斯战争实况，以鼓舞广大群众的抗战决心。他自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当随军记者。胡政之同意了他的要求。 战争是惨烈的，战地记者不是战士，却承担着和战士同样甚至更大的危险。临行之前，朱启平特地到重庆和父母辞行。去车站的路上，他一步一回首，心如刀割，不知能否生还。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对日寇的疯狂要有足够的估计，作为一个到美国舰队中当随军记者的中国人，自己的言行无可避免地随时随地地被人认为是国家的代表，特别是在生死关头上，我决心在采访任何战斗中不落在美国战友的后面。” 1945年3月他从重庆乘美军用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加尔各答丶澳洲达尔文，4月5日到达关岛，随太平洋舰队进入战区采访。4月20 日当美军登陆歼灭日军时，他从关岛飞到冲绳逗留两周采访新闻。一次乘吉普车去前线，一只脚刚下车，另一只脚还在车上时，一枚弹片飞来，正好击中他刚刚离开的座位，摸之犹烫。如果晚起一两秒钟，弹片正好直贯胸腹。战火弥漫，想也不想，也不看第二眼，立刻下车。 冲绳之战激烈时，他就住在机场旁的一顶帐篷里，夜间敌机来袭，只好贴卧在行军床旁的地上，听天由命。子弹在身边扫过，着地时泥土腾起，如同暴雨。当时根本无法构筑任何防御工事，只好挤进山脚下的石筑坟墓中暂避，听着石案上骨灰瓶的摇动声入眠。对于自己在战场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新闻中他很少提及，他的观点是：“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读者要知道的是战况，不是个人的洋相。”
在这期间他写下了《硫磺地狱》《冲绳激战》《塞班行》《琉球新面目》等许多出色的战地通讯。他还曾跟随美国航空母舰“泰康提罗加”号出航一个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目睹战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击、返航、降落，以及年轻的战士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撰写了长篇通讯《鹰扬大海》。这是当时唯一一篇中国记者采写的反映美国航空母舰的报道。 从防守到反攻，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当获悉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准备工作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负责准备时，朱启平马上乘美国军舰到达东京湾。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朱启平是在场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三名中国记者之一。 在场各国记者可谓高手云集，然而朱启平却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是“状元之作”，许多记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了大学新闻教材。 朱启平晚年病重时和老友陆铿谈及当年写作情况时说：“在密苏里号军舰上，有各国记者参加受降仪式。我想我必须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中国人的感情来写好这篇报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落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因此成为永垂史册的经典：“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日本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时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时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更可贵的是在胜利时刻仍然保持清醒头脑。记者的忧患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此刻表现出来。“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 抗战胜利后，朱启平奉派赴美国任驻美特派员兼驻联合国记者，其间写了《大户人家办喜事——共和党第24届代表大会》等不少精彩的通讯。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虽然他的两个弟弟均在台湾政界和商界身居要职，他却毅然偕妻子经香港回国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朱启平在国际新闻局参加创办每日《英文参考消息》。紧张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丝毫没有影响他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1951 年7月，他自愿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在战火中采访停战谈判。美军飞机多次袭击代表团驻地，大部分记者都撤离了，朱启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在朝鲜坚持到了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最终签字的那一刻。
从朝鲜回国后，他任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1957年因对新闻业务问题提了几条意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遣送黑龙江省东部虎林县，修大坝、烧炭，食马肉，经常看见抬出死人，真可谓“九死一生”。直到1960年经廖承志提名，朱启平调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外语。及至“文革”，他这摘帽右派’又被揪斗…… 1978年，朱启平调到香港《大公报》任编辑部副主任，次年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他随中国代表团访问西欧四国，凭吊戴高乐墓，撰写了《伟大的平凡》一文，文笔优美，意义深远，一时为人们所传诵。 晚年朱启平回顾自己新闻生涯，对年轻同业寄予殷切希望。他说：“作为记者，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当记者，最要紧的，是尽心为读者提供最好丶最真诚的服务，不说假话，不炫耀自己，始终不渝，要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一颗炽热的为读者服务的心是第一位的，文字水平，包括写特写，自然越高越好，但是是第二位的。”其中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人生境界，直到今天仍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崇高目标。
[1]《五十年前一个智者的警告》，严秀，《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国际长短录》，学林出版社，上海，1999年1月 [2]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3年7月 [3]朱开宇，《缅怀父亲》，《朱启平新闻通讯选》，今日中国出版社，北京，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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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原载《青年记者》2005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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