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 | 顾梦红：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刘源也属“捡烟族”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顾梦红，1948年出生。祖籍北京市房山区， 老三届、77级。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曾担任《房山教育研究》主编，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民俗学者，现任《北京人》杂志副主编。出版专著《秋色三分》《秋天的情怀》《赵匡胤》《宦官与宫女》《北京的敦煌——云居寺》房山村落文化》等。

原题

 1977，我的高考

作者：顾梦红

我是高中“六七届”，1964年9月，怀揣着大学梦进入良乡中学。疾风恶雨般的文革浩劫浇灭了我们的希望之火。十年雨打霜欺，十年心灵焦渴。

1974年，我在村里当青年突击队长，带领着姑娘小伙锄地割麦刨白薯，战天斗地学大寨。突然有一天晚上，队长跟我说：“你明天到小学校当老师去。”

当时正值教育战线“学黄帅，反潮流”，这股来势汹涌的浪潮居然也波及到偏远的山村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把粉笔头夹在弹弓上向女老师头顶发射，把笤帚沾上泥水往女老师裙子上甩，年轻的女老师哭着回城了。二年级停课近一个星期后，村里决定派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震赫”这帮顽童。

我正值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依仗自己是高中老三届，没有丝毫胆怯就走上了讲台。这所普通完小连校长在内只有6名教师，身份各不相同。有文革前的初师毕业生，有刚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有 “掺沙子”进来的贫下中农，有转正的代课教师，还有像我这样的临时“队派教师”。

那时并不要求教学质量，小学教师大都是“全科门诊”——既教语文、算术，还要教体育、音乐、劳动等科目，谈不上什么教育艺术。按照农村传统的观念，“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教书就是“哄孩子”，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说：“他叔，孩子交给你了，不听话就打，我绝不嗔道。”然而你可不能真打，否则，家长会跟你玩命。

一个冬天的下午，有个特别淘气的孩子上课捣乱，我把他轰出教室。他并不走远，仍然隔着玻璃窗与教室里面的学生贫逗，我根本无法上课，怒火填膺。当他的身影再次映在玻璃上，我立刻抄起炉子旁边的铁通条，朝那个影子刺去。那学生机灵地一躲，玻璃碎了。

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说：“你想过没有，要是刺瞎了他的眼睛，或者刺穿他的脑袋，你们家这辈子都甭吃消停饭了。”这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此后30多年的教学生涯，我再也没打过学生，还经常用这个教训告诫青年教师。

由于我在《北京日报》《北京文艺》发表了几首诗歌，1976年底，公社文教组决定把我转为代课教师，提拔到上万中学教高二语文，还担任教研组长（原因也是那里的高二学生气走了一位女教师）。

那时候全公社本科毕业的教师凤毛麟角，“老高中”还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第一堂语文课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我努力挖掘自己的文学功底，查找资料，反复试讲，精心准备，争取发挥优势，在新领导面前“露脸”。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铃声响起，我站在教室门口时，一个细高身材的学生从教室外面跑进来，他不知道来了新老师，更不知道还有校长和公社文教组的领导听课。只见他纵身一跃，双手攀住钢筋房梁，卷起身躯，坐在上面翘起二郎腿得意洋洋地看着下面的老师、同学。

我简直呆住了，进不能，退不得。好在我已经有了对付调皮学生的经历，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笑着对同学们说：“刚才这位同学的动作简直像专业体操运动员，但体操比赛时最重要的是下法，请大家鼓掌，看看他的下法是不是同样漂亮。”话音刚落，他飕的一下稳稳地站在了地上。我赶紧走上讲台，高声喊道：“起立，上课。”

事后，领导和同事们对那堂课的印象并不深刻，却十分称赞我的临危不乱，急中生智。后来，年级组长又听了我几节课，他说：“你的知识比较丰富，课堂也活跃，但你想过没有，学生在课上学到了多少语文知识？”这话让我震惊和反思，对我以后的教学受益匪浅。

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对于我是天大的喜讯。1977年12月10日清晨，顶着凛冽的寒风，我和我的高二学生一起参加企盼了多年的高考。那一年，全国579万考生录取27万，录取比例为29∶1，录取率约4.8%。；北京市168900人参加高考，录取6900人（后来扩招2700人）。据2018年编写的《房山考试志》记载，当年全县考生6358 名，录取231人 ；我所在的坨里公社考生267人，被大专以上高校录取的只有我一个人。

1978年春，30 周岁的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已经做了孩儿爸的我们坐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课堂里。有一件真实的趣事，值得一记。那年放暑假回家，邻居大婶把一个电视机抱到我家，让我修。我说不会，她惊讶地说：“你在北京上大学，还不会这个？”乡亲们以为，你上了大学，修个电视，应该是庄稼佬不识元宵，“小白丸儿”。

我们真的从心底感谢邓小平，没有他的恢复高考的英明决策，我至今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我曾经把77、78级大学生比作从炉火里抢救出来的焦尾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周末，我写诗感言：

昔人曾唱梨花开，

今日举樽尽吾侪；

十载罹难安史乱，

一段焦尾邓公裁。

三旬秉烛业未晚，

四化方兴志不衰；

中流击楫心犹壮，

邯郸自有黄金台。

“焦尾琴” 的典故源于《后汉书·蔡邕传》，蔡邕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有一次他路过吴县，见有人正烧火做饭，一块上好的梧桐木正在烈焰中燃烧。梧桐木是作琴最好的材料，他不顾火势汹猛，急忙把这块烧焦的木头抢救出来。后来他用这段焦木精心制作了一张古琴，把烧焦的部分放在琴的尾部，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焦尾琴”。

今天，77级、78级的大学生多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演奏出《命运交响曲》的华彩乐章。这些人就是恢复高考抢救出来的“焦尾琴”。

走进花园村

花园村是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的驻地。  1977年高考结束后，是否能够录取，我心中也没有底 。所以1978年春季开学后，学校领导仍然给我安排了高二两个班的语文课，兼班主任。

大约上了一个多星期课，3月初，公社文教组长肖静波把通知书递给我，告诉我赶快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时， 我当时心中并没有多么激动，只是觉得，从此跳离农村了。（那时我的儿子已经7个月了，爱人在生产队挣工分，我代课每个月36元，交给生产队18元，记300工分，我每年3600工分还要拨付给我母亲1200工分） 通知书上要求3月7号、8号报到，为了给家里多干些活，为了省一天在外面的饭钱，我决定8号报到。

8号早晨，从坨里坐公共汽车到丰台路口，再换成335路到八里庄。进了师范学院大门口，就看见迎接新生的横幅标语，在历史系的桌前，拿出通知书、办理完手续，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帮我扛起行李卷，直奔六号楼男生宿舍，一路上我真诚地说着感谢话：“老师，还是我扛着吧，我是农村来的，有力气。”那个男人回过头看着我笑着说，别叫我老师，咱们是一个班的，我叫王小明。

进了宿舍，陶文牛、卜伟华、郭承真、程路宁、赵子富几位同学已经先到了。我记得是陶文牛与郭承真上下铺；卜伟华与赵子富上下铺；程路宁是靠门口左边的下铺，我就在靠门口右边的下铺。午饭后，辅导员周兴旺来了，叮嘱我们说：“咱们班还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刘少奇的儿子，叫刘源。大家不要歧视他。”晚上刘源来了，在我上铺。这个宿舍8张床，住7个人。

大家很快熟悉了，陶文牛是从市政二公司来的，他自己说是修马路的；卜伟华是北京工学院的干部，郭承真是北京红旗汽车制造厂的工人，赵子富是顺义插队的知青，程路宁好像也是知青，刘源是北京起重机器厂的工人；只有我是从农村来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真诚，淳朴，我没有感觉到歧视的目光。

第二天（周四）上午系党总支书记母庚才和辅导员周兴旺在东风楼四楼的407教室里给我们讲了班里的情况，大意是班里40个同学，工人、知青、复退军人、农村的各占多少，党员、团员各多少；真正农村来的有平谷的李德龙、谢宝田；房山的是我和张桂芳。

老母还说40人中第一志愿报师范学院的只有11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编采系，因为我自以为写个新闻稿还行。第二志愿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我觉得我的历史知识实在太差了，为什么没有报中文系，是因为代课时候觉得语文老师太累，当班主任的可能性大，每个星期还要判作文。

周兴旺还指定了班干部，黄建是班长，王俊玲的班付，陈小苏是生活委员，王锴是体育委员，林晓燕是文娱委员，许福谦是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是郭景芳，委员是李德龙、王小明；下午学校开学典礼，院长是崔耀先，讲了些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他把肄业读出了肆业。10号开始上课，只有徐北海一门政治经济学。许老师讲课口齿清楚，我第一次学这门课，什么商品、价值、劳动力剩余价值等等都觉得新鲜。

记得政经课后第一次小组讨论，组长是程路宁，女同学有张萃、郭景芳、王丽荣、李蓉、林晓燕、劳力。因为是第一次小组聚会，一位女同学问郭承真：“你叫郭什么玩意儿来着？”郭一本正经的回答：“我叫郭承真，不叫郭什么玩意儿，”引来大家一阵笑声。

上课

在历史系上了四年课，说实话，我不算好学生。其实我对每门课都认真地听，认真记笔记，考试时候认真准备，但考试成绩始终没有靠前，也不是最后，算个中等生吧。原因是我的历史功底不深，上大学前连中古史朝代顺序都说不对，世界史更加糊涂；再有就是课外的功夫没有人家多，别人到图书馆查阅历史典籍、抄记史料，我迷恋于文学期刊和中外名著，这些我在房山的学校和图书馆里是看不到的。

今天老同学陶文牛列出教过我们的老师名单，有几位老师的名字我竟然很生疏，可见我真不是好学生。历史系的师资力量雄厚，四大台柱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戚国淦、世界近现代史齐世荣、中国古代史宁可和中国近代史谢承仁。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位老师是中国古代史苏俊良、翁俊雄、彭云鹤，中国近代史邱远猷；中国现代史陈永录、王佩莲；世界古代中世纪徐钟秀（高墨塔）、陈曦文，世界近代史丁朝弼，世界现代史康泠和张大卫老师，还有讲教学法的黄一欧、于友西老师，讲古代文学史的齐治平。马国荣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我倒是印象深，因为我上大学前曾经给坨里公社中小学教师讲过主谓宾、定状补的语法课，所以成绩很好。记得谭敏还问过我，汉语的定语和英语的冠词是否一样？

这个班里真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女公子，文史学者王世襄的女儿，有著名画家李斛的爱女；还有一些同学家学底蕴深厚，父母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大二的时候，王锴去了美国；郑也夫、张小青、顾红考取了研究生，郑也夫今天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学家，他的个性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显露出来。

中古史学习很好的同学有许福谦，简直是活字典，据说上学前就把24史通读了，别人手里拿个小本本背英语单词，他的小纸条上记的都是史料；第二位的是宋杰，说起历史掌故来头头是道，声情并茂；孙文泱、王宏治、韩莉等人也是很了不得。

世界史方面谁的功底深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刘新成、徐兰很有成就。大家对上课的老师们也有评价，有一位世界史女老师上课照本宣科，老卜、文牛就趴桌子睡觉表示抗议，睡醒了高喊：“还不下课！”满座愕然。听陆敬老师上课讲“四清”时破案的逸事大家倒是兴味盎然。有同学给陶文牛总结出“三没有”，即没有一门课有完整的笔记，没有一天不打桥牌，没有正经上过英语课。神奇的是，他居然考上了研究生，英语分数及格，留校了。

像我这样“功夫在史外”的同学也大有人在，李松海兴趣广泛，写诗、写电影剧本、绘画、雕塑，孙和平写剧本很投入，据说有一次晚自习后回到宿舍，他十分投入地给刘源读自己刚刚写的剧本，当他读得泣不成声之时，发现刘源已经睡着了。赵子富对古汉语研究精进，敢于和陆敬辩论，卜伟华文史哲涉猎广泛，张建设喜欢摄影，陶文牛热衷体育赛事，能够把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各项冠亚军的名字成绩说的一清二楚。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泡图书馆，那里藏书丰富，特别是有文革前的书籍、各种文史期刊，成为我们的乐土。78、79级进校以后，到图书馆占座位成为一道风景。

因为同学们的起点与兴趣特长有差异，中古史和英语都进行过分班考试，成绩好的就分到小班，吃小灶。说起考试，也有许多趣闻趣事。那时候因为文革耽误了我们10年的时间，所以大家都如饥似渴的读书，学习很认真，很自觉，没有抄作业、抄答案的，但是班里多数人没有把分数看到很重要。卜伟华不论什么考试都是交卷的“铁第一”，成绩都是80多分。李德龙聪明、反应快、脑袋瓜灵活，也是班里的活宝，在宿舍里也经常搞笑，我至今不明白他怎么能够隔着门缝猜出我在屋里翻动了哪张牌。世界史考试名词解释“法西斯”，他答成效法薛西斯；他解释“奇怪的战争”之后还发问；你说奇怪不奇怪？

老一组

刚入学时，班里分为三个小组，我们是第一组，组长是程路宁。直到毕业40多年后的今天，老一组的同学仍然关系很好；虽然过了花甲、古稀的年纪，还有的定居海外，有的跻身军政高位，大家都很怀念当年。近些年还有几次聚会，很让其他小组的同学羡慕。四年中情感日深，不尽一一。有两件事值得记叙。

1978年10月底，老一组同学去圆明园游玩，那个星期天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回来赵子富给我看了郭承真、程路宁、卜伟华、李蓉、劳力、林晓燕、郭景芳等人在大水法前的照片。问我为什么没有去，我支吾一声，其实是小小的自尊心作怪。

我上大学之后，家里爱人带着刚满一周的孩子，还要到生产队挣工分；我的学校生活只靠四块钱助学金，还生怕哪天家里有事情，必须留着回家的车钱（往返3.5元），我知道郊游时大家要买饮料、面包等，我不能吃白食呀。

但是那天天气晴好，我把宿舍里几位同学的被子扛到楼下太阳下晒了，记得卜伟华晚上还问今天的被子怎么这样暖和。直到40年后，2018年我们老一组重游圆明园，他们回忆当年的情景，我才说出实情。

另一件事是夭折的诗社。因为宿舍里的几位同学对诗词都很感兴趣，赵子富、卜伟华造诣尤深，我又是不甘寂寞的人，于是张罗成立诗社。1978年7月6日晚上，我、路宁、子富、承真、老卜、还有宋杰、黄键等几个人聚集在四楼的楼顶，晚风习习，月色朦胧，每个人都兴致勃发。

程路宁首先赋诗：“欣闻诗社兴，不才求相与。可怜无束脩，但求流星笔。”

郭承真继续：“贺我诗社创，怒放百花新；勤苦终有报，试看他年春。”

赵子富念诵：《点绛唇》：兰亭新会，满座慧莲皆宝树。同学少年，正方当权舆。斥千年流史，珂百代残碑（珂原文是言字旁，）越春秋，高岸深谷，看群贤脱颖。

卜伟华写了两首七律斥越南迫害华侨（选其一）“恩将仇报负心狼，驱我华侨疯且狂。百亿支援腰勒紧，万千烈士血飞扬。停粮掠物如蛮匪，侵柬排华似恶伥。投靠苏熊能几日，他年看尔变屠羊。”

宋杰作七绝：“驰骋江山度如飞，纵横诗笔走风雷。冰雪烈日全无惧，笑迎春风喜上眉。”

我做西江月以贺：“莫道对酒当歌，应念人生几何，重任在肩旗在手，挥拂胜似挥戈。笺上春风杨柳，笔下惊雷剑火。彩云作纸海作墨，写出宏图壮阔。”（后来才知道子富、老卜的诗词功底深厚，我写的许多不合格律之处。）

40年后，再读这些诗句，可见当年意气风发的情怀。那天大家为诗社起了几个名字“学步、激扬、临风、东风”最后定名为“学步诗社”。本来还有杨小燕等几位女同学要参加，因为是从男厕所爬到楼顶的，所以都是男诗人。然而，这样的兴致，竟然没有了下文，估计是后来大家心有旁骛，移情别恋了，或许是我的组织能力太差了。

院学生会副主席

在校四年，从房山农村来的我，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没有使用任何“官场手腕”，居然担任了两届院学生会副主席。究其原因，皆因为一张大字报。

1978年的春天，我们入学之际，正是中国经历了十年内乱之后，面临转型的徘徊之时。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5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12月召开三中全会，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入学时候的事情。我们真的十分辛运，赶上了八十年代政治空气宽松、宽容，科学文化受到重视的好时候。

然而晴空丽日的春天是慢慢到来的，那时候的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有三个年级，78级的同学9月初入学，76级的工农兵学员还没有毕业，学校的学习与生活秩序、社会公德不能尽如人意；有人从宿舍窗户往楼下泼水，有人在图书馆里吸烟，有人随意折取校园花木，学生食堂开饭时拥挤不堪，这些现象引起许多同学的不满。

我是个胆汁质与多血质混合性格的人，针对这些不道德行为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大字报《剪灯新语》，请书法好的戈斌帮我抄写，贴在学生食堂的路边，署名是“齐其武凌三思”（ 我的学号775034）。要求学校树立新秩序，纠正不良现象，这张大字报引起了轰动，师生的反响强烈。因为大字报中有“为何春风不到北师院？”的责问，有人还是文革思维，上纲上线，说我污蔑大好形势。但是当时是改革开放前的黎明，少数“左派”已经没有市场。

此后我又以“凌三思”署名写了两篇大字报，呼吁建立校园新秩序，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许多人打听凌三思是谁？在去教学楼、图书馆的路上有人对我指指点点。院里领导对我有了好印象，查阅了我的档案，知道我曾经在《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诗文。

此后不久，师范学院筹备团代会、学生会，我被学院党委宣传部和学生部领导找去谈话，让我在即将成立的院学生会中担任宣传部长。1978年11月10日，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会召开，我就这样当上了副主席兼宣传部长。

学生会的三驾马车是主席周立明（中文系77级，来自昌平，高中66届，党员，入学前是县文化馆职工）；副主席兼生活部长贾德普（政教系77级，来自平谷，党员，高中67届，复退军人），副主席兼宣传部长顾梦红。还有体育部长孙允中，物理系77级，高中66届，工人；文娱部长李秋芳，女，化学78级。

在《北京师院》报纸上我写了一首《一剪梅》：“枫红橘黄又一秋，花园村里，笑语方稠。喜逢师院双代会，翩跹学子，倜傥风流。壮志在胸旗在手，征程跃马，挥斥方遒。来年细品桃李香，千枝蓓蕾，万里神州。”

我在任期间组织过全院几百名同学参加的百科知识竞赛；各系的黑板报比赛，成立了书法社、话剧团等，当然这些都是许多有才艺的同学做的，比如书法社中许多人的老师都是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书法家，社长李鑫华今天是书法界魏碑体的翘楚，水平高的还有林阳、金运昌、张光苏、吴环宇等人，今天都是书画界很有名气的书画家。还认识了各系的学生会主席，有些人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如生物系的张雷、体育系的赵金山，数学系的乔丹军等。

值得一书的还有出版刊物《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禁区打破，思想解放，青年人本来朝气蓬勃，进取活跃，社会上的星星画展，朦胧诗都在师院正当其时，中文系77级的李功达、郭跃进等人办了油印刊物《求索》，有些影响。学院党委、团委和学生会商议办一份文学刊物《八十年代》。没有设主编、副主编；编委有中文系李功达（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郭跃进、林阳、程刚等，政教系有郝忠实、历史系孙和平等，我也是编委之一，这个刊物到我们毕业时大概只办了2期吧。

还有一件事是暑假勤工俭学劳动。当年院学生会干部多是郊区农村的，这也引起一些城里同学的不满（可以理解），农村同学生活清苦，家里都不富裕，78级政教系的一位我高中同学，当时他已经有3个孩子了，临行前，大女儿拉住他的手不让他来，说“爸爸，我也要上学，还没有钱买书包呢，他家过年糊窗户，连4分钱的窗户纸都买不起。

为了给这些生活困难的同学挣点钱，补贴家用和学习费用，我和周立明组织了几十名农村的同学，利用寒暑假勤工俭学。暑假正是三伏，天气闷热，农村同学肯吃苦，我们光着膀子，只穿短裤，推小车运土方，在建筑工地抡大锤砸水泥块，真是汗流浃背。小院领导看见担心我们中暑，派人给大家买来西瓜、饮料；那年暑假我挣了16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兴奋地夜不能寐。

大概是从1980年开始，学校为我们这些农村来的经济条件很差的学生干部给予半薪工资，每个月21.5元。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记得我用10元在西直门的市场买了一双人造革的皮鞋，心中美滋滋的。

刘源

说起四年大学生活，不能不提刘源。这倒不完全因为他是刘少奇的儿子，是“龙种”，主要是个人交往多些。

刚刚入学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但是刘源并没有显得萎靡落魄，也没有“前高干子弟”的遗风；在宿舍里，我们几个人没有歧视他，他也与大家谈笑风生，平等相处。记得入学第二天，学校开迎新会，某位校领导介绍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来源时候说，工农兵各占多少，党团员有多少，还有一名可以教育好子女，刘源在我身边悄悄说，这就是我。

十年内乱之后，同学们都非常渴望读书，教学楼还没有时间限制，班里分为早睡派和晚睡派，有人早晨五六点钟就起床，背外语单词，有人夜里十二点以后还在教室里读书；刘源就属于晚睡派，常在夜深人静，眼皮打架的时候，特别想吸烟解除困顿。但是有时候大家都已经烟囊空瘪，只好在教室里四处寻找人家扔掉的烟头，把几个烟头细心剥开，凑在一起重新包裹，过过瘾，解解馋，刘源也属于其中的“捡烟族”。

大约是1978年10月底，历史系组织我们班到云居寺参观学习。云居寺号称北京的敦煌，从隋朝静婉大师开始至明清，历经千年刻经14278块，世所罕见。那个时候，云居寺还没有修复，较为荒凉。因为房山是我的家乡，回来的路上经过良乡，我对刘源说：“我要从这里下车回家，你跟我回老家看看？”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平反，他在北京也没有亲人，就欣然同意了。

那时候我的家境穷苦，住一间小屋，媳妇带着两岁的孩子到生产队挣工分，我在学校每个月只有4元钱助学金，十分拮据。从坨里下车后我花了4毛8买了一根腊肠，到家里跟伯父借了半瓶酒，媳妇摊个鸡蛋，炒盘白菜，烙一张饼就算招待“前国家主席之子”了。晚上，妹妹的伙伴来我家串门，走出院子有人还偷偷的说：“还真像”。晚上，我要刘源住在一起，他与我开玩笑说：“小别胜新婚”，坚持与我的二弟住在伯父的一间小屋里，睡在一个土炕上。

第二天早晨，我爱人给我们熬了一锅白薯粥，她就去生产队刨白薯了。饭后，我与刘源抱着我两岁的儿子在村里转了一圈，午饭后，我们从村里步行三华里到坨里，坐公共汽车返回学校。

在车上刘源说起他在山西插队时的情景，白天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接受“改造”，在寒风中劳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一天夜里造反派让他站在很高煤火炉台上与村里的黑五类一起批斗，黑暗中有人趁机用棍子朝他乱打，他实在忍受不了了，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钳，“腾”地跳到门口，发疯般喊道：“你们要不想让我活下去，我就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我捅一个！”周围的人都愣住了，他趁机跑出会场，蜷缩在柴垛里忍受了一夜朔北的风雪。

在车上我对他说：“刘源，毕业后你到房山来教书吧，这里人好，没有人欺负你。”刘源微微一笑说：“老顾，你放心，他们不会让我当教师。”我一脸懵懂：“为什么？”刘源说：“你想，我在讲台上讲课，下边孩子们挥着拳头喊打倒刘少奇，这课还怎么上？”我那时真的很不懂政治。这次刘源了解了我家庭情况，回校后，他从朋友那里弄了100斤粮票送给我。

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了，刘源并没有趾高气扬，仍然与同学们一起读书、跳舞、玩牌，嬉笑打闹，那年11月刘源参加学校的人民代表竞选，成为很轰动的一件事，学校里参加竞选的师生大约有七八个人，我们班里都支持刘源，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的平民意识，支持他竞选。

1980年2月2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班的同学从电视里看到刘源抱着骨灰盒心情悲戚。大约是5月22日，班长戈斌带领班里10多个同学到天安门纪念碑为刘少奇送花圈，第二天，《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

11月初，海淀区选举人民代表，分配给师院一名。那时候全国高校师生掀起了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有学生参加竞选。师院党委推荐化学系教师施汝谷作为候选人，77级的学生们政治热情很高，据后来网上说是历史系的刘源率先贴出《竞选声明》，是否率先，我真的记不清了，竞选声明肯定是写了。

参加竞选的还有政教系77级的蒋效愚、中文系77级的周立明、中文78级的张中天等人。学生食堂前贴满了竞选的大字报，饭前饭后看大字报的人很多。当时有些师生把几个竞选人物贴了 “标签”，说刘源是高干子弟代表，周立明是官方代表（学生会主席），周立明本人并不上心。后来校团委又推出蒋效愚后，周立明基本淡出。蒋效愚就成为官方代表，张中天是平民代表。

历史系的领导很支持刘源，班里成立了竞选委员会，老卜是主席，同学们都很积极热心，老牛、王宏志、钟蒲寅等还经常分析事态变化，谢伯阳还以“观察家”署名的几篇大字报很有反响。周兴旺等几位老师也帮助出谋划策，记得康泠还到宿舍里分析竞选形势。刘源在学校开过几次讲演会、答辩会；比较隆重的是在主楼前，搬了桌子，拉了麦克风，有主席台的正式答辨会。那次规模大，当时有人感觉校方要支持刘源。

同学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问他的父母情况，问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看法，有人问刘源为什么不报名献血，他说，我有肝炎，不能传染给别人；还有大字报说刘源与苏小明如何如何（当时《军港之夜》正流行）。有人问他竞选是否要当大官，继承父业等刘源都回答的很得体，很有分寸。现在网上流传刘源的竞选声明等文章，我觉得有一些加工成分。

竞选的结果是化学系副主任施汝谷以微弱票数胜出，刘源没有当选。这次竞选是一次民主政治的尝试，可惜以后在中国再也没有出现。但是对刘源无疑是一次政治历练，对他毕业后的仕途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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