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老鬼：蹉跎30岁，人模狗样进考场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5-27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老鬼其人
老鬼，原名马波，自由写作者。1947年生于河北阜平，1968年从北京去内蒙古锡盟西乌旗插队，1976年到山西大同矿机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后在文化艺术出版社、《法制日报》任编辑，1989年应邀赴美国布朗大学当访问学者。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书。

原题

30岁，人模狗样进考场

口述：老鬼

采写：张弘

　　“当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厂宿舍，把头一蒙，倒在床上，灯也不开，在黑暗中静躺着，一动不动。”

——老鬼

　　老鬼关于恢复高考的记忆，是与他的这本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高考前父母跟我断绝了关系

　　我在兵团呆了八年，其中有差不多五年挨整，后来改变处理，把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我就特别想回北京，可是非常难。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有一批知青从兵团回了北京。我父亲一个老战友，他帮忙把我调到大同当工人。

1976年，我拿到了到大同的调动手续。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留在北京，我就不去大同了。可是，这时遇到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回北京已经没有希望了。

因为在家没事儿干，我就偷偷地写《血色黄昏》，父母不愿意让我写，为此，我跟他们产生了一些矛盾，就把稿子藏在枕头里。他们说，你赶紧走，别在北京呆着惹祸。春节刚过，我就被赶到了大同。

父母和三个孩子，后左老鬼

　　到大同以后，我打开枕头一看，发现《血色黄昏》的稿子丢了。这时，我已经写了十多万字。就赶紧写信跟我爸爸要稿子，我怕他给我销毁了，所以在信里说“如果销毁，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一开始，我以为就我爸爸跟我断绝关系，就给我妈妈（著名作家杨沫）写信，我想她的心应该软一点，希望能够把稿子给我。

没想到我妈也给我来封信，字很大，写得很简单，内容就是跟我断绝一切来往。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刚到大同，父母就和我断绝来往，我想不通。所以后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我妈耿耿于怀。我在大同举目无亲，前途一片渺茫，想回北京也没门，心上人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大连上外语学院，所以情绪特别灰。

　　我在大同矿山机械厂机修车间做的是钳工，这个工种比较舒服。车床坏了，才需要我们去修，没坏，你就在那儿呆着。

　　工人对我也特别好。所以，在业余时间里，我靠回忆从头写《血色黄昏》。

　　1977年秋天，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有希望回到北京了。当时想回北京父母不帮忙，对调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所以，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这时，我已经开始值夜班做保卫工作，所以白天有时间复习功课。当时我主要是复习数学，语文就看了些《语文知识》之类的。但我不担心———这些年来，写日记和上诉书已经把文笔练出来了。

1964年全家合影

高考考场：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

　　1977年12月6日上午9点，我坐在大同市第10中学教室，参加高考。我特别激动，真没想到30岁的人了，还能人模狗样地进高考考场。四周的考生，都是胡子拉茬、干过一段时间工作或上山下乡的人，岁数比较大，北京的不少。

　　当我坐在这间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室里，小课桌的右上角放着有我相片的准考证时，昏昏然就如同一个土老帽儿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大皮椅子上一样激动万分。

　　当年的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题。山西语文高考的作文题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我觉得，这太对我的感觉了！过去被专政多年，饱尝了各种辛酸和凌辱，现在，肮脏污臭的马车夫也上了考场，有望进大学校门，有多少知心话想跟人说说呀，父母不理我，孤狼一个，把憋在心里的话跟华主席说一说，正好啊！我的文路是先讲自己能参加高考非常激动，再交待原因，讲挨整经历，最后结尾：感谢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之前，八年劳改生活已经写了两遍：第一稿父亲给偷走了，在工厂又写了第二稿。对于文章的大概结构，主要情节了如指掌。所以，我一开笔就没停，从开始写到考试结束，整整两个小时时间里，手都在写，一气呵成。

　　写这篇高考作文也是出了一口气。我边写边流泪，过去的创伤又全撕开了，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

知青时期的老鬼

　　我的右胳膊硬得像木头棒子，三个手指头紧紧攥着钢笔如同攥一把大斧头，拼命地写，抡圆了砍。邪了门了，那钢笔尖竟受得了！笔尖与桌子相碰发出当当响声，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警觉地走过来，以为我要发神经病，用劈树的劲头写字。我努力低着头，不愿意让这老师看见我热泪纵横。可这老师开始不断地站到我身边，观察我的考卷，一站就站好半天。

　　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老师已开始一张张收卷子了，我根本来不及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就交了卷，里面肯定有不少错别字。试卷被我的笔尖扎了不少小窟窿，那张倒霉的桌子也被戳了数不清的小坑儿。我的两手指头攥钢笔攥出了两道青色的印痕。

　　事后听说，大同市有一个老高三的北京女生在考场上激动得当场神经错乱，疯了。难怪那位监考老师总在我身旁转悠。看我扑簌簌老流泪，自然担心我神经出问题。

　　当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厂宿舍，把头一蒙，倒在床上，灯也不开，在黑暗中静静躺着，一动不动。屋里炉子灭了，很冷，而我浑身却发烧发烫……这场考试，等于和人摔了两个小时跤，精疲力竭，全身的肌肉极累。

第二天，我又打起精神，考了一上午。脑子高度紧张，绞尽脑汁解数学题，但不像前一天那么激动了，情绪稳定了很多。

　　事隔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在进城的公共汽车上，我听见几个青年人聊天。说这次高考，有一个北京知青写的作文特别感人，判卷的老师看了，没有不掉泪的。

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感觉这人绝对是我，我自信我的文章从头到尾翻滚着一股炽热的感情激流，虽不干净漂亮，但实实在在，凶猛暴烈，肯定会震动判卷老师的神经。

　　这时，我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有戏。一有闲暇，我就继续写《血色黄昏》。

左起哥哥青柯、母亲杨沫、老鬼、姐姐徐然

高考后和父母恢复了关系

　　1978年2月3日，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山西还有一名考生分数和我一样，但他比我年轻，北大到山西招生的哲学系教师王守常要了我，他觉得我岁数大，不能再拖了。他岁数和我差不多，我到北大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本来我想上中文系文学专业，但当年北大在山西不招这个专业，所以，我被录取到中文系新闻专业。

　　收到通知书后，我在矿机厂的单身宿舍小屋里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一点也不夸张，真是三天三夜。我神经太脆弱，有点儿事刺激就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