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会后，中国开启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由此“邓小平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邓小平与他的“邓小平时代”对每一个中国人乃至全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重回现场，拨开历史的迷雾。南京化工大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1978.5）
改革开放前夜：
挣脱历史的枷锁
1978年，中国走出极端年代已经两年，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然而，多年激进运动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经济崩溃、民生凋敝，人均GDP仅225美元；大批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饱受冤屈和歧视，无权参与社会生活；“阶级斗争”“计划思维”“两个凡是”等思潮依然大行其道；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停滞不前……1978年，广东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 ，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却有1.3万元港币。为了“吃上饱饭”，当年就有7千多人冒险越过边境，从深圳偷渡到香港。其中，仅宝安县就有300多干部出逃。大规模的逃港潮，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凤阳小岗村的“生死状”（国家博物馆 ）
1978年11月24夜，18名“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村民，冒死秘密签下土地承包责任书 ，率先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当年就取得大丰收。安徽、四川成功后，全国纷纷效仿——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第一次吃饱饭。想吃米，找万里
万里、邓小平等人克服重重困难，为其正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回避了土地所有权等“姓资姓社”的问题，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短短几年内，中国的粮食、棉花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的主张遭受广泛质疑，破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实用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上风。1978年10月，邓小平提出：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陈云和邓小平（右）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家庭联产承包作为农村的基本制度，以市场机制发展解放城市生产力；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发展与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三中全会刚结束的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立即访问美国。时任社科院副院长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答：“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中国以变革、开放的姿态赢得了世界信任和尊重。除了资本、技术和商品的涌入，西方的制度、思想和文化，也为国人带来新的启示。
云南知青事件
1979年初，各地爆发激烈的知青请愿事件。长达25年的时间里，知青们在农村饱尝艰辛、错过发展机会，改革启动后，他们极力要求回城。1980年开始，一千多万知青陆续回城，并获得工龄补偿。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十年浩劫的错误和责任做了明确的评判，同时决定对300多万件冤假错案平反，这些案件的受迫害者、受牵连者，终于摆脱了受歧视的地位，获得了平等升学、就业的机会。邓小平接受法拉奇专访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深刻反思了政治体制的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邓小平说：“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发生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极有可能重新出现。”“最接近诺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左二）平反后在武汉大学
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人们迫切想要追回失去的光阴。长期遭受贫困和动荡折磨的中国人，改革的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的冒险和创造精神如脱缰野马；受尽风霜的知识精英，长期积聚的喷薄力量，终于转化为变革的势能。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深圳蛇口
邓小平曾说 “中国人穷了几千年，穷怕了！” 然而，贫穷不是因为资源匮乏，更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勤奋和冒险，而是这些精神长期被束缚在制度和文化的藩篱中。因此，经济改革最简单的逻辑，就是如何突破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尽快解决温饱问题。
“傻子瓜子”创办人年广九，因雇佣超过100人，合资经营等问题被当作“资本家复辟”；1982年，因政府一则“紧急通知”，八位温州企业家变成了“投机倒把罪犯”，史称“八大王事件”……最后因袁芳烈等人干涉，他们才得以脱身，陈朽的政策法律，也被修改或废除。乡镇企业、个体户、国营企业改制，无不如此。为减小改革阻力，中央决定在偏远的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进行试点。在深圳，市场化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的资本和劳动力涌入，“深圳速度”令全世界侧目。1982年，特区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经推出，引发“姓资姓社”的轩然大波。直到1984年邓小平亲自肯定，争议才得以平息。该口号被誉为“改开时期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口号”，标志着“竞争、平等、追求自由和私人财富的精神”再度兴起，并深深扎根于民众的心中。深圳的成功，辐射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张名片。1979年春，持续20多年的书禁初开，《读书》杂志的发刊词《读书无禁区》，仿佛一粒石子，在沉闷多年的思想界激起巨大波澜。从此，“读书无禁区”成为新启蒙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口号，崇尚文化、汲取知识成了那个年代的潮流。“新启蒙的1980年代”，也因此与“百家争鸣的春秋”、“中西合流的民国”，并称为中国思想最活跃、文化最繁荣的三大时代。80年代起，官方和民间共同发起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出现了“思想热”“文化热”的盛况。“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术翻译奇迹。迄今，该丛书共译介700种，共826册人类思想经典书籍。时任总编陈原说：这些著作提供了一种可能——让人们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世界。（1982《人民日报》）2018年，商务印书馆首次推出该丛书精装典藏版。这既是向改革开放致敬，也是这几十年来，我们收获的一笔最大的精神财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由甘阳、刘小枫、赵越胜、徐友渔等人主编，译介了马克思·韦伯等20世纪西方人文经典，成为此后各学科的必读经典。（左起）甘阳、刘小枫、徐友渔、赵越胜
“走向未来”丛书：由金观涛主编，致力于“为年轻一代介绍在科学、人文领域的最新发展”，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思潮普及丛书。编委会集中了官方到民间的一批知识精英，代表了80年代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成果。（左起）刘青峰与金观涛、丁学良、朱嘉明
除了“西学东渐”的三套丛书，由汤一介、杜维明、李泽厚等学者发起的中国文化书院，旨在复兴被严重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成果颇丰。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在那个短暂、激越的时代，刘道玉的武汉大学、罗征启的深圳大学，锐意革新，成果最为辉煌，引发世界震动。刘道玉被称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武大所取得成就被誉为“珞珈山奇迹”。他们开创性的改革措施被争相模仿，有的被沿用至今。从武汉大学走出的杨小凯、邹恒甫、易中天、野夫、田源、陈东升、毛振华、雷军等青年才俊，成为后来中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或中坚力量。当改革由农村推进到中心城市，从理论到现实，分歧和冲突越来越多。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以中青年为主，来自政商学界共300多人，围绕价格、外贸、金融、城市化等经济议题展开激烈争论，形成朝野共商、左右派和平对话的空前盛况。除了“朱黄翁王”等“改革四君子”外，冯仑、华生、李剑阁、楼继伟、田源、韦森、张维迎、周其仁、周小川等人都曾深度参与其中。会议结束后，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直接进入政府体改部门，成为日后改革派的重要力量。据参会者回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得讨论和争论昼夜不休，以致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病倒了——这正是那个年代的改革画卷——为了让被耽搁太久的祖国尽快改变，一代青年精英们，将自己的才华和家国情怀融而为一，投入到改革的洪流之中。然而，政治是一门残酷的学问，社会有自身演变的规律和节奏，绝不会因为人们的美好愿望和迫切要求而改变——80年代后期的历史，再次验证了这个基本常识。1984年5月，为使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国务院出台“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规定：同一商品的价格，在计划指标内实行固定价格，计划指标外由市场自由调节。这一举措使市场机制逐渐确立，也带来诸多副作用。重要的生产资料都被管控，计划内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于是不法分子倒卖物资赚取差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企业公平竞争。1984年末，中国经济增速过快、信贷发放猛增，物价高涨。而计划管控、价格双轨造成的失控，导致人们对改革抱怨和失望。为解决困局，政府决定，“测算出未来价格的走势，争取在两三年内将价格一步涨到位，实现市场自由调节”。1988年抢购潮
然而，靠人的理性能力设计未来、改造未来的试验，很少有成功的案例。1988年初，物价依然暴涨不止，CPI指数飙升至28.4%，全国范围爆发了挤兑、抢购狂潮。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很快传递到校园，传导到政治领域……改革受挫，开放也受到限制。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出口下降、市场疲软、生产萎缩，1990年GDP增长仅2.4%。在邓小平的斡旋下，日本率先结束封锁，向中国无偿援助50亿日元，又持续提供大量医疗、技术支持。1990年的“治理整顿”使个体户锐减360万
1991年底，各国陆续解除贸易封锁，中国经济重新恢复10%以上的增长。然而，苏东政治剧变引发国内对改革的疑虑，左的声音再度响起。沪深股票市场开局时，就曾引发激烈争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面临夭折的风险。1992年初，邓小平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视察南方多个城市，展示深化改革的决心：“我们真的穷怕了！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改革要大胆一些，经济发展要保持一定速度；谁不改革谁下台！”当年的改革宣言，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在当年的十四大报告中，领导人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姓资姓社”的争论终归沉寂。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和潘石屹
南方谈话后，海内外慢慢又恢复了对改革的信心，大量的外资和新技术涌入中国，体制内精英争相下海经商。中关村的新技术产业、温州的个人企业、广东的外向型企业，成为民企翘楚。随着私营经济对就业、GDP贡献率的飞速提升，人们对私企的认识逐步深入。十五大报告中，私营经济终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但他的时代却并未就此结束……人们关注历史，研究历史，不外乎寻找真相、发现真理，并汲取经验教训，警示现实。对于邓小平时代，同样如此。如何解释邓小平时代取得的经济奇迹，又如何解决存在的问题？先知书店编辑们，从参与或长期研究改革开放的学者作品中，发现下面的洞见，或可作为这一时代的总结和启示：决定改革成败的两大关键因素：理念与领导力。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推动改革前行；错误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导致坏的结果。
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经济改革始终是主线。经济改革大胆突破，政治改革慎之又慎，当后者的吁求高涨，可能引发动荡的时候，不惜放缓甚至暂停，以保障经济发展顺利进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看懂邓小平时代背后的涌动暗流，既能了解种种社会思潮，更是一把洞悉当下的钥匙。为此，先知书店诚荐傅高义十年心血的结晶《邓小平时代》:“真正值得大写特写的是1978年”。中间1969到1978这十年，作者只写了10万字，然后他把50万字放在改革开放以后。因此，这本书的着眼点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更把重心放在对一个时代的考察和研究上，是在为这个对中国人影响最最深远的时代立传。正如本书的出版者所说，《邓小平时代》“能够告诉读者中国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傅高义：“传世两个字，是我写这本书的野心”
《邓小平时代》堪称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由于种种限制，中文世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同等分量的著作，而傅高义几乎是目前英文世界最有资格写邓小平的学者。傅高义得天独厚地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家属、身边干部在内的众多历史亲历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一切都使该书具有独特的历史成因，其价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被超越。傅高义曾半开玩笑的说假如邓小平还在世，他也会向邓小平承认，不管他的书存在什么问题，但还是努力按照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教导做的。本书中文版由国内公认的翻译家冯克利先生亲自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与三联书店编辑部联手译校。
文图由先知书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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