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杜天麟，1950年生，湖南省长沙市人。1968年11月插队落户于桐梓县新站区夜郎公社。文科类经济企业管理（大专）。曾任贵州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秘书，兼原《中国物资报社》贵州省记者站工作。贵州省写作学会会员。原题
难忘的情怀
——知青生活记趣
作者：杜天麟
知青的命运，就像一杯定额分配的苦酒，喝与不喝，都由不得自己。当“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无可选择的现实，一大批“7601部队”撒向全国广大的农村（这是当时流行在知青中一种无奈的自嘲和幽默的调侃，十分生动而又形象。“7”即：锄头、“6”即：粪瓢、“0” 即：粪桶、“1” 即：扁担）。倘若说，知青们在“插队落户”的生活中，能够忍受在那艰苦环境中的磨练，却无法摆脱那种为前途担忧而焦躁、痛苦的思想熬煎。最初的日子是艰难的。然而，人世沧桑，岁月如歌。生活是条奔腾的河，浪漫的青春年华不能容忍寂默。哪里有知青，哪里就有歌。即或是在一片枯寂而茫然的清贫日子里，歌声排遣和化解了我们心中的惆怅与落寞，寄托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也倾诉着对未来美好的希冀。每当寂寥的夜晚，尤其是皓月当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那种忧伤感怀，以及生活中的失落感，便会油然而生。为借助歌声以度过难眠的长夜，我们住地的保管室，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山乡，便成了无人喝彩，却能尽兴自娱自乐的音乐大舞台。当时在知青中广为流行的乐器是小提琴、口琴、二胡、笛子和广东的秦琴。传唱得最广的歌曲是外国名歌中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卡秋莎》及《红梅花儿开》等（当时均为禁唱的靡靡之音，属“黄色歌曲”之列）。风行一时的《南京知青之歌》《草原之夜》《梅娘曲》，以及《航标兵之歌》更是不胫而走。特别是对《秋水伊人》那歌词中：“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情景，只换得眼前的凄凉……”尤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悟与体会。同学之间虽各自下到不同的县、区知青点，便写信联系，相互传抄歌曲而互通有无。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卡拉ok”，更不可能系统地向专业老师求教，全凭相互带动和影响。虽然，抑或因自身五音不全而难免跑调，但仍是那么一如既往地执著而唱得异常地投入。或许，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之缘由。非无怪，圣人孔夫子也曾因为陶醉于音乐，竟然三月而不知肉味。可见，余音绕梁的音乐，魅力又是何等之大。我因从小就耳濡目染父亲吹奏口琴，受他的熏陶感染，对口琴早已无师自通。其中，《马兰花开》《纺棉花》《绣荷包》《歌唱祖国》和《洪湖水、浪打浪》等曲子，则是我每次吹奏的拿手好戏。此时大显身手，更加使得原有的演奏技巧得到了极大的长进。尤其是对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那优美轻快而动听的旋律，更是情有独钟。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使我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困苦，完全沉浸在对美好憧憬的向往之中。其实，是那“挡不住的春风吹进心怀”，犹如“蔷薇、蔷薇处处开”。这无疑是知青们在青春期中，潜意识里隐隐萌动的活力，使之能得以倾诉和宣泄的一种渠道。因而，伴随我们度过了多少个难熬的不眠之夜和艰辛的农耕时光。面对山下潺潺流淌的夜郎河，我们因气盛而相互较劲，竟能比赛似地一连吹奏或唱上二十几首歌而毫无倦意。当然，此类现象在全国各地的知青点中，也都普遍存在。如果当时能有现今的条件，说不准在全国知青中，又会多出好几个像蒋大为似的知青歌唱家。值得庆幸的是：2002年9月末，我因连日收看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青海宣传周”中的“魅力12” ——歌舞曲《花儿与少年》，那浪漫律动的旋律，不由再度勾起了我对知青年代的不尽遐想，恍忽中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段难忘的艰辛岁月。遏制不住的怦然心动，趋使我于当天凌晨写信，饶有兴致地回答了现场向全国观众提出有关青海的五个问题，并大胆地向该频道提出了自已希望今后改进的初浅看法。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元旦中午，我有幸地在该频道中看到：由主持人王筱磊宣布的五个幸运观众，我竟是其中之一，还打出映有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及所在地的字幕。将由青海省旅游局电话通知，邀请赴西宁参加2003年8月2日“张健横渡青海湖”的活动，这不由令我因此而欣喜万分，激动不已。正是有了这样的契机，在此基础上，我又自费乘长途汽车，从西宁出发，全程穿越青藏公路而至拉萨，切实领略了“西藏的瑰丽风景在路上”。最终圆了上初中地理课时，受厉其昌老师那生动形象的描述与影响，早就编织好了的儿时梦，一了我因“向往西藏，走近拉萨”的夙愿。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而意想不到的一大收获啊！我所在的张家田小队，恐怕是全国农村中最小的生产单位，总共才有七户人家。其中两户是刚刚分户单过的兄弟俩，另一户却是早已丧失劳力的五保户。好在张家田的田土各半，且住户也相对集中。我先是暂住在紧靠赵立贵家隔壁的保管室（兼擀制面条），不久，便移居到赵立生家的一间简陋磨房里居住（他的儿子小名叫“猪儿”）。张家田的地势相对平坦而紧靠夜郎河边，缓缓流经该地段的潺潺河水，平时并不是很宽，最浅处刚淹没脚背。去公社赶场径直走便可到，但是，到新站区却必须淌水过河。每年农历五月在连天的暴雨中，如期而至上涨的“端午水”，使得平时看似平缓的河面陡然加宽了许多，河水骤然间变得十分混浊，汹涌澎湃，水深湍急起来。因当地无船，非乘坐打谷子用的挞斗而不能行。否则，就休想过河。这一年一度的汛期，往往会将上游及沿岸两边的枯枝败叶或松散的树根，一起冲进河里，有的胆大农民便会就近在水边打捞飘浮的木柴。此时，却是地处夜郎河上游的习水县林场，乘势顺水而下的地飘放木排，流经蒙渡、松坎，再下至四川綦江的最佳时期。因陆地运送木材的运输费用高，木材损耗较低；而水运放排的运输费用低，但木材损耗却高。不过，两相比较起来，还是水运的价格要划算些。虽说，当时农村住房、饮水、柴薪，以及自留地里种的蔬莱尚能自给自足。然而，单一传统的小农经济在“以粮为纲”的指导下，动辄就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和“投机倒把”的大帽子，而被“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尾巴”。农民一年的经济收入，全靠土里刨食而生活极为清苦，非等年终结算分红，才能得到现金。所以，放排就成了当地农民增加额外收入的另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漂放木排的风险很大，相当辛苦。放排人大多是习水县的当地农民，他们生性豪放，从小练就有一身好水性，颇似《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对于木排的捆扎、漂流、拆卸、捞取，都相当熟练而在行。放排期间，团队出行，随身带上自行准备的简单锅碗及铺盖，不定点地逐水而居，更无固定住所。不论在风里浪中，他们整天都赤裸着上身，仅穿一条短裤，手中握着顶端上梆捆有铁钩的长长竹竿，视放排情况，不时还要跳进波涛汹涌的河水中，借助流水的冲击，奋力猛地推上一把，使木排不致打横，因堵塞而挡住后面飘浮来的木排。但是，大多数木排还未飘流到夜郎，就早已被撞击散架得七零八落的，因而，加大了放排人在水中操作的难度。一天下来，浑身上下无一丝干纱，非等夜间稍事休息时才能得以换洗。一般放排人都要在夜郎呆上二三天，吃食也非常简单，晚上就近在农民家的屋檐下，或在张家田靠河边的空地上，随便搭建个简易的三角形窝棚歇息。不时还要打着手电筒，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或提着防风的昏暗马灯在河边来回地巡视，那情景就像是守候在河边的打鱼人。我因好奇心使然，曾主动地与他们交谈，顺便也想了解一下放排的情况。只见那负责做饭的中年人，一脸的愁苦而神色黯然。他一边添柴烧火，一边正忧郁地低声哼唱着：“世间三百六十行，不知放排算哪行。风吹浪打水中飘，浑身没件干衣裳。闯荡江河无定居，出没急流险滩里。风餐露宿难安眠，夜半倍加思娘亲”。那歌声异常沉闷，尤为显得哀婉凄凉，让人听了伤感得直想哭。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当前的处境，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怀使我一下子就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当得知其中一人的手臂被木排擦伤，流血不止，感同身受的怜悯骤然而生，我立即拿出从家中带来的药膏和纱布，为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并留下了几粒止痛片，他们很是感动。见我是知青，且又是一人，便特地为我捞上一根三米多长而较粗的原木，待劈碎晾晒干后，就足够我一个多月烧饭用的柴薪了。弹指一挥间，时光流逝40年，夜郎河的水质与流量，以及整体生态环境，已远远不及当年，也不知现在还时不时兴漂放木排。回想起当年涨“端午水”时，在那宽阔的河面上，在那奔腾咆哮而混浊的河流中，放排人在水里殊死搏击的情景，又是多么地刺激而令人难于忘怀啊！赵兴臣幺爷是整个生产队干农活的“老把式”，平时总是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布衫，闲暇之余，一根长长的旱烟袋从不轻易离手，一脸的威严而不苟言笑。一般队长在安排好生产队的农活后，都要尊重地向他说一声，他俨然就是一个不是队长的“队长”。虽说，平时上下辈份的人也可以开玩笑，但却很少有人敢和他戏言，因此，我们私下叫他“老权威”。“一年之计在于春”。刚抢收完麦，紧接着就是抢种插秧的繁忙季节。天刚朦朦亮，男劳力就全都下到秧田扯秧。我们因初来乍到，幺爷不屑一顾地说：“笼鞋套袜的，哪像个做庄稼的样子？”他的老伴幺娘在一旁劝慰道：“轻声说话不费力，口气好一点。刚离开父母的城头学生娃娃，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抬轿子也请不来人家”。我不服气地一时兴起，脱掉鞋袜就下田，拿起秧把就学着插秧。幺爷见状，不由得“嘿嘿”地笑了。他连忙又关切地说：“‘插秧不要怕，下田大张胯’，这样桩子才站得稳嘛”。即或是在烈日当头，酷热难挡的正午，抑或是在乌云翻滚，雷声隆隆的倾盆大雨之中，为加快抢收抢种的进度，日以继夜的为抢农时，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的艰辛。由于我不习惯身披那湿漉漉而沉重的蓑衣并冒雨插秧，因此，一天忙碌下来，浑身上下像个泥猴似的，累得腰酸背痛地直犯困，有时竟连饭都不想吃，倒上床便睡。繁重的农活，一直要忙到农历端阳的前后五天，才稍有空闲。否则，过了这一时段所插的秧，均起“白线”而颗粒无收。对于庄稼人来说，田地里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凝聚和他们的辛劳与汗水，联系着在他们生命血液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脉络，也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全年希望。所以，幺爷对我们因见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返青时而欢欣鼓舞，就认为即将丰收在望的想法表示出不以为然。他常说“做农活最讲究的是三晴两雨，庄稼、庄稼，只有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确实，在以往科技含量不高的小农经济中，各种自然灾害的不确定因素难于胜算，当然也只有待“颗粒归仓后，装进屋头，才算叫做庄稼”了。这不仅是幺爷的口头禅，也是他熟谙农事而了然于心且富有经验之独到。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严重，普遍的女孩子最多只读到小学就辍学在家干家务活。由于当时农村按照人口数和“人七劳三”的分粮政策，致使农村家庭中，“超生游击队”的队员屡见不鲜。为摆脱家庭的困境，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就过早地参加了集体劳动，去“混工分”。因此，张家田小队的女劳力较男劳力多。每到插秧时节，大嫂、幺娘她们总是把我甩在后面，再合拢来围成一个圈，使我无法走出，并嬉戏地打趣道：“捕到了好大的一条鱼。”这也使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看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后退原来是向前”那首古诗中所描写的深刻意境与含意。记得下乡的第二年刚开始在当地推广新品种的“矮脚稻”， 因此，遭到了农民传统意识中习惯势力的抵制，加之干旱年成不好而欠收，我们队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才合0.13元。幺爷愤怒地骂道：“妈的，连喂牛的草都没得。”我因此而感同身受地写下了“农夫盼雨如盼油，苍天不知人焦愁。骄阳久旱田裂口，忧虑开镰愁过冬”的这首打油诗。收工吃完晚饭，一般都在幺爷家开会，由他的儿子赵立海记工分。只见满屋弥漫着浓烈的旱烟味，呛得人直咳嗽而睁不开眼睛，汉子们围坐在一起开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缓解一下精神上的饥渴。妇女们则“嘴说话，手打卦”，没有一丝空闲，直至深夜10点钟过才散会。闲暇之余，幺爷咂上一袋旱烟喜欢和我“摆古”。他曾随口将夜郎的由来，用四言八句的形式吟出：“瓜蒂连绵属起基，唐朝入步自山西。黔湖建业福欢地，后转夜郎各立居。建坝吼滩沙木台，五房一脉递分支，子孙繁衍相传继，世代莫忘八句诗。”并饶有兴致地道出历史上的一些典故由来。其中，多以秦始皇的故事和传说有关。如孟姜女为什么会哭倒长城；再如云贵地区为何多山，这是秦始皇用“赶山鞭”赶来的；另外，由于古代唯尊者讳，又因为“正”与“政” 同音，为了避讳秦始皇名字“嬴政”中的“政”字，所以，要将正月读作“征月”；还有，为什么不能在正月间洗被子，这是因为正月间被子湿了，恰好暗合了“真背时”的谐音（即：从正月间就开始背时倒运，晦气）。这就是民间传统风俗中，在正月间不兴洗被子的缘由。亲近大自然是现代人因返璞归真而追求的一种审美情趣，贵在自然，美在发现。或因自己“观石赏根玩钱币，钟情山水好探奇。集邮收券藏书报，皓首穷经痴研迷”的情趣使然，对类似这种流传在民间的趣闻轶事，我颇感兴趣。尤其是对狮子山幺爷、四爷的母亲——大婆，曾不止一次向我们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听说红军要来了，谣传要共产共妻，吓得我们躲在山上，整天都不敢回家。晚上就见到贺兰英率领的红军队伍，他们就是打着火把过夜郎的。第二天回到家，没有任何东西被损失，秋毫无犯。后面来的队伍还杀富济贫，为我们开仓赈粮。”对她那段深情回忆的讲述，我更是记忆犹新。但是，不知她所说的“贺兰英”，是否指的就是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可惜，当时正处在为生计奔波而发愁的知青年代，对这段红色革命的经典历史我并未深探其究，具体详情也不甚了了。张家田的大婆、赵兴臣幺娘，以及狮子山的四爷、四娘和幺爷、幺娘，是几位心地极为善良而又宽宏大度的老人。她们都曾不厌其烦手把手地教我做过农活，不论到她们那家，总不忘递上一杯滚烫的浓茶，并宽慰地对我们说：“好生劳动，让你们爹妈放心。喂口猪，几年以后再建一栋房子，谈个媳妇，还不是一样地过日子？”虽然，我们暗地里好笑而不屑一顾，但从内心里我却很是感激。试想，当你远离父母，孤身一人时，能听到这种关心而体贴的话，又岂有不动容而不动情之理？由于和农民们朝夕相处，同呼吸而共命运，因此，我对这段难于忘怀的知青生涯至今还心存感念。对此，我不曾有过太多的报怨而认为命运的不公（当然，因“八年抗战”而还未返城，陡增父母的经济负担及家人不尽的牵挂，则另当别论）。所以，在这不解的知青情结中，那挥之不去的乡情与乡愁，促使我在返城工作后，几度重返夜郎乡，曾试图深入生活，以便希望再次亲耳聆听并整理记录下来。可惜，因事事有意而无意，无意藏在有意中。遗憾的是，好些上了年纪的亲历者，都已先后作古，早已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进了天国，成为一个永久之谜。为此，我曾欣然写下了一首“恋山恋水几徘徊，民风民俗难释怀。回首青春浪迹路，趣闻轶事入梦来”的七言律诗来以兹纪念。夜郎公社的王维彬秘书，是我在三年知青生涯里，所见公社干部中对知青最为同情而最为理解的人。他口才极好，能写一手漂亮的字，并能讲出好多谜语，供我们煞费苦心地去猜度。至今，我还记得他曾经说过的，在当地流传久远，老幼皆知，有关夜郎地名的那首顺口溜：“新站起脚到沙台，观见夜郎好文采。岩门对着石狮子，凤凰坐看白碑台。平桥过来斩龙垭，后台官山是赵家。盘龙困在贾村岗，河村对着螃戏虾。”另外，他还出过好多条有趣而生动的谜语。如：“生在青山一块柴，死在匠人手中来。两边两对金耳锁，中间夹个祝英台。低头看见孟姜女，眼泪汪汪哭起来。”以及“少时青青老来黄，几经敲打配成双。受尽搓磨都不算，还被别人论短长。有朝一日肝肠断，弃旧迎新抛路旁。”再如：“四四方方一块田，猜到够你吃半年”等之类的谜语。直到我们实在猜不出来，他才嬉笑着去揭晓：前者是村姑挑水时的动作和木制的水桶，以及草鞋，后者则是农村家庭为积肥而必备的粪坑。乡间的民俗文化不乏粗俗而诙谐，但却又十分直白而形象，纯属充满乡土气息与韵味的原生态创作。这也使得我们本来就平淡无奇的知青生活，又增添了不少的乐趣。特别是那草鞋的谜底，倘若仅从谜面上看，极似一个在封建社会受尽磨难而遭到丈夫抛弃，有着悲苦身世的童养媳。然而，揭晓却是如此的令人出乎预料。现在回味和咀嚼那些朴实而形象的谜语，才算是真正认识和体会到个中饱含着的朴素哲理而若有所思。似想，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在现实生活里，有的家庭不正也是在演绎着类似这样的真实写照么？他那清瘦的身材，看上去非常精干，思维敏捷而十分活跃，较之其他公社干部更为通情达理，时年还不到40岁。但凡生产队或当地农民有事找他，只要不超出原则，在他手中能办的，他总是设身处地的站在农民的立场，尽可能及早地办好，从未见他有过推诿而敷衍塞责。因此，在当地群众的印象中，他的口碑极好。由于当时物资紧缺，城市尚且如此，就更别说农村了。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均要票证，或由公社出具相关证明。如：知青们遇到购买煤油、火柴、电池、香烟等，抑或在生产队遇到自身无法处理好的实际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到王秘书，一般都能很快地得到顺利解决。他的家就在底水生产队，妻子是一位勤俭持家的典型良家妇女，从不多言多语。其女儿当时也才12岁，受父母的影响，很是活泼而极有礼貌。我因与底水队知青点的同学张庭建私交甚笃，加之王秘书对我个人的评价及印象又好，所以，和那里的农民都很熟悉，我时常去玩，并与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在我被抽调返城的前一夜，他真诚地邀我住在他家。此前，从不抽烟的我特意买了两包“朝阳桥”香烟，与他彻夜长谈。他由衷地为我高兴并真诚地祝福，勉励我今后要在文学上再继续努力深造。他深有体会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人是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思想上要有所准备。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要老是总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自尊心太强，一定要以坦然的心态而勇于地面对。”他客观地指出和肯定了我的优缺点，并殷切地期盼：今后能在报刊上见到我所发表的文章。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精神鼓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我也身为公司秘书并兼任《中国物资报》贵州记者站的工作时，除了我的口才和“打门棰”不好而无法与他企及，却总是以他作为我工作中的榜样，从不有意刁难找我出据证明或办事的人，且能勤奋地在文学基础上猛下功夫，尝试着以不同体裁的写作手法，不论在经济论文、纪实文学、时事新闻报道、游记散文和杂文等方面，力求从不同的全新角度去观察社会，审视和捕捉世象热点，诠释和剖析其产生的现象和根源，并以不同的题材去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与感悟。虽然，人无完人亦无全才，但是，自身的品行、素养、自强和对求知的欲望是成正比的。凭着循序渐进的刻苦精神，聊以欣慰的是，我在多年熬更守夜的“爬格子”而“苦行僧”似地修行中，好歹也算是小有成效。诚如英国大文豪、伦理学家培根所言：“写《虚荣心之轻视》的作者，也不反对把自已的名字出现在书的扉页上”。当然，我也未能因此而脱俗。所以，1997年11月初，当我因公出差而顺道再度重返夜郎时，也还不忘带上自己早已刊登见报的各类文章，准备送给王秘书而与之共同分享。但是，我却意外地得知他已不幸病故的噩耗。这真是印证了物是昨非而事事难料，不由得使我深感震惊而难过异常。由于公务在身，我又要匆忙地赶到张家田和狮子山为那里的几户农民照像，所以，我根本就无法抽空去看望王秘书大嫂，怀着不尽的遗憾与怅然，只好无奈地就此作罢，悻悻而返。然而，王秘书对我在三年知青生涯中的关切、帮助与影响，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却是我所见过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对知青最为友好而善解人意，且又能认真勤勉工作的形象。1999年4月末，为纪念“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学友相邀，我再度重返曾下乡“插队落户”三年之久的桐梓县新站区夜郎乡，又回到那人生转折的第一驿站，去体味和寻觅那往日的踪迹……这里是响噹噹的唐代夜郎古县城。这里就是自1300多年以来，从不因毁誉或褒贬而改其名，至今仍在中国版图上唯一叫响“夜郎”的地方。虽然，它与曾写下“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盛赞《史记》语）的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笔下，那口出狂言“汉，孰与我大？”的“夜郎国”无关，而此夜郎非彼“夜郎”。但因历史的误传，后经文人墨客的概括引申，早已被转换为“夜郎自大”的成语，加之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黔驴技穷”的寓言，又被夸大渲染，更是使之一度蒙上了穷乡僻壤而孤陋寡闻的不白之冤。然而，风云变幻而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终归湮没了“夜郎国”那朦胧的梦幻，反到使之增添了不尽的神秘而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试图圆说这个梦，又有多少人窥探并希冀解开这个难解之谜？现今，因其历史文化的凝聚力，融古今为一炉、结各民族为一体，使其知名度愈高，由此引发和带动的商业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由于夜郎文化的唯一性、民族性、神奇性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及旅游价值，以至，为争打“夜郎”这块无人不晓的品牌，与之毗邻的外省地区也为抢注和争夺“夜郎”的冠名权而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各持己见。因而，曾引发了学术界莫衷一是的纷争。所幸，早在1989年初，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部主任釜泰彦先生，以及《北海道新闻》记者村川亘先生，就冒着料峭的春寒，不远万里，率先专程前来此地深入造访，曾在《朝日新闻》上专题发表了长篇通讯《中国·夜郎见闻》。这是国际友人对唐代古夜郎故地的首次揭谜和探访，并已取得了初步探索性定论的成效。毋庸置疑，夜郎文化是贵州历史文化的特殊符号，只有让“贵州”来传承夜郎文化的秉性，以达到有序利用，永续发展，才能无愧地向世人彰显其正宗的一脉相传。近年来，我省各地为力求打造好“夜郎”品牌，无不希望借助夜郎文化的影响力，以此来推动本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遥想当年的生活情景，翌晨，朝阳撩开了萦绕的淡淡山岚，那袅袅的炊烟从每户农家的屋顶上升起，伴着长长的牛哞声，人们又开始了周而复始地新一天劳作。夜晚，万籁寂静，月光如水，山间的小路清晰可见，我们踏着月光，挨家串户地随便走动，就像在自家屋里一样……回想起1991年阳春三月，我到遵义县物资局采访，也曾顺便取道过夜郎乡，时逢夜郎乡乡长到新站区开会，正准备返回夜郎。当听说我曾是下过夜郎的知青，便特意邀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同行。我随口打趣道：“嗬，不简单。好一个年轻的‘夜郎王’！”汽车在崎岖坑洼的山路上颠簸，戛然而止。历史的长焦距镜头，重新将我从遥远的沉思中拉回到现实。改革开放和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春风，早已为广大农村开辟了新的视野，科技兴农和普及推广良种，远非我们下乡之时可比，再也不是当年生产队幺爷咒骂“妈的，连喂牛的草都没得”的时代了。触景生情，一阵悲喜交加的酸楚，一种难以遏制的乡恋与乡情，使我情不自禁地隔河高喊队长赵立华的名字。随着应答声，在竹林遮掩下的屋前房后，一下子竟涌出许多人来，虽说看不清面孔，隔河呼应，长声悠悠，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感动。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顾队长的劝阻，以致忘了脱鞋，便径直向河滩跑去。“想不到啊，事隔20几年，你还会再来看我。”老队长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反复地感叹道。我们竟相侃侃而谈，相互努力寻找因岁月的刀斧留在各自身上的痕迹，试图把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以及离别多年的眷恋，全都浓缩在这短暂的相聚时刻，并不停地和其他的人亲热地打着招呼。席间，我借花献佛地轮流向在座的乡亲们真诚地敬上一杯，酒未沾唇，心自醉了。队长内疚似地说：“羔儿，那年月艰难，照顾不周，别往心里去。”我心中一热，啊！多么淳朴、厚道的父老乡亲。望着那满桌的饭菜，面对这位与我父亲同年的老农，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下子竟高大起来。我由衷地说：“如往心里去，我怎会第三次来呢？” 乡长当即站起身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就在你跑下河滩的那一瞬间，使我非常感动。看得出你对下乡经历和老队长的感情之深。”饭后，我与乡长信步走在夜郎小街。那铺面相连的商店及个体户开办的电视、录像放映室，充分显示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已无处不在，时代毕竟前进了。面对着修缮一新的夜郎小学，“叮噹”作响的各种手工作坊，以及横跨两岸的夜郎大桥等标志现代文明进步的设施（当时尚未与公路联通），又怎不令人倍觉欣慰呢？自1976年以来，由于加强和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县里及乡政府曾多次派人到海南省“天涯海角”的涯县学习，培育出被夜郎人称之为“神仙种”的优良稻种，粮食亩产逐年提高，传统的本地油菜，已被长势高大粗壮，颗粒饱满的改良品种所取代。尤其是那100多条灌田渠道，20余口水塘和三座水库等水利设施，因有专人管理和维护，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乡长结论式地说：“夜郎要干现代化，先学外地好办法。”如今故地重游，感慨万端，万千思绪，顿上心头。是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经济的富足和政治的开明与社会的进步。固然，“妄自菲薄”不足矣取，但是，盲目地“夜郎自大”，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更应拚弃。只有清醒地直面现实，承认差距，才能走出山外，放宽视野，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如今，夜郎人豪迈地以“夜郎志大不自大”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来展示着自己壮志凌云的风姿。这里的山山水水，曾留有我们为理想而跋涉的青春足迹。尽管，此间也曾有过心灵被咬噬而痛苦的思想熬煎。至今，这种牢固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地被积淀在脑海深处的绉褶里而永远定格。虽说“青山依旧在”，但跨越了30个春秋，却又历经沧桑而“几度夕阳红”。举目四眺，一抹夕阳正斜照在不远处那早已残破的太白坟上。骤然，一种“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悲壮从我心中掠过。流水易逝，岁月无情。然而，能经受得起历史考验，并在后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与口碑的，又该是何等的不容易？李白原是被唐肃宗流放到夜郎的。面对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畏途的蛮荒之地，他曾忧虑地叹息：“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并在给好友王昌龄的寄语中，流露出“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不尽牵挂与难言的忧愁（王昌龄，字：龙标）。尽管，他在过三峡时遇朝廷大赦，因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欣然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脍炙人口的诗句，以及从他那“天地再新法今宽，夜郎迁客带霜寒”的诗句中可知，其本人并未真正到过夜郎。然而，出于对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的景仰，夜郎人对他却寄予了无限的思念，因此，才会有后人为他树碑、造亭、筑墓之举。所以，该地区众多的古遗迹，不论因景仰而附会或流传，竟都能因此而有幸地与“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结缘，使得“青莲行吟留遗韵，古县犹见太白魂”而闻名遐迩（李白，号：青莲居士）。在当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太白站，修筑的太白亭、挖掘的太白泉，建造的太白桥，以及被省外命名的太白山、太白湖、太白区等。足见，敢于不畏强权，刚直不阿而针砭时弊，热爱和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人，纵使离世久远，人民对他仍是不会忘怀的。抚今忆昔，浮想联翩。我的心中顿时翻卷着一股从未有过的感情潮水，它涓涓而来，汩汩而去，轻轻而又沉重地拍打着我那颗游子般的心……（根据原下乡日记片断，陆续整理并修改于2007年12月；2008年8月28日重新订正、补充。）
（本文摘自张琦主编《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