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杜菲娜：带病高考，我在课室里“晕场”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杜菲娜，1976年西安第41中毕业，1978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1982年毕业进入航空部庆安集团工作，1998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0年赴德国帕德博恩大学先后学习德语和进修，同时在帕德博恩大学材料和连接技术研究所工作。2006年至今在工业界工作，常驻德国。

原题

往事如烟……

——写在高考恢复30年

作者：杜菲娜

近来不时收到各种信息：母校77级、78级入学30周年大庆正在紧锣密鼓组织筹划，又是收集文物如入学通知、当年的饭票、作业本、校园留影等等，又是各班级推选聚会的联络人，还有收集相关的征文……

得益于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那种日趋热烈的气氛，我的思绪时常也陷入30年前我亲临高考时的回忆，风风雨雨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而那时的情景却还记忆犹新。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我的中学时代和其他同龄人一样经历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等运动，按照学校的要求写了不少批判稿，为了写好批判稿也读了相关的历史书和《水浒》。我也有幸赶上了两次“回潮”，其中包括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后在教育领域里推进的促进教学的各项措施时期。期间也还不时地进行“读书无用论”及“读书做官论”的批判。我们学写论述文时的作文题大都是类似的题目。

在两次“回潮”期间，学习的风气比较浓厚，记得1972年末学校还在教室里安装了电灯为晚自习创造了条件，而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晚自习。那时市里区里都组织了统一考试，统考后班级还按统考成绩排名次，学校还组织了各种竞赛，营造学习气氛，鼓励和鞭策学习的积极性。我们的家长们满怀喜悦看着这些变化，由衷地为学校开始正规教学而高兴，但是不久又听到 强调要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抵制甚至批判“回潮”等。

仍然每学期安排一个月到工厂学工，还有支援夏收和其它学农劳动等等。在我上中学期间也是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每年学校都组织我们上街欢送上山下乡的高年级毕业生。身临彩旗飘舞、锣鼓喧天的场景，看着将要下乡插队的知青个个胸戴大红花，当时从心里真是好羡慕他们。学校也经常请回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优秀知青为我们作报告，我经常被他们的事迹感动得不能自拔，为此也写下了不少日记抒发自己内心感受，那时心中早就蕴藏着下乡的强烈愿望，似乎觉得只有到农村插队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76年高中毕业后，我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准备上山下乡。但不久正在做准备时与家中为下乡插队的事情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中学时代的我，自尊单纯上进，富有理想，甚至理想到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当时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沸腾了我的热血，还没有毕业脑子里就充满了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想，邢燕子、侯隽、朱克家是我当时的偶像和榜样。因当初西安下乡的地区多是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关中地区，我和班上的几个同学自发组织了赴延安小分队，决心到更艰苦的地方去。

当时的想法是：因更艰苦的地方更需要人也越能锻炼人。我憧憬着下乡后的峥嵘岁月：建立沼气发电站，给世代靠点油灯的偏僻山村带来光明；搞优良品种培育，提高粮食产量，使贫困的陕北老区人民永远摆脱饥饿的困苦；建立合作医疗站，使老区人民再也不为缺医少药忧愁……

但中学毕业后却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在父母单位所组织下乡前的劳动（挖地道）期间我手腕疼痛肿胀起来，经拍片发现是手腕尺挠骨分离。引起的原因可能是中学时的一次体育课作体操时从双杠上摔下来，当时手腕疼了一些日子我没在意，以后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在支夏等劳动时出现疼肿，而过后不做体力活就又如常了。

一贯支持我下乡的父母担心我的手腕吃不消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担心由此会使我引起精神负担，下乡后心理承受压力，因此建议我先治好手疾，再谈下乡。

当时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无奈中我只好赶快进行治疗，3个月过去了，石膏也拆除了，经过拍片手腕未见好转，医生认为：如果刚受伤就治疗会有效果，而我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几年之后了，所以疗效不佳。父亲又带我去了四医大和西安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这期间大多数同学都陆续下乡了，而我迟迟不能成行使我陷入了烦躁和不安中。

1977年春天，父母建议我到南京和上海继续治疗，其实他们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让我离开当时的环境和转移情绪。那时因迟迟不能下乡我的情绪很不好，他们很为我担忧，记得我的一位发小告诉我，当母亲与发小看我从南京寄回去的信和照片时，我母亲迫不及待地让她仔细看看照片中的我的表情：有没有高兴一些了？是不是脸上还挂着烦恼和忧虑？

第一次走出潼关，来到初春的南京，南京已到处是新绿了，和煦的春风中秀丽的风光里漫步在玄武湖公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江南春天的韵味，典雅的莫愁湖边沉浸在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氛围中，使我领略了秦、汉、唐之外的历史遗迹和有关的美丽传说，中山陵上俯视春风中浩瀚的林海，令我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升华，大自然的神奇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如井底之蛙……南京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秀丽风光的确使我常常忘却了我的烦恼，而当夜深人静时我经常会为我面临的状况浮想联翩又陷入惆怅和忧虑中。

在南京和上海我分别去了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南京新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等，其结果与西安第四军医大等医院的相同：手腕尺挠骨，建议保守治疗，禁止重体力劳动。

几个月之后我从宁沪返回时，父母已经决定为我办理申请不上山下乡的许可，经咨询持医生的诊断证明我就可得这个许可。

真的要做上山下乡的逃兵，同学和老师将怎样看待我？耻笑我？鄙视我？我听到这个消息脑子里首先反应的就是这些。我觉得父母如果这样做将毁了我的前程尤其是我的名誉。我不愿意答理家里的任何人，陷入更深的苦恼中。我藏起了办理免下乡手续必需的户口本，继续为下乡插队和家中进行交涉。

这时候，什么大有作为、什么理想都退到了次要位置，而我一定要下乡主要原因是为了要挽回我的面子，我觉得不下乡将会成为我一生的一个污点，同学和老师们会认为我这个团支书是个言不由衷的人，因在校期间我一直表态毕业之后将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去。

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很差，我不愿意见到任何同学，晚上经常难以入眠，做的梦也都是别人如何议论我没有下乡的事情，每天都在为此胡思乱想，心情郁闷。在这种精神压力下我开始头痛和失眠，并一直进行针灸等治疗，1977年夏秋之交开始传播着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这时候我头痛和失眠很严重，精神状态也更差了，还去精神病医院作过一次心理咨询并服用一些精神类的药。

随着恢复高考的消息进一步明朗化，看着许多已经下乡的同学回城准备高考了，我对下乡也不再那么执拗了。我想：即使我已经下乡，我也会首选高考的，上大学的诱惑力始终对我都是最大的，而且还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给我灌输这类想法。而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也随我的发小好友们一道开始复习了，因精神有所转移不再总沉浸在胡思乱想和忧虑中，精神状态也有所好转，同时仍然针对头痛进行针灸等各种治疗。

我没有能参加1977年的高考，因报名时我没有拿到允许不上山下乡的许可证明（因为我藏了户口本，父母没能及时办理这个许可证明），而在城镇报名高考还没有参加工作的非应届中学毕业生必须持有免上山下乡许可证明。看到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已经入学了，我受到了极大的振奋，认真投入了紧张的复习。

虽然长期的郁闷和焦虑导致头痛成了慢性顽疾，痛得厉害时我常用拳头敲击头顶或用手指紧按太阳穴，好像一天24小时都是在头痛中度过，但心理负担已经小了。虽然没下乡还是我的心病，但已不再执拗地总想这个问题了。

1978年将进行全国统考，要考的科目是：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和政治，也考外语但考分不计入总分。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正规的补习班，我和两个发小就在家中复习。我们偶然会参加西安一中举办的一些数学讲座，中学时的物理老师给我们单独重点补习了物理方面的课程，中学的语文老师给我们批改过一些作文，作文的题目是从应届生那里听来的。

我很感谢那套上海出版的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从中我们由浅入深系统的学习和复习了中学时代应掌握的基础知识。政治则是按照一个小册子复习的，这个小册子是77级已考入大学的一个中学同学寄给我的，亏得有了这个小册子，否则对于政治，我还真不知道从何入手呢。

这期间我每天都要针灸治头痛，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复习中度过的，因在家里自习，也没有时间约束，晚上经常很晚睡觉，次日常常起床也很晚，生活很没有规律但都很努力。经常听母亲讲，早晨看到我们三人东横一个西竖一个倒在床上。就这样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复习了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政治则安排在考试前突击背题。因没有机会如同应届生那样经常参加模拟考试，也不知自己处于何种状态，很是盲目。

高考前的一个星期，正当我们突击背诵政治题时，由于长时间的精神紧张体力透支也大，又没有注意营养补充，我病倒了：呕吐、头晕目眩、不能进食还伴有发烧。

那时我家住在一家原部队大医院的家属大院里，有一些家庭也有子女将要参加高考，我生病的消息引起了同院医生叔叔阿姨们的关注和同情，不时有人来问候和建议新治疗方案。而直到第5天我才一点一点抬高头下的枕头挣扎着坐起来，拔掉吊针后我挣扎着下了床，因次日就是高考的第一天，应当进行物理和政治考试，这一天的下午应当去看考场。在发小（也是同考场考生）的陪同和搀扶下，这天下午我去看了考场，考场设在我的中学母校西安第四十一中里。

第二天，还是没有胃口吃东西，去参加物理考试前我只喝了一杯麦乳精。那天天气有些闷热，我总觉得头的周围有个无形的罩子，朦朦胧胧的，正在作题时，突然感到大汗淋淋，接着眼前的题目模糊起来再接着眼前全都黑了。等我再有意识时，迷迷糊糊感觉有人在掐我的人中穴，她是本考场的监考老师之一，母校教生物的李老师。

接着还看到旁边另一个监考老师（我中学的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范老师）端来了一杯刚冲的很浓的葡萄糖水。李老师看到我睁开眼睛舒了一口气对我说：“快喝了这杯葡萄糖水，你还有时间。”我机械地照办了，又机械地拿起了笔……李老师就一直站在我的身后（我座位在倒数第二排，最后一排没有人）轻轻地给我搧着扇子。但我觉得一直似乎也没有很清醒，还是朦朦胧胧的。

交了考卷之后，我无力地坐在座位上，眼泪开始泉水一样地涌出。我的发小关切地走过来，她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范老师和李老师对我们说：“赶快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有考试呢。”有了这次教训，因我还不能正常饮食，在以后的考试前，父亲都坚持为我注射了葡萄糖。

记得那时在大院里凡是有参加高考的家庭都很愿意在一起议论，为孩子准备了什么吃的，考生们都吃什么东西去参加考试的，如果孩子们考得好，母亲们会很自豪地认为是她们饭菜做得好的功劳，而当时别人问我嫂子给我准备了什么吃的时， 她告诉人家：“就打了一针。”

我一直很庆幸我在我的母校参加高考，也正是因为在母校高考，我不幸中有幸遇到了李老师和范老师做我的监考老师。我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他们在场，在我晕场之后会发生什么。第一天的惨败甚至使我丧失了再接着考下去的勇气，范老师当天晚上特意来到我家，以监考老师的感觉给我了很大的鼓励，使我坚持参加完所有的考试，也还取得了虽然不够理想但还算是比较好的成绩，后来按照我的第一志愿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

我和我的全家更是从内心深处感谢恢复高考的政策。因为高考不仅使我的人生有了新的转折，更是因为高考恢复，使我避免了一场人生的灾难：1977年的夏秋之交，因我当时不顾一切地坚持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名声，害怕别人议论我是逃兵而坚持一定要下乡插队，一味钻牛角尖，精神已经趋于要崩溃的边缘。而高考的恢复，引起了我的人生观念的转变，在我的眼前展示了新的人生道路，令我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又一村。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啊！使多少有志之士又捡起了已经遗失的梦，从矿山从田野阡陌从车间从草原在祖国百废待兴之时走向大学校园。从此多灾多难的祖国也踏上了理性的富国强民之路。

年复一年，转眼之间30年过去了，我也从当时的那个倔强、执拗的女孩成为另一个女孩的妈妈，我女儿也差不多是我当时的年龄。面对女儿我也不时地会面临一些无奈，由此我也更体会到了我的父母当时的用心良苦。

回想起我当时的窘况，再追溯着之后所走的人生道路，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感叹：人真的很脆弱也很顽强，人生的路可以走得很窄也可以走得很宽。

2008年7月修改

2022年10月再次修改

于德国帕德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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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