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秀华：失之中专，得之本科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Author 王秀华
王秀华，福建泉州人，1958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后留城，先后参加1977年、1978年高考。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在泉州师范学院任教，曾任人文学院副院长、陈守仁工商信息学院副院长、校工会常务副主席等职，教授。著有《经济发展与家庭伦理》，并主持多项省、市社科课题。
原题
1977-1978高考：
失之中专，得之本科
我的高考故事虽然说不上传奇，却也颇具辩证色彩。在1977年度高考中，我报考了中专，成绩上了线，却因政审过不了关而“告吹”；1978年高考我再次上阵，终于如愿以偿，成了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的本科生。一“失”一“得”，正应了老子的那句哲学名言：“祸兮福所倚”。
一. 留城“临时工”追根溯源，我的高考故事要从1975年说起。那一年夏天，在读了五年半小学（其中一年停课闹革命）、四年半中学（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半）之后，我从泉州七中高中毕业了。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依然“方兴未艾”，因此，高中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要响应“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对去农村插队，我原本还是比较向往的。一来自己出身工人家庭，算是“根正苗红”，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自然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二来我的哥哥、姐姐前些年都已上山下乡，农村生活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艰苦”；三来高中毕业前，我曾作为中学生代表，参加了泉州市的春节慰问团，到农村去慰问下乡知青，他们的“火热”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感染了我。
可是，没想到，我的“知青梦”却没有做成。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而不必去“上山下乡”。我们一家兄妹三人，哥哥、姐姐都去农村插队了，我这“老幺”自然成了“留城照顾对象”。
因此，尽管当时我很想去农村插队（才有可能被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甚至连“上山下乡报名表”都填好了，但终究没有“走”成。看着班上的同学们和熟悉的朋友们一个个奔赴农村，忙着参加“双抢”、参加秋收、参加冬季农田水利建设，我却在城里“无事可干”，闲得发慌，心里真不是滋味。
古代女子有“待字闺中”一说，而我这十八的姑娘却“待业家中”。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数不多的招工指标大多面向下乡知青，很少轮得到像我这样的“留城对象”。在家没事干，又不好“白吃”家里的，于是我便到泉州综合食品厂去，给在厂里做临时工的母亲帮忙（因为临时工干的活是计件的，必须达到一定工作量才有基本工资），这样多少帮母亲解了点“燃眉之急”；有时也和高中一位女同学（也是留城对象）一起到市图书馆去做“义务管理员”，没有任何报酬地干了将近一年。
待业期间，我还义务参加了街道（社区）的宣传工作。当时街道工作人员多数文化水平较低，高中毕业的我就算是有文化的，街道宣传工作中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我就尽量承担了下来。尽管没有报酬，我仍然干得很“欢”。街道领导看我这“志愿者”表现不错，便把手上掌握的一个国营罐头厂的临时工名额给了我，作为对我工作的肯定和回报。
于是，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1976年7月，我便进入泉州罐头厂当了一名季节性临时工，分配在实罐车间上班。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按要求对要制成罐头的时令水果进行分捡，再由其他工序进行切片和灌装。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季节性临时工，但我仍然十分珍惜，并努力做好它。因为这份工作，我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劳动收入，并因此认识了对我后来参加高考有重要影响的工友。
也许是因为我工作比较踏实、肯干，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此在罐头厂工作了大约半年左右，厂里便把我从实罐车间调去灌装车间，负责为水果罐头配糖水，即根据质量要求给水果按比例配糖水。这个工作相对比较轻松，工作之余我常写一些小文章或者打油诗，给厂里的广播站供稿，为厂里的生产旺季做一些鼓动性宣传。
工厂广播站连续采用了我写的几篇广播稿后，大家似乎都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在厂里尤其是临时工中竟有了一点“小名气”。恰巧当时罐头厂从1974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招收了一批正式工，他们和我的年龄、文化程度相近，因此大家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其中多位成为我的好朋友。
二. 两次高考1976年金秋，“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期盼着冰河的解冻、春天的来临。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应届高中生中选拔大学生。我虽然是临时工，但又是“留城对象”，根据国家政策，同样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为了“保险”起见，我选择报考了中专学校。一来是因为原来的底子薄，虽然中学读了四年半，但除了初中实实在在读了两年书，高中两年半基本上没读什么书，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评法批儒”，学校里上课也不太正常，因此同学们没学到多少东西，基础知识很不扎实；二来是当时中专学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就是国家干部，待遇并不比大学毕业生差多少；三来是中专学校考试的难度相对较低，录取的可能性相对也较大。当时自己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觉得能考上中专、成为国家干部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泉州师范学校和泉州卫生学校。由于采取先报志愿、后考试的方式，而且本科、大专、中专考试用的是同一张卷子，只是录取的分数线不同而已。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上了中专录取线，不仅参加了体检，而且参加了一所幼师学校的招生面试。尽管我并没有填报幼师的志愿，但幼师还是正儿八经把我找去进行了一番“面试”，面试地点就在泉州师范学校的一间教室，面试内容则是朗读一篇歌颂周总理的短文和唱一首歌。当然，由于我的普通话“地瓜腔”很重，唱歌更是五音不全，因此被幼师录取的可能性并不大。没想到，泉州师范学校和卫生学校最后也都没有录取我。
事后通过熟人了解才知道，没有录取我的真正原因，是我的政审没过关。尽管我的家庭“根正苗红”，但却有一位叔叔在“文革”中卷入了“派性斗争”，成了“运动”对象。而当时高考刚刚恢复，政审仍然十分严格，叔叔是自己重要的社会关系人。因此，我便被血统关系所“牵连”，从而在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名落孙山”了。
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首次参加考试的“折戟沉沙”，使自己“灰心丧气”，准备从此放弃高考。回到罐头厂后，我一边继续上班，干着“季节性临时工”的活；一边等待着“留城对象”的招工机会。
罐头厂的工友看我又回来上班，都关心地询问起我的考试情况。我如实地把自己的考试情况、未被录取的原因和今后的想法，告诉这些关心我的工友。得知我要放弃高考，她们纷纷劝我不要放弃，认为这样太可惜了，鼓励我振作起来，重整旗鼓，再上考场。
一位工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对你再好，你也是临时工，还是要去参加考试，才是根本出路。”由于缺乏自信，我便回答说：“数理化是我的弱项，恐怕很难考上。”这时一位工友便鼓励我说：“你的文科不是挺好的，我们经常都能听到你的广播稿，你可以改考文科嘛！”真没想到，自己工余为广播站写稿件的区区小事她们却还记得。
“人生能有几回博”？工友们的肺腑之言，让我沉思良久，并再次鼓起了我参加高考的勇气。和1977年由各省组织高考不同，1978年是首次全国统一高考，难度自然也更大。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备考，我特地向罐头厂请了假，在家专心复习备考。尽管因此没了“工资”，我仍决定为此“一搏”。
由于我是往届生，无法像应届生那样在学校里上课、听老师辅导。因此我便买了一套福建省编写的高考（文科）复习材料，在家认真复习，并把复习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早晨五点半起床，看书两个小时再吃早餐，吃完早餐后继续看书；午餐后午休一个小时，下午再看书两个小时，然后帮忙做点家务（如洗衣、洗地板之类）；晚饭后继续看书，晚10点左右上床休息。这样的时间安排不仅较有规律，而且较为合理，使自己尽可能做到了劳逸结合。
经过几个月的备战，1978年7月我们正式迎来了高考。记得考试地点就设在泉州三中，考最后一门（英语）时，人已经非常疲惫，我不知不觉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监考老师担心我不知是否中暑了，便走过来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这才清醒过来，并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连续几天考试太累了。”监考老师的关心让我十分感动，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惜我不知道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也未能当面向他道谢，说来真有些惭愧！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整个社会对考生都非常重视和关心，很多工作都以服务考生为重，就连考试成绩也是招生办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的。
有道是“天道酬勤”，由于自己的勤学苦读，也由于工友们的鼓励和指点，我取长补短、改考文科，因此在高考中得了较好的成绩，并有幸被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成为一名本科学生。
回想1977年高考，自己由于被政审关“卡”住，欲上中专而不得；而1978年高考，由于政治的清明，我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当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不禁感慨万千。是党的好政策，使自己从一个季节性临时工变成了大学本科生，我的人生之路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 长安山下1978年秋天，当我迈入福建师范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时，我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大学校园和充满朝气的大学生。包括76级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恢复高考后招收的77级、78级大学生。那一年我们政教系78级三个班共录取132人，其中女生14人；老三届同学和应届毕业生各占约25%，其他往届生约占50%。年龄最大的是1946年出生的，最小的是1963年出生，年龄相差17岁的老少同学成了一起读书的同窗。
我的大学
记得第一次参加小组会议，我看到走进来的老三届同学，还以为是老师，便点头问老师好，结果闹了个大笑话。老三届同学中，大多是有孩子的爹，原本已没有机会上大学了，突然间“天降良机”，使他们得以跨入大学的校门，因此他们特别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因此，在我们这个由“老中青”组成的特殊的大学生群体中，学习风气非常好，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拼命读书。
我和大家一样，同样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生活。每天早晨都会去清华楼边上的长安山晨读；白天上课，从上午到下午，各门课几乎都排得满满的；晚上一吃完饭，就到教室或图书馆自习。除了偶尔上上街、看看电影外，几乎每天都是如此，连周末、节假日也不例外。
我的寝室
尽管由于十年动乱，高校成为“重灾区”，许多大学校园都处于半荒废或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国家经费紧张，大学校园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教育发展的需要。福师大也不例外，不仅教室少，而且条件差。整个政教系只有一栋被称为“清华楼”的二层小楼，一层是办公室、资料室等公共空间；二层有三间教室，主要供77级、78级学生上课用。其中两间教室是由一间大教室分隔成的，由于从中间砌了一堵东西走向的墙，南北不通风，夏天非常闷热。即使这样，大家也丝毫没有退缩，一到晚上还要提前占座位自习。
当时学校图书馆的条件也比较差，不仅阅览室的空间小，座位也十分有限。因此许多学生都会在图书馆开门之前，提前赶到门口排队等待。图书管理员一开门，学生们就“哗”地冲了进去抢占座位，手脚慢的同学只好“望座兴叹”，不得不另找地方自习了。那时，在福师大校园里，不管是教室、图书馆，还是教学楼的台阶，亦或是草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专心致志、捧着书看的同学们，有的还口中“念念有词”，想来是在背单词或读“美文”。
尽管校园里的教学、生活条件较差，但同学们的思想却十分活跃。学校也经常请一些外校的专家、学者前来开讲座或作学术报告，以活跃大家的思维，扩大同学们的视野。记得1979年1月初，我们刚入学几个月，我和同学们就听了外校专家所做的一个“关于研究外国经济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学术报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报告主要通过介绍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以前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日益贫困，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生活得‘很好’，不想革命了！”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去研究这一新情况。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缺乏研究和了解，对资本主义的许多认识仍停留在马克思、列宁的年代。“文革”中更是狠批“封、资、修”，资本主义成了“过街老鼠”，谁还敢提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研究资本主义呢？
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外信息涌进了国内，与某些教科书上说的情况似乎完全不同；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副总理随即访问美国，也使中国老百姓对这个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
在和其他高校文科同学的通信中，我和他们进行了交流。大家都觉得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对实际，既要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也要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善于吸取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的长处，加快发展自己的经济，使老百姓尽快过上好日子。
78级大学生入学之初，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包括文化娱乐都比较单调，与现在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不可同日而语。记得当时学校每两周会放映一场露天电影，通常是在周六晚上，地点就在学校的操场。由于是露天电影，自然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有时好不容易盼来一场自己喜欢的电影，结果一场雨下来就泡汤了。
记得有一次放映老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可刚放映一会儿，突然风雨交加，正看得入神的同学们急忙拿起凳子，撒腿就跑，一周的期待、欢喜自然也就泡汤了。当时政教系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屏幕也不是很大，但一到周末就会移到室外让同学们观看。虽然大几十号人围着这台电视机，看中央台播送的精彩电视节目，可能许多节目也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大家却仍然“乐在其中”。除了电影、电视节目，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最难忘的，就是班级组织的各种春游、秋游活动或团日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一些丰富的色彩，留下了一份难忘的记忆。
当时校园里还有一道特殊的景观，即学校操场跑道上晨起跑步的学生所形成的一个流动的圆圈。记得每天早晨五点半，学校的起床钟就会准时地响起，同学们听到起床钟声后便纷纷翻身下床，迅步跑向操场，迎着晨光开始一天崭新的生活。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从福州跑到北京”，即一天跑若干公里，长期累积达到这一目标。我也加入到校园的晨跑中，这一跑就是四年。每天早晨我都会跑3公里，遇到下雨天不能到户外跑，我就在宿舍的楼梯跑上跑下。星期天虽然没有起床钟声，我也照样起来晨跑。
有一次恰逢周日，我和同宿舍的一位同学起来晨跑，到了操场上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等跑完回到宿舍，看了一下手表才知道是半夜三点多钟。我们两个人不禁都笑了起来，原来不是晨跑而是夜跑啊！
长期坚持晨跑使我的体力尤其是耐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年学校举行的校运会我都会参加5000米长跑；学校每年一次的5000米夏季越野跑我也从不缺席，而且在这两项长跑项目中，也都能够拿到名次。记得在政教系77级学生临毕业之前，系里组织了一次全系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女子400米、800米和1500米三个项目。结果出人意料，在男女同学们的加油声中，我破天荒地拿到了这三个项目的冠军。它不仅让平日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大吃一惊”，而且成为我大学生活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毕业前夕（作者右一）
从1978到1982 ，四年大学生活，我可以说过得十分充实，也十分快乐。在学业上，四年中我除了第一学期有一门课程的成绩是“良好”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优秀”，可以说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同时它也让我真实地感受和理解了“勤能补拙”这一古朴的治学之道。
2022年是78级大学生毕业四十周年。想当年上大学时姐妹们正值花季之年，一转眼大多数同学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大学毕业这四十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从入职工作、成家立业到事业发展，同学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为社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我庆幸自己这一生读了师范，并和教师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学高年级起我就担任低年级学生的“小辅导员”，中学阶段又到小学当过“校外辅导员”；后来到福建师范大学读了政教专业，毕业后当了近四十年教师，而自己婚后的家也是“教师之家”。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班上的同学如今已全部退休，开始了人生另一阶段的美好生活。我衷心祝愿同学们，祝愿当年的“天之骄子”们，祝愿所有的77、78级同学，不忘初心，珍惜未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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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