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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汪骢:​那一年,我们进城赶考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汪骢,大学中文系毕业到国家商务部,后调入一家中央媒体工作了三十多年,历任记者,驻海外记者站首席记者,专题栏目和纪录片栏目制片人,大型节目总制片人,高级编辑。

原题 
那一年,我们进城赶考
——谨此纪念77级毕业40周年



作者:汪骢




写在前面:今年是“新三届”毕业40周年。本文作者汪骢的长篇小说《望海楼》(中国文史出版社)今年4月首版问世以来,获得了广泛好评,尤其是受到了“新三届”一代人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望海楼》内容是描写“新三届”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历史记载。本文从书中选取了参加高考和大学期间的精彩故事,由作者重新改写,恢复事件的时间、地点,复原人物和事件的真实细节,以飨各位读者。



一九七七年十月初,有关“恢复高考”的各种小道消息纷至沓来,一些头脑灵活的家长开始叫在农村插队的子女暗中准备。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号,全国各大报纸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高考将于十二月中旬前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掐指算来,准备参加高考的时间最多只有四十多天。


高考已经被停止了十年之久。一时间,安庆市区的汽车站、轮船码头,几天之内就出现了人流涌动的景观,大量下乡知青从从四面八方急速返城,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资料显示,当年有五百七十万考生涌进了考场,被录取的只有二十七万三千人,录取比例为二十九比一,如果算上以往各届毕业生的人数,说录取比例百里挑一也是符合实际的。这是高考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


大约在考试之前的一个月,一天下午,我正在插队的公社跟一帮知青开会,会散了,一群人挤在大门口议论情况,互通有关高考的消息。这时,邮递员交给我一封信。打开后,见到的是一叠很厚的稿纸,有二、三十页,父亲亲笔抄写的有关政治和历史的试题和答案。绿格稿纸,深蓝色墨水,刚劲的字体。我非常惊讶,站在那里一时看得发呆。身旁的一个叫龚雅丽的上海女知青一偏头看见了,叫一声:哎呀,你家里都给你寄来考试题目了!她这么一喊,立即围过来几个人,都伸长脑袋挤成一团看,然后嚷嚷成一片,说,行了行了,这下太及时了,赶紧借给我抄一份吧。有女声高门大嗓地叫道,抄一份怎么行啊,复写呀,你这大笨蛋!说话间,就簇拥着我,走进会议室,有人就找来了复写纸、稿纸,一群人就扒在长条桌上复写,拆开信纸各页,一张一张传去,有条不紊效率极高,凸显出各自曾经都是学校搞宣传的一把好手的特质。


一会儿,龚雅丽(后考取了上海一所工科中专学校)看着我说,你爸爸真好,真关心你。哎,这下你压力大了,假如考不上呢,怎么对得起你爸爸。我就怕听这句话,从接到家信就一直在想着这事,闷头不乐,龚雅丽却偏要说出来,直截了当地戳破别人的心思。我跟她交往比较多,她就是这么一个心直口快的风格。后来考试证明,父亲抄写的考题其中有两个题目押中了,比如政治考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


紧接着,经过跟领导多次交涉,很不容易批准了我半个月的假期,我赶回安庆家中全身心投入高考复习。


一天傍晚,我的发小同学张征来找我,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我的母校安庆一中当晚有作文写作训练课。张征的父亲跟我父亲是同事,两家又是邻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幼儿班到小学都是同学,上中学时他被分到另一所中学,后来张征在一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山村插队。他回家复习有一个月了,所以,积累了很多的信息和宝贵的经验,后来回忆起来,这些都对我参加高考帮助很大。我的母校安庆一中,有几个很厉害的语文教师,早有名声,几年之后,这几位老师都调去新成立的安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担任教师。恢复高考政策公布之后,安庆一中数、理、化、文、史、外等,各主课老师主动利用休息时间为以前的学生开课复习。今晚讲高考作文。

 

安庆一中图书馆。原为安徽省立图书馆。我在校读书期间,被用作办公场所和资料室,高考前有几场晚间复习讲课也在此举办

 

主讲老师早年间南京师大中文系毕业,资深语文课老师,曾在省报上多次发表过文章。他根据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又根据目前的形势,出了几道押题作文,说,各位同学回家之后,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作文的写作,多写几篇,有这样的训练,临场才不会慌乱。老师接着又说,进了考场,不要慌乱,考语文,首先集中精力写作文,一定不要先做其它题。此刻,偌大的阶梯教室挤满了人,座位不够,一些座位挤进去两个人,而且窗台上、过道台阶上、讲台周围、教室门口,都站满了一批赶来听课的人,只给讲课老师留下了他一人站立的空间。那天晚上,又赶上了停电,于是,教室里电筒、蜡烛都派上了用场,看过去一片亮晶晶的眼睛,摇曳的烛光在汗涔涔的脸盘上晃动,一明一暗的,映出的都是格外严肃认真的神态,有些像前些年电影表现的地下党秘密集会准备武装暴动时的情景。


语文老师举例讲作文写作,江浙一带的人,没有翘舌音,却尤见语调的卓然不群。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水;然后,停住不说话,昂扬背手,看着全场的人,脸上的眼镜亮晶晶的。大家嘴里默念有声,水,水……(三十多年过后,我的孩子参加北京高考,作文有一道题目是:钢琴)老师说道,呵呵,水,怎么写,怎么水呢?底下哈哈一片笑声。老师说,水,可以写记叙文,也可以写论说文,关键是立意、立主题。记叙文你可以写一个节约用水的故事啊,防洪抗汛的英雄人物啊等等;论说文呢,立意就更重要了,没有一个好的立意,写不了几句话就写不下去了。你们思考一下,想想各自的立意吧。


等了不多一会,就听见有人咕哝了一句,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因为很安静,大家都听得很真切,愣了一下,就响起一片笑声,继而越发不可收拾,还有人拍起了桌子,似乎为笑声伴奏,像打鼓似的,教室里轰然作响,把老师惊呆了,他突然生气了,一拍讲台,嚷嚷说道,成何体统啊,成何体统,一个严肃的话题被你们搅合成低级趣味的东西,你们还像个学生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看看,这已经不是搞“文革”闹革命了,搞什么搞,我这是尽义务给你们补课,没有拿你们一分钱,我看你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个读大学的材料。我和张征对视一眼,也被突然出现的情况吓住了,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大家一下子都老实了,似乎回过神来,明白了在什么地方,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有两个机灵的女生赶紧上前,提起热水瓶给老师的茶杯加水,眼神虚虚的,柔声劝慰说,老师请您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他们也不是故意这样的,就是不太习惯上课了。老师愤愤地说道,我看是野性难改,不习惯,以后不习惯的地方多了。


那一段复习备考,我跟张征两个人互相鼓励,时间安排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一点钟睡觉,就是两个字,拼了。


半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按照当时属地管理的规定,我和张征必须回到插队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但是,就在临行之前大概两三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张征班上的一个女生自杀了,是跳井死的。这个女生我也认识,有过几次交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城安庆到处都有水井,小街拐角路口,居民大杂院内,随处可见一处井栏,有粗糙的,褐色麻石铺地,黑灰色砖砌井圈;有讲究的,葡萄架搭成凉棚,一张石桌和几只鼓型石凳,几棵枣树、柿子树,青石铺地,蓝白石井圈,石头四周镌刻有兰花图案。如今,在安庆古城之内,再要寻得一处这样漂亮的古井,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了。


跳井死去的女生姓叶,当时说她是因患“神经病”死的(但知道内情的人却有另外的说法,叶姑娘对自己和未来早已心灰意冷)。张征说,在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女同学就议论叶姑娘性格孤僻,行为神态有时古怪,按照如今流行的说法应该是“精神抑郁症”。叶姑娘家庭是安庆的一个大家族,曾有悠久的历史和显贵的身份。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耳闻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细节,叶家在建国前就有小汽车,而那个时候安庆城内官府和私家加起来的小轿车也屈指可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公私合营制度改造之中,叶家的工厂和铺面都完成了改造,从资本家变成了干吃“红利”的“不劳而获”者,及至“文革”之前,公私合营完成了历史过程,干拿“红利”终结,往昔的资本家彻底变成了平民。

 

但正如一句话说的,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平时叶姑娘的穿着,就经常显得与众不同,比如,冬天穿丝绵的棉袄(张征的老师说的),虽然叶姑娘自己说是外婆的衣服改了给她的;以及女同学议论说她一个人独自吃锡纸包的奶糖、肉松等……记得有一年暑假,张征拉我去叶姑娘家,那时张征是班长,学校要求班干部家访,他似乎有了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理由,借机堂而皇之地出入一些女孩子的家门,美其名曰背后的想法我是很清楚的。


叶姑娘的家是一座院子,面貌虽然陈旧加破旧,但还是给人高大气派、材料做工精致的印象(这座院子从前是叶家的,后来住进了多户人家)。进了大门走过一处天井,一会又走过一处天井,明暗忽闪的,一路都有人家在忙活各自的家务,再跨过一块门坎,张征熟门熟路地说,到了。我的感觉就是那句话,庭院深深……第一次见到叶姑娘,感觉一个字,就是白,脸盘瓷白色,越发衬托她头发黑而且厚实。有人说什么黄毛丫头,那是他们没有见过叶姑娘那样的头发。很多年以来,肤色白的女士很寻常见到,但又具有叶姑娘那样黑而且厚实的头发,我却难得遇见了。接待我们的是叶姑娘的外公,老人穿一身月白色的长衫,戴着眼镜,记得还续了胡须的模样,说,坐吧坐吧,沙发上坐。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听到“沙发”这个名词(那时,绝大多数的家庭只有椅子和凳子),眼前是一条褐色的皮沙发,记得靠背上有一道很长的针线缝连,像一条拉链(后来印证了,那是运动抄家被人用刀划开寻找金条、银元)。一会儿,叶姑娘的外婆来送茶,很明显地看见,老太太是小脚,走路比较慢,步态特别。张征坐下,学着社会上的那种做派,装模做样地说了一些什么,还介绍我是学校团委的,我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当时就真心地佩服他,他怎么就真的能装模做样呢?后来,他在官场上一路趟来逢佛杀佛遇僧求僧,做得风生水起的,我是懂了,人还是要承认各自有天赋的。

 

说了好一会儿的话,期间,叶姑娘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也不是害羞的模样,谁说话她就盯着谁看。我现在的记忆是,叶姑娘当时的脸盘和体态,不是一个高中女生应该有的模样。对此,我至今没有弄明白其中的原因,虽然后来我因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和了解安庆叶姓家族的历史。2004年,有一本书出版了,《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作者周锡瑞,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记录和讲述源出安庆的叶氏一族,从发端安庆到扩展平津到延续欧美,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时代洪流中的家族命运。但是,这本书体量比较大,内容很多,我没有找到与叶姑娘一家的有关记述。


叶姑娘是家里的长女,有两个弟弟,我们没有见到她的父母。张征说她父母离婚了,母亲再嫁,父亲是右派,在外地关押劳动。叶姑娘插队之后,有两次被当地组织送回家里治病,因为她在乡村有过一次溺水未死的经历。我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原因有两个:高考前获悉叶姑娘跳井,是张征在安庆一中参加复习下课之后说的。我记得,晚上下课之后,我们抽着烟,好几个人围成一圈,七嘴八舌地议论这件事,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去叶家看望一下。事隔几十年,我跟张征谈起这个话题,我说,我们是不是太残忍了,太自私了,去看看是应该的吧?张征唉一声,低下头说道,是应该呀,可是当时那个时候,大家哪有那个心思啊。我沉默了(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别人可以不去,而你是班长,那个暑假你为什么要去呢)。但我不会明说的,几十年的朋友,能保持交往就很不错了,为何要逼问别人的伤处?我们这个年龄,谁没有伤处……如今,我们当然连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回想起来,站在安庆一中的操场上,我、张征和其他人就那样说了一番话,接着各自回家投入复习夜战了,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关心叶姑娘的后事,很可能都没有再去想她一分钟时间。几天之后,我和张征在长途汽车站见面,各自回插队所在地。我们俩人都手提着一只网兜,里面有面条、豆瓣酱、油炒花生米等等。张征说,我妈给我带了两条糕(安庆的特产糕点),给你一条吧,我吃不了。我说,我有,你还是带着,送人也好。天气很阴冷,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看,脸色铁青,鼻子稀溜溜地吸气,都知道彼此心里直发虚。我说,我们这是像古代的时候,农家子弟背起盘缠行李,进城赶考呢。张征看着天空,鼓起腮帮子念叨起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说,你这胡诌乱扯的,文不对题。张征笑一下,说,我这是在给咱俩鼓气加油。那时,我也有一种类似悲壮的情绪,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也说道,兄弟,背水一战,我们死活都要考出好成绩。


我赶回公社报名并填写了高考志愿,然后回到生产队待了两天,等到临考前一天,背起一床捆好的棉被,带了必需的洗漱用具,步行十来里山路,到镇上乘坐长途汽车到县城。那一天,镇子上特别热闹,因为,各个公社的考生都要到这里集中乘车,车站前的地面,站满了男女青年,一片打闹嬉笑声。那个时刻,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进城赶考。两个人见面互相打招呼,问,哎,你也来啦!答,来啦,进城赶考去啊……


1977年12月,返校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的各行各业的青年人。高考制度恢复后,国家急需人才,全国各地都可见到类似鼓励和支持年轻人报考大学的标语

 

考试地点是在县城的一所中学。考生晚上的住宿安排在学校的一座礼堂,三分之一处用一些医院的白布床单隔开,进门男左女右分开睡,水泥地面什么也没有,学校门口就有人做生意,一毛钱一小捆稻草,拿来铺在身下当作褥子。我铺好稻草,躺下试一试,少了一个枕头,又起身到外面,寻摸到一块半截砖头,拿回来用一件衣服包裹了,当作枕头,试一试,觉得有一些硌脖子,但总比没有的好。于是,就赶紧躺下来休息,从早晨到现在天黑,都是在路上奔波,感觉有些累,这一个多月没日没夜的看书复习,身体透支得很厉害。考试这两天,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就结伴去街上的饭馆吃饭,差一些的就自己带来馍馍,就着咸菜、豆腐乳之类的凑合。


晚上,学校出于对考生的照顾和支持,特地在礼堂加装了几盏大瓦数的灯泡,以供大家看书,规定熄灯时间是十一点。我听说,这是早两天从山林深处走出来提前赶到的一些考生提建议,县里领导通知县教育局做的工作,考生们于是感激不尽,大家围坐在草堆上交流信息,互相提问,有几个人像过去的和尚打坐,找一个角落,面壁而坐,很长时间,僵着脖子,就那么一动也不动地坐着,谁也不愿意过去问他,此刻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清高?大屋子里有很多人在抽烟,有讲究生活的女生,用带来的煤油炉煮面条、煎鸡蛋,一阵香味飘荡过来,我和很多人一样,就抬起头来看过去,不可避免地抽一抽鼻孔,咽一口口水,心里在说,这婆娘,还不如带来一个跟班的伺候着。


旁边一个年龄看起来大一些的喊道,喂,那边的要小心啊,可不能着火了,这要是烧起来,稻草、棉被连成满屋子的,火烧连营,一个也跑不掉!又有人学着当地方言,扯起喉咙叫道,那个婆娘,我可不情愿跟你殉情去死咯,连个边边儿都还没得摸到,老子还是童男身子哩!众人一齐笑得“嘎嘎”的,就听见隔着布帘传过来女生的嬉笑怒骂,也是学着当地的话,你个挨千刀的坏种,吃枪炮子的乌龟壳。我听了,哑然失笑,心想,看来都是调情高手,必定是“老干部”了,自己这样的,遇到陌生人都不敢胡抡,出来混,看来不是他们的对手。


熄灯之后,情况反而更不妙了,挨着我左边睡的一个人开始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右边的背政治历史,整个大厅到处是“嘤嘤嗡嗡”的声音,间或还传来一声压低了的放屁,如此这般的,一直折腾到天快亮了,我才得以迷糊了一会。不远处传来高音喇叭播放的“东方红”晨曲,大厅里就像听到一声号令,所有人“腾”的一声,很整齐地从地铺上翻身起来,一片嘈杂的人声立即充满了空间,我感到自己的心脏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转眼看看旁边的那位,果然,他似乎也是心有灵犀,问道,心跳得很厉害,你呢?我也点点头。


吃了一点东西,大家又都分秒必争,各自找一个安静一些的角落,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再读一点、再看一遍。提前一个小时,操场上已经有工作人员招呼大家排队,我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周边的围墙下站立了一圈荷枪实弹的军人,教学楼的屋顶上也站立了几个,一辆军用卡车停在进门的路口,一个军官模样的军人腰间挂着手枪,背着手,站在操场的台子上,很严肃地看着众人,转着头看看四周,很有一些肃杀的风格。横幅凌空挂着,红底白字:提高警惕团结一致打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仗。工作人员手持铁皮喇叭,大声说,根据上级领导指示,时时刻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确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顺利进行,驻地解放军特地前来帮助我们维护考场秩序,保障大家的安全,我代表县革委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意,大家鼓掌!


本来是十二月中旬,江南各地都进入了隆冬季节,寒风飕飕,侵人皮骨,每一个人精神都很紧张,加上周围这样肃杀的气氛,我感觉上下牙齿开始“咯咯”地打战,脸冷得发紧,马上想撒尿,可是刚才已经去了一趟厕所,于是,强迫自己分散精神找别人说话。就听见身后一个人正在背诵诗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深沉的男中音,很好听。于是,打断他的诗兴,问道,兄弟,你也是考文科吗?那个诵读诗词的直是摇头,说了一串英语单词,然后才说道,不,我考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类。我很是惊讶,说,你要当演员哪?那个诵读诗词的转过身去,迅速地在嘴唇上塞了一圈小胡子,转过身,双手抿了一把头发,再转身,微仰着脑袋,一只手臂端在胸前作持烟卷状,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很像鲁迅,他们都这么说。我神情一愣,赶紧说,是是,挺像的。心里却是嘀咕,真特么的神经病,像什么像,装神弄鬼的出来吓人。


看看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有一个高个条、黑脸盘的男青年站出来说话,看来是那个工作人员要求的,被让到了台子上,有人认识他,介绍说他是县里知名的知青先进代表,前几天刚出席了省级先进代表大会。只听他说,同志们,我们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今天我们站出来参加第一次高考,接受祖国的挑选,我们一定要奋力拼搏,考出最好的成绩,向党中央和人民汇报。马上就要进入考场了,我提议,大家一起唱一首歌,振奋一下精神。


操场上几百个人一起拍手叫好,接着又是一片乱嚷嚷,不知道唱什么好,你说我说,说了一大串歌名,一时也定不下来,一个高亢的女声突然叫道,唱国歌。众人一听,都跟着嚷嚷说好。高个子青年就开始挥臂指挥,歌声响起: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恐慌,于是就借着唱歌,张开喉咙使劲地吼叫,是一种发泄或转移情绪,歌就唱得不整齐,但又是很卖力,周围的军人此刻像是听到了命令,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作肃穆敬礼状。一时歌声汇成声浪,充塞了头顶上的空间。


1977年12月各地大致一样的考场情景。记得监考人员首先宣读纪律,然后展示写有绝密字样的密封考卷,再拆封分发给考生


当天晚上,我找到一家小饭馆,胡乱地吃了一顿。走在小街上,昏暗的路灯下,乌央乌央的,撞见的都是进城赶考的那一帮人。已经连续几夜没有睡过好觉,拖着一双脚,埋着脑袋,无精打采的状态。事隔多年再想起来,我当时的神态和步态,应该像当年范进中举之前,怀抱一只插着草标的母鸡沿街叫卖。正走着,忽听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看见是以前的邻居,姓王,比我大几岁,后来知道他在县城跟我撞见,是因为他已被招工,到县城一家农机修造厂当了工人。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都很惊喜,俩人站住了聊起来,他问我在哪儿住,我说了。他很爽快,说道,那个条件太差了,你怎么吃得消,走走,去我那里住。我说,你刚才说了,你谈恋爱了,我去不方便的。王大哥哈哈乐,说,没有没有,还没敢住在一起,晚上她都是回宿舍去住。记得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很细心地为我煎了两个鸡蛋,他煎鸡蛋的那种专注的神态,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脸上没有刮的胡须和眼角细纹,纤毫毕现,事隔四十多年犹如在眼前。


几年之后,我查到了自己当年高考的成绩单,第二天的考试成绩明显比第一天好很多,肯定跟住到王大哥家,又跟他一起吃饭大有关系,甚至可以推测,如果没有第二天的成绩,我可能就不会被录取。


回到生产队,看见队长坐在我们屋子里,跟安庆知青何勇坐着抽烟,俩人说得正热闹,队长对何勇说,这下好了,该走的都要走了,年底的招工你是有指望了。何勇比我早几年到农村,说道,我今年都二十五了,还没有工作找不到婆娘,把我儿子都耽误了。我听了,没好气地说道,你的儿子周围村子里留下了好几个,只怕你有朝一日回城了,人家打上门去,找你要抚养费。队长听了跟着一齐笑。


这一天,天又在下雪。傍晚已是掌灯时分,我正跟何勇下象棋,听到窗外一阵“咚咚”沉重而急促的脚步声,队长推门进来,跟着后面是一阵冷风,队长扯起喉咙大喊,好事啊,我家兄弟托人带口信,说县委大门口贴出了高考录取名单,小汪你榜上有名。我听了看着棋盘,发愣着不说话。何勇递给队长一支烟,然后对我说,哎,这棋不下了吧,你拿五块钱,我去人家买两斤肉,搞点酒,请请队长吧。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连着下了几场雪,田野银装素裹,山丘平地,一望无际都被白雪覆盖,灰白色的云,形成一个巨大的穹顶笼罩着大地。懂天象的老人说,今夜还要下大雪。我们知青点的住处,门外不远就是一条河,当地人称作茅河。我走出来看见,冰封的茅河像一条长龙,从远山逶迤而来,两岸的茅草都被当作柴禾收割干净,极目远望,远处荒草如烟,近前树枝如一根根铁条梭立,满眼都是严冬肃杀萧索的世界。哎,真个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第二天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公路上走来了一帮人,一路敲锣打鼓,是公社来送喜报的。走到我们住的屋子前,先是放了一挂鞭炮,一阵炸响引来了全村的人,然后大家站定了,有人拉着我一一握手,介绍说这个是什么领导,那个是什么领导,我大多不认识,有几个是队长认识的,队长特别会说话,嘿嘿笑着说,不晓得领导们要来,不然的话,队里提前杀一头猪,感谢领导们的关心。有个领导把手一挥说,那个就不用了,我们公社就小汪同志一个人考中大学了,这是我们全社人民的光荣。大家听了,又一齐鼓掌吆喝了一阵。转而,公社妇女主任送给我一包东西,花花绿绿的,床单被罩胶鞋等物件。于是,我忙不迭地躬身说,谢谢谢谢!队长看了喜笑颜开,说道,到底是新社会,要是搁在旧社会的话,你小汪还要给报喜的人送银子呢。我听了一脸的诧异,队长得意地说道,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待众人走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捡起还没有燃尽的鞭炮,点了一根烟来抽,眼睛眯缝着看着周围,地上一圈鞭炮残骸,血红的,在雪地里形成一个图案。


多年之后,我跟孩子说起来当年进城赶考的故事,他听得饶有兴趣。他问我,如果你没有参加高考或没有考上的话,后来会怎么样呢?我想了一下,说,需要在农村再待几年(在没有恢复高考等的政治体制之下),然后被招工回安庆一家工厂,苦干几年,因为从小就喜欢写东西,可能会被选去搞写写画画的一些事情,运气好的话,再当一个类似工会的小头目,娶妻生子,精打细算粗茶淡饭布衣陋裳,一直干到退休,就跟我如今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学同学一样……想了一下,我对孩子说,你是学生物工程专业的,生物如果没有社会属性,在自然界它就属于自生自灭没有意义;而一旦具备了社会属性,他必然就是他所属的社会集团和历史的产物。


我的发小张征考取了江苏省一所大学,政治经济系。他读大学时期的故事,对于新三届大多有代表性。


张征入学后就担任了班长,很快又做了学生会的体育委员,延续了他中学时代担任的学生干部。第一个学期快要结束时,他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地考虑,向系党总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天晚上,整个走廊都在传递一个消息,明天市区新华书店要到一批世界名著,各种学科和类型的都有。张征寝室的几个人当即约定,明晨四点半起床,赶第一班公交进城到书店排队买书。一个崇尚读书、尊崇知识的时代刚刚开启。


第二天,同一个寝室的老房,房援朝,他在部队当过几年兵,年龄比张征几个大八、九岁,他像个闹钟一样准时醒来,招呼几个人起床,走出宿舍楼,外面还一片漆黑,路灯映照着几个人鬼鬼崇崇的,看起来就不像好人。张征就笑了,说,这就跟鬼子进村一样。他见几个人都是蔫头耷脑,像一群树丛中被雨淋湿了的鸟,就对房援朝说,老房,你给大家喊几句操练的口令,好清醒清醒。老房听了,立即精神十足,自己先站出一个军人的标准身姿,扯开喉咙喊将起来,全体都有,向右--看齐,立正,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房自己喊道,八。老房说,稍息。转身,脚后跟磕一声响,说,报告班长,本寝室实有七人,对过寝室一人,实到八人,报告完毕。


大家轰然笑道,你妈的老房,给你根鸡毛就当成令箭了,你还真想练练我们过把瘾是吧,赶紧走,走啦。于是,八条汉子嘁嘁喳喳地,走的、小跑的,校园里灯光明灭,一路往公交车站迤逦而行。


经过一个学期的相处和观察,张征发现,本班四十五个学生,除了有一个是应届毕业生考上来的,跟他说几句话就知道还是单纯的学生,其他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军人、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会计、演员、待业青年,其中插队知青大约占了人数多一半,年龄最小的与最大的之间相差了十二岁。平时大家很少交往,除了一个寝室的同学,跟其他人连续说话一分钟以上的机会都很少。由于上学之前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职业经历,张征感到,本班同学一个个表面上看都是温文尔雅的,其实内心里个个老谋深算,少了一些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多了一些暮气沉沉;少了一些激扬慷慨,多了一些低眉顺眼,平日里小心翼翼,举重若轻地,把各自豪情万丈或者按图索骥的心思都掩藏在不动声色的眼神背后。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就没有真正拥有过年轻的时光。


下了公交车,天色已经大亮了,大家一路狂跑到新华书店大门口,看见长长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街道拐角了,有人就骂道,什么情况,昨晚有人不睡觉吗?没想到一旁就有人搭话,说,什么情况,我们几个就是昨晚没有睡觉,昨晚八点多钟就在这里轮流排上队了。


张征问道,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对方说了校名,几个人听见了,立即把头低了,那是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建校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是无数莘莘学子日夜向往的地方。


1978年2月,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七七级新生“入学教育”课堂。笔者坐在后排靠窗位置

 

张征第一次受到了一些感动。听人说过一句话,怕就怕比你强比你还优秀的,却一直比你更努力。突然认识到自己真的不如别人,要求不严、标准不高,也没有建立什么职业理想和目标。老房私下聊天说,我的目标不高,毕业后,最好能到省直机关,八年、十年左右处级,十七、八年左右厅局级,也就很好了,副省级那是野心太大,听天由命,不是人力可为的事情了。听了老房的一番话,张征反问自己毕业之后的目标,想一想还真是糊涂的。 


在广阔天地里,张征有跟女知青、跟当地女子交往的经验,在这方面已是比较老练的了。但入学以后,他却对此淡漠了许多,自己也不明白什么原因,他随意地看见一个女生,眼睛好像X光射线,能一眼看透对方,反而觉得没有意思。因为有了一些经验,他反而显得不急不慌,沉稳淡漠的做派反而让他别具风格,对于女生更有吸引力。几个女生暗地里议论,都说班长真像个班长,成熟,有成熟男人的味道。有一天,早晨起来照照镜子,男生每人都有一个小镜子,或方或圆,压在枕边,但很少使用。他看见一张有些陌生的嘴脸,眼睛半睁半闭,有一种忧郁不快的意味,以前的圆脸,厚实有肉,现在变得消瘦了,看出来颧骨,有了像朱元璋那样的下巴,凸出。张征感叹,暗自说,已经不是孩子了。知道不能像在农村那样恣意率性了,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大学四年,首先要搞好学习,这是关系到前程的大事,最多谈两次恋爱,一次最好。


一天上午下了课,房援朝把他拉到一边,神态着急地说,兄弟,有没有钱借给我一些?房援朝跟他睡上下铺,俩人成了好朋友。张征吃惊,说道,一些我可是没有,你要钱做什么?房援朝说,唉,我不是前几天回家一趟了吗,你知道我去干什么了?张征看他一眼,明白了八九分,问道,回家离婚还是休妾去了?房援朝摸一把脸,笑道,唉,还真让你说着了,一个未婚妻已经把我闹得人仰马翻的,哪儿还有什么妾。回去赔礼、赔钱,被女方家的几个兄弟截住一顿好打,要不是有部队锻炼的底子跑得快,我就缺胳膊断腿的了,你看看。张征看见他的半边脸都肿起来,一只眼睛肿成一条缝,耳朵旁边是一片青紫,头上还有伤,不然老房不会这个天却戴着帽子。房援朝说了自己的故事,两年之前家里给他说了一个邻村的姑娘,比他小五岁,各方面都挺般配的,两家办了订婚酒席,房家送了彩礼。后来房援朝上了大学,第一个学年还正常来往,第二年房援朝春节都故意找理由没有回家,要毁婚约的迹象一步步明显了。


张征说,你肯定把那个姑娘睡了,现在又要把人一脚蹬开,人家可是纯正的黄花闺女呀,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农村讲究这个,你不知道这个规矩吗?老房无声地咧开嘴,一脸的羞赧色,一会才说,骂的好,再多骂几句,就像领导那样。张征愤懑地说,谁是你领导,我才没有那个闲心思呢。


在恢复高考后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中间,类似的情况很多见。经常有女子几百里路寻夫,手牵着会走路的孩子,到宿舍楼追寻当代“陈世美”,痛诉某某人过去的斑斑劣迹,说没有自己的牺牲就没有某某人的今天,等等。另有性情刚烈的汉子,闯进女生宿舍楼,不顾体面地骂出一连串的脏话。也有文弱书生类型的,高呼某女子的姓名,声泪俱下地哭道,你难道忘记了,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人吗?


后来的专家有研究文章面世,说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三次离婚高潮。第一次是建国初期,以那一批进城做了官的为代表,休妻毁约,忙着新娶城里的女学生。第二次是“反右运动”之后,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改之后离婚。第三次是“文革”之间和之后的离婚潮,前后十多年波及了千百万个家庭,房援朝勉强可以代表其中一类人。这三次离婚潮,到底涉及了多少家庭,遗憾的是专家至今没有给出具体数字,说明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够扎实。


张征读大学以后,学会了从历史角度看现实问题,从经济发展看社会生活的变迁,他懂得了,每一次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个人的命运其实跟大森林起火,兽类们都作鸟兽散,跟突然被主人遗弃在郊野的小狗没有什么区别。他几次看见系党总支书记好言劝慰,送走了来告状的房援朝未婚妻之类的男男女女,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说,全国此类情况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张征说,我在农村待过,其实找个农村媳妇也很好,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了一窝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摸摸脑袋都长大了。老房听了,直是摇手,说道,你那是偶尔尝尝鲜、解解闷,日久天长地在一起过生活,还是需要有一些共同的语言。


张征说,我操,现在学校里,满世界都听到这个话,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都是谈恋爱时,一对狗男女说的托词和昏话,到头来谁还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过一辈子,你应该学一学人家胡适先生,成了文化大师了,也是糟糠之妻不下堂,看你还是老党员哪,一点精神境界都没有。老房听了就“嘿嘿”地笑,知道是故意损他开心,也不在意,摘下帽子戴上,戴上又摘下来。张征翻遍了自己的口袋,一共不到十块钱,说,我宿舍里还有几块,你都拿去吧,我也只有这些了。老房就点着头千恩万谢的,说道,救急就是救人,你不知道,跟别人都不好意思开口,我口袋里买一包“东海”香烟的钱都没有了,这个月的饭票也还没有买呢。

 

77级、78级进入大学都老大不小的了,把谈恋爱当作必须完成的作业来对待,留下了很多精彩故事

 

后来张征知道了,老房正在跟本系七九级的一个女生热恋,那个女生是应届考生,正值少女好年华,青岛人,长得身量高挑,站一起,比房援朝高了半个脑袋,大眼睛、大嘴巴、大胸脯,不笑不说话,整天快乐得像一只“嘎嘎”叫的喜鹊。房援朝一说话,那女生就把崇拜的眼神直投过去,老房看见了,就更加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亦师亦长的做派,一种十分惬意的模样。当时,男生群体看见这一对男女,相互依偎走在林荫道上,大多都觉得不相称,有好事者为此编了打油诗,贴在女生楼前的告示牌:我是黄泥巴,你是一朵花,没有黄泥巴,你往哪里插。女生走过看见,都笑作一团。以后,校园之内此类情况很多见了,大家就改变了看法。大三暑假,房援朝和那女生俩人都没有回家,山盟海誓地把今后的规划都做好了。


老房说,人家是独生女,他父亲还是一个区长,高中毕业没有下乡,在家等待了不多时就考了大学。张征听了,笑道,特么的老房,我知道你心里得意的,看重这个是没有经过任何污染的清纯女子,将来的老岳父还是一个靠山,是吧,你可是在滚水里煮过、碱水里泡过、酱缸里腌过的。他心里想,又是一个阴谋与爱情的故事,一个单纯的姑娘,被一个老奸巨猾、经历复杂披着羊皮的狼猎获了。房援朝笑着怼他,说道,你也别这么说我,咱俩半斤对六两吧,彼此彼此……


1982年的春节跟以往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对于有一拨人来说却大不一样,他们就是恢复高考之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本科生。这一年的春节刚过,这一拨人走上了社会,如水银般融入了中国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部门。1982年的大年初六,我即从安庆启程到国家商业部干部局报到。当我站在北京东站(五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出站口,看见周边有好多条拉出的横幅,写有某某单位接站的字样。环顾周围,跟我类似提着简陋行李和模样的年轻人,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过一会儿,车站门前空寂了,又过了一会儿,随着火车到站,又一批类似模样的年轻人站到了那里。那一年,从春天到夏天,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车站、码头,都有这样的场景,他们都拥有一个名称叫77级、78级,而且,都有几乎一样的履历,从乡村进城赶考,从知青变成大学生。如果转化做一个俯瞰的大全景镜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情景就如海潮一般,一拨一拨的潮水涌上又退去,而海滩依旧,海岸依旧……


毕业之后二十年,我的发小和同学张征在长三角地区的某省,2003年即出任副厅长,期间先后拥有了在职研究生学历、博士学历;2014年,他因贪污腐化,搞钱权交易和权色交易买官卖官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多个罪名,被判刑10年。获悉这一信息的时候,我正在单位开会,头脑发懵,一屋子的人霎时间似乎都消失了,也听不见讲话人的声音,对面电视大屏幕上变幻出张征的模样。我想起多年之前的一个细节,北京奥运会一结束,张征就来北京出差了,吃饭的时候跟我聊起想在北京买房的事情。吃饭之后往外走,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迅速过去为他拉开房门,走几步,张征手一伸,几乎是接力的方式,男青年伸手接过他手里一只黑色的手包。我在侧后看得真切,待到等电梯的时候,只有我们俩人,我说,嗯,一只手包都不拿了,够大的气派呀。张征瞥一眼周围,嘬着牙花子,不以为然地说道,哎,都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比在北京啰,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过来的,你哪里知道呢。时空变换,那一年,我们学雷锋小组,冒着冬天的寒风细雪,连续几天为孤寡老人担水送菜,棉袄都湿透了;那一年,全市大游行,我们小学生的方队,冒着细雨边走边歌舞,欢庆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手里浸湿的花环染红了白衬衫……张征和我,以及我们很多的同学,从小都是好孩子、好学生;成年以后,他们那一拨人都被视为聪明能干的优秀人才。张征不是天生的贪婪之人……


北京一家会员制酒店的包间套房。从吃不饱肚子的知青到77级清寒的大学生,再以某种身份才有资格走进这间不算顶级奢华的房间,期间说经历了千山万水、急流险滩也并不算夸张

 

我记得电影《建国大业》开头有一组镜头,华北平原,战马嘶鸣,美式吉普车穿梭,恢宏壮阔的历史性场景,毛泽东的身影走进画面,手牵着女儿李讷上车。李讷:爸爸,我们去哪儿?毛泽东:进城。李讷:进城干什么?毛泽东:进城赶考去。我们不学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出一个好成绩。对于执政党来说,建立新中国只是一次考试成绩;而对于新三届的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当年的考试成绩只是登堂入室的敲门砖,只有等到你人生大戏结束之时,考试成绩才能一锤定音。


长篇小说《望海楼》里的男主角刘宝杨,就是融和了张征以及几十个我的同学、同事、熟人和朋友的故事塑造的典型形象,更是新三届一代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今,新三届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收场了,大幕拉上了,人流退潮了;但是,沉思还刚刚开始,紧随着的阵痛也才开始……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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