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朱大可：一个富有诗性和个性魅力的人

沈乔生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人物简历

本文作者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

原题

朱大可印象

作者：沈乔生

朱大可是一个富有诗性和个性魅力的人。这是我最初的直觉，也是我读了他一系列文章后的结论。我们都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我是七八级的，他是七九级。那是个可以彪炳历史的时代，像所有的狗都要叫一样，大家都在努力发声。在那些热闹的声浪中，我读到了大可的文字，记得他的文字是孤傲有力量的，有着鲜明的质感。离开学校后我们有些交往，不算多，却生出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我会在下面讲。

今天，我之所以写大可的印象，源于一个发现，他儿童、少年时生活的环境，竟然和我少年时活动的一个主要场合重合，这有意思！那地方在上海西区，是一个富有上海特色的高档区，西边是太原路，北边是永康路，被人称作“外国弄堂”。我一直以为那些房子是法式建筑，看了大可的文章，才知道它们是西班牙建筑。

当我成年后回想上海时，那个地区就会像蒙太奇一样跳出来，外国弄堂住的人，是一些特别的上海人，其中不少是蜇伏不出的人，你能看见他们的面孔，但看不透面孔后面的东西；你不知道他们各自复杂的历史，不可能轻易读懂他们的内心。平时他们安静地生活着，他们的面孔隐藏在丁香树后的窗子里，在动乱中才被启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个地区隐藏着大魔都所有的最深刻、复杂的魔幻因子。

而大可就是在这里生活、成长的。他是这样描述他的居住环境的：

“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以及一些奇怪的前朝名流的遗少，如陈独秀的女儿陈红一家，民国第一总统黎元洪的长子等等。我家是个例外。”“到了文革后期，那楼住进一个单身老太太，雇有一个保姆，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接触，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写成《生死在上海》的郑念。”

我家离朱大可住的外国弄堂有两条马路，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我一直在这里玩耍，一放学就跑来，我有几个同学就住外国弄堂里，我们一起玩官兵抓强盗、撑背跳、打弹子，抽贱骨头、刮香烟牌子，玩到天黑也不愿意回家。我对这里的有磨灭不了的印象，宽敞如梦的弄堂、攀爬着爬山虎藤蔓的墙垣、混杂着夹竹桃、无花果树的后花园，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焕发出一种经久不息的阴柔的美。

我想，这个环境给朱大可打上的烙印必定是深邃、混合的。虽然我和他的人生轨迹有很大的不同，却感到一种神秘的精神契合。为了弄清大可后来的思想裂变，我们必须从最初开始，先看他和一个女孩的故事吧：

我有几本非常好玩的书，来自女同学俞欣。她是那种典型的迷你资产阶级，身材纤细小巧，肤色白皙，声音轻柔得宛如耳语，而家里的花园却大如操场。我们是莫逆之交。念小学一二年级时，每天她都到我的窗下叫我一起上学。她的叫声细弱得像蚊子，但我却能清晰地听到。

“老大可！”她形销骨立地叫道。

“来啦，老俞头！”我在窗口吼道。

我们那时流行互相在名字前加个“老”字。那是童年友情的伟大标志。但她偷着亲我的时候更像是我的妹妹。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护肤霜的香气。我们差一点就成了夫妻。她好几次对我说要和我结婚。我们好得形影不离，连小便都互相密切跟着。

小学三年级才开学，她就塞了几本书给我，说是她最心爱的，问我想看吗。我欢天喜地地拿回家去了。它们是一套《安徒生童话集》和一本叫做《一千零一夜》的怪书。但还没有来得及归还，她就从我们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我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我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的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这书是她预先藏在我这里的。她年幼的心灵仿佛预见了巨大的灾难。我的童年自此揭过了最黑暗的一页。在她离去之后，我沦为一个性别自闭症患者，几乎无法再与其他小女生说话。

读这段文字，谁的心弦能够不被拨动？这是一段摇人心旌的描述，在有限的文字内把两个孩子的交往写得悱恻动人，充满诗性的迷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检点孩提往事，大概都会有类似的发现，小男孩小女孩，老大可！老俞头！她像妹妹一样亲我，我喜欢她脸上的“百雀灵”香气，不可避免地想起结婚。这种儿童的梦境喜悦，甚至是人类最高幸福之一。然而，它夭折得那么突然，大可还没有来得及把借她的书还给她，她就从班里突然消失了。老师说她家搬走了，他为此伤心了很久。后来大可才知道她父母被打死，而她则被送到苏南一个小城，与老祖母相依为命。

悲婉色彩蒙上大可的童年，编写了他的性格密码，日后真正的力量就从这里开始。

他和“外国弄堂”的人曾经一起经受苦难和磨砺，关于邻居、关于空房子和游戏，关于看书，和好友在上海马路上近似于梦游的游荡，都有不俗的描写，这里我不一一细述了。

但我要引用他写父亲的那段文字：

在那最后的时光里，我几乎每天都跟父亲在一起，我躺在他身边，陪他说话，跟他肌肤相触，希望时间能静止这个时刻。我们谈论文学、历史和音乐。他一直勉励我好好写作。假如你想当一个作家，那你就要变得更加勤奋。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自己的故事，关于他的童年，他在广州的岁月，以及他跟母亲相识的日子。后来我才懂得，他在向我拷贝他的记忆，以便在他辞世之后，这些记忆能被子代传承下去。

读到我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颤抖起来，这是一段温馨、有深度的文字，又是一幅多么绚烂、迷人的图画。

我注意到“肌肤相触”四个字，大可的父亲是幸运的，任何一位父亲，如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他的独生儿子终日相伴，和他“肌肤相触”，都是幸福的，这种父子感情能够疗伤，能够医治不公世界带给他的任何创伤！

同时，我们的大可先生也是幸福的，这时候，父亲的病榻就是课堂，他们在仅剩的时间里讨论文学、历史和音乐，这时上苍怜悯的眼光也落到这对父子身上，他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恬静的好氛围的课堂。

在娓娓细语之中，儿子获得的不仅是知识，他不仅了解到父亲坎坷的人生，了解到他和母亲的相识，至关重要的，是在交谈中折射出一种人性光芒，就像春天里幼苗破土而出一样，纯粹、纤弱的人性就在这时颤巍巍滋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我以为，这是富有意义的传承，大可后来思想的裂变、诗性的抒发一定和这病榻上的讨论有关，这里是出发点！同时，这幅图画又是高度浓缩的，它是大可从少年到青年的概括，读懂这图画，你就读懂了他的生命历程。

父亲说，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想象力的孩子。啊，多么热烈的观察，一个父亲给儿子这样的评价，是十分难得的，很可能父亲通过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必须给儿子最大最热烈的鼓励！我相信，这将给年轻的大可增添无比的自信。

我以为，自信是成功的一大要素。由此，往后的思想裂变和才华爆发，变得不可遏止。在我看来，这里蕴藏着朱大可之所以成长为朱大可的全部雏形。

大可的主要理论著作是《流氓的盛宴》《华夏上古神系》，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他做学问，充满了奇思妙想，与大学里的大多数人做学问不同，他把学问做得像诗一样。他打破了学问和艺术之间的界限，建立自己的构架，在他的园地中，诗和学问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下面那段话，浓缩地表达了他对“人民”这名词的见解：

人民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正是它构成了潮流的主体。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温顺可爱的绵羊，但却在某些非常时期突然转向了自身的反面，也就是转向反抗暴政的巨大勇气。这种反叛激情是与参与者的人数成正比的。人民在这个限度内改造着历史，企图把它引向世界正义的新秩序。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人类记忆中最明亮的书页。　　　　

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他们写作是一只眼睛瞄着殿堂，瞄着晋升的仕途，想着在官方文学史上留名，想着多得俸禄，这些是他们的动力，也果然取得了成功。这样的作家我们没有少见。而另有少数作家，他们所有的追求和努力，不在上所之希冀，而是为了思想本身的价值，为了文学本身的纯粹。他们活跃在民间，潜伏在民间，也矢志在民间，朱大可就是这类作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我以为，大可文章就可贵在有思想主导，表述独特的见地。如果没有思想主导，任你什么样的才华，都无法写出那般文字，而惟有犀利、独特的思想，又辅之以朝霞般的才气，才可能写出大可的绚烂文章！

看看大可对中国建筑的分析：

这种时间算术几千年来始终支配着中国人的灵魂。只有权力才会对另一种权力的遗产感到恐惧。正如项羽对秦朝宫阙的大肆焚毁那样，每一个新王朝的本质，总是建立在对前朝建筑的毁灭之上。正是这种“项羽逻辑”导致了中国历代建筑的彻底覆没。在某种意义上，被拆毁就是中国建筑的命运。而我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种叙事逻辑的统治。

我觉得，除了思想之外，大可的行文有一种特殊的句式，字与字、词与词的搭配有他自己的特点，很容易辨出，这是文字老到的体现。可以举书法的例子，你拿一些古帖给我看，蒙上作者的名字，我一眼就能认出，是王羲之、颜真卿、怀素、黄山谷、米芾写的，还是欧阳询、柳公权、张旭、王铎、傅山、董其昌写的。我相信许多熟稔书法的人都能做到。说实话，我觉得大可的文字组合有独具匠心的创造，很好辨认，不会混淆于他人。请看下面对上海外滩独特的“情欲”描写：

我已经说过，上海的旧式情欲带包括南京路、淮海路和衡山路等等。而外滩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它的在情欲地理学上的显著地位，完全取决于它和黄浦江的亲昵关系。文革时期，它的长达一公里的丑陋的水泥栏杆边，曾经站满了上千队喃喃对语的情侣。他们彼此摩肩擦踵，犹如一个漫长的爱情链索，整齐地排列在发臭的黄浦江水岸，从外滩公园一直延伸到气象信号台。

1968年，民兵组织“文攻武卫”经常在上海外滩围剿谈情说爱者。他们成批地逮捕恋人们，用卡车带往革命委员会总部。执法者挥动军用皮带对他们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待“黄色下流”的“罪行”。情侣们的惨叫和外滩的东方红钟声遥相呼应，俨然是对后者的一种神经性回声。

大可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大概属于大气晚成。就是说，他在思想裂变和艺术爆发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成长期，这与我心有戚戚焉。

这怎么说呢？实话讲，我从1969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以来，到我退休时为止，我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总觉得写写而已，不足为训。然而，等我到了64岁，突然醒悟，仿佛一觉醒来，发现了自己的才华和价值（主要是思想价值），好像换了一个人。我定了一个十年的写作计划，内容庞杂，现在已完成大半。虽然其中小说的发表不尽如人意，但文字是留下了。我敢肯定，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历史的原因，一些上岁数的老年人，还在干应该年轻人干的事情，这大概也是中国特色的一个景象吧。

《东观汉记·明德马皇后》中说：“穰岁之后，惟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知政事。”

而大可和我都不安静，无法悠闲地含饴弄孙。虽然我也在享天伦之乐，但我们都有孽债在身，都被命运和性格中的某些因子鞭策。我想，大可和他父亲肌肤相触时的真挚交流，和那个叫“老俞头”的女孩儿的梦幻往事，都是因子，所有这些都注定了我们还要折腾一阵子！

最后讲我们交往的一件轶事了，蛮有意思。

大概是1992年，我们是在大可的陕西路上的家见面的。他父亲过世后，母亲为了离开使她无比伤心的旧居，费了很大功夫，换了房子。关于这个新家，他有一段文字，我摘录于下：

一座独立的三层洋房，殖民地新古典主义风格，拥有罗马式的外立柱和旋转式楼梯。新家位于二楼东侧，主体为一个大间，约22平米，加上８平米的朝南室内阳台，一个储藏室改的５平米饭厅，一个４平米卫生间，总共39平方米，房租25元，比原先的还贵了一块钱。但母亲必须为此支付高昂的租金，她的退休金仅有70元，在付掉25元之后，只剩下45元。

清清楚楚，一笔不苟。我很少这么做，我的老家主卧多少平方，客厅多少平方，我住的房间多少平方，我从来不甚清楚，也没有记下来，记的是大概数。这反映了大可的一部分性格。

我记得这新房，内墙很高，很气派，在上海属于好房子。就在这房子里，他把新书送给我，我把近期发表的七八个中篇小说交给他。那次见面挺简单。两个月后，他寄来文章，是对我中篇小说的评论。那时没用电脑，是纸质的。我带着欣喜的心情，急迫地读完，一时心情十分复杂，怎么说呢？他的不少见解都很独特，发人之所未发，但是，也尖锐，尤其是说到我的几篇小说中都有一个情结：乱伦；虽然有时并没有确定的行为描写，但这种乱伦更多是潜意识，在字里行间弥漫。我不免有些尴尬，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别的批评家也没有这么说过。那么，我的创作潜意识中，是不是有乱伦意识呢？我无法回答。

我沉默了几天，想过来了，我的小说发表出来，就是交给批评家和读者了，怎么解读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解读，必定带着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我手中的稿子就是大可的解读，是他带创造性的解读，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写信对大可表示感谢，随即把稿子寄给一家评论杂志社的一个编辑。

那是经济大潮起来的年代，社会在急速地转型，那个编辑粗粗地看了，觉得不适合他们刊物，他自己也在匆匆转型。他说寄还我了，可我始终没有收到，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在写我小说的众多评论中，这是唯一一篇没有付梓的文章。

岁月荏苒，一直到2019年，忽然收到大可的微信，传的是照片，拍的是八张格子纸，用蓝水钢笔写的字，字体峻峭洒脱，我眼前一亮，哦，原来就是那篇评论文章的底稿。大可说，他收拾陈年杂物，居然发现这个了！就拍照给我。我猛然醒悟，就像树上悬挂着青苹果一样，他心里还一直悬挂着此事呢。我又读了多遍，尘封多年，此刻读的感觉不一样了，我恍然意识到，大可说的情结其实存在，当时就他说破了。

我把底稿打成电子稿，交给南京大学的教授丁帆先生，丁先生成人之美，在他主编的《扬子江评论》上发表了。

掐指算来，已经27年！算一件值得纪念的轶事。

朱大可近照

朱大可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