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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丨彭星波：祖父彭明经，抗战时主持研制“中正式望远镜”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彭星波，1962年出生于北京。曾从事国营工业企业生产/管理。1989年起投身于专业地产服务二十年，先后就职于国贸中心、世邦魏理仕等地产服务机构。2012年转入医疗建设产业，担任某知名医院建设公司高管多年。现已退休改任顾问，并兼任某建设产业协会副秘书长。曾创作发表中篇小说《康亭风波》。
原题
零落随流水
追记我的祖父、中国现代光学
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彭明经先生
彭明经(1907～1986），字冠纬。四川省德阳县（现德阳市）人。自少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曾经和成都联合中学的同学们一道，站在成都少城公园的茶桌上宣传爱国，抗议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他当时还向家乡的亲戚们写信，倡导抵制日货。
1928年高中毕业后，与友人一起乘船出川前往上海求学，并于民国17年至民国24年（1928年至1935年）就读于同济大学预科和同济大学工学院电工机械系。毕业后任重庆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讲师一年，其间还兼任了重庆德华洋行工程师。
1936年(民国25年)，彭明经赴任设于南京珞珈路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光学兵工厂筹备处工程师（技术中尉），从此与光学工业结缘。1937年(民国26年) ，上海8.13抗战爆发不久，南京常遭日机轰炸。彭明经把产后尚未满月虚弱不堪的妻子及早产的儿子送回四川后，迎着西逃的难民，又只身重返南京，前去组织抢救中国现代光学工业的胚芽——光学兵工厂筹备处。
在驶往前线的列车上，彭明经是唯一的乘客。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指挥人员将全部光学仪器及样品装箱，从满街遗弃着难民的包裹和鞋子的南京下关上船。已经接受过瑞士技师指导培训的数十技工学徒连同筹备处的武装警备队上船之后，忽然发现一个小学徒因挤不上船而掉队了，正站在岸边哭泣，这时彭明经奋不顾身，从簇拥的人头、肩头上爬了出去，硬把那个受到惊吓的小学徒又从人头肩头上拽到船上，回到同伴身边。这次跟随彭明经撤退的三十三个患难与共的工人兄弟，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光学工业的第一代骨干技工。
1938年1月至10月，彭明经奉派与德国专家雅可勃一同到武汉，在汉阳龟山防空阵地工作，并在炮厂成立光学仪器修理部，负责制图、检查修理，到各高射炮阵地服务。其间三至四月，还曾作为“前进修理站”站长（原本被任命为副站长，但临近出发，原来那个站长“称病”住院，彭即被委任为站长）率领包括德国专家在内的队伍，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赴武汉前哨阵地——马垱江防要塞，先后修理了双筒望远镜、测远镜、大炮瞄准具、剪型了望镜表尺等五类军用光学仪器30余台（阵地一直处于作战状态，在修理站完成任务撤出阵地后，该阵地曾爆发最惨烈的激战，以川军为主海军为辅（海军的舰船已经沉入长江设障，以阻滞日寇在长江区域的行动）的四百余中国军人浴血奋战，几乎全部阵亡，但也杀伤敌军逾千人）。
其间彭明经还参加了汉阳兵工厂区的巡查工作、经历过地雷厂大爆炸事件、组织举办了防空高炮测距仪官兵训练班两期。由于为抗战积极并贡献突出，当年曾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该员廿七年服务成绩列入最优”，传令嘉奖。
1938年末，彭明经担任云南53兵工厂光学分厂任修理所主任，兵工厂正式成立不久即升任总工程师。彭明经曾亲自身着工作服，带领工人们在山洞里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组织专业培训，主持了双筒望远镜的工艺设计及研制工作，并于1939年4月试制成功第一具6×30军用望远镜（被命名为“中正式望远镜”）。当时工厂的总负责人是厂长周自新先生，负责望远镜光学设计的是著名光学材料专家——兵工厂光学专员龚祖同先生，负责精工设计的是彭明经在同济大学的学长、工务处处长金广路先生，负责组装和工艺组织的是彭明经先生。
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工艺条件非常艰难，以致于为镜片研磨、真空工艺、温差变形控制、防震及防雾处理等，都耗费了彭明经的大量心血。在战地服务和产品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彭明经曾经亲自拆装国外光学设备和器具上万台次，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光学仪器的开发和工艺制造方面无可替代的地位。后来，在瑞士专家哈尔特和许慈的指导和协助下，彭明经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于1940年7月制作并总装完成了第一具80公分炮兵测远仪（当时被命名为“中正式80公分测远镜”），之后还领导生产了军用指南针、炮队瞄准镜等多项产品，为开创我国军事光学加工及光学特种工艺作出了杰出贡献。
其间，彭明经屏除学派芥蒂，设法接济过因战乱而落脚在昆明一所破败庙宇里的北平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一批学者。当时物理所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光学理论专家严济慈先生（留法博士，1901年生，卒于1996年。后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那时物理所的学者们靠变卖从北平带过来的布料来维持生计，年轻一些的靠着胸前别着的中央研究院徽章来避免被抓壮丁。彭明经以外协加工的名义，将兵工厂的一些光学玻璃研磨业务分配给物理所，虽然这些搞学问的人磨出来的镜片厚薄大小不一，需要由兵工厂的工人们全部返工，以致于工人们对此颇有微词，但彭明经耐心向工人们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并仍然持续地把加工费支付给物理所。
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严济慈先生从学术流派上归属于英法，而彭明经从学派上属于德国派（上海同济大学的创办者就是德国人，彭明经可以流利地分别使用南德意志话和北德意志方言），学派概念在那个时代这种界限是非常分明的；除此之外，虽然身为光学兵工厂的总工程师，但在学术辈分上，彭明经与严济慈相比又是晚辈（与当时严先生的学生钱临照等人属同辈）。在听说严先生拥有一本英文版的重要光学著作之后，彭明经费了很大周折把这本书借了出来，然后采用石版翻拍印刷设备，组织昼夜不间断作业，最终复制了一本。这本得来不易的翻拍印制的光学专著，是被用来培养人才的，彭明经把这本特殊的“教材”交给了下属的一位汪姓主修光学专业的年轻工程师，令其好好研读。
中正式望远镜。（网图）
1943年至1945年，彭明经因积劳成疾，返回四川家乡治疗和调养，并一度在当时内迁四川李庄的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担任副教授。
1946年，彭明经重返兵工署，和金广路等人一道，参加了对北平日本大西光学会社敌产接收工作，后又再次前往昆明，担任任53兵工厂任光学分厂高级工程师、技术室主任。
1947年夏到1948年秋，彭明经被派往位于苏黎世的瑞士国立工程物理研究院作访问学者，进修精密机械仪器专业。其间也曾来往于伦敦、布鲁塞尔等地访问。旅欧期间，他和胡适之先生的妻弟，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数学家江泽涵先生过从甚密，在苏黎世期间互为楼上楼下的邻居，两人经常在一起聊天、散步，以致于江送给胡适之先生的刻字手表都是彭明经去帮助选购并找瑞士工匠完成的。
其间，彭明经还曾接到过中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时任国民政府军队要职的郭汝瑰将军的信函，大意是：战争已经没有办法打下去了，士兵们厌战，开回的坦克车履带里都是塞夹着人肉，但那些“农民”军人们仍然蜂拥着向上冲；你们搞科学的人就好好搞学问吧，政治上的事情不要参与，将来总还是要搞建设的。……彭明经在欧洲期间，欧洲的朋友们对中国的内战十分不解，他们问彭明经：你们好不容易才打败日本人，为什么又要自相残杀？彭明经非常困难地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作了一个经典的、似是而非的回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1948年秋冬之际，在由普特茅斯港启程回国的“广东”号轮船上，彭明经还曾经与傲慢的英国“绅士”进行过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天，客轮驶入红海之滨的著名港口亚丁。那个年代的亚丁还非常落后，民不聊生，上岸的客人经常会碰到瘦弱不堪的当地人半偷半抢的“袭击”。轮船停泊后，腰间系着一块遮羞布的苦力们，吃力地为轮船搬运货物。当苦力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同在高级仓房甲板上的一个英国佬开始起哄，他教唆两男一女三个英国幼童向苦力们扔糖果，看到苦力们争抢后就哈哈大笑，接着还把恶作剧升级，要求苦力们不能用手抢，而必须用嘴去抢，而那些苦力们竟然真的那样在地上抢了起来，甲板上不断传来看热闹的欧洲船客们的哄笑声，彭明经看到这一切是笑不出来的，亚洲人被欺侮被愚弄，孰不可忍。
那三个英国孩子同属一个家庭，由母亲带着作长途旅行，非常天真可爱，彭明经以往经常送给孩子们巧克力，孩子们也高兴地称呼他为“Chinese Uncle”（中国叔叔）。但这件事发生后，在那个英国佬在场而孩子们母亲不在场的场合，这个“中国叔叔”开始对孩子们进行“训导”，规则是：我这里有两个巧克力，你们三个人去抢，看谁能够抢到。然后他把巧克力轻轻一抛，巧克力通常会落到地上，抢到的当然是两个男孩子，小女孩这时就会很委屈地几乎要哭，便会把手伸向“中国叔叔”，而中国叔叔仍然会在她的手心里放上一块巧克力。
这样的游戏被操作了三四次，终于，孩子们再也不来找中国叔叔了，彭明经怅然所失，也觉得有些对不起孩子们和那位母亲。同行的旅伴李文东先生（李的英文非常流利）忽然非常紧张地向他询问：怎么回事啊？我听到那些英国人议论你，说你如何如何，而这些天一直教你英文的那个小姐还为你辩解说，和密斯特·彭接触这么久了，他是很有教养的呀，云云；那个英国佬还说要怎么怎么对付你呢。
又过了两天，一位经常和那一伙人呆在一起的会讲中国话的英国牧师拿了一本字典，非常礼貌地来向彭明经讨教某个汉字的读音，彭明经很客气地告诉了他。牧师回去后的谈话刚好又再次被李文东听到，李文东后来转述，那个牧师其实中文非常好，是故意来打探的，牧师回去后对那群人说：不要去惹那个小个子，他是四川人，我们大英帝国在四川的政策是失败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军舰曾在长江强行闯关，并向当时四川万县县城开炮，造成中国民众五六千人死伤，后来四川许多地方开始抓洋人杀洋人运动，在成都街头就发生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被手执菜刀的百姓从黄包车上拉下来按在地上割下头颅的事件。）
1948年末回国后，彭明经被任命为第53兵工厂副厂长、光学分厂厂长。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其腐败的看法，婉拒了时任国军高官的妹夫用专机将全家送往台湾的好意。为防止被国民党兵工署当局挟持去台湾，1949年10月，彭明经借故悄然离开昆明，返回四川成都隐居。彭明经与光学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威望极高。临离开昆明前他对光学兵工厂的工人们说：工厂是你们的，要把它保护好。
1950年6月，应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工业部的聘请（聘约签发人为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后来曾担任北京市市委书记的段君毅；工业部副部长、后来曾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和副部长李文才），携家赴重庆西南兵工局技术处就职，任技术处工程师、处长。在段君毅等人领导下，具体主持或参与了西南各兵工厂线值计量标准、子弹及炮弹口径统一，无后坐力炮炮弹研制，西南各兵工厂光测仪器的首次全面检修等工作，为全面提高西南地区军工产品质量，支援朝鲜前线，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这段时间，他曾经到昆明海口对兵工厂作过一次技术视察（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这块曾经“创业”的土地），看到工人中已经有许多新面孔。在一台机床旁，他和其中一位开了个玩笑：年轻人，这台机床少了几个地角螺栓嘛。新工人不明就里，真的趴到机床下面看究竟，果然有缺少。“这人是怎么知道的呢”，正当满腹狐疑之际，旁边的老工人说话了：这些机床都是他带着我们安装的呀，他怎么不知道（由于欧战即将爆发，当时负责设备采购的金广路等人已经等不及把配件装齐，匆忙就乘船离开了，以致于在1938年底进行设备安装时，缺少了部分地角螺栓）。
1953年11月，彭明经被调往北京，任二机部第四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三级工程师。在此期间，他在建立国防工业各地区计量站，进行计量标准传递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他还在苏联专家苏斯洛夫的协助下，开展仪器检修和人员培训工作，培训了一批国防计量技术骨干。1958年至1960年，参加我国首批万能工具显微镜、1秒精密测角仪、乌氏干涉仪等高精度计量仪器的研制工作。1961年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当时称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后，他任研究室主任工程师，主持科研工作。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研制出精密测角仪、精密光学分度头、光学锉床、万能光具座等一批高精尖的通用和专用光学精密仪器，其中多项填补国内空白，光学工具技术、光学锉床等项目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1964年，彭明经本人还单独秘密接受了参与了原子弹相关部件的研制任务（当时为代号工程），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并因此和其他相关的部分科学家一道，接受过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
1967年~1969年期间，彭明经，这位对中国的兵工事业，尤其是光学精密仪器事业有出色贡献，并曾经英勇抗战，对民族光学工业的创建有过历史功绩的老专家，竟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进了北京所在单位的“渣滓洞”，每天要向“伟大领袖”请罪，打扫厕所，拔草，看守水泵，还经常要接受所谓“革命群众”（有些还是他的学生）的批斗、侮辱，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其中一些人在若干年后良心发现者，曾面红耳赤地向他道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彭明经还作为指导老师，为国家培养了两个硕士研究生。他先后数次住院治疗期间，仍关心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及研究所内的科研工作。但在他内心深处，那种痛楚和无奈始终萦绕。他曾经指着自己的头说：可惜了，可惜了我这个脑袋啊，在我经验最成熟，精力还不错的时候，却在写交代材料（他被强迫写的交代材料是用麻袋装的）。1986年12月23日，彭明经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在病重期间，他曾写过一些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零落随流水，无处觅行踪”。这也许概括了彭明经先生的宽阔胸怀和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吧。
在彭明经逝世后，著名应用光学专家、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王大珩等中国光学界人士发来唁电唁函，高度评价他对中国现代光学工业的重要贡献。一位曾经和他共过事的老干部董德馨先生还赋诗一首：
一生坎坷欲何求，
默默耕耘壮志酬。
甘为人梯还宿愿，
常岁关键献鸿猷。
披肝沥胆识诚朴，
豁达大度泯恩仇。
墓地无碑碑自立，
轻抛名利与君俦。
彭明经先生辞世17年后的2003年，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航空人物志》 (周日新/孟赤兵/李周书/归永嘉主编) 上，刊出了彭明经先生的传略和照片。有意思的是，其中的一张正是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彭明经工程师研究、装配光学器材的工作照，中国现代光学工业蹒跚起步的情状在这张珍贵照片中得到生动表现。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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