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林倩：大一时，我成为《于无声处》女主演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大一时的作者

林倩，1958年出生于福建漳州。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龙海步文公社下乡。1978年3月考入福建农学院（现福建农林大学）园艺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福建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农科院及福建省直机关工委工作。曾任福建省农业厅监察室主任、福建省农科院纪委书记、福建省纪委省直机关工委书记。

原题

那一年，我成为

《于无声处》的女主演

作者：林倩

那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春天到冬天，整个国家似乎都沉浸在一种激动人心的喜悦和振奋中。

那一年春天，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招生中，我跨入了福建农学院的大门，成为一名77级大学生。入学后不久，全国就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热潮，思想解放的浪涛开始在思想界、文艺界和教育界涌动，在青年大学生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78年五四青年节，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我因为在中学时就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在农村时也参加过文艺演出，因此便被系里“抓差”，负责系参演节目的编导和排练。在这次全校性文艺汇演中，园艺系的诗朗诵和歌舞节目均获得了名次，我作为组织者、编导和诗朗诵的领诵者，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和组织上的肯定。    

作者在沙溪河边（1978年）

秋天来了，闽西北山区依然是一片葱茏翠绿。“文革”中，福建农学院从省城福州下放到这里，此时正处于艰难的“复苏”中。地处三明南郊荆东村的校园，坐落在沙溪河边，紧挨着205国道，南、北校区分布在相距千米的两座山头上，南校区有校部机关和牧医系，大家简称“校部”；北校区有园艺系和农机系，因山上栽满了马尾松，被戏称为“花果山”。尽管校园环境、条件较差，但同学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教室里，操场上，山边、溪畔，到处都看得到同学们勤学苦读的身影。

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我们77级大学生参加了为期三周的军训。每天唱着嘹亮的军歌，伴着萧瑟的秋风，男女生一起在空旷的操场上“摸爬滚打”，走正步，练刺杀，练瞄准，练射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连里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我获得了“优秀”成绩。

学军之后，作者左一

11月10日，我们刚参加完军训、恢复正常上课没几天，系党总支书记陈开明和辅导员罗秀全老师便找我谈话。原来，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演出后，不仅轰动了上海，而且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由于这部话剧是反映天安门事件和歌颂周总理的，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因此，学校也准备排演这部话剧。陈书记告诉我 ，经学校挑选，已确定我加入剧组，并要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我听了觉得十分激动，也十分意外。

其时，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方面，“两个凡是”的禁区尚未冲破，“天安门事件”也尚未平反；另一方面，继恢复高考和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文艺界也发出了“拨乱反正”的呼声。由上海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冲破禁锢，解放思想，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形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76年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为纪念周总理而发生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历史事件，用文艺的形式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覆过来。

能参加这样一部震撼人心、非同凡响的话剧的演出，自然让我感到十分“荣幸”和激动；可是，自己从来没演过话剧，虽然以前下乡时参加过芗剧演出，但话剧和芗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剧种，自己能行吗？因此，在感到“意外”的同时，自己也觉得颇为忐忑。

陈书记看我有些犹豫，便一再给我“打气”，认为我有文艺方面的特长，表演经验丰富，一定能够胜任，希望我服从组织决定参加排演；罗老师也在一旁“敲边鼓”，希望我勇挑重任，为系里争光。看两位领导和老师如此“盛情”，我也不好再“推辞”，于是便“勇敢地”把这项光荣任务承担了下来。随后，陈书记向我提出了几项具体要求，并叮嘱我尽快到剧组报到。

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刚刚组建的《于无声处》剧组。剧组是临时组建的，由学校从校部机关和牧医、园艺等系抽调了八、九位老师和学生组成，包括杨从泰、王慧娟、刘秀英老师和我、郑征、左春生三位77级学生，还有几位工作人员。前锋文工团出身的杨从泰老师负责执导这部话剧，并担任剧组负责人。

学校对《于无声处》的演出十分重视，特地委派杨加兴老师（原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后担任校党委副书记）抓这项工作。剧组第一次开会时，杨书记就在讲话中对学校排演这部话剧的重要意义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并对排练工作提出了若干具体要求，希望大家尽快熟悉剧本和各自的角色，全身心投入排练，圆满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根据剧组的分工，由我饰演“女一号”、公安女干警何芸；牧医系的两位男同学郑征、左春生分别饰演何芸的哥哥何为和“恋人”欧阳平；杨从泰老师饰演何芸的父亲何是非；刘刚老师饰演何是非的妻子、何芸的母亲刘秀英，王慧娟老师饰演欧阳平的母亲、老干部梅林。

由于《于无声处》剧本当时尚未在杂志上发表，而仅在上海《文汇报》连载过，于是，剧组特地从学校图书馆借出连载剧本的三张报纸，让大家轮流传阅。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四幕话剧剧本，心绪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难以平复，心灵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

记得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我还在九龙江畔的老家农村插队，除了听广播，对远在首都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太多的记忆。而眼前的剧本则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生动地讲述了1976年夏天何是非和梅林两个家庭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全剧围绕何、梅两家人的矛盾纠葛，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较量：受迫害的老干部梅林和儿子欧阳平在赴京途中经过上海，来到昔日战友何是非家，谁知何是非早在“文革”初期就出卖了战争年代的救命恩人梅林。而此时，何是非之女何芸正奉命侦缉一个散发“天安门诗抄”的“现行反革命罪犯”；何芸万万没想到，这名“罪犯”正是自己等待多年却杳无音讯的恋人欧阳平。当何是非再次向“四人帮”的爪牙告密、出卖欧阳平时，何妻刘秀英大胆揭露了何是非，何芸和哥哥何为也在斗争中觉醒，怒斥、唾弃了何是非，并与即将入狱的欧阳平道别，相约在胜利的日子里再见。

《于无声处》剧照，作者左三

这部四幕话剧，通过何、梅两家人的复杂关系和在一天九小时内发生的故事，把当时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中所经历的严重斗争和考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剧情十分紧凑，而且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随后，我和剧组全体演员就投入了紧张的排练。表演说起来简单，真要演好还真不容易。虽说自己以前有一些舞台表演经验，但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甚至连正儿八经的话剧也没有看过。因此排练中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话剧基本功欠缺的问题。

话剧主要是通过演员的对话、独白，姿态、动作等表演形式，来进行人物塑造、表现剧情内容的。话剧话剧，“话”字当头。话剧演员的普通话首先要标准、流利，不仅语音要标准，而且吐字要清晰，声音要洪亮，才能让观众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自己的音质和音色虽然还可以，平时讲普通话也还算“标准”；但毕竟是闽南人，讲普通话难免带有“闽南腔”。为此，我在“对台词”上狠下了一番苦功，一句台词有时要反复练习许多遍。好在有杨老师的专业执导、示范，有其他演员的密切配合和帮助，经过一番“咬文嚼字”和“勤学苦练”，不仅做到语音标准、吐字清晰，而且抑扬顿挫，既与剧情的起伏相适应，又注意气息、音量的控制、调整。

话剧表演中的形体动作和表演技巧也十分重要，分寸稍微把握得不好，就可能把人物演“砸”了。经过反复推敲、琢磨、演练，我在形体、动作、表情的拿捏、把控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基本达到了表演要求，受到大家的赞赏。

记得剧中有一幕场景，是何芸怒斥父亲何是非，并气愤地打了他一耳光。这无疑需要“父女”俩配合默契，才能达到较好的舞台效果。扮演“父亲”的是杨老师，而我要面对着他“扇耳光”，既要“稳准狠”，又要打出声响，这真让我有些犯怵。虽然耳光并没有真正打在他脸上，而是打在他遮挡脸部的手上，但配合不好就容易打偏。好在杨老师一直鼓励我，让我大胆地“打”。在他的积极配合下，经过一次次反复练习，终于“渐入佳境”，每次演出我都没有“失手”。

《于无声处》剧照，作者左二

剧中还有一幕场景，是何芸发现欧阳平身上携带着《天安门诗抄》，而且正大声朗诵着“扬眉剑出鞘”的铿锵诗句，于是她一惊、跌坐在沙发上。这个形体动作的尺度同样不好把握。在导演的示范下，我很快就找到了感觉，并得到导演的“肯定”。

话剧表演中，道具、服装也很重要。为了演出需要，剧组专门打造了一台三角“钢琴”作为道具，因为剧中第一幕就有何芸弹钢琴的戏。可是说来惭愧，我并不会弹钢琴，要在这台钢琴上弹奏《红梅赞》，并把人物情感充分表现出来，确实不太容易。我跟着录音机的音乐旋律一遍遍地反复练习，一招一式，激越舒缓，既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僵。经过一番苦练，总算顺利通过了。

根据剧情，剧中的人物形象和着装也有不同的要求，我扮演的何芸作为公安干警，必须穿制服。为此，剧组为我定制了一套女公安制服，白色上衣配蓝色短裙，还有72式女民警的无檐帽，穿戴起来既大方，又精神。何芸在剧中是短发装扮，因此导演也要求我剪短发。可那时女大学生大多是梳两根辫子，我也不例外，似乎从没剪过短发，也不知好看不好看。为了《于无声处》的演出，我也就“豁”出去了。其实剪了短发，还是挺干练的，也显得成熟些，特别是戴上无檐帽，感觉更好。

《于无声处》剧照

就这样，我和剧组的演员们一起，在“游泳”中学习，在“游泳”中成长。大家在一次次的排练中熟悉了剧情，背下了台词，也训练了话剧表演的基本功，包括“音、台、形、演”（即声音、台词、形体、表演）四个方面。

排练期间，我们还要克服演出和学习的矛盾。当时我和郑征、左春生都还是大一学生，不仅各门功课的学习任务很重，而且还要应付老师不时进行的突击考试。可是排练时间又很紧迫，虽然系里“豁免”了我们的政治学习，剧组在排练时也尽可能不占用上课时间。但有时要突击排练也没办法，只好在晚上加班排练。由于我住在花果山，到校部参加排练，来回往返就要个把小时，因此，课外自习时间也难以保证，周末时间更是全部“牺牲”了。一边要读书，一边又要排练，难免也会分心。记得有一次英语单元考试，虽然题目不算太难，自己却没有考好，为此憋在心里难受了好一阵。

剧组排练时，没有专门的场地，大多是利用学校礼堂的空场地排练。由于礼堂兼做食堂，来来往往的人较多，就显得比较嘈杂；尤其是初冬时节，闽西北的天气已经较为寒冷，而礼堂里既没有暖气，更没有“空调”，加之门窗陈旧、破损，我和剧组的演员们时常要顶着刮进来的寒风进行排练，确实很不容易。

剧组11月中旬投入排练，12月下旬就要彩排和演出，满打满算也只有个把月排练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部在全国已有很大影响的四幕话剧排下来，又谈何容易？况且除了杨老师，其他人还都是业余演员。好在大家齐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去克服各种困难；学校领导也十分重视，杨书记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经常到剧组来给大家打气。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大家在短短一个月里，把这部话剧如期排了出来。

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地排练《于无声处》时，1978年11月16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无疑使我和剧组的同志们对演好这部讴歌天安门事件的话剧更加充满了信心。此后，全国有上百个单位，包括厦门大学等高校，都排演了这部话剧。各地剧组还纷纷进京或到上海观摩演出。可惜，我们没这“福气”。

《于无声处》剧照，作者左四

12月24日，剧组在校部礼堂进行了《于无声处》的彩排，这也是剧组演员们第一次“集体亮相”。虽说是彩排，实际上跟正式演出差不了多少，学校组织三明校部的老师和牧医、园艺、农机三个系的同学一起观看。校部礼堂面积虽然不大，却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同班一些同学得到彩排的消息后，也特地赶来观看。

晚上7点，演出开始了。扮演“何芸”的我在“母亲”刘秀英“小芸、小芸”的呼唤声中闪亮出场了。开场白后，我便优雅地坐在琴凳上，熟练地弹奏起钢琴曲《红梅赞》。这首《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歌，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红色经典歌曲。它以梅花不畏严寒、傲雪怒放的坚贞性格，比拟革命先辈坚强不屈的气节和奋勇向前的大无畏精神。而《于无声处》歌颂的正是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弘扬的正是这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我一边弹奏，一边沉浸在“红岩上红梅开”的烂漫场景中……

随着剧情的推进，何芸从奉命追缉一个散发天安门诗抄的反革命罪犯的女公安，逐渐发展到认清父亲何是非的真面目，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猛醒、转变，最后和被自己缉拿的“罪犯”欧阳平互道珍重，相约在胜利的日子里再见。剧情时间跨度之短、情感转折之大，确实较难把握，但自己仍在舞台上把它表演得有生有色，使观众们深受感染。

《于无声处》的彩排“一炮打响”，受到校领导和许多老师、同学的肯定和祝贺。陈开明书记高兴地对我说：“演得好，演出了水平！”同时也对我的台词提出了一点改进意见。我和剧组的伙伴们对彩排的成功都很开心。

彩排结束这一天，恰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消息传来，同学们都非常振奋。《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的国家更有希望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前途也必将更加光明、更加美好。

彩排后仅一周，《于无声处》剧组就在校部举行了正式公演，演出时人山人海，校部礼堂几乎被挤得水泄不通。紧接着，又专门到沙县分部为农学、植保两个系的师生进行慰问演出，同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到老师、同学们的广泛好评。

演出期间正值寒冬，三明的冬天气温很低，有时甚至低于零度，偶尔还飘洒着雪花。由于《于无声处》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夏天，根据剧情需要，演员们着的是夏装；而我穿的是夏季女警服：短袖上衣和蓝色短裙。演出场所没有暖气，舞台也比较简陋，四处“通风透气”，让人感觉“好冷啊！”

为了保证演出，学校总务部门专门安排人员为剧组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演出时就在后台“烧”一个大火盆，以便演员们下场后就能烤火取暖。剧组还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件棉大衣，一下场就有工作人员帮我披上，让我十分感动。

遗憾的是，在沙县分部演出那天，似乎特别冷，也不知我哪里不小心，结果感冒、发烧了。话剧演员最怕出这种状况，好在我的咽喉没发炎，嗓子没有问题，可以照样念台词。虽然一个人感觉晕乎乎的，但仍然咬咬牙坚持了下来。那时因为年轻，挺一挺就过去了。后来有同学称赞我们演得好，我则在心里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自己能够带病坚持演出，不仅是平时刻苦训练养成的，也是这部话剧给予我的力量。

1979年元旦过后，改革开放和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吹得更响了。由于我们农学院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广受师生好评，一时“名声在外”，三明地区一些国营工厂乃至军工企业纷纷邀请剧组前去演出。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剧组克服种种困难，到三明多家工厂进行了巡回演出，受到工人师傅们的热情赞扬和夸奖。我和剧组的演员们为此颇为得意，因为《于无声处》的编剧宗福先，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业余剧作家；而我们剧组的业余演出，能演出这样的水平，受到这么多工人师傅的夸奖，自然也让人感到欣慰和得意。

《于无声处》演出的圆满成功，是学校紧跟时代步伐、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的产物，也是剧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当年特定的时代背景及这部话剧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于无声处》剧组的演出，在福建农学院的校史上，无疑也写下了不同寻常的一页。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也是全体77级学生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年。那一年，参加话剧《于无声处》排练、演出的经历，在自己人生旅程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记。用现在的话说，堪称是我大学生涯的“高光时刻”。直到大学毕业许多年后，一些当年曾看过《于无声处》演出的老师、同学见到我，仍然会提起《于无声处》，提起我在舞台上扮演的“何芸”，有的同学甚至直呼“她就是何芸”，确实让我受宠若惊。

作者大学时代（1980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话剧《于无声处》的时代意义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我对剧中人物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在那寒凝大地的日子里，它道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像一声冬雷，炸响寒冷的中国大地。《于无声处》歌颂的英雄人物，正是经历十年动乱后“觉醒的一代”。当十月金秋的惊雷响起，中国人民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在历史转折关头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那一年高考，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大学毕业后，我与“三农”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在福建省农业厅、农科院工作了三十年；后来又成为省直机关的纪检干部，为党的纪检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作者接受电视采访（2014年）

从1978到2022，转眼40多年时光流逝，大学时代的生活似乎早已远去，《于无声处》剧组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当年大家在一起排练、演出《于无声处》的那一幕幕场景，大家为它付出的辛勤和汗水，留下的风采和记忆，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终生难忘，历久弥珍！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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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