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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 | 李维一：老师的老师是先生
作者简历
李维一，1955年出生，1974年到京郊温榆河畔下乡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老师的老师是先生
作者：李维一
作者读大学时期，摄于北大燕园
岁月不居，我们毕业离开母校四十年了。在上世纪第78个年头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们这群人，均已届耳顺、古稀之龄。我们当年的授业老师健在者，当然都是耄耋寿星了。四十几年前，老师们在课堂上授业解惑于我们时，正值青壮，因为曾经动乱，年华蹉跎，喜迎拨乱反正，得登讲台化育学子，他们无不踔厉奋发，竞逞长才。而他们的老师，我们老师的老师，因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污名之累遭际坎坷的一批年高名师，彼时甫脱束缚，欣逢改革开放肇始，春风拂面，老树新花，重放异彩。那时的燕园里，意气风发的学子们与意气风发的业师们同气相求，教学相长，其乐融融，是我们永怀于心的温暖记忆。
在燕园，我们称授课的中年业师为老师，而对老师们的老师，则随着中年老师们的习惯称“先生”。这个“先生”虽然和一般社会交际称谓的“先生”形音相同，但其内涵和感情色彩却大异其趣，随声而出的是我们对先生们道德文章的景仰尊崇。
燕园四年，我虽然没有拜在哪位先生门下系统受教，但学习期间片段零星的接触，先生们吉光片羽的嘉言懿行，始终深藏于心，醇醪佳酿般历久弥香。
“说有易，说无难”
作为汉语专业的学生，中文系诸位先生里最吸引大家的自然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王力先生是上世纪的同龄人，我们入学时他已年近八旬。王力先生治学宏通古今，体大思精，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
大学一年级时，多位老师在讲授不同课程时，都提到王力先生早年的一件学术轶事。1926年，王力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先生研究语言学。他作的论文《中国古文法》，由梁启超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共同指导。梁先生的总批是：“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文内还有一处眉批：“卓越千古，推倒一时”。赵元任先生的批语却语气峻切。王力先生论文附言有“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的断语，赵元任先生在此批道：“删附言！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先生说“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
王力先生《中国古文法》论文书影，上方是赵元任先生批语
1943年，王力先生出版对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中国现代语法》时，在自序中说：“我应该首先感谢吾师赵元任先生，当年他对于我的《中国古文法》不曾给予一句褒语，这是消极地不奖励我走上蔽的道路。他在那篇论文上所批的‘说有易，说无难’六个字，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
198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王力先生当年的《中国古文法》论文原稿。王先生在序言中再次提到，赵元任先生“他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王力先生表示：“我影印出版这篇论文是为了保存两位老师的手泽，同时我认为这样做也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作为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借鉴。我们要像梁启超先生那样鼓励我们的研究生，使他们有信心攀登科学的高峰；我们更应该像赵元任先生那样，严格要求我们的研究生，指出他们的缺点，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学者。”赵元任先生当年的批语和王力先生对批语意义的阐发，今天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大三时，丁香花盛开的时节，王力先生有个关于汉语滋生词的讲座。讲座面向研究生，但向中文系进修教师和高年级汉语专业本科生开放。我和赵小川同学因事先估计不足，赶到第一教室楼时，因为来了不少外系的同学，教室里已经连走道都增设椅子坐满了人。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在王力先生的讲台旁席地坐下。
王力先生来到坐定后，看着我们俩，俯身笑问：“地下凉不凉啊？”因为坐得既近又低，我们看讲课的王力先生和先生助手的黑板板书，都要极力向后仰着头。讲课中间，先生停下来，再次俯身轻声和蔼地问道：“你们累了吧？起来站站吧。”
毕业后，我虽然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工作余暇，时常会翻阅求学时收集的先生们的著述，每当翻阅王力先生的著述时，先生温润如玉的面容和暖心的话语，总会伴随着似有若无的丁香花香浮现眼前。
“我脸不红，我会查”
听吴组缃先生的讲座，则是另外一个场景。
吴先生是小说家，他创作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据一席之地。他曾为冯玉祥做过讲习教师，抗战期间参加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协会常任理事，在重庆与周恩来相识交往。四十年代后期，吴先生在多所大学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长于明清小说，尤擅《红楼梦》，曾担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一次临近寒假，系学生会邀请吴先生给大家作学术讲座。面容清瘦的吴先生身着蓝色咔叽布中山装，闲适舒展地坐在讲台前，说是演讲，其实更像是在和大家随意聊天。
吴先生的“聊天”有两个情节我记忆至今：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吴组缃先生当时讲了具体的年份，时隔多年我忘记了），一个冬天的下午,寒冷萧索。吴先生去王府井办完事情，正在美术馆前103路电车站等车回北大。一辆黑色轿车从他面前驶过，忽然在前边不远处缓缓停下，车窗里有人在向他这边招手。当时车站等车的没有几个人，他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轻声说道：“组缃同志，你还好吧？”吴先生既为在街上意外见到周总理而惊喜，经总理这样一问，又触动他当时凄惶的人生境况，只叫了一声“总理”，就无语凝噎地怔在那里。片刻间，周总理对他摇摇手，车子开走了。寒风里，先生望着周总理远去的座车，两行清泪不觉挂于面颊。吴先生由此对我们讲述起他早年与周恩来交往的情况，深切感念在那动乱倥偬时期，身心交瘁、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能在车辆行驶的瞬间，一眼认出暌违多年的路边故人，并停车恤问。
“这就是周恩来啊！”吴先生提高声调，以这样一句语意直白却情感浓烈的话语表达他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敬重。
讲到治学问题时，吴先生说，系里已故的游国恩先生于学无所遗，但偶尔也有被问住的情况，那时游先生会从脸红到脖子，这就是传统学人的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讲到此处，吴先生以浓重的皖南口音高声说道：“喔（我）脸巴（不）红，脸巴（不）红，喔（我）会查，喔（我）会查。”吴先生说，今天的时代和教育训练方式与他们当年那个时代和教育训练方式已大不相同，已很难再出现游先生那样博洽淹贯的学者，也没必要再追求那样腹笥书箧，要学会运用“外脑”，即善于使用工具书，就是要“我会查”。吴先生进一步指出，于今的时代，更强的“外脑”是电脑，电脑的海量存储与高速运算能力，必将为学术研究开辟新的广阔天地。
那时，北大的王选老师正带领科研团队，承担国家“748工程”科研任务，在燕园北阁，为实现汉字计算机信息化处理，助推国家四个现代化而日夜攻关。今天已是5G互联网时代，忆及当年情景，不禁感叹老先生暮年心志不坠，思想不怠，仍紧随时代步伐，那看似随意的“聊天”，实则是用他风雨人生的阅历和深切感悟给予莘莘学子人生志业的启迪。
魏先生的背影
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为四位五十年代评定的一级老教授安放了塑像，他们是：杨晦、游国恩、魏建功、王力。游国恩先生在1978年我们入学的前几个月去世。我们入学时，杨晦先生年高体弱，已深居简出；王力先生虽也年高但身体康健，我们有幸亲聆謦欬；而魏建功先生，思之叹惋，我只见过他的一个背影。
那是入学后的一天，我去系办公室办事情，楼道两侧的办公室都关着屋门，楼道里亮着低瓦数的白炽灯，光照昏暗。忽然，前边南向的一间屋门打开，亮光里走出一位长者，因是背光看不清面容。我避让在侧，待老人过去后进到办公室。办公室老师见我这个新生进来，说了一句：“刚才出去的是魏建功先生。”我说“是啊？”连忙追出门去，却只看到魏先生慢慢转过墙角的一个背影。
魏先生也是我们仰慕已久的泰斗级语言学大师，我上小学时，书包里就天天放着他主编的64开版本的《新华字典》。魏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为推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贡献良多。
那时魏先生已身染疾病，我们未及与他有所互动接触，他便于1980年2月去世了。魏先生的晚年是寂寞的。在校时，我们对于他当年在台湾从事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不十分清楚。在从事了对台工作以后，我才逐渐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也因此更为当年没能利用宝贵的机会向先生当面请益而深感遗憾。
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中国台湾五十年。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后，提出“在台湾普及我国语（指日语——笔者按），是台湾统治的长远目标。”他们在台湾实行以消灭汉语汉文为指向的“国语（日语）政策”，限制乃至禁止台湾民众说中国话、用中国字，强制推行日本语教育,以图达到使台湾民众“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统治目的。
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初归祖国，因受日本人五十年的文化压制，年轻一辈的人，只知有日语、日文，而不知有祖国语文；六七十岁的老人，虽然会说闽南话及用‘孔子白’读书，但仍多不了解方言与国语的关系。”（台湾学者方师铎著《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当台湾光复的时节，台湾的同胞心喜回到祖国的怀抱，但见到从大陆来的同胞，却说不出话来，无法用同一语言沟通感情，表达意见。这是多么不便，多么痛苦的事！（台湾学者方祖燊著《国语运动简史》）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魏建功先生率领一批大陆语文学者赴台湾，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行我们祖国的标准语，以扫除日本殖民文化影响，在台湾恢复和传承中国语言文化民族血脉。
魏建功先生赴台后，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国语推广工作。他到台湾后的第二周，便到广播电台宣传开展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他在台湾报刊先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向台湾社会大众宣传阐释在台湾推行祖国标准语的意义、方针与方法，如《“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运动纲领》《国语的德行》《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等。魏先生指出：“在他们（指日本帝国主义—笔者按）处心积虑之下侵略我国，强夺本省去统治了五十一年，硬要本省父老昆弟诸姑姊妹用他们的东京话做国语，是绝对要不得的！”“台湾光复了以后，推行国语的唯一的意义是‘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对于什么是国语，魏先生深入浅出地告诉台湾同胞：“国语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话…...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包括（1）代表意思的声音叫‘国音’，（2）记录声音的形体叫‘国字’，（3）声音形体排列组合表达出全部的思想叫‘国文’。排列组合的规矩就是‘文法’。”对于台湾方言与标准语的关系，魏先生浅显明了地指出：“1、台湾语并不是‘非中国语’，而所谓‘国语’是指‘中国标准语’。2、台湾人所讲的是‘中国的方言’，并且与标准语系统相同。3、台湾光复是回娘家，既回娘家，语言的关系与毫不相关的外国人学习情形不能一样。4、外国人学习另一国家的语言是学一个记一个，我们有‘方言’和‘标准语’对照的关系存在，学习方法上应该有捷径可走。”他更具深刻性地指出：“我对于台湾人学习国语的问题，认为不是一个单纯语文训练，却牵连到文化和思想的光复问题。”“受日本语五十年的侵染，教育文化上如何使得精神复原，这才是今日台湾国语推行的主要问题，这才是整个的、核心的、百年大计的。”“推行国语不仅是口头语音形迹改变，还要有民族德行善良之涵养。……我们要借着国语的优点，教台湾地方与阔别了五十一年的祖国联系一体，……我们的标准语之所以成为标准，纯语言学术观点以外，最主要由于它富有一种德行涵养的表现，这是不容忽视的。”
魏建功先生主持制定了在台推广国语的工作方针，组织编订了《国音标准汇编》，作为在台湾推行国语的语音标准，同时又通过广播电台进行标准读音示范广播，供台湾同胞收听学习，匡正语音，此外帮助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设立国语讲习班，举办讲习会，编撰国语教材，培养训练国语师资，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推广工作。作为在台湾推行国语开创期的重要主事者，魏建功先生以他的专精学识、体察洞见和运筹力行，为清除日本对台湾五十年的殖民文化影响，为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光大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贡献。
魏先生落寞谢世，想到他那慢慢转过墙角的背影，令人戚戚无以释怀。不过他毕竟在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后人不会忘记。2010年，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合作编纂《两岸常用词词典》，我和台湾学者有较多的往来，见面交谈提到魏建功先生，他们讲述先生当年在台事略，皆缅怀称誉。2019年12月，魏先生家乡向北大中文系捐赠魏建功先生塑像，学校举办了铜像落成仪式暨纪念座谈会，以“精研音韵千秋业，国语推行不世功“称颂之。
先生名讳“建功”，以学之专精有此贡献于国家民族之事功，魏建功先生名不虚矣！
群贤毕至
“言有易，言无难”的赵元任先生极富传奇色彩，有“旷世奇才”之称。他语言天赋超乎常人，学问跨界，广博精深。罗常培先生当年有言：“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王力先生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跟随元任先生虽只有短短的一年，但是我在学术方法上受元任先生的影响很深。”吕叔湘先生评价赵元任：“一是他以现代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赵元任还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不仅曾在国内国外的大学里讲授有关中国音乐的课程，治学之余还创作了一百多首音乐作品，那首广为传唱的“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著名音乐教育家贺绿汀说：“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
1973年，中美关系出现缓和松动。去国几十年的赵先生偕夫人杨步伟于4、5月间第一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郭沫若、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旧识陪同在座。赵元任提出要见王力，经安排，师生二人四次把晤聚谈。回美国后，赵元任致信王力：“这次回国得机会见面座谈，高兴得很，就是可惜时间匆促，没能多谈为憾。……以后听说交通比以前要方便一点儿,没准儿明天又要回来,也许可以多呆一忽儿呐。”
“一忽儿”八年过去。1981年5月，赵元任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第二次回国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见。6月10日，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临湖轩，举行授予赵元任先生名誉教授称号仪式，北大校领导和中文系汉语专业及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诸位先生与赵元任先生亲切会面。那一刻，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们济济一堂，称得上群贤毕至，盛况空前。
在临湖轩，赵元任先生即席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先生1920年留学英国时，思念祖国，写下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1926年为诗谱曲，将“她”改为“他”，扩大了歌曲的情感意境。重回祖国的赵元任先生，以耄耋之年的苍老声音再唱起五十五年前自己创作的这首抒情歌曲，大家感受到的，是他蕴积心底几十年的浓浓思乡之情。
王力先生在仪式上致颂词。他勉励学生们“向元任先生学习，学习他的博学多能，学习他的由博返约，学习他先当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音乐家，最后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对王先生这段高标格的话，我当年更多地是认为王力先生主要还是称颂赵元任先生渊博宏通的学问成就，终究赵先生是旷世奇才，他的学习成长经历旁人罕匹。但我思想上也有共鸣，并不觉得突兀，因为北大的教育比较强调宽基础，厚积薄发、由博返约，是先生、老师对我们时常讲到的。有的老师还讲过，社会上对走上工作岗位的北大毕业生的评价是“有后劲”。今天，新科技引领的创新驱动已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新引擎，跨界建构知识体系的复合型人才更具有适应时代需求的优势。于今再看王力先生的这段话，不禁引人作出进一步的思考，获得新的感悟。
颁授仪式结束后，众位先生一起来到室外草坪。班里的同学们在外恭候已久，看见先生们出来了，大家立刻相拥着站到先生们的身后，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注意到，从走出临湖轩到合影，赵元任先生始终将北大刚刚颁授给他的名誉教授聘书持于自己手中。当时王力先生年已八旬，赵元任先生长王力先生八岁，已望鲐背。望着赵先生手持聘书与王力先生缓步而行，我不禁在想，赵先生当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给王力先生讲学授业时，也是这样夹持着讲义与王力先生走在校园里的吧！当然，那时二人的脚步是年轻劲健的。二人师生情谊保持了一生，书信往来互以字称，赵称王“了一兄”，王称赵“宜重吾师”。名师高徒，成就了中国语言学界的学术双峰。
1982年2月，赵元任先生在美国病逝。王力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怀念赵元任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赵先生本已计划回国定居，不意遽然病逝，未能实现叶落归根的心愿。王力先生赋诗悼念：
离朱子野逊聪明，
旷世奇才绝代英。
提要钩玄探古韵，
鼓琴吹笛谱新声。
剧怜山水千重隔，
不厌輶轩万里行。
今后更无青鸟使，
望洋遥奠倍伤情！
少长咸集
1982年夏，我们毕业了。临别前，在图书馆前草坪，同学们与系里的先生、老师们集体合影留念。先生们坐于前排，老师们分立二、三排，我们全体毕业生站于后排。其时阳光明媚，惠风和畅，业师学子，少长咸集。
大家没有想到，一向深居简出的杨晦先生此时策杖而出，来到茵茵青草坪,勖勉即将毕业离开母校的学子们。同学们于骊歌声中得见杨晦先生，很是欢喜。先生身形瘦小，当年却是一位纵身逾墙，启门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五四”北大热血健儿。望着静坐于前的杨晦先生，历史的风烟仿佛从他的身上飘散而出，令我们思绪起伏，感怀不已。
坐在前排的先生还有几位给我们本科生开过课程。
朱德熙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西南联大一年级时，读的是物理系，二年级转入中文系，在唐兰、闻一多先生门下学习古文字学，之后专研汉语。他在古汉字与现代汉语语法两个领域都有深入独到的研究成果。1951年，朱先生与吕叔湘先生合作，在人民日报连载“语法修辞讲话”，对于向干部群众普及语文知识、推动汉语规范化、促进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朱先生借鉴当代国外语言学的新理论，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揭示了更多的汉语语法规律。大三时，朱先生给我们开设了“‘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讲座课程。关于汉语里的“的”，朱先生有着深入地考察和研究。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表了《说“的”》《关于说“的”》研究论文。朱先生的研究深入独到地揭示了汉语里的“的“作为同音、同字形但实际并不相同的三个语素（的1、的2、的3）的不同语法属性。朱先生给我们开的这个课程，由对语素“的”的分析研究拓展到分析研究“的”字结构及其相关的判断句类型，较具代表性地体现了朱先生的汉语语法研究学术思想和方法创新。朱先生讲课风格不疾不徐，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逻辑自洽，深入而缜密。讲到要点处，先生往往会略作停顿，下颌一收，抬眼扫视大家，面带笑意地作一设问，然后再自说自答地加以分析阐发。看着朱先生这种带有几分调皮的表情，课堂上我会禁不住地走神猜想，朱先生年少时一定是既聪慧而又很活泼顽皮的。
我们读书时，系里有两位林姓先生，一位是文学专业的林庚先生，一位是汉语专业的林焘先生。很巧，两位林先生都是福建籍贯，都出生于北京。林庚先生青年时代活跃于中国诗坛，在现代诗歌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诗声歌韵。他在讲授中国古诗词课程时，学人的深邃理性不掩诗人情性，讲到动情处，充沛的情感甚至会带出肢体动作。印象深的一次，先生当堂讲授晚唐诗人韦庄的《菩萨蛮》词，讲台上的林庚先生，身形修长，面容清癯，身着青灰色中式棉衣，质地应是丝绵，贴身而不臃肿。当讲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时，林先生提高声调吟哦着诗句，同时双手上举摇动，白发长者瞬间化作鲜衣怒马、意气张扬的春衫少年。讲到“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则右手胸前划一圆后向下一推，以京戏甩袖动作强调词人的决绝意态。先生虽然年已古稀，但他当年诗坛放歌的旷达飘逸依然在身未去。
林焘先生的普通话是系里诸位先生中最标准的。林焘先生治学长于语音学，在我们入学期间，主持建立了北大中文系语音实验室。上世纪二十年代，刘半农先生曾经在北大中文系建立过语音实验室，林焘先生继往开来，开启了以现代实验语音学的方法研究现代汉语的学术方向。林焘先生美容颜，声音清润，与影星孙道临音容相近。他给我们开了一个学期的语音学课程。讲台上的林先生，衣着整饬，风神俊朗，语音标准、清晰，由林先生讲授语音学，当得是不二人选。林焘先生当时担任北大中文系《语言学论丛》主编，我们结束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课程后，同学喻遂生、曹广顺和我合作撰写了一篇论文习作《初唐四杰诗韵考》，得到林先生、唐先生的鼓励肯定，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九辑。喻、曹两位同学毕业后以语言学教学研究为终身志业，成为新一代语言学学术研究骨干（一位在大学担任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一位担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我想他们对林、唐两位先生当年的鼓励奖掖更是会铭记在心的。
四十年过去了。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的先生们已经远行，受其教诲的学子们也尽已白头。但当年校园里、课堂上，先生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晚年人生场景，依然鲜明而深刻地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影响着也已走入人生晚年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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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新三届
夏晓虹：那一年补录北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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