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 | ​任启亮：大队支书高考圆梦，数学卷面漏计30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任启亮，1956年生于安徽淮北，1982年毕业于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等。创作以散文为主，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作品被收入数十种读本，多篇散文被选为高考模拟试题。著有散文集《一路风景》《特殊的旅行》等。

原题

老书记支持我考大学

作者：任启亮

1977年10月，报纸刊登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我在家乡农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秋收完毕，开始忙着播种冬小麦，研究冬季水利设施建设计划。直到元旦过后，两位好朋友，与我同等身份的回乡知青兼公社水利员丁怀超和下乡知青魏嘉仲接到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我才如梦初醒。

读书、上大学一直都是自己的梦想，但是“文革”把这个梦彻底粉碎。城里的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当农民，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就更甭说了。读完高中，我理所当然回乡当了农民。

回乡以后，白天晚上忙，一年四季忙，离书本越来越远。尤其是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担子重、压力大，还有青春激情和使命感的驱使，一心想改变家乡面貌，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何况大队又是多年的省、市先进典型，不敢有半点懈怠。

恢复高考，点燃起心中渴望读书的一把火，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和矛盾，最终下定决心，复习参加高考。好在大队班子成员都是我的长辈，虽然不舍，还是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爷爷辈的老书记安慰我说：“你放心去复习吧，工作我们来盯着。”

知青们各显神通，有的进城复习，有的投亲靠友到了外地，还有的进重点中学跟班复习。我找来过去的课本和其它一些复习资料，有空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做题、背公式、写作文，头昏脑涨，寝食不安。越复习越觉得不懂不会的东西太多，随着高考日期一天天临近，心中没底，压力山大。与两位回城复习的知青交流，大家的感觉完全一样。

后来三人相约一起复习。三天两头聚到一起，划分重点，核对答案，互相检查，讨论交流，互相督促。三人一起讨论问题，为一个答案常常争论热烈，又互不让步；为解一道数学题难倒三个英雄汉。

淮海路的灯光下，相山公园的银杏树旁，相山庙的石阶上，都留下三人的身影和背题对答案的声音。不管到了谁家，家里人都会蹑手蹑脚不去打扰我们，家长还会炒上几个好菜让我们品尝。复习是一场战斗，更是一场煎熬，山重水复和一筹莫展的困惑，豁然开朗和迎刃而解的欣喜时常交织在一起，开心、沮丧、希望、紧张相伴而行。

临考试的前两天，通知考生去熟悉考场。文科考场设在市二中，我先找到自己考场的位置，又到楼上楼下转了转，不转不要紧，越转越紧张，越转越没有信心。

那么多的考生，按照当年的招生计划，每个教室能录取一到两名就不错了，而这里边藏龙卧虎，老三届、高材生比比皆是，哪有自己的份呢。后来看相关资料，1978年夏季全国考生610多万人，共集中了从1966年开始的13届初、高中毕业生，当年全国仅录取40万人。尽管心中忐忑，还是要为自己打气，只能横下心拼一把。

1978年高考在7月的7、8、9三天，正是最酷热的时节，湿度又大，闷热难耐，进了考场就是一身汗。环顾四周，考生大约30多人。个别的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应届毕业生无疑；多数与我差不多，下乡或回乡知青，也许是社会青年；还有一部分属于老三届，年龄30岁上下，饱经风霜的样子，表现持重而严肃。

我猜他们恐怕是心理负担最重也是最有把握的一批考生。这里面就有后来成为我同学的韦淑梅大姐。她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文革前毕业于当地远近闻名的省重点梅村中学，并在一所小学担任多年民办教师。

入学之后才了解，像韦淑梅这样的不在少数。同班同学中老三届超过三分之一，他们文革前受过正规、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基础扎实、知识面广，且阅历丰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多位上学前担任中、小学教师，还有的当过校长，教导主任，县委宣传部干部，工厂新闻报道员。有一位同学入学前就是某地区教育局干部，还有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与我同宿舍的张正良同学，入学前是当地一所中学语文骨干教师，我们大学的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他在教书时就曾深入研读，并将有关知识运用教学之中。还有的同学入学前就发表过文学作品，在当地小有名气。

后来每与韦大姐谈起同场高考的情景，她就说：“我与你们不一样，即使落榜还能拼两年，而我是唯一的机会，只能背水一战。”对我来说，成为78级的大学生，与这些各路人马成为同窗，真是幸运。

最难熬的是等待分数的那一段时光，心神不宁，如坐针毡。分数出来了，超过分数线20多分，又觉分数不该那么低，尤其是数学只考6分。去请教中学的数学老师，她先是说才考6分，让我这个数学老师太没面子。我把解题的情况讲给老师听，她停顿片刻：“照这样应该得三四十分吧，会不会判错了。”

我接着通过一位知青找到他的父亲，市教育局分管招生的副局长，希望复查分数。他对我说：“批改试卷、统计分数要经过多道程序，出现错误的概率极低，再说你已经超出分数线几十分，肯定能上大学了，何必费那个劲呢。”我觉得也是此理，于是作罢。

然而，中学期间一直被视为全面发展好学生，数学只考6分，这一直让我挥之不去。直到毕业分配工作后，试探着请示单位档案管理员，能否帮助查一下档案里当年高考的数学成绩？（因读书时身为年级党支部组织委员，发展同学入党时查过他们的档案，知道存有高考试卷。）

几天后，档案管理员给我拿来一叠纸，并说：“按档案管理规定，这些属于清理的内容，你自己去看吧。”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数学试卷，竟然是36分。呜呼！五味杂陈，是喜是悲，这一晚我未能入眠。

高考分数公布后，接下来的环节是体检。一想到体检，就记起几年前参军没录取，说是身体不合格，这让我心有余悸。如果身体原因前功尽弃，实在无法想象。

体检先查五官科，顺利过关。但与我同组一位细高个考生，双眼视力只有0.6，看到医生摇头，他满头冒汗，并一个又一个借用其他考生的近视眼镜试戴，测试矫正视力。没想到入学报到那天，我一眼就看到了他，他就是同学彭介林。每当说起体检时的那些囧事，总是难免一笑。他说如果因眼睛视力上不了大学，继续在插队的生产队当队长，太残酷了。

我当时看他紧张的样子，自己心也怦怦乱跳，生怕哪个环节出问题。没想到我的着急也紧随其后，查到内科时，大夫说：“你心跳怎么这么快？120多下。”我的汗唰地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大夫又说：“好像发着烧，你先坐旁边休息一下，等一会再查。”我那时真是急中生智，立即跑到院外，一口气吃下4只冰棍，再回来检查时，大夫大声说“合格”，并在体检表签上名字。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是她心肠好而手下留情。

拿到入学通知书的那天，最高兴的是父亲。这一年，我的弟弟和妹妹同时考取了高中，我考取了大学，成为全村的美谈。父亲让母亲炒了两个菜，拿出一瓶高粱大曲酒，给我倒上一杯，自己也斟满杯，然后一饮而尽。他对我说，我们这个村子，自古不重视教育，没听说过上一辈人有谁读过书。到了他们这一代，兵荒马乱几十年，有几个人勉强读了一点私塾，他也是其中之一，成了村里少有的识字人，用现在的标准也就是小学毕业水平吧。其中两人解放后读了中专，你可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他又大声强调一遍：“你可是第一个大学生。”他没有再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和分量。

如今，从村里走出的大学生已经数不清了，还有的读到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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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